德国的天才

( 赫尔穆特·施密特 )

源自科学与宗教的教化

3月18日，《明镜》周刊记者为《卫报》撰文说，过去10年，10部最成功的书籍中有4部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写的，包括去年出版的他与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的谈话录《我们的世纪》。“在德国，不再是教皇或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而是施密特来满足该国对道德指南的渴求。”施密特与斯特恩谈到了纳粹的兴起，德国的统一，洪堡对德国教育的影响和美国的医疗改革等等。施密特反复说，直到今天也没人能够真正解释70多年前为什么他的同胞做下了那些事情，为什么对犹太人的屠杀单单发生在德国，虽然反犹主义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很常见？

德国人也想知道外人怎么看他们，他们急切地阅读《德国的天才》等英语书籍。《纽约客》说，英国历史学家彼得·沃森的《德国的天才》是“写给日耳曼知识分子的850页长的情书”，虽然读者不一定都有沃森的热情——很多读者都会跳过“化肥的年代”那一节，但该书的优点之一就是其广博。该书有849页的正文、37页索引和50句引语，这是一部严肃的供人自我提高的书。它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讲述了18世纪中期，西欧最不发达的国家变成最富裕、最强大、最有文化的国家直到发生纳粹主义灾难的史诗。

沃森认为，现代德国文化有五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是使它既光彩夺目又造成惊人的破坏的原因。这五个方面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注重精神生活，教化，学术研究和博士教育，以及对救赎群体的渴望。其中，“教化是士大夫传统中最重要的信条”。教化是为了教育而教育的、个人文化和道德品格的发展过程，指的是个人精神的发展，通过教育和知识来实现，是世俗化的对完美的追求，在知识和道德、智慧和自我实现方面的进步和精进。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将学会形成批判性的判断，做出独创性的贡献，了解他在社会中的位置，他的义务、权利和责任。

沃森在《德国的天才》一书中收集了德国人过去250年间在哲学、神学、数学、自然与社会科学和艺术方面的贡献。他写道：“康德、洪堡、马克思、克劳修斯、孟德尔、尼采、普朗克、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韦伯，还有哪个国家出现了这么多对现代思维方式有持久影响的人？”没人会否认德国出现过很多天才。连博尔赫斯都不会提出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可以用西班牙语写，或者爱因斯坦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可以用英语写。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在1915年把德国文明总结为“有自我意识的唯心论和无法超越的技术效率和组织能力”。唯心论是说德国人相信，在表象或现象背后有一种超现实，时而被称为精神，时而被称为意志。

( 《我们的世纪》 )

沃森提醒读者，早在达尔文之前，德国人就指出，自然世界是一个不停地变化的场所。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我们的历史感要归功于德国人。德国的浪漫主义和博学把真理和创造性置于人类的心灵之中。“在德国，有两个重要的领域对该国的知识生活产生了长期影响。这些领域是历史学和生物学，虽然美学和天才概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直到18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家仍认为，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证实人在上帝的意志面前的无能为力。到1760年发生了转变。德国思想家们努力在正统论和虔敬派的信念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在不拒斥基督教教义的情况下发展基督教的纪年。约翰·克里斯多夫·加特勒把《圣经》中的人物的年龄跟人的堕落联系起来。他注意到，在《圣经》的纪年中，人的寿命分成6个档次，在这一过程中，寿命从平均900～969年（直到大洪水）变成600年、450年、239年（建巴别塔）、120年（摩西的时代）到70～80年（从大卫的时代开始）。加特勒解释说，寿命的这种变化跟自然史背景有关。上帝创造的地球在亚当有了原罪之后到了现在不完美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早期，空气更干净、更健康，土地更肥沃，水果和蔬菜块头更大、更有营养。所以那时的人活得更长，地球上的人口在大洪水之前比之后任何时期都多。

17世纪的另一场知识革命是自然法的胜利。这部分源自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在天文学、物理学和数学上的发现，部分源自在新世界和非洲等地的生物学和人类学发现，世界其他地方的部落没有基督教但仍有信仰，且生活在公民社会中。这使得人们相信人类社会存在像重力一样的基本法则。

在经典物理学中，运动总是外力的结果。很多思想家不愿意运用牛顿物理学来解释有生命的系统，更喜欢自我产生的运动，物质包含内在的自我运动法则。跟磁力、电力和重力等机械力量的概念不同，这些内在的力量直接发生作用，有着朝向自我实现的目标。除了生物学之外，教化还源自马丁·路德使用的“Bild”（图像）一词，“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慢慢“教化”一词被世俗化，提供了通过文化的世俗救赎，成为一个认为自己有教养、有学识、能把握周围的世界因而能够引领自己的群体的文化。就像虔敬派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帮助邻人更加接近上帝一样，教化是个人提升自己、走向完美的过程。天才是其创作能让人瞥见智慧和完美的人，通过研究天才的成就，有教养的个人能够看到获得智慧的前景。康德说，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够给自己确定目标，培育他天性中粗糙的潜能。在我们自身创作目的时，我们提升了自己和身边的人。

教化的悲喜剧

1969年，德裔美国学者弗里茨·林格在《德国士大夫的衰落：德国的学术团体，1890～1933》中研究了学者在德国现代史上的角色。他指出，在德国，人文主义者的古典思想、对教化的追求后来陷入了政治保守主义和势利。林格（1934～2006年）出生于德国，1947年移民至美国，196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部分论证是弗里德里克·里格在《学问的滥用：德国大学的失败》（1948）一书中先提出来的。林格以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和里格的著作为基础，强调普鲁士非贵族出身的官僚代表了欧洲的一个极端。在普鲁士，学问可以代替高贵的出身，在那里学问意味着精神上的培育。但在1890年之后、希特勒出现之前，德国士大夫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看到自己被新兴的金融家和企业家超过，幻灭的学者们开始持守势，变得越来越保守，认为国家的伟大在于文化上的创造性，物质上的繁荣毫无意义。在上世纪20年代攻击专业化和经验主义，追求学术的综合与统一，造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反动，感到精神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自愿地屈服于群体。纳粹从士大夫们轻视物质繁荣这一点得到了好处，因为他们在经济斗争方面失败了，就从内心和精神上争取民众。

另一方面，布克哈特说，现代的大城市教育、教化的普及只是培养出“拔高的平庸”。洛维特说，教育问题的真正纲要是福楼拜未完成的杰作《布瓦尔与佩居谢》。当古典教育的模仿者们在德国按照威廉·迈斯特的样板写教育小说的时候，福楼拜在1850年左右决定编纂一部《庸见词典》，这是一部人类愚昧的卷宗。在结束《圣·安东的诱惑》之后，他开始清理和分析当代科学教育的混乱。这个诚实的谋求更高教育的、善良而又聪慧的小市民，最初是誊写员，在庄园里漫游知识的迷宫，从园艺、化学和医学到历史、考古学、政治学、教育学和哲学，从书中做摘录。整部著作以一种高雅喜剧的风格走过异化了的知识的王国，结束于绝对的知识，即我们的整个教育是没有基础的。“存续数百年之久的学说被用10行字来解释和阐明，并通过与别的学说的对比来了结掉。一页又一页，一行又一行，都出现一种认识，马上又出现另一种认识，把前者击倒在地。”

福楼拜承袭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中的意见，攻击人类的一切知识。但福楼拜憎恨的不是学问，而是资产阶级的学问。“学问拿在资产者手上，是一种装饰，一种炫耀，一种东施效颦。与艺术一样，科学应该为科学而科学。福楼拜厌绝的是一般人的功利思想，憎恶人类的大权独揽。以我们有限的官感和我们渺小的智慧，我们怎么能够达到真与善的绝对的认识？人类生而如此，问题不在改变，而在认识它。不要妄想什么解决，知识是无穷的。问题不在应用，在知与不知。所有的错误，全由于我们急于建树。”洛维特说。■

（文 / 薛巍） 读书德国教育德国天才福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