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美的浑源彝器

( 吉美博物馆创建人埃米尔·吉美 )

尽管在中国的各种媒体上不时被挂念地提起，真正去参观法国吉美博物馆的中国游客并不多，连奥赛的凡·高与德加门前也远比吉美的敦煌展室热闹得多。

当然，吉美远不只有敦煌。常见的一种误解是：博物馆自创建起就以收藏东方艺术为目标。事实上，博物馆创建人埃米尔·吉美（Emile Guimet）的本意是要建成一座“宗教博物馆”。1918年吉美去世，博物馆的收藏方向才发生根本转变，开始集中收藏亚洲艺术品。1927年，吉美博物馆划归法国博物馆总部，保罗·伯希和等人从中亚及中国带回的艺术品从此由卢浮宫转入吉美博物馆。不过，直至1945年卢浮宫将所藏亚洲部展品与吉美所藏埃及展品交换后，吉美博物馆才真正以“法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名望为世人所知。

1996至2001年，吉美博物馆暂时关闭，彻底进行内部翻新改造，加增地下两层，这是法国博物馆历史上仅次于卢浮宫改建的第二大博物馆改建工程。翻新后的博物馆里，原先依据宗教主题陈列的方式被更强调艺术风格与年代、地理脉络的陈列方式取代。能隐约看出原先陈列方式影子的是以“佛教”为主线贯穿的一、二两层陈列，来自敦煌的展品位于博物馆第二层，而作为这条线路起点的是吉美的中国早期玉器、铜器和金器收藏。

来自山西浑源李峪村的铜器也在这个展室。按照中国考古学界的称谓，这批青铜器属于“浑源彝器”，因其独特的风格与出土地点而具有特别学术价值。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它们的名声远不如敦煌响亮。连敦煌展室都只能用“冷清”来形容，此处就更是门可罗雀。“浑源彝器”在国内偶尔被提起，多半也是因为有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称的那尊铜牺尊，它们原本同处一源，也即山西浑源李峪村。浑源始置于西汉，定名于唐，因浑河发源于县境内，故名浑源县。李峪村位于浑源县城西南。

关于这批铜器的来源，吉美的馆方介绍是：“由Léon Wannieck在李峪村购得。这批铜器因一场暴雨引发的泥石流而被发现，数量极其惊人。1924年，铜器中的15件在巴黎Cernuschi博物馆展出，随后在1934年由时任卢浮宫保管部主管的乔治·萨勒组织，在巴黎Orangerie博物馆再次向公众展出。与此同时，为将这批青铜器收归国有，一次全法规模的募捐活动开始，其中卢浮宫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u Louvre）的表现尤其踊跃。1935年，全部收购款募齐。1947年，这批铜器正式移交吉美博物馆。”

来自中国的文献记载则讲述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关于浑源彝器，最早的记载与研究有1932年浑源乡绅麻席珍撰写的《浑源出土古物图说》和1936年青铜器专家商承祚编纂的《浑源彝器图》。《浑源出土古物图说》中载：“民国十二年（1923年）夏历正月二十三日，浑源城西南15里李峪村有高凤章者，在村南庙坡地掘土，掘出古铜器物多种，大小形状不一，牺尊瓶垒鼎豆洗之属，纷纷罗列满地，铜者多而金者亦不少……人竞取之。”关于“人竞取之”的具体情况，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陶喻之的《浑源彝器还椟秘闻》中的记载是：高凤章“除了将近20件完整青铜器挑回家待价而沽以外，出于乡谊义气，还唤来好几个要好的乡邻……各取所需，将坑内其余近40件青铜器囊括而尽”。古董商们自然也闻风而至。据《大同今古》主编张剑扬所著《龙山大云寺》一书，当地一于姓估客很快就从高凤章手里买走20件以上的铜器。两三个月后，浑源县知事谢恩承得知哄抢出土文物事件，委派县衙警士佐成伟等一行赶赴李峪村清查，充公收存了除归高凤章收藏并转卖以外的散失在民间的铜器。《浑源出土古物图说》记录的当年充公的青铜器有18件，包括李跃山《李峪青铜器解读》在内的很多后世文献则都将此次收缴的数目记载为36件。

与吉美博物馆那批浑源彝器有关的“Léon Wannieck”是1923年五六月间出现在李峪村的，但已经是在浑源县收缴出土青铜器之后。“Wannieck”的中文译名一般翻作“王涅克”，是一个波兰裔法国古董商。倘若仔细查阅世界各地博物馆藏品的档案，不时会发现他的名字。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约3000件磁州窑残片中有58块就标注为“王涅克捐赠”，据说1924年采集自北京。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艺术馆也曾在1924年委托王涅克代为收购中国瓷器。王涅克还建议艺术馆避开当时已经价格昂贵的明清瓷器、转而收购还未引起人们重视的唐宋早期陶瓷器，而这些陶瓷器标志了澳大利亚全面收藏中国陶瓷器的开始。关于王涅克的生意经，或许可以借用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回忆作为参考：“北京古玩店出售画像石，但其中也有赝品。由古董商王涅克从北京送来的一些平整的拓片，乃是精美的仿制品。”

( 铜甗 高17.5厘米，直径27.4厘米。吉美编号AA77，1935年入藏，来自山西李峪，春秋晚期（公元前5世纪中期） “甗”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箅。上有通蒸汽的十字孔或直线孔。吉美博物馆中编号AA88的一把青铜勺的花纹与这件铜甗颇为相似，而前者的纹样在侯马出土的陶范中也可以找到对应模具。甗两耳装饰的兽头图案更是典型的侯马风格。此外甗上装饰有当时常用的宽身蟠螭纹，口缘下部还有一圈三角形连续纹样，近似蝉纹。蝉纹图案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回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回纹。蝉纹有两种：一种以横向带状排列或以纵向连续排列，一般带蝉足，用主题纹饰；另一种多于三角形几何纹图案中出现蝉体，一般不带蝉足，大目，体近似长三角形，腹部有节状的条线，常以回纹衬地。蝉纹多作为主纹的配饰，盛行于商晚周初时期。 吉美的介绍是：“由于祭祀礼仪的更改，尤其是酒精类祭品的减少，商代只是偶尔一现的铜甗在周朝反而广为流行。此时青铜器的礼仪规格也有所下降。在5世纪后半期，这类器物开始大量进入日常生活。很快它们的用途将只限于用于陪葬。吉美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铜甗是这一过渡期的典范，其造型方面的各种特点可与日本京都住友集团收藏中的类似器具参照研究。” )

从年份上看，1924年也正是浑源彝器在巴黎Cernuschi博物馆展出之时。在法国政府集资买下这批青铜器之前，它们的主人实际上是王涅克。1924年的展览震惊了西方，被称为“第一批完整的中国出土器物”。展览的轰动无疑也成就了王涅克的名声，但1923年时的王涅克实在是还有些灰头土脸。据《浑源彝器还椟秘闻》考证，当时王涅克正和清末法国驻华第三公使、卸任后在巴黎开设古董店的魏武达竞相搜购中国古代漆器。王涅克屡屡败阵，正郁闷时，得到了来自山西浑源的消息，于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李峪。他首先在近半个月时间里软磨硬泡地将高凤章转卖给当地于姓商人的那20多件青铜器买断，此后又雇人对出土地点进行了一次比较详细的再发掘，将玉器等与青铜器伴存的物品也收购运回巴黎。据说王涅克还从当地其他农民手中收购了私藏的青铜器，因为农民们认为“卖给王涅克显然要比被谢知事无偿没收来得划算得多”。1923年王涅克从李峪到底带走了多少青铜器，至今是个谜。

1924年春，秉承了阎锡山“富乃万世之母”的施政方针的浑源县衙决定“以古兴教、以古兴农”、以义卖的名义拍卖收缴的出土青铜器，由此引发了1924～1948年的另一批抢宝走私事件。王涅克虽也加入了拍卖的混战，却是这场争夺中败得最惨的失利者之一，输在一串与阎锡山政府关于“先得权”与“真品赝品”的笔墨官司上，几乎一无所获。拍卖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种种暗箱操作：自1926年趁王涅克埋头打官司之际背地里先将铜器以虚称4万大洋出售给县绅田应昌开始，到田应昌次年病故、其子不愿付清余款继而收回重新拍卖，再到1932年一化名“卢丰年”的买家以29万大洋最终拍下，而事后有学者考证“卢丰年”正是华裔“洋庄”大古董商卢芹斋。相形之下，现存吉美博物馆的那批收购自王涅克的浑源彝器算得上够“传承有序”了。

( 铜匜 高9.7厘米，长23厘米，宽17厘米。吉美编号AA78）， 1935年入藏，来自山西李峪，春秋晚期 （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 《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匜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仔细观察，可注意到这一铜匜和吉美编号AA77的铜甗的纹饰类似，其腹部所施宽身蟠螭纹及圈足所施辫纹都是晋器典型纹样。《浑源彝器研究》记载李峪共出土三尊铜匜，吉美博物馆这一藏品便是其中之一，但图形未曾见于《浑源彝器图》。 吉美博物馆的介绍中特别指出：美国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铜匜与吉美的这件藏品颇具可比性。在这一展品的介绍中还曾提到一块吉美编号为E02784、同样出土自李峪的铜盆残片，残片上铸有鱼、鸟、四足神兽纹样。“尽管这些纹样的排列似乎没有什么规律，但是明显可以看出带有显著李峪风格的新现实主义色彩。” )

阴差阳错，王涅克卖给法国的那批铜器也正是后来阻止浑源彝器大规模外流的原因之一。卢芹斋正准备将拍卖得来的李峪铜器自太原经北京销往海外，上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所著《欧美搜储支那古铜精华》透露出包括王涅克出售品在内的第一批浑源彝器的情况，中国学术界顿时拍案而起。一片口诛笔伐声中，这批刚经高调拍卖的铜器自然要销声匿迹，被藏在北京大德通银号，直至1947年春重新在上海“雪耕斋”面世。但原来的36件只剩了12件。“雪耕斋”试图将之偷运出国，但被上海海关查缴。包括牺尊在内，这批浑源彝器就此留在了上海。据各方资料统计，目前经著录的李峪铜器计有完整铜器81件，其中属1923年出土的58件。国内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有14件，中国历史博物馆1件，大同博物馆4件，恒山文管所3件。目前已知流于海外的，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德国科隆东方美术博物馆各1件，法国吉美博物馆15件。

1923年李峪到底出土了多少文物？其实这是一个比当年王涅克从李峪到底带走了文物更玄妙的谜。麻席珍曾查访当年李峪村村民：“据称当时发现古物甚多，人竞取之，经众零售者，有黄金盔一，圆角形，直径五六寸，深半之；白金盔一，形如海碗，色白刺目，视之睹物俱白；炉鼎三，大若白盔，俱三足，有盖，盖各有凫三、卣二，长圆如瓠，高几寸、径半之；小牺二，原共两对，牺背各有葫芦一，两装碧粉，两贮绿水，惜皆爬毁无遗，只留小牺二；又有宝剑二柄，不全；又大圆平底池一，直径二尺许，四周雕刻玲珑花鸟虫蛇等物，细若毫芒，生机活动，为诸品冠，惜出土时松软如泥，全毁弃之；又长方铜匣一，内贮绿粉，置手化水凉如冰，亦毁弃之；又有三足蟾一，亦系雕刻神品；又铜瓠瓢一，高尺许，大小腹各二，粗细相间，有座；金剑靶二，玲珑花，有手托；又金甬甬，如拇指，长寸许；金箭镞，长不盈寸，三棱若锥；金花朵，大如枣，有花叶；金扭如丸，金丝如米线等等。以上零品尤多，不胜计……”3个月后，赶到李峪的王涅克则以老道的古董商口吻这样记录自己的见闻：“据我从农民手中找到的残片判断，近70%已经被破坏成了碎片。”■

( 鎏金卧牛 高6厘米，长12.5厘米，宽5.3厘米。 吉美编号MA1081），1952年入藏，来自山西李峪， 西汉（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 尽管收藏时间较晚，这件藏品无疑来自李峪，而且是王涅克最早带回的那20多件铜器之一。法方史料记载它曾于1924年在Cernuschi博物馆展出，随后属Behague女伯爵所有，并未在1934年Orangerie博物馆展览中出现，因而不在法国政府当年集资收购的那批李峪铜器之列，1952年才出现在吉美的馆藏中。 汉代是动物造型繁荣的年代。此前带动物纹样的器物未摆脱附属于礼器的结构性或装饰性角色。在侯马出土的带镶嵌花纹的青铜器物上首次出现真正写实的动物纹样。卧牛口鼻与犄角处的吊环装置暗示出它很可能原本是挂饰，但它的重量又暗示它或许原本用于压地毯或地席。犄角部的细节处理则很接近1974年河南省偃师市寇店乡李家村东汉晚期窖藏出土的鎏金铜牛。 有关李峪铜器的种种传说中，不时可以见到所谓“金牛”的影子。穆汉儒的《李峪彝器传奇存疑》中曾描述高凤章如何喜爱其中的“金牛”：“呈卧姿状，头呈回首望月形，造形极为优美，通体金光闪闪。”还提到王涅克想得到“金牛”而高凤章拒不出让，后又有一意大利商人前来购买仍未果。高凤章的同乡、现年80多岁的高裕祥则回忆他的二爷爷当时挖到一个金牛：“二爷爷体格魁梧，胆子又大，一个人带着金牛跑了北京、上海很多大城市，最终把金牛卖了个好价钱。所得回家买了12亩水浇地。”但这些传说还很难与吉美的这件藏品映证。 错金银嵌 )

（文 / 王星） 考古青铜器文物博物馆彝器浑源吉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