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的天灾与人祸

( 1月8日，海地太子港两名小学生穿行在震后未及清理的石砾上 )

加勒比海的非洲

去海地最方便的路线是从迈阿密转机，美国航空公司每天有3班飞机从佛罗里达直飞海地首都太子港。我乘坐的那架波音757客机上200个座位全满，却只有不到10个黑人乘客，其余大都是去海地做义工的美国白人，不少人甚至穿着外科医生的手术服就上了飞机。

飞机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多小时就抵达了海地上空。从舷窗看下去，岛上沟壑纵横，几乎看不到一块平地。最令人惊讶的是，所有山丘全都光秃秃的，看不到一棵树。再飞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马蹄形港湾，这就是加勒比地区最著名的良港——太子港。此时飞机已降得很低，港湾内居然只有一艘货轮在行驶，看来海地的航运业十分萧条。

突然飞机重新拉升，并在空中绕起圈儿来，机长通过麦克风向大家通报，有一架飞机临时插队，占用了跑道。大约10分钟后，飞机再次下降，终于平稳地降落在太子港国际机场。我发现那架“加塞”的飞机机身上贴了一面醒目的巴西国旗，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正拎着行李从飞机上列队而下。原来这是运送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专机，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叫做“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MINUSTAH），成立于2004年海地爆发骚乱之后，其主力来自巴西，总数将近1万人。骚乱被平息后这支部队一直没有撤走，留在海地维和，于是海地人自嘲地称自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爆发内战却驻有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特派团位于太子港市中心的总部大楼在地震中倒塌，该部队的第一、二、三号人物全部死亡，他们的遗体正是由中国派去的救援队挖出来的。

下了飞机，我发现这个机场只有一层楼，看上去很破旧，仍有不少裂纹没有修复。地震发生后该机场完全瘫痪，最终是美军出手接管了它，用自带的发电机让机场恢复了运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这才得以空降海地。

( 1月13日，海地大地震一周年之际，人们来到圣约瑟夫大教堂废墟前纪念地震遇难者 )

海关人员一句话没问便放行了。这个机场异常简陋，出口处连一家换钱的银行都没有。同机到达的乘客全都有人接，只有我一个单身。一位身穿机场工作人员制服的男人自告奋勇要帮我叫出租车，谁知走出机场才发现，海地根本就没有正规出租车，全是拉私活的个体户。这位制服先生想利用职务之便赚点外快。我担心他“宰”我，跑去问一位个体户，开价50美元。“还是上我的车吧，20美元，你找不到更便宜的了。”制服先生说。

刚一出机场，眼前立刻出现了一大片帐篷区，足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密密麻麻的帐篷紧挨着公路，一群身穿某慈善机构T恤衫的志愿者正在挖沟，把帐篷区和马路隔开。后来我才知道，整个太子港完全没有排污设施，生活污水全都直接排到路边的水沟里，志愿者们挖的这条沟显然就是做这个用的。

( 海地太子港这家医院平均每天诞生三四十个新生儿。地震过后，海地迎来生育高峰 )

“你是记者还是搞建筑的？”制服先生问我，似乎他觉得来海地的外国人只有这两种。“记者。”我回答，又顺着他的话问下去：“为什么地震过去一年多了还有那么多人住帐篷呢？”

“连瓦砾都还没开始清理呢，他们没地方住啊。”他回答。

( 3月10日，海地太子港一所学校，学生们正沉浸在游戏的喜悦中。地震发生前，该校共有2500名学生，地震时大部分教室遭到破坏，2010年10月，法航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提供资金开始学校重建 )

车子开了不到1公里就进入了市区，马路很宽，看上去还算平整，红绿灯也运作正常，看来太子港的基本生活秩序已经恢复。马路两边到处都是人，而且清一色都是黑人。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在摆摊，更多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这个情景太像非洲了。无国界医生组织（MSF，以下简称“无国界”）的一位工作人员不久前刚从位于西部非洲的马里飞到太子港，她后来告诉我，她刚下飞机的一瞬间，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家乡。

马路两边的建筑大都完好，看不出多少地震的痕迹。《纽约时报》说，海地地震一周年后居然仅有5%的瓦砾被清理了出去，但在这条路上却看不出这一点。路边店铺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汽车修理站和加油站，杂货店很少，饭馆则一家也没看到。我还注意到制服先生的车里几乎没油了，后来我发现，海地的大部分私车都是这样，看来偷油的现象在这里很普遍。公车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晚上都会停在有保安的车库里。太子港的车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崭新的高档吉普车，车身上大都涂着联合国（UN）或者各种国际人道组织的标识，这类车大约占到1/4左右；其余的都是破旧的私车，很像是别国淘汰下来的二手货。

( 太子港最重要的河道已被清理干净，但是整个城市的大部分河道依然垃圾成患 )

又开了1公里左右，车子拐进一条小路，眼前立刻出现了一大片倒塌的房屋，碎砖烂瓦胡乱堆放在路边，把本来就不宽的马路挡住了一半，往来车辆只能依次通过。“我们刚才走的那条路是太子港的主干道，所以还不错，一进到居民区你就会发现很多倒塌的房子。”制服先生解释说。

车子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蹭，但制服先生一点儿也不着急。我注意到太子港的司机开车很有礼貌，不管道路多么拥挤都极少鸣笛，大概是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着急是没用的。车速慢，正好给了我一个观察太子港的机会。这是一个居民区，房子大都是二三层的混凝土砖房，至少有一半发生了明显的损坏，完全倒塌的房子并不多，只有几幢，但没有一幢完全清理完毕。马路上全是垃圾，大都是压扁了的饮料瓶和用过的饭盒，路边的水沟里流着污水，散发出阵阵臭气。不时有身穿校服的小学生们背着书包匆匆走过，女生们一律头戴五颜六色的发夹，脚上的白袜子和脚下的垃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一个公共自来水取水处，棚户区居民在此露天浴 )

“这些都是私立学校的学生，只有私立学校才要求学生穿校服。”制服先生说，“海地人很愿意为孩子的教育花钱，稍微有点钱的父母都会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

一段400多米长的小街，足足花了10多分钟才开过去。又拐了两道弯，旅馆到了。太子港只有两种旅馆，专供来访的高官富商们居住的高档宾馆和专供其他外国人住的中档旅馆。我订的这家旅馆距离机场不到3公里，每晚要价100美元。旅馆主体是一幢两层小楼，坐落在一片居民区内，四周有高墙隔开，墙上有铁丝网，门口有武装保安，闲人免进。旅馆内居然有个游泳池，但其实房间并不大，好在看上去相当干净。

( 太阳城内巡逻的维和部队士兵 )

“请不要随便出门，如果出门，一定要雇个保安陪同。”前台服务员嘱咐我。

从此我便像其他外国人一样，被关在了一个隐形的监狱里。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海地就像很多非洲小国那样，其经济命脉和行政管理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甚至海地的历史走向很大一部分也是被外国人所操纵的。了解了这些外国人的所作所为，就等于了解了海地的一半。

( 出生于海地的长老会医生埃米在为病人看病 )

海地的现状

第二天，我来到国际红十字会总部，与媒体负责人珍妮可·迈耶斯（Gennike Mayers）碰头。她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会说英、法两种语言，在海地工作了半年，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 3月18日，支持者欢迎流亡国外7年的海地前总统阿里斯蒂德回到太子港 )

“红十字会1932年就在海地设立了办事处，所以地震后得以立即投入救援。”迈耶斯向我介绍说，“按照红十字会的惯例，这类紧急救援项目以3个月为上限，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们仍然有大量工作人员留在这里，为当地人提供公共服务。现在的红十字会几乎是在行使政府职能了，不过我觉得大家也不能过分指责海地政府无能，如此大的灾难面前谁也没错。”

据迈耶斯介绍，地震把海地的28个政府大楼震塌了26个，10%的政府工作人员死亡。工作人员的缺乏直接导致海地的海关完全瘫痪，救援人员在地震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进入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一场伤亡如此惨重的地震之后，只有132个人被救援队活着救出来的原因。

( 海地前总统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和他的儿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 )

“这场地震的死亡人数到现在都还没统计出来，海地政府说是31.6万人死亡，国际人道组织的估计是22万人左右，我认为真正的死亡数字永远也不会知道。”迈耶斯说，“我只知道现在仍有大约150万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棚户区里。”

迈耶斯带我来到这样一个棚户区参观。这地方原来是让·文森特公园（Parc Jean Vincent）所在地，地震后立刻被难民们占领了。他们用铁板和塑料布搭起一个个小屋子，虽然四处漏风，但总算有了栖身之所。我们随便走进一户人家，正赶上男主人在做饭，炭火炉直接放在地上，炉子上煮了一锅方便面，里面什么添头儿也没有加。“我们经常好几天吃不上饭，不过上帝会帮助我们的。”他坚持要我们去参观教堂，那其实就是一个用铁皮和塑料布围成的棚屋，里面有三排凳子，前方摆着一张桌子当讲坛，上面放着一本摊开的《圣经》。我注意到讲坛旁边的地上放着一张床垫，上面躺着一个女人。“这是我妻子，她被上帝诅咒了，正在受惩罚。”迈耶斯走过去一问才知，她已经病了好几天了，双腿似乎都没了知觉。

“这样不行的，还是打电话叫救护车吧。”迈耶斯把急救号码写在一张纸上递给那男人的亲属，可她拨了好几次都没人应答，迈耶斯只好拿出自己的手机打给红十字会的同事，让她利用职权叫辆救护车来。“太子港的急救服务是红十字会和海地卫生部合办的，但显然有待改进。”迈耶斯叹了口气。

我们爬上一个高台俯瞰整个棚户区，满眼都是密密麻麻的屋顶，一家挨着一家，几乎看不到任何公共空间。“这里的人口密度十分惊人，每个屋檐下都有可能住着十几个人。官方估计一共有5万人住在这里，但真正的数字谁也不知道。”迈耶斯说，“以我的经验，难民们最需要的不是粮食和药品，而是工作。他们急需打工挣钱，以便搬离这里，恢复正常的生活。但工作实在太难找了，每一个找到工作的人都要负责养活一大堆亲朋好友。”

红十字会暂时没心思解决难民们的工作问题，因为有一件更紧急的事情亟待处理，这就是霍乱。从去年底开始，海地爆发了霍乱，至今已造成3300多人死亡，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甚至发生了暴民袭击维和部队的事件，因为有谣言说，霍乱病菌是来自尼泊尔的维和士兵带进来的。“海地已经有100多年没有流行过霍乱了，老百姓完全没有抵抗力。”迈耶斯说。红十字会在这个棚户区设立了一个医疗站，单独为霍乱病人建立了隔离病房，去年11月最高峰时一共治疗了691名病人。目前海地进入了旱季，而霍乱病菌是靠污水传播的，所以疫情得到了控制。“但我估计今年雨季来临后还会再出现一次高峰。”迈耶斯说。

我们来到隔离病房参观，发现病房里只有13名病人在输液，人数比高峰时略有下降。其实霍乱根本算不上是多么严重的病，病人只要及时补充水分就没有生命危险，但在缺医少药的海地，霍乱便成了杀手。

诊所旁边停着一辆标有联合国标记的吉普车，几个荷枪实弹的军人坐在一个凉棚下休息。一问才知他们大都来自非洲，唯一的亚洲士兵来自中国。“我来这里已经3个月了，平时没什么事，很无聊。”这位姓杨的士兵对我说。他一直戴着耳机在听音乐，不怎么和其他人聊天。另一名军官则警告我这里很危险：“难民营里有很多黑帮，他们都有枪，我们前几个月刚刚抓住一个持枪抢劫的犯人。”话音未落，就听身后传来一阵喧哗，扭头一看，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冲了过来，把士兵们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迈耶斯赶紧把我拉进吉普车，司机发动引擎，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那帮人好像是来要人的，似乎昨晚维和部队抓了一个打老婆的醉汉，醉汉的家人不干了。”迈耶斯解释说。“原来是家庭暴力啊，我还以为是黑帮闹事呢”。我长出了一口气，心想这种事警察就可以应付了，维和部队真是榴弹炮打苍蝇啊。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错了。

迈耶斯带着我去参观红十字会负责搭建的一处临时居民点。这里原本是一片沼泽地，如今已经被填平，上面盖好了一排排临时木板房，不少房子里已经住上了人。每排房子共用一个储水箱，每两间房子共用一个厕所，条件比棚户区强太多了。“这片房子早就盖好了，可因为附近棚户区的人都来抢，发生了很多暴力事件，结果推迟了将近半年才终于住上了人。”

红十字会的原则是先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家，但他们没有能力核实申请人的资质，只能依靠社区“强人”的推荐。“海地的社区结构很像原始部落，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最有威望的‘强人’，就像非洲的酋长。”迈耶斯说，“这些强人不是选举产生的，但既然政府的角色缺失，我们只能依靠他们。”

此时刚好有位新住户分到了一间新房，在大家的围观下，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将一张“房产证”交到了女主人手里。这份证明规定每户人家只拥有两年的主权，但不允许出租牟利。她还从红十字会领取了150美元安置费，用于购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我们又参观了一户人家，男主人是司机，出门工作去了，家里只剩下女主人，她本来是摆服装摊的，现在改行卖零食，在家门前摆了个小摊，卖点饼干和糖果。仔细看，所有的东西全都不是海地本国生产的。再一问，她一共生了8个孩子，全都未成年，生活压力很大。

“海地每对夫妇平均要生5个孩子，是整个西半球人口出生率最高、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迈耶斯说，“人口压力大，工作机会少，地震又雪上加霜，这个国家的麻烦太多了。红十字会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因为海地的问题还得海地人自己来解决。”

这个道理恐怕谁都懂，但做起来就难了。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海地地震发生一年后还有2000万立方米的瓦砾没有被清理，如果用200辆重型卡车装运这些瓦砾，需要不停地工作11年才能清理完毕。而在地震之前，整个海地连一辆这样的重型卡车都没有。

“其实海地地震后国际社会捐了很多钱，灾后重建根本不缺钱，也不缺人力，这里面还有别的原因。”迈耶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所见到的情况是，很多小区里损失惨重，但因为临街的房子没坏，主人不让大型车辆开进去，里面的瓦砾就只能一点一点地用篮子往外运。”

“为什么不用推土机推平了再重新给每户人家盖新房呢？这样效率多高啊？”我问。

“这涉及房屋产权问题。海地的物权法几乎不存在，地产权的界定方式非常原始，没有房产证，全凭邻居口头证明。如果一股脑全拆了，谁能证明那块地原来是你的呢？”

这个国家模糊的地产权也是国际人道组织最头痛的问题。红十字会原本看中了一块无人的湿地，打算填平了盖一批临时木板房，结果一下子跳出来好几个人声称那块地是他们的，红十字会不得不把大量精力都花在和这些人的讨价还价上。

“地震后无家可归的灾民见到空地就占，在上面搭帐篷，空地的主人便扬言要烧掉帐篷，由此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迈耶斯说，“像太子港这种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其结果就是灾难。”

太阳城（Cité Solei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西半球最大的贫民窟，被公认为是西半球最危险的地方，就连红十字会这样的国际组织都不敢在那里设点。我找到了无国界驻海地办事处，他们在太阳城里开了家医院，欢迎我去采访，可我的司机死活不肯载我去，最后还是无国界的媒体官员用车载我进入了这个传说中的“魔鬼之城”。

魔鬼太阳城

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太阳城的位置，它距离我住的地方并不远，开车的话用不了10分钟。其次，这里看上去比那些棚户区要整齐多了，水泥路面相当平整，路两边是清一色的水泥平房，因为低矮不怕地震，所以基本完好无损。不过，房顶大都是用铁皮搭成的，受到的损坏较为严重。城内的人口密度极高，总人数谁也说不清，但大致估计有20万～40万人生活在这里。

无国界的医院位于太阳城的中心位置，周围有铁丝网围着。停车场设在医院后面，那里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园，孩子们在玩秋千和滑梯，一片祥和气氛，一点也不像坊间传说的那样恐怖。其实太阳城原本只是附近一家糖厂的工人宿舍，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居民区。后来海地政府瘫痪，太阳城逐渐被黑帮所控制。曾经有报道说，当年就连海地的警察都不敢进城，直到2006年才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武装护卫下第一次在城里巡逻一小时，这在当年居然被认为是海地警方取得的一次重大成果。

如今这里每天都有维和部队的装甲车在巡逻，治安状况比几年前好了不少。我从后门走进无国界开设的医院，见到了来自比利时的临时负责人布鲁诺·波佩（Bruno Poppe）。据他介绍，这家医院建于1981年，是由一家外国慈善机构捐款修建的，后来移交给了海地政府的卫生部负责管理。太阳城治安恶化后，这个医院也遭了殃，医生们都不敢来这里上班。2005年时，无国界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决定接手这家医院，但却遇到了黑帮的阻碍。

“我们和三家当地最大的黑帮进行了谈判，取得了他们的谅解，这才终于进到了太阳城。”波佩对我说，“我们向他们保证说，一定坚持中立立场，无论谁生病都可以来治，而且也绝不把病人交给警方。”

这家医院现在一共有10名来自外国的雇员，以及140名本地雇员。其中有3位本地雇员的身份很特殊，他们居然是相声演员！原来，海地人有个传统，两人互相比着拿新闻和时事调侃逗乐，类似于中国的相声。无国界专门雇用了3名相声演员为住院病人表演，逗大家开心。

转了一圈，我发现这家医院的配置非常正规，内科、外科、药房、化验室一应俱全，其中最忙碌的要算是妇产科，专供产妇休息的病房有12张床位，全都被产妇占了。

“本来这间产房是为了让普通产妇生完孩子后休息两天再出院，如今住的全都是难产或者剖宫产的妇女，一般顺产的产妇生完孩子都直接回家了。”波佩从电脑上调出该医院的生产记录对我说，“海地妇女不喜欢去医院生孩子，但从这份生产记录仍然可以推测出太阳城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比如说，一般情况下这家医院平均每周出生60个新生儿，圣诞节和狂欢节结束后的第9个月会迎来一个出生高峰，大约每周出生120个新生儿。可去年1月份地震后的第9个月，这家医院平均每周出生175个新生儿，此后也一直稳定在每周130个左右，这说明地震灾区的生活还是挺丰富的。”

正说着，屋外传来一阵阵呻吟声，只见一位穿着长裙的妇女蹲在屋檐下的水泥地上，两腿间一摊鲜血。一位女护士走过去，伸手从地下抓起一团黑乎乎的肉，再仔细一看，那居然是一个婴儿。原来这位妇女怀了双胞胎，在家里产下一个死婴后挣扎着来到医院，还没来得及进屋就生下了第二胎。

这个出生在水泥地上的女婴还是个早产儿，仅重750克，护士立即把她送入监护病房，用锡箔纸把她包了起来以便保温。我进去一看，里面居然还有4位妇女在照顾着自己的早产儿，看来早产现象在这里十分普遍。

从产房出来，波佩带着我爬上楼顶俯瞰整个城市。太子港三面环山，一面朝向加勒比海，太阳城紧靠海边，这在其他任何国家大概都会被看做是最昂贵的地段，可这里却住着全城最穷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太子港没有任何污水处理能力，所有生活污水全都排到室外，然后顺着山坡流向低处，最终汇入大海，所以说衡量一个太子港人是否有钱，只要看他房子的海拔就知道了。”波佩向我解释道，“太阳城的所在地正好是全城污水都要流过的地方，所以只有最穷的人才会住在这里。事实上，前面那片海滩是太阳城居民上厕所的地方，有个外号叫做‘屎滩’（Shit Beach）。”

我顺着波佩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隐约可见一个浅滩，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了刺眼的光芒。这是一条小河的入海口，但这条河上根本看不到水，而是填满了各种垃圾。

“太阳城的垃圾河很有名的，垃圾的密度大到能在上面走人。”波佩说。

话音未落，突然传来两声脆响，我还以为有人放鞭炮，未加理会，波佩却一个箭步蹿到楼梯口，然后冲我大叫：“快跑，有人在开枪！”我立刻跟着他跑下楼梯，躲进屋子里。外面隐约又传来几声枪响，但听不出远近。

“估计是黑帮火并，过一会儿我们就能知道这几枪到底打中了没有。”

10分钟后，波佩领着我来到急诊室，看见一位刚刚被送进来的男人左胸中枪，正在急救。急诊室外几个男人交头接耳、神情紧张。波佩用法语和其中一位交谈了几句之后对我说：“今天上午一个本地黑帮办葬礼，遭到一个外地黑帮伏击，双方交火后，一个外地黑帮的小头目中了枪，就是刚才被送进来的那位。”

据波佩说，这家医院经常收治黑帮伤员，有14%的急诊病人都是黑帮火并的受害者。为了防止另一方进医院来报复，无国界规定任何进医院的人都不能带武器，黑帮们似乎也明白他们都需要这样一个医院，所以还算配合。有一次一名黑帮大头目住院治疗枪伤，他的对手组织了大批人马在门外埋伏，结果那位头目刚做完手术就命令手下人抬着他偷偷从后门逃了出去，害得医生们找了半天。这家伙一个月后伤势居然就痊愈了，挥舞着一把手枪跑到医院门前向为他动手术的医生致谢。

“如果海地警察或者联合国维和部队来你们医院抓黑帮，你会放他们进来吗？”我问。

“除非他有海地政府开具的逮捕证，我们不会放进任何人，联合国的也不行，这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原则，我们只管救人，不管他是谁。”波佩说。

不管你是否认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宗旨，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海地的问题绝不是某几个国际人道组织能够解决的。要想明白海地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必须从历史和地理上找原因。

被遗弃的沃土

著名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就是缺乏合适的对照。有很多原因能导致一个国家变好或者变坏，如果不把某个因素单独拎出来研究，谁也不敢肯定到底哪个是主因。海地所处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试验场，因为与海地共享该岛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发达国家，其总人口与海地相当，同为1000万人左右，但总面积是海地的两倍多，人均GDP约为5000多美元，是海地的8倍。从各方面看都与海地有着天壤之别，而这种差别显然与两者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无关。于是我租了一辆车，朝多米尼加的方向驶去。

我雇的司机名叫罗伯特·威尔（Robert Vill），1955年出生于太子港，并一直住在这里，对这个城市十分熟悉。他挑了一条小路，绕过市中心，直接开上了通往多米尼加的公路。海地的乡村留给我的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荒凉，公路两边大都是杂草和低矮的灌木丛，几乎见不到耕地，自然也就见不到正在耕作的农民。再往远处看，周围的山也都是光秃秃的，见不到一棵树。根据史料记载，哥伦布最初发现这个岛的时候，这里不是这个样子的。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初次到达美洲，最先看到的是圣萨尔瓦多岛。一个多月后他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岛——岛上重峦叠嶂，植被丰富，看上去很像西班牙，于是哥伦布将其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意为“西班牙”）。同年12月7日，哥伦布首次登上该岛，几天后他乘坐的船意外地触礁损坏，于是他便在今天的海地建立了欧洲人在美洲的第一个定居点，并修建了美洲有史以来第一座天主教堂。5年后，他又把定居点转移到岛的东边，这就是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的雏形。

哥伦布登岛的时候，岛上生活着至少50万原住民，因为他们待人友善，被西班牙人称为泰诺人（Taino，意为“友善的人”）。据考古学家考证，泰诺人在岛上生活了大约5000年，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文化。但是，西班牙殖民者贪婪的本性很快暴露无遗，双方的关系迅速恶化，并发生了多次冲突，最终获胜的是西班牙人，获胜原因并不完全是先进的武器，而是病毒。泰诺人对西班牙人带去的天花等欧洲病毒毫无抵抗力，到1517年底的时候，岛上的泰诺人只剩下了5000左右，西班牙人只好从非洲贩运奴隶前来填补劳动力空缺，这些奴隶就是海地人的祖先。

当西班牙军队征服了阿兹泰克帝国和印加王朝之后，来自西班牙的殖民者便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物产更加丰富的美洲大陆，伊斯帕尼奥拉岛逐渐被西班牙人遗忘。自16世纪开始，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英、法两国的海盗乘虚而入，极大地削弱了西班牙人对于加勒比海的控制力，电影《加勒比海盗》描述的就是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由于伊斯帕尼奥拉岛多山，海边多良港，成为海盗们最理想的栖息地。他们不断蚕食西班牙人的领地，最后发展成武装进攻。英国人曾经试图攻占岛东的圣多明各城，却被西班牙人击退。法国人则悄悄占领了更加原始的西部，并逐渐扩大地盘。1697年，经过一系列谈判之后，该岛西部1/3的土地被正式割让给了法国，取名法属圣多明各，这也是法国在西半球仅有的两块殖民地之一（另一块是在加拿大东部）。

此时西班牙国力渐衰，无力照顾这个小岛，留在岛东的西班牙殖民者甚至买不起奴隶，渐渐变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户，人口增长缓慢。到1785年时，西班牙这边仅有20万人，其中黑奴3万，剩下的都是自由人，大部分从事畜牧业。法国这边则花大钱从非洲进口奴隶，开荒种田。1785年，法国这边有70万黑奴，另有7万自由人，大部分人从事甘蔗和咖啡种植业，其出产的糖和咖啡豆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总产值占法国整个国家总产值的1/4。这块弹丸之地成为整个欧洲在新大陆的殖民地当中最富裕的一块。

但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在起跑时的暂时领先往往是靠不住的，如果没有在一开始就打好基础，最后一定会被别人追上。法属圣多明各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法国殖民者光顾着挣钱，对奴隶实行残酷统治，遭到强力反弹。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并迅速波及到美洲，奴隶们趁机起来造反，和农场主展开激战。1804年1月1日，奴隶一方获胜，并宣布独立，将自己的国家命名为海地（意为多山的国家）。这是西半球第二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仅次于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共和国。

海地独立后迅速爆发内战，之后又出兵吞并了东边的西班牙殖民地。此后又经过了一系列战争和谈判之后，西边这块地方也终于摆脱了海地军队和西班牙政府的纠缠，成立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不同的是，多米尼加人多为西班牙人、黑奴和原住民的混血，说西班牙语，海地则主要由来自非洲的奴隶后代组成，官方语言为法语。历史的不同导致了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海地人对黑奴制度厌恶至极，严禁外国人拥有土地，或者投资本国企业，多米尼加则对外开放，允许外国人自由移民。这些移民不但为多米尼加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也带来了不同的观念和意识，海地则一步步走向封闭，成为加勒比海的非洲。

车子大约开了两个小时后，眼前出现了一个小村庄，不少人在村口摆摊，卖的东西被包在布包里，看不出是什么。“他们在卖做饭用的木炭，而且都是从多米尼加进口的，因为海地已经没树可砍了。”司机威尔对我说，“海地除了香蕉、芒果和菠萝外几乎不生产任何东西，我们把这些热带水果出口到美国，换来粮食和其他工业品。”

我突然意识到，一路上我不但没看到农田，而且也没有看到任何工厂。统计资料表明，海地有一半的GDP来自外国援助，剩下的一半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外国打工者寄回来的钱。太子港最多的银行就是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每天早上都排着长长的队。无国界驻海地办事处总干事西尔万·格洛克斯（Sylvain Groulx）告诉我，海地政府基本上没有任何税收，其运行经费中的90%以上来自外国政府的直接捐赠。“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海地政府要想运作下去，就必须继续维持一个贫穷的形象，否则就失去了经费来源。”

那么，普通海地人是靠什么生活的呢？“海地以前是有农业的，小杜瓦利埃强迫农民留在农村种地，不准他们进城。那时海地的粮食是自给自足的，可他下台后农民就扔下土地涌进城市，太子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糟的。”威尔对我说。

这个小杜瓦利埃是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ois Duvalier）的儿子。老杜瓦利埃原来是个乡村医生，有个外号叫做“医生爸爸”（Papa Doc），他在1957年的那次全国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获胜，上台后却实行独裁统治，甚至自封为海地的“终生总统”。1971年老杜瓦利埃死后，他的儿子小杜瓦利埃（绰号“医生宝贝”，Baby Doc）接任海地总统，并一直做到1986年。那一年海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小杜瓦利埃被迫下台，流亡法国。

“1986年是个转折点，海地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变坏的。”经历过大小杜瓦利埃时代的威尔对我说，“杜瓦利埃父子在位的时候，太子港干净极了，大街上看不到垃圾，居民也远比现在要少，而且大家都很友善，互相帮助，很少有暴力事件。”

“可是杜瓦利埃父子是公认的大独裁者啊！他们屠杀反对派人士，剥夺新闻自由，并大肆贪污，把海地经济搞得一团糟，难道这些都没发生吗？”我反问道。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我是个普通老百姓，我只知道1986年以前海地人有工作做，生活条件比多米尼加要好。那时候多米尼加人都跑到我们这边来度假、买东西，可现在完全倒过来了，你待会儿就看到了。”

又开了一个小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大湖，湖上居然见不到一艘渔船，两岸也没有多少房屋，一个看上去像是湖滨度假村的地方如今却一片狼藉，显然被遗弃很久了。

此时我们遇到了严重的堵车，几乎走不动了。“湖的对岸就是多米尼加边境，最后的这1公里我开不动了，你最好自己走过去。”威尔说。

我朝对岸看过去，第一次发现了一排大树！统计数据显示，多米尼加的森林覆盖率为28%，海地不到1%。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刊登过一张航拍的照片，两国边境就像一把锯齿，一边是绿色的森林，一边是黄色的裸土，其对比相当震撼。戴蒙德在那本讨论人类社会成败得失的著作《崩溃》中解释说，两国人民原来的环境意识都不高，但多米尼加出了一个热爱环境的独裁者拉斐尔·楚吉洛（Rafael Trujillo），用准军事手段保护多米尼加的森林，海地的杜瓦利埃则没有这个意识。

我下了车，沿着一条土路走到了边境的关卡，原来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集市，堆满了各种来自多米尼加的商品，除了粮食和各种包装食品外，我还看见了各种家具和电器等日常用品，甚至还见到有人扛着一次性纸杯和厕纸。看来海地的工业真的像威尔所说的那样，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今天恰好是赶集的日子，来自海地的“倒爷”们扛着各种商品往车上装，把每辆车的保险杠都压得快蹭到地上了。这些货车把正常行驶的客车和小汽车堵得死死的，喇叭声和吵架的声音响成一片，警察们只能用石头拼命敲打着堵路汽车的车门，催促司机快走。一阵风吹来，空气里全是灰尘，鼻子里同时可以闻到汗水的臭味、炸鸡的香味和廉价香水古怪的味道。如果你没见过“人间地狱”，这里就是了。

我屏住呼吸从集市中穿过，又跨过一道铁门，进入了多米尼加的境内。突然间，刚才所有那些令人不快的场景都消失了，眼前是一条笔直平整的公路，车子有序地从我身边开过。我顺着公路走到距离边境最近的一个小村庄，说着西班牙语的村民们在树下乘凉，他们的房子虽说算不上豪宅，但每家都有一个院子，里面种满了各种植物，树上开满鲜花。

就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我仿佛从地狱走到了天堂。

“我从来没有见过相隔如此之近，差别却又如此之大的两个国家。”回去的路上我问威尔，“你觉得海地还有救吗？”

“没救了。”威尔耸了耸肩膀，平静地回答。

“民主制度会起作用吗？”我问。

“小杜瓦利埃之后的第一个民选总统是阿里斯蒂德，他是从太阳城出来的牧师，选举时说得可好了，可上台后他比杜瓦利埃更腐败，最后也被赶走了。”

“可我听说他解散了海地的军队，开放了党禁、报禁，这不是挺好的吗？”

“他解散军队是怕政变，他把枪从军人手里夺走，交给了海地的年轻人，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结果海地民间多了很多枪支，警察又不管事，监狱形同虚设，反而比过去更糟糕了。杜瓦利埃是偷偷杀死你，阿里斯蒂德是公开处死你，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还告诉我，阿里斯蒂德上台后以劫富济贫的名义对富人克以重税，直接导致许多外资企业搬离海地，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

“马上海地将举行下一届总统选举了，你们可以推举一个好的总统来管理海地么？”我问。

“海地的选举都是走形式，买选票的情况很普遍。最后一轮的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前总统的老婆，年纪非常大，她的对手则是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流行歌手，我不觉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会拯救海地。”

回到太子港之后，威尔特意绕到市中心，让我见识一下被震垮了的国会大楼。这座貌似白宫的大楼一直是海地的象征，可一年多过去了，大楼的圆顶仍然歪在那里没人修理。

难道这个国家真的没救了吗？我在国会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部分答案。

希望在哪里？

距离国会不到100米远的地方有一所残疾人学校，校长萨多尼·里昂（Sadoni Leon）牧师告诉我，该校是1945年由一名美国修女创办的，专收贫穷人家的残疾儿童。现在该校尚有275名残疾孩子，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全由学校包下了，经费则来自美国教会的捐赠。

“我不是很喜欢某些国际人道组织的援助，他们总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考虑当地人的感受。”里昂牧师对我说，“比如有个德国的人道组织打算捐钱为我们盖校舍，却执意要求使用他们的设计方案，而我则要考虑如何让新建筑和已有的建筑搭配，所以希望由自己来设计，于是就产生了矛盾。”

里昂最终选择和一家来自日本的人道组织合作，对方负责出钱，并派出两位代表来现场帮忙。但新校舍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原材料的采购等等全部由海地人负责。“这样做可以提高海地建筑工人的水平，这才是可持续的援助。”里昂说。

无独有偶，我在旅馆遇到的另一个来自美国的慈善团体也非常强调发挥海地人的自主性，在工作中尊重海地人的意愿，绝不“强行”要求对方接受援助。这个团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基督教“长老派”（Presbyterian）教会，22名团员一半是医生护士，另一半是建筑工人。其中医生当中不乏高手，甚至还包括曾经给老布什总统看过病的培根（Bacon）医生。

“我几年前刚开始来海地做志愿者的时候，以为自己有办法解决海地的问题，非常自信。可几年下来我就意识到，任何方法都必须首先让海地人自己主动接受，任何外部强加的做法无论看上去多么有效都是不可行的。”培根医生对我说。

这支医疗队在太子港郊区一个小村庄搭建了一个临时帐篷作为医院，给周围的村民们免费看病。他们还为村民们打了一口井，所需的6000美元费用由他们出，但村民们必须出工出力。“不是我们不想出力，而是希望让村民们参与到整个工程当中，从而对这口井感到自豪。”这个慈善团体的领队杰·科克尔（Jay Coker）对我说，“另外，我们选择帮助对象的过程也不是盲目的，而是委托当地一位联系人帮我们选。”

科克尔介绍我认识了这位联系人，他叫里昂·多利斯（Leon Dorleans），是一位长老派教会的牧师。他在太阳城的中心盖了一座基督教堂，还在教堂旁边开了家私立学校，让那些在太阳城长大的孩子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我这个学校也不是完全免费的，而是家长出10%，教会出90%。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家长们感觉孩子的教育是自己出的钱，从而有一种自豪感。”多利斯对我说。

地震发生后，很多美国长老派教会都写信给他请求提供帮助，多利斯注意到太阳城的房屋大都墙体完好，只是屋顶受损，便建议对方派建筑工人来指导屋顶修复工作。同样，这项服务也是收费的，双方各出一半。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专门考察了两个宗教性质的慈善团体，感觉他们和那些大的国际人道组织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加尊重当地人的意愿，更倾向于鼓励当地人自己参与到救援工作当中，培养当地人的自救意识。

那么，依靠宗教组织的力量是否可以拯救海地呢？

我在海地的最后一天，正赶上多利斯牧师偕夫人杰姬（Jacky）来旅馆和团员们吃晚饭。席间杰姬告诉我，她几年前曾经遇到过一次绑架，最后多利斯不得不支付了一笔赎金才得以生还。

“太阳城的绑匪连宗教人士也不放过吗？”我问。

“那次绑架恰恰是出于某种宗教目的的。”杰姬说，“太阳城的一个黑帮头目认为我们是异教徒，想把我们赶出城去，这才策划了那次绑架。”

看来，依靠宗教的力量做慈善也是有问题的。宗教人士总希望接受帮助的人皈依自己的宗教，这难免会引起冲突。

那么，海地真的是没救了吗？出路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大概只有天知道。■ 非洲大陆天灾人祸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