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双击催化银行结构调整

近日，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公开透露，2011年建行的新增信贷规模将较2010年有所下降，由此成为业内首家捅破窗户纸的银行。此前记者曾致函多家银行，各家均对2011年的信贷计划言之寥寥。究其原因，正在于年终岁首，一系列可预期的政策转变将给银行业2011年发展带来更多约束，加速推动银行业务结构转型。货币紧缩，银行资产调结构

30天内的三次上调，使目前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8.5%，个别银行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9%，刷新了近27年高点。“准备金率之高、上调之频历史罕见。”农行战略管理部韩蓓博士如此向本刊记者评价。

据统计，目前银行整体的存贷比约在67%，大型银行相对较低在55%～62%，中行和中型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则在70%以上，资金状况各有不同。韩蓓告诉本刊记者：“大行资金较为充裕，超额准备金可能足以应对存准率提高，对银行经营的负面影响不大。而资金较为紧张的部分中小银行则可能需要转化同业资产、债券投资甚至贷款为准备金，这些资产的收益都较准备金利息收益要高，影响较大。在存准率进入上升通道后，上调的边际效应在增大，快速连续紧缩最终将产生‘量变到质变’的作用。”

本刊记者曾就此致电工商银行，相关人士言及：“工行的信贷计划早已制定完毕，准备金上调等对信贷计划不会有过多影响。”

尽管存准率达到历史相对高位，但央行继续动用存准率的可能并未排除。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鄂永健博士告诉本刊记者：“在国内信贷需求旺盛、境外资本流入压力较大，同时公开市场回笼存在一定困难的情况下，预计2011年底前准备金率还有可能上调三到四次，每次0.5个百分点。”

公开市场回笼即指央行通过发行央票回收市场上的资金，但是目前央票发行利率受制于中美利差倒挂不能提高，而二级市场上的票据收益率因为资金的紧张不断走高，因而投资者通过一级市场买入央票的意愿不强，造成回笼乏力。由此，在对冲流动性上，央行更常动用准备金率。

银行业究竟可承受多高的存准率？如比较“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其存准率高达40%，目前的存准率似乎远未到天花板。但是综合考虑监管层对于存贷比的要求为低于75%，以及银行业的流动性和市场的资金供给，国泰君安分析师伍永刚对本刊记者分析：“存贷比调至22%以上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扣除准备金，假设银行存贷比达到75%，除非银行压缩信贷规模，否则很难支撑债券市场。银行是债券市场的投资主体，而为了提交准备金，银行首先可能动用的资产就是流动性好的债券，从而令债券市场承压。”

上调准备金率只是货币收紧的一枚缩影，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下“积极稳健、审慎灵活”的基调，外界便普遍预测2011年的新增信贷规模将有所减少，当然也不排除因为经济的不稳定而出现的新变化。鄂永健博士告诉本刊记者：“2011年的新增信贷规模可能在7万亿元左右，因为经济还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达到8%～9%的水平，所以贷款也不能太少。”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王黔亦判断：“2011年实际GDP增长可能在9%左右，考虑到中央为实现其经济适用房建设目标做出的努力及地方政府准备为‘十二五’规划建造新项目，公共投资或许将再次提速，这提高了经济出现过速风险的可能。”

信贷增量从规模上决定了银行业的利息收入增长空间。“其实，当前的信贷规模都是由行政部门决定的，并非银行自身可控。”齐鲁证券分析师程娇翼向本刊记者分析，对银行业而言，这并无太多讨论空间。当然，随着形势变化，政策有相当的灵活性，突破计划未必没有可能。2010年前11个月，新增贷款量超过7.4万亿元，极有可能推动全年信贷增量超出年初制定的7.5万亿元目标，已是先例。

另一方面，信贷规模的直接压缩，将推动银行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银行贷款溢价能力。民生高层人士近日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民生银行在信贷结构上积极调整，针对小微企业的‘商贷通’贷款超过1500亿元，其他贷款也基本不做没有溢价能力的项目，并逐步退出了一些央企项目。有时出于客户维护的需要，做了一些利率低的贷款，也会通过信贷转让盘活资金。”而像招商银行、宁波银行等在中小企业贷款上其实也相当进取。齐鲁证券分析师程娇翼判断，像民生银行这样不断向民营和小微企业倾斜的客户结构将使其在紧缩环境中加倍受益。

加息将是宏观政策中的另一个变量，但是目前央行动用加息工具需要多方考量，同时加息的方式亦有多种，灵活性较大。2010年初，即有学者判断央行可能将有两到三次加息，但是目前也仅加息一次。程娇翼说：“在紧缩周期，总能观察到银行息差扩大的趋势，而且活期存款占比高、存贷比高的银行在加息周期中息差提升最明显。”

目前，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依然旺盛，这从11月上海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相比10月提高了8个基点也能看出来，而且最近的数据显示，12月同业利率仍将继续走高，目前隔夜利率已经上升到2%以上的水平。据长江证券分析师陈志华跟踪的温州民间资金的年化借贷利率来看，也已从13%提高到20%的历史高位。

问题在于价格的上升是否能弥补规模的下降。程娇翼说，不考虑加息，2011年银行业的盈利增速将从25%下降至18%。一方面缘于生息资产规模增量减少，另一方面是信贷成本小幅上升导致的拨备支出增加。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降到了1.2%的低水平，其中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分别为1.35%、0.76%及1.00%。从信用风险的角度衡量紧缩政策的影响，穆迪公司的高级分析师章怡告诉本刊记者：“穆迪对中国银行业2011年的整体展望为稳定，目前政策紧缩主要针对过剩的流动性，而且政策的渐进式调整，意在防范经济产生突然减速的风险，给银行信用带来突变。假使中国政府没有针对这些状况做出控制，反而更容易使经济遭遇风险，从而导致银行风险上升。但不良率连续多年降低之后，未来上升是个趋势，尽管一部分贷款会通过借新还旧的形式延长还款期。不过，只要中国经济能保持良好的持续增长，中国银行业总体的信用状况预计不会大起大落。”

当然信用风险依旧有薄弱之处，如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相对而言，融资平台贷款的清理整治，能在一定程度降低信用风险，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也是银行逐步退出的业务领域，房地产业则令人更加担忧。章怡进一步解析：“现在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的购买力，这和流动性过剩有很大关联，不单是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和当地的购买力相比都是很高的。我们比较关注任何流动性可能逆转的迹象，比如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美国加息或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有所逆转，都有可能对流动性、从而对房地产造成很大影响。如果流动性出问题，银行的资产质量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不单是房地产开发贷款，在穆迪所评银行中，大约1/3的贷款是拿房产做抵押的。”监管升级，中间业务上位

如果说货币紧缩政策是由危机间接带来的一种政策产物，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的提出则是危机直接带来的政策产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在反思危机教训中取得不少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微观审慎性的总和并不等于宏观审慎性，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构建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首次正式应用是在G20的匹兹堡峰会上。中国在前不久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正式文件中也提出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

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的内容并不都是新的，但是在危机之后，很多政策在加以适当归纳提高以后被放入框架内。2010年9月份，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国际银行监管制度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媒体常称其为“巴塞尔协议Ⅲ”。韩蓓博士认为，其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是普通股（含留存收益）最低要求为4.5%，一级资本最低要求为6%，总资本最低要求为8%。

二是明确了两个超额资本要求：一个是资本留存超额资本要求，水平为2.5%，即银行要持有一定数额的高于最低资本要求的超额资本，用于缓冲严重经济和金融衰退给银行体系带来的损失；另一个是反周期超额资本要求，水平为0～2.5%，当出现系统性贷款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需计提反周期超额资本。方案还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1%的附加资本要求，降低“大而不能倒”机构带来的道德风险。

三是明确了过渡期安排。巴塞尔委员会要求，自2019年开始，正常条件下商业银行的普通股（含留存收益）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应分别达到7%、8.5%和10.5%。

中国银监会11月底曾表示，待年底巴塞尔委员会公布资本监管改革最终方案后，将适时出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总体框架和路线图，并下发了征求意见稿。

韩蓓说：“在完成融资计划后，中国银行业核心资本充足率在9%～11%，好于国际水平。从短期来看，符合巴塞尔协议Ⅲ的新监管标准，但要保持目前的业务增长态势以及应对超额资本的需要，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9%的银行预计都需要进一步补充资本金。从中长期看，为了避免超额资本要求的突然提升影响到银行的正常经营，银行可能会将充足率保持在当前最低要求的一两个百分点以上，这进一步降低银行的资本收益率水平。资本将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重大约束，节约资本将成为经营转型的重要指标。”

程娇翼则认为，短期内并不需要担心再融资的问题，但监管升级将加速我国银行业盈利模式的转变，这也可视为利息业务和中间业务发展趋势背离的转折时期。在利率市场化和直接融资发展的长期政策预期中，银行息差收入增速呈长期下降趋势，特别是周小川行长在12月17日某媒体举行的金融峰会上，还提到“‘十二五’规划期间，利率市场化会有明显进展”。随着中间业务收入与息差收入的此消彼长，中间业务将被视为拉升银行资产回报率的重要工具。“利息收入可能伴随着新资本监管措施的推进，在2011年出现一个规模增速同比下降的拐点，同时增速也低于中间业务。”

其实，2010年前三季度，15家上市银行中已有7家银行的中间业务净收入增速高于利息净收入增速，其中包含工行和建行两家大型银行，而且由银行的非息收入比重来看，中、建、工三大行的中间业务净收入占比都在20%左右，第二梯队的民生、农行、招行等占比为16%左右，与前几年相比已有较为明显的提高。

据介绍，银行业的手续费收入主要由结算清算、信用卡和理财（包含资产托管）业务贡献，这三类业务收入占手续费收入的60%，部分银行达到70%以上。在理财业务上，过去5年银行的复合增速达到56%。在信用卡业务上，尽管监管趋严，但是我国人均拥有信用卡0.16张，即使每年发卡量增长25%，2015年也仅提升至每人0.5张。相较而言，美国人均4.39张，巴西人均0.95张。此外，资本市场的扩张，直接融资比重加大以及银行通过控股、参股信托、证券、保险、基金等形式的混业经营，为中间收入的扩张和提升开辟了新路。

程娇翼说，在中间业务潜力和资本约束的双重推动下，银行会投入更大心力发展中间业务。程娇翼模拟了未来5年净息差逐步下降至2%，规模增速下降，中间业务收入增速保持20%的情景，银行的ROA（总资产收益率）会经历一个先下降再提升的过程，中间业务收入对ROA的提升起到了决定作用。

然而，也不能期待通过某种政策调整，在短期内推动根本性变化。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曾刚主任告诉本刊记者：“中间业务收入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一个是收费环境问题，往往会受到社会很大抵触，需要一个过程；另一个是内部环境问题，目前资产业务的收益最大，从成本收益角度，银行还是首先选择资产业务。未来要改变，一个是要培育外部环境，银行要改善服务，寻求新的收费环境；二是推动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相对收益变化，降低贷款的吸引力后，才可能改变银行的行为模式。”

章怡说：“中间业务的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关联较大，以国际上一些成熟市场的经验看，中间业务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投行、财富管理等业务，这就需要一个相对庞大的资本市场和财富人群。”■ 银行中间业务信贷银行金融货币紧缩银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