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器官被“捐献”了？

（插图 老牛）

被瞒住的儿子

石祥林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普通病房了。两天前被送进救护车的时候，他的头部、肩部、腹部多处被斧子砍伤，出现了失血性休克和开放性脑损伤的症状，所幸安徽省怀远县人民医院ICU病房的医护人员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

照顾他的人不少，有父亲石昌永、妹妹石子慧，以及数不过来的叔叔伯伯和堂兄弟们。妻子若兰也在同一间病房里，看到她伤得比自己轻，石祥林放了放心。但母亲李萍和儿子睿杰不见人影，亲友们告诉他说，那一老一小伤得比较重，儿子已经转到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救治。他的心一下又吊了起来，但亲友们说让他先别担心，自己先康复了再说。

那是2018年的2月13日，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了，要是没出事，他们这几天应该在村里的老房子里准备过年的东西，父亲和妹妹应该都从外地回来了，哥哥应该也会回来。但他们这一大家子都没过好这个年，妻子若兰十天左右就出院了，他那时才刚刚能下地慢慢走动。妻子出院后去了蚌埠照顾受伤的儿子，家人都告诉他儿子受伤严重。石祥林太担心了，毕竟儿子还不到6岁，有一天晚上，他趁照顾他的堂兄弟们不注意，偷偷下楼打了个车到蚌埠医院去看儿子。看到儿子的头部受了很重的伤，甚至颅骨都碎了一块，他的心都要碎了，但还是被家人们赶回了怀远县人民医院的病房里继续康复。

他那时不了解母亲的具体情况，每次他问到母亲的情况，家里人就告诉他说别担心，自己先康复了再说。直到2月26日晚上，三叔石昌连和年龄最大的堂兄石子军把他叫到病房外走廊里的椅子上，告诉他说，他母亲李萍没能抢救过来，已经在2018年2月15日去世了。“因为明天就要火化遗体了，他们就跟我说出了这个真相，问我后事该怎么操办。”

石祥林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突然降临的事实。叔叔和堂兄解释说之前瞒着他是为了不影响他的康复过程，然后追问他后事到底怎么办。于是他第二天强行出了院，到殡仪馆见了母亲最后一面，带着火化后的骨灰回了村里，让母亲入土为安。

从那时开始，30岁的石祥林头部左侧缺了一小块头发，一条10厘米左右的长条形空缺，那是伤疤给他留下的无法修复的印记。从他出院开始，这道伤疤就与肚子和肩膀上的其他几道伤疤一起，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成为他痛苦的回忆。

但石祥林无暇悲伤，擦干眼泪，他还有重伤的儿子需要治疗和照顾。怀远县公安局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石睿杰的头部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如果不想留下后遗症，后期的康复非常重要。但难点在钱上，孩子康复的过程需要重金投入。石祥林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找到他们住院时负责统筹资金的大堂兄石子军。石子军告诉他说，在他们2月11日受伤住院后的第二天，家里亲戚们就筹集了14万块钱，这些钱基本都花到他们的救治过程里，现在没剩下多少，他再想办法去借。随后石子军个人借给了他1万块，石祥林自己又到处借了9万块，6岁的石睿杰用这10万块在蚌埠市一家康复医院里住了两个月。

直到去年4月底5月初的一天，怀远县公安局一名法医给石祥林打了电话，让他带着老婆孩子到怀远县公安局做伤情鉴定。那名法医在检查他们伤情的时候，突然随口问了一句：“你母亲在医院捐献器官，县医院给了你们家多少钱？”石祥林整个人一下顿在了那里，然后极为惊讶地反问法医：“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你说什么捐献器官？”那名法医也很惊讶石祥林竟然还不知道这件事，告诉石祥林他母亲李萍的肝脏和肾脏早在其死亡的那天就被“捐献”了。

石祥林从县公安局出来立刻拨通了堂兄石子军的电话，堂兄只说让他去问自己父亲和妹妹。年老的父亲一问三不知，妹妹则告诉他，当时怀远县人民医院ICU病房主任杨素勋先找到堂哥石子军和三叔石昌连等亲属谈的这些事，随后这些人轮番找她劝说，她和父亲才在相关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问我妹妹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不告诉我，我妹妹告诉我，堂哥石子军等人不让她跟我说。”尽管已过了一年多，石祥林回想起来仍觉得难以理解。

可疑的“捐献”

让石祥林难以理解的事不止“母亲的器官被捐献了而自己完全不知情”这一件。他之前也完全想不到，在2018年2月11日清晨掀开被子朝他砍下的人会是自己的亲哥哥石子强。

因为都常年在外谋生，石祥林三兄妹之间的关系算不上很亲密。“一个月可能会打两三次电话”，石祥林说。至于见面就更少了，这十几年来，他们每年也就过年的时候能回家见见面，有的时候甚至一年都见不到一次。但这种常见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关系也完全无法成为亲哥哥砍死母亲、砍伤弟弟一家的合理解释。

在法院后来的判决中，“精神疾病”成了解释这件事的理由。石家人和村里人也都说：“石子强得了精神病，不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普通人。”过去三四年，他因为生意和家庭等方面接连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患上了精神疾病，据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出示的刑事裁定书，石子强在2017年5月曾到安徽省荣军医院就诊，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待观察。

距怀远县城十几公里的河溜镇杨湖村是他们的老家，三兄妹的祖父在这里生养了5个儿子，他们的父亲石昌永排行老二。家里几年前盖了一座三层小楼，还在门前围了一个小院子。附近不远处就是大伯石昌水家，两家的房子就相隔20多米，走几步拐个弯就能到。

现在村里基本看不到20～50岁之间的中青年劳动力，大部分人都去了江浙沪一带打工。石昌水的大儿子石子军也在浙江那边打工，家里只有石昌水老两口，平时陪着他们的就是村里大大小小的流浪狗和自己喂养的十几只芦鸭。但将时钟调回2018年2月11日，几个儿子都已从外地赶回家准备过年。那天早上6点左右，天还灰蒙蒙的，早起的石昌水听到自己的侄媳妇若兰在敲自家门，边敲边喊“强强砍人了，家里已经被砍倒三四个了”，石昌水打开门看到若兰捂着头，血正从头上往地下淌，心想不好，就赶紧喊起儿子赶了过去。

那时石祥林卧室墙上的空调还在呼呼地吹着热风，石祥林已被砍翻在床上，肠子都露在外面，旁边是同样躺在血泊里的儿子石睿杰。几分钟之前，他的亲哥哥石子强从三姑家骑着电瓶车到自己家门口，拿着斧子叫开了自家院子的大门，将正在准备早饭的母亲李萍砍伤，然后奔上二楼，推开他们一家的屋门，将除了小女儿外的其他三人砍伤，并扔掉斧子到楼下骑着电瓶车向北而去，直至被闻讯而来的警察抓获。

亲戚们将石祥林一家送到怀远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为石祥林的父亲石昌永平时都在淮北，得晚上才能赶回来，大家决定把凑来的钱集中到第二代里年纪最大的石子军手中，由他和几个叔伯来商量操办医院里的事情。

石子慧当天早上就从蚌埠市区赶到了怀远县人民医院，她也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卡交给了堂兄石子军，里面有她这几年全部的5万多元积蓄。那几天，她每天下午3点会和父亲轮流到ICU病房里探望母亲，平时会在两层楼下的普通病房里照顾哥哥和嫂子。2月13号晚上，她被堂哥石子军叫到病房外的走廊里，作为自己母亲的直系亲属第一次听到了“器官捐献”的事情。

“我堂哥跟我说，医生那边给了一个建议，说我母亲可能救不好了，可以考虑捐献我母亲的器官，国家会免费补偿20万元。”石子慧回忆说，“又说我哥那边治疗还需要一大笔费用，让我赶紧想办法筹钱。我当时很惊讶，就问他那后面到底还要花多少钱，堂哥就不跟我讲。”

当天晚上，石子慧没有给出回应，她的脑子乱成了一团。同样是在那天，她父亲石昌永也被堂哥叫到走廊里说了类似的话。年近六旬的石昌永没能理解“器官捐献”的意思，没受过什么教育、在淮北捡破烂为生的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那时以为“器官捐献”捐的是插在妻子身上的那些“塑料管子”。

14号下午，ICU病房主任杨素勋在石子慧探望母亲时叫住她，把她和父亲一起叫到了医生休息室里。在那里，杨素勋对父女二人又进行了一次劝说。“他说我母亲现在的情况即使救过来可能也是植物人，而家里其他人还需要治疗费用，尤其是小孩，要治就赶紧筹钱”，石子慧回忆。随后杨素勋又劝道，如果捐献器官的话，国家会补助20万元。“他说这是他管那边医生要的，一般是不会给的，最多就是20万。”随后还提醒他们，如果要做器官捐献就要抓紧，因为病人喉咙里全是脓，如果拖得太晚就捐不了了。

一面是几乎被判定为“植物人”的母亲，一面是还等着治疗的哥哥和侄子，27岁的石子慧看着好像比自己还慌乱的父亲，在一种难言的情绪中同意了这个方案。当天晚上8点，堂哥把他们叫到医生休息室，杨素勋让他们先坐下来，然后给他们一人一张“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让他们签字。

“当时我不想签，就在手里拿着，反正心里有块东西，他也没说明白，我自己也没考虑明白。”石昌永回忆当时的情景，“我闺女先签了，她看我没签，就说你看你那么笨，那我帮你签吧，她就把这张纸拿过去签了，然后我自己按了个手印。”后来这两张“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也成了石祥林找到破绽的地方。

时钟走过午夜12点，石子慧记得自己是在凌晨三四点被堂哥打电话叫下楼的，当时天还很黑，走出住院部大楼，楼前停着一辆黑色的七座车，堂哥把她喊上车，她看到母亲的遗体就躺在车里第二排座椅上，遗体上盖着白布。堂哥石子军说“你看一下”，就把白布掀开让她看了一眼。杨素勋过了一会儿也上了车，说“赶紧开走”，然后直接就开去了殡仪馆。

根据病历记载，李萍入院后的第五日——2018年2月15日凌晨，她已处于脑死亡状态，自主呼吸消失，生命垂危。“告知家属随时有心跳骤停可能，患者家属表示理解，要求放弃治疗”，杨素勋在病历中记录。而在“死亡记录”中，杨素勋则写道，患者李萍“于2月15日凌晨3：55自动出院，停用呼吸机，用手动呼吸球囊维持通气，平车送入江苏省人民医院救护车中；停机械通气后，当日凌晨5时整心跳停止，宣布临床死亡，开始进行器官捐献”。

怀远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显示，打开李萍腹腔后，“肝脏缺如，残端缝合；双侧肾脏缺如，残端缝合”。尸检鉴定书还记载了李萍“捐献器官获取见证记录”，上面显示，器官获取5天后的2018年2月20日，解放军302医院在移植手术前对李萍的肝脏进行了病理检查；2018年2月24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对李萍的双侧肾脏也进行了移植前的病理检查。

但可疑的是，根据由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等编写的《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版）》，理想供肝冷保存时间不超过8小时，临床实践中供肝的保存时限一般不超过12～15小时；肾脏的保存时间虽然稍长，但也不会超过72小时。

家庭的纷争

全程被蒙在鼓里的石祥林在从法医那里偶然得知了这件事后，开始追要一个说法。他找到当时负责器官捐献的医生杨素勋讨要资料，杨素勋把当时父亲和妹妹签字按手印的“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拍成照片发给他看。石祥林发现，登记表上的“登记单位”和“编号”一栏都未填写，“印章”处也是空白。

石祥林觉得母亲的器官捐献“有问题”。2018年5月，他去了趟北京，找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查询相关信息。“他们后来回复我，只要按正常渠道捐献的，他们系统里都能查到，但我妈妈的查不到。”石祥林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一份书面材料显示，石祥林母亲李萍的器官捐献，红十字会人员没有参与，且未通过正常渠道进行。

根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制定的《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和规范（2019版）》，由外伤或疾病导致不可逆脑损伤或脑死亡的公民，如果其生前未表达过器官捐献意愿，其直系亲属可通过住院地所属器官获取组织（OPO）表达意愿，由OPO协调员负责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简而言之，整个捐献过程均需OPO协调员在场监督并签字确认。

蚌埠市红十字会的汪主任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明确表示，整个蚌埠市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只是在今年出现过一例器官捐献案例，而他对怀远县去年的这次器官捐献完全不知情。“如果是正规渠道捐献的，最终我们都是会知道的，都是要参与的。”

石祥林确信这里面有大问题，于是他继续到合肥和北京上访，去年6月开始有相关部门到怀远县人民医院调查。堂兄石子军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很快从外地赶回家，第二天早上到他家质问他，两人在发生了口角后还出现了肢体冲突，后来就互相拉黑了对方。

这对堂兄弟的争执点主要集中在钱上面。根据杨素勋提供给石祥林的转账照片显示，2018年2月16日，也就是石祥林的母亲去世并捐献器官后一天，一名叫“黄超阳”的汇款人通过工商银行向石子军转账20万元。当时还在医院照顾家人的石子慧也问过钱的事，得到的回复是“钱花完了”。“因为我没有交费用，也不知道后面的治疗费是多少钱。”

石祥林后来自己查询当时治疗的费用，发现他们全家人在怀远县人民医院一共花了18万元。“就算看护时的吃喝拉撒都算上，也就花了20万。而我们全家在出事后第二天就筹了14万，那20万怎么可能全都花光呢？”

远在浙江打工的石子军拒绝对这些质疑做出回应，他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但他还在村里生活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替自己儿子进行了辩解。石子军的母亲对石祥林上门要钱的行为很不忿，她告诉本刊，石祥林去年曾上门要过钱，说自己儿子欠他钱没还。“但说句良心话，他当初结婚时从我们这借的钱还一直没还呢。他的钱就是钱，我们的钱就不是钱吗？”

村里许多人都记得石祥林家的条件一直不太好，家中的房子几年前还是三间土屋，为了石祥林的婚事才四处借钱盖了座三层砖瓦楼，其中就有从大伯石昌水家借的两万多元，石祥林对此也没有否认。村里小卖部的店主也说，石祥林这几年在他家先后赊账达2000多元。因为这种相互间说不清楚的财务纷争，石子军的父母在面对石祥林时完全没有气短的情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石家人与精神疾病患者石子强的关系甚至要好于和石祥林的关系。在生病之前，石子强算是这个家族中学历最高的人，相比小学都没毕业的弟弟石祥林和初中学历的妹妹石子慧，石子强一直在读书，后来还考上了宿州职业技术学院。村里人也都说，石子强小时候很乖，亲戚们都很喜欢他。毕业之后，石子强也去了浙江打工，并在那边和一个江苏的女孩结了婚，后来还有了一个儿子。

一个虽然缺乏细节却大体被公认的说法是，大约在三四年前，石子强花十几万块钱买了一辆货车做货运生意，不仅没赚到钱还赔了不少。生意上的失败让石子强一蹶不振，进而也出现了家庭问题，导致与妻子离婚，儿子也被妻子带走。从那之后，石子强精神上开始出现问题。有一次在外面犯了事，直系亲属打电话没有用，还是四叔石昌兵打电话把他骗回家的。

但诡谲的是，石子强回家后没住在自己家，而是住在了邻村的三姑家。三姑石昌翠告诉本刊，石子强和他母亲李萍并非亲生母子关系，石子强的生母很早就跑了，李萍嫁过来后才生的石祥林和石子慧，所以石子强小时候同爷爷奶奶比较亲，长大后和母亲李萍关系不太好。警方的记录显示，石祥林和母亲李萍曾在2017年10月与大哥石子强和四叔石昌兵打过架，后来被劝和了。平时都在外地的父亲石昌永也在警方口供中说：“李萍不让石子强和我们一起生活，听说石子强精神不太好。”

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让家里人对石祥林的上访不太支持，除了还在村里生活的大伯石昌水，其他几个叔叔的电话都无法接通，三姑石昌翠也偷偷告诉记者，石祥林从她那里借的两万块一直没还。村子里一些人在聊起这件事时也觉得石祥林是因为没拿到那笔钱才一直闹。“可能他的小孩后续还需要很多康复治疗的费用”，杨湖村一位村干部在闲谈中就说道。

但石祥林不接受这种说法，他的回应是，因为县人民医院涉嫌非法骗取他们家属捐献人体器官，可能有非法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况，“我的诉求就是依法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给我们家属一个合理公正的交代”。

医生的歧途

相比石子军等亲属的强硬态度，医生杨素勋在面对石祥林的时候就有些心虚，他显然知道自己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杨湖村委会副书记兼会计杨金武就是在石祥林上访的风声刚传出时被杨素勋的一个亲戚找到，希望他来做中间人说和一下两方。杨金武说，石祥林刚开始不愿意说和，他就劝道：“你告能告到什么结果？你如果要调解，人家能补偿你一笔钱，这对你小孩看病也有帮助。”

第一次调解是在去年6月。杨金武回忆说，当时杨素勋一方出价十几万，石祥林还价80万，两边差距太大，这次调解不了了之。两个月之后，随着石祥林不断上访，安徽省卫计委派了调查组下来，杨金武又被拉来当中间人。这次双方在医院对面的一家宾馆里开了一间房，谈了整整一夜。杨金武在下半夜睡了过去，他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杨那一边已经出到了46万块，但石祥林还是不同意，他就劝说石祥林拿了这笔钱和解，“对孩子治病有好处”。于是第二天中午，石祥林照着抄了一份对面准备好的“谅解书”，杨素勋医生的妻子拎着一袋子钱过来，对石祥林说：“你看我这46万也不容易，也是东凑西凑凑够的这些钱，你就不要告了。”石祥林回应说：“既然写了谅解书，我也收了你的钱，我就不告了。”

双方分手后，杨金武陪着石祥林把钱存进银行。结果正好当天下午省调查组找石祥林过去问话，杨金武就在楼下等石祥林。“他下来后跟我说，他告诉省调查组他拿了人家给的46万块钱，还叫他写个谅解书。”杨金武见事实如此也不好多说什么。但他没想到的是，石祥林在此之后仍然在继续上访。

石祥林刚开始怀疑自己的母亲是在还有生还希望的时候被摘取了器官，但医院在这种可能涉及谋杀的问题上没出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当时的医疗记录并无差池。石祥林随后也把怀疑重心放到了钱上。

与刚听到这个新闻时外界一般的想象不同，杨素勋的家庭情况无法将他和一个“收黑心钱发大财”的医生形象联系起来。8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当我们赶到怀远县附近的一个村子时，杨素勋84岁的老父母还在院子外收拢一堆废纸壳，两人一个撑起蛇皮袋，一个将地上的废纸壳装进去，最后装了整整4个大蛇皮袋。将4个蛇皮袋装上电动三轮车，杨素勋的父亲将会在第二天把这些废纸壳换成100多块钱。两人现在居住的两层小楼也是两年前才建起来的，花了十几万，自己的钱不够才管儿子杨素勋要了一两万。杨父告诉本刊，这次出事后，儿媳妇已经卖掉了县城的房子，住回了自己娘家。

杨素勋的妻子胡萍三年前已经从之前工作了20多年的建行退休。一位她的老同事告诉本刊，据他所知，杨素勋家的经济条件在县城里还算不错，但不算是特别有钱的那种。有两个细节可作为具体参考。这位同事告诉本刊，胡萍这些年一直是坐公交车上下班；胡萍刚退休的时候，还到一个楼盘给人家做账，每个月赚2000多元补贴家用。

“老实话少”则是多位采访对象描述杨素勋时用到的词。一位怀远县人民医院的护士告诉本刊，杨素勋在医院名声不错，2008年组建ICU病房时他就是主任。“他可能犯了罪，但我们之前都没听说他们家当时有急需用钱的情况。”一位杨素勋的朋友对本刊说。

因为石祥林的不断上访，安徽省和蚌埠市先后派下了调查组。安徽省卫健委在今年1月发布公告，杨素勋因违规转介潜在器官捐献人案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今年5月，怀远县公安局将此案6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逮捕，被捕嫌疑人中包括杨素勋，其他嫌疑人还包括来自南京鼓楼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也透露，他们已经吊销了解放军302医院两名OPO协调员的执照。目前整个案件还在侦办过程中。

多位法律界人士均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事件可能牵涉到非法人体器官买卖链条的犯罪活动。一位不愿透露具体身份的OPO协调员告诉本刊，器官捐献实行的是双盲原则，供受体双方并不清楚对方是谁，受体家庭所有相关治疗费用都是交给移植医院，而器官分配是通过中国人体器官计算机分配系统自动分配的。“想要绕过分配系统成本很高，杨医生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真正核心的角色还需进一步了解和调查。”而驱使杨素勋参与进来的是金钱的诱惑还是利益的互换，还要等待警方侦办的结果。

石祥林最近也停止了自己装修工的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到了上访维权的事情里，平时的生活经费就靠杨素勋给他的那46万元。“如果没有问题，他会给我那么多钱吗？”石祥林如此说。 器官石祥林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