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一个大人物的内心世界
作者：王珊
曾国藩书信手稿
“我的头癣还没好。”
“孩子没有母乳吃，现在每天两饭一粥。”
“在京同乡没什么变故，一切都跟以前一样。”
“弟弟们最近读书不努力，回的信太短太应付了。”
……
这些内容均摘自曾国藩写给家人的书信里，我只是将文言文改成了白话。读曾国藩家书的最大感慨就是，曾国藩真是太唠叨了，什么事情都能写到书信里。这让我忍不住将他的画像找了出来，仔细研究了一番——瘦削的长脸、三角眼、扫帚眉以及深重的法令纹。看起来确实不像一个干脆利落的人。
从1838年考中进士到进京，几乎每半个月，曾国藩都会往家里寄一封书信，有时是写给父母，有时则是直接写给兄弟。这些书信的内容，大抵是问候父母身体、讲述近来自己学习交友的情况，然后就开始一板一眼地告诫兄弟要好好读书，并要求他们多写信汇报学习情况，如果有人写得短，他还会批评对方应付自己。唠唠叨叨的像个唐僧。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父亲也是个读书人，科举考过17次，直到40多岁才中了个秀才。曾国藩自己也是考了七次之后才进了翰林院成了一名七品小官，自此变成曾家五六百年来第一个与功名打交道的人。加上长子的身份，曾国藩在家里的地位和说话自然更有了分量。他经常在信里要求弟弟们将所做的诗赋寄给他以作评点，有时也会告诉他们自己悟出的一些学习之法。
一直到做官的第七年，曾国藩在京城都不算忙碌。他在家书里向家人讲述自己每日的工作，说为人写对联条幅、要款待来借钱的应试举人，还要接见门生、应酬待客，言语中有一些失落。曾国藩是有大志向的人，早在未中科举之前，他就写过诗抒发自己澄清天下的志气：“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然而清朝的政治到了曾国藩这个时候，已经腐败不堪、社会颓靡，有其势莫挽的样子。像他这样没有靠山的农家子弟，想要做出一番事业，更是难上加难。
曾国藩也没有给家人的生活带来大的改变。入京七年以来，他都处在囊中羞涩的状态，有一封家书为证。在这封信里，曾国藩陈述了为什么在接到祖母去世的消息后没有即刻赶回家。他列了三个理由，第一就是缺路费。他在信中说，来回一趟路费需要四百两银子，自己在京城还欠有账目五百两，“欲归则无钱还账”。在将三条原因一一交代清楚之后，曾国藩将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家里的老人，声称如果家里老人想让他回去，他就回去，否则，就继续待在京城。
如果不是在信中读到这一段，很难想象，为官七年，已经位列朝廷五品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此时还要如此为平日花销作难。曾国藩在翰林院的职位，整天与皇帝、大臣打交道。在现在看来，职业起码可以用个“高大上”的词汇来评述。但翰林院的官员并无实权，薪资俸禄与其他官员比起来非常低。清代有一条谚语对翰林院官员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描述：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这句话是说翰林因为穷买不起车，只能走路去上朝，但因为要面子还是会摆架子迈八字步，因此将人行道堵住，引发后面人的不满。
因为俸禄少，又没有实权，曾国藩没少尴尬。有一次，曾国藩的妹夫因为考运不好多年没有功名，又跟妻子关系不好，就来京城投奔曾国藩，希望他能够在翰林院为自己谋个书写的杂事。曾国藩将妹夫在京城留住了三个月，最终还是将他打发回家，他是实在无力安排和帮助。
如果是换作另外一个人，也许就与这样的生活妥协，选择碌碌平庸一生了。曾国藩却不曾放弃过对自我的提升和完善，并在30岁的时候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即“学做圣人”。曾国藩给自己定了圣人的几个标准，其中一个是立“坚忍不拔之志”。曾国藩想了一个方法来磨炼自己，即每天做“日课”。
从起床那一刻起，曾国藩就时时刻刻监督和提醒自己的一举一动，每天临睡前他还会用楷书写日记，回忆一天的言行，然后进行深刻的反省。他还要求自己每天读史书十页。然而，一个人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有一天他去朋友家为其母祝寿，结束后本来打算回家学习，结果被朋友拉去下棋。他下了一局，又旁观了一局，心里就开始有两个小人打架了，一个说索性不如放纵一次，一个则提醒他许下的各种诺言。最后他赶紧回家，并在晚上的日记中反省了自己。
在家书里，曾国藩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他几个弟弟，并将自己的日记抄给他们看。他在信中告诉几位兄弟，做事一定要有恒心。他在家书里给兄弟们举了自己戒烟的例子。他说自己戒烟第二天寝食难安，彷徨无主，坚持了一个月之后，他觉得自己能够戒掉了，两个月则认为不抽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以戒烟这件事勉励兄弟们做事和做学问，“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在我看来，这个时候的家书，与其是写给弟弟，其实不如说是曾国藩自我又一次检讨和反省的方式。他在信中梳理着自己一段时间的经历，并一次次勉励自己要继续坚持。困顿中的勤勉和自我反省是曾国藩一直坚持和践行的。即使是到了官生二品有了实权之后，他还在时刻反思自己的行为。比如他在湘军组建之后，有一次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现在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
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曾国藩重新品读，觉得自己下笔之中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且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在信中又说：“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曾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又是一副洋洋自得、锋芒毕露的模样。曾国藩开始明白，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不只是皇帝心眼小、大臣私信多，自己性格、脾气上的缺陷都是原因。
对待左宗棠的态度是曾国藩变化的例证。曾国藩官运亨通的时候，左宗棠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举人。左宗棠进入仕途，担任浙江巡抚，也是因为曾国藩的推荐。不过左宗棠高傲自大，一直不愿意屈居曾国藩之下，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书信里，左宗棠都和曾国藩以兄弟相称。曾国藩并不在意。即使到后来，左宗棠向朝廷揭发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乱中，洪秀全年幼的儿子趁机逃走，并非曾国藩所说的已经自尽，曾国藩也只是跟左宗棠断了联系，但在后面左宗棠西征需要粮饷的时候，曾国藩仍出力帮助。
就是以这样一种近乎苛刻的方式，曾国藩完成了人生中的自我完善，他的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有很大的收益。他改掉了以往性情浮躁、傲慢自大的毛病，开始以一种宽于待人的形象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然而，曾国藩的身份是清朝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始终是他的凭依，他必须要忠君。但清政府的政策总是敷衍现状，让他又很灰心。在一封家信里，他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余近年在外，问心无愧，死生祸福，不甚介意。唯接到英法美各国通商条款，大局已坏，令人灰心！时事日非，吾家子侄辈总以勤勉二字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曾国藩家书》
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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