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者”

如果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不太长的史幅上，真是处处痛点。阅读这段历史，也痛感清俄两朝在拥有和使用人才上的差异。尼古拉一世破格升用出身于一个叛逆家族的穆拉维约夫，支持他大刀阔斧的整顿，使得原本混乱沉闷的东西伯利亚一派生机。而在穆督帐下也是人才济济，如涅维尔斯科伊、卡尔萨科夫和后面要写到的船舶专家卡扎凯维奇，如率领第三次航运的布谢，如后起之秀小沃尔康斯基，堪称梯队健全。穆氏生性褊急，言辞刻薄，容不得部下有丝毫违拗，导致与涅氏闹翻、与卡扎凯维奇疏离，但识才惜才，加上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自具一种超强的凝聚力。

本节要写的是一位教会中人，东正教在北京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在清朝的官方文献中，称他为“俄罗斯达喇嘛”，如《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五所录理藩院奏本，就说到“驻京俄罗斯达喇嘛巴拉第呈称”云云，附录的呈文也写着“驻京俄罗斯达喇嘛巴拉第为呈明贵院事”。达喇嘛，又作掌印首领喇嘛，起于藏传佛教，顺治年间在绥远等蒙古地区设喇嘛印务处，选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和副札萨克达喇嘛。将东正教大司祭巴拉第称为达喇嘛，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给在京俄罗斯馆以较为体面的地位；二是暗含对沙俄仍以藩属视之，与蒙古诸部并列。降至道咸两朝，沙俄早已成为军事强国，俨然欧洲宪兵，清朝君臣已是畏之如虎，而在制度上抱残守缺，那份天朝心态仍随处可见。

对巴拉第的研究，社科院近代史所陈开科研究员开掘很深，刊发了系列论文和专著，笔者读后颇多收益。巴拉第，本名卡法罗夫，1817年9月出生于喀山的一个东正教神甫之家。他的父亲是故乡一个著名教堂的大司祭，两个哥哥都是神父，而他先是在宗教学校读书，20岁时进入彼得堡神学院，毕业后留在院外事办公室做文秘，不久即主动申请前往驻北京的俄罗斯馆。1840年10月，巴拉第作为第十二届俄罗斯馆的辅祭抵达北京。在同伴的眼里，他是一个诚实温和的人，“安静，温柔，随和”“从没有听说过他有一次和自己的同事们相处时哪怕是几分钟的不和睦，或者是做出如何有失身份的事情”。由此到1847年春，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任期，学习汉语和满蒙文字，研治佛教经典，接连完成几部佛学专著。正是由于如此年轻就在汉学上成绩斐然，巴拉第被召回国，受命组建第十三届俄罗斯馆。两年后，作为大司祭的巴拉第再至北京，又待了差不多十年。在此期间，巴拉第承担了大量的管理职责，也包括搜集和向国内传递各类信息。他仍然热衷于了解和研究中国，可显然具有了较多的政治色彩，比如《中国及其藩属区域内的商路》《天津和上海之间的海运》，情报价值一望而知。

这个时期的穆拉维约夫正在一步步实施黑龙江战略，两个人也就建立了联系。早在1851年秋天，穆督就给巴拉第写信，将关心的问题开列一张调查表，请他帮助输送情报。由于传送的延误，次年三月巴拉第才收到，立即回复，表示将全力支持穆督的“东方改革意图”，并着手进行秘密搜集。1854年5月，穆拉维约夫率军悍然侵入黑龙江。巴拉第则遵照穆督的指令，向理藩院转送经由黑龙江向河口湾和堪察加运兵的公函，并很快报告了清廷的反映：“听说库伦办事大臣将您的公文送到这里，通报了俄罗斯与英国的战争，还听说这个消息与您在阿穆尔的考察比，在军机处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尔后我了解到，军机处开了一个会议，内阁成员、皇上的哥哥为俄罗斯说话，他说俄罗斯对中国的友谊已经延伸了200年了”。猜想他说的是恭亲王奕訢，是皇上的弟弟，担任军机大臣，并非内阁大学士。

那时的北京“俄罗斯馆”还属于外交部亚洲司领导，而穆拉维约夫与外交部、尤其是亚洲司的矛盾已不是秘密。巴拉第与穆督并无从属关系，却也一直尽心尽力，不断提供有关中国国内的情况。1855年3月，巴拉第报告了清军在南京与太平军作战不利等情，而穆督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第二次率领大型船队硬闯黑龙江，限于传递的不便和时间太紧，应是难以参酌这些情报。后来的密信中，巴拉第多次谈到中国的内战，对太平军毫无好感，认为还不如保留满洲政权对俄有利，但也详细列举了清廷的财政困难，军队补给不足，银价飞涨，粮食短缺……所有这些都显现出大清帝国的衰败，令穆督心里踏实。

就在1856年1月，穆督从彼得堡返回伊尔库次克，读到巴拉第去年夏天送来的第69、70、71、72号报告，得悉清廷迫于国内压力，可能会就黑龙江通航对俄让步，即飞报海军大将康士坦丁亲王。同时，穆督向这位达喇嘛表示感谢，还下达了新的指令，请他了解去年9月交清方谈判代表转达理藩院的公文有无进展，并“恭请神父在北京尽力施加影响，使边界问题的解决对俄国有利”。说是指令，其实说得十分客气，这封信随同致理藩院的公函，一起由信使送到库伦，再由那里经驿站转送北京。这是巴拉第向穆督传递情报的主要渠道，所以会出现四五份报告一起送到的情形。

无可否认，巴拉第是一个杰出的汉学家，而在同治朝之前，俄罗斯馆出现了多位术业有专攻的汉学人才。清朝也兴办了俄罗斯学，可未见有熟稔俄国和俄语者，常常连准确的翻译都做不到。在致理藩院的咨文中，穆督说起去年在奇集谈判后发生的事：“贵国三处官员返回后，英国军队乘大船数只袭击河口，但被打退，并受重创。”本来是显摆俄国战力，自我夸耀，却被理藩院翻译成“敝国与英夷对敌之人，乘坐大船数只，即于海口各处打仗。及至敝国之人退回时，所伤甚多”，呵呵，全拧了！

当年岁尾，巴拉第又向穆督发出密函，讲述北京的物价飞涨：“随着货币的贬值已经很高的粮价更加涨了，这对战士和贫困人家的影响更大。贸易颇受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货源不够，一方面是因为白银在北京和京城外的价格有差别，在北京的银价比其他地方要贵两倍。”如果将这些论为政治和经济情报，应说也较为浮泛。一脑门子学问的巴拉第算是卧底北京，也算是为国家尽力了，他发自北京的密函对穆督判断大势提供了帮助，但作用也有限。（待续） 历史清朝军事历史边疆巴拉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