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2）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出版时，将另两个中篇《三十而立》和《似水流年》，都归入《黄金时代》，变成第二、第三辑，意为共同构成了青春、启蒙。

《似水流年》写“文革”时期，以“我”的视角，看高校大院里的三个教授，那个与“我”有关的女孩“线条”充当了串场角色。贺教授是壮烈地跳楼自杀的，这种壮烈造就了“万人争睹围观的伟大场景”。况且，他死后验尸，阳具还是竖着的，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意味。王小波写贺教授之死，留给我深刻印象。他写头颅着地，“像摔了个大西瓜”，脑浆“洒了一世界，以他的头颅着地点为轴，五米半径内，到处是一堆堆、一撮撮，活像是新鲜猪肺的物质”。与此景象对比的是，“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支蜡烛，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粉笔圈，圈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好像要跑出来”。那是贺教授的家人在祭奠。小说里的王二这样感叹贺教授的壮烈：“一个人宁可叫自己思想的器官混入别人鞋底的微尘，这种死法强烈无比。”争睹围观，将思想踩在鞋底，都是隐喻。

贺教授的肝脑涂地，要对比刘教授的委身曲附。刘教授与贺教授原是关在一个屋子的，刘教授没舍生取义，是因他想到了峨嵋酒家的东坡肘子，觉得死了太亏，以致人家要打他，他就脱下裤子，自己爬上桌子，主动把屁股高高撅起来。贪生是为口腹之欲，回到人生本来目的，贺教授就成了刘教授的铺垫。刘教授已经脸面都不要了，最后还要为吃一只五元钱的鸭子无助而死，死时鸭子还没吃到，以这种“生命的饥饿”，写“文革”对生命能量的鄙薄，构成了更深刻的悲哀。

王小波用喜剧手段写悲剧，第三位从香港回来的李教授，有一个日本名字：姓“龟头”，名“血肿”。因他盖住了一帮退伍兵的“大字报”，龟头就被踢成了血肿。他将医院诊断书抄出来，连篇累牍论证，于是就有了这可笑的绰号。王小波说，“文革”中，他住在高教部大院，“贺先生”与“龟头血肿”都确有原型，为吃鸭子而死的刘老先生，则是他虚构的。他写“文革”中的荒诞，很多篇幅用在“线条”对李先生的狂热上。狂热是“文革”能如火如荼的前提，但到了王小波的笔下，它就成了“线条”将自己供在了荒山破庙的供桌上。这就是王小波小说的好看处，你在读刘老先生运筷状如疯魔、“线条”裹着大衣坐在供桌上发呆时，绝不会意识到，这都是象征。

《似水流年》原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那部大名著的名字，因这部书在国内译为《追忆似水年华》，王小波就用了这个篇名。流年，用他的说法是，“眼看潺潺流水，粼粼流光，落叶，浮木，空玻璃瓶，一样一样从身上流过去”，这是青春记忆中无法磨灭的。这篇小说，王小波只用了极简练的一句点题：“对这些很惨的事，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觉得很惨。”荏苒在衣，惨意全在他有趣的叙述中。

《三十而立》应该写在《黄金时代》与《似水流年》后，以他回国后阴差阳错当过一段教师的经历，写现实世界的无趣、虚伪、单调、压抑，写虚伪对活着趣味的扼杀。在他看来，存在，就像“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风起时一匹小马发情”，没什么目的，却本是生机勃勃的。但这种生机勃勃，在畸形社会里，无法以“本我”自立。王小波说，他的小说，其实都是对生存状态的反思。这小说是写“而立”之哭笑不得——校长的关心、母亲的关心，各种琐碎枯燥的消磨中浑浑噩噩，是埋没。小说中的形容：“像是西藏的一种酷刑，把人用湿牛皮裹起来，放在阳光下曝晒。等牛皮干硬收缩，就把人箍得乌珠迸出。”这种浑浑噩噩与诗意的世界形成了对比。小说里的诗意世界，是“我”与小转铃一起享有的星空。这也是写得最好的一节。王小波写没有月亮的静夜，“星星的眼泪洒在铃子身上，就像荧光粉”。这就是尘世与精神的关系，诗意是“一步步走进星星的万花筒”，尘世之立，则往往要以斩断自由的翅膀为代价。

小说里展示出王小波出色的冷幽默调侃能力，比如与校长讨论牛仔裤，信手拈来，读到便处处忍俊不禁。而讨论存在与虚荣，又显示出他锋利的写杂文能力。王小波是最憎恶虚伪的，他认为，虚伪使人在表演中忘乎所以。他将“人上人”与“人下人”之作为，称作一方为“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方为“演出这些脚本”，虚荣就是表演这些“拙劣脚本的悲剧”。王小波的锐利在于，他看到，人所共知的虚荣无所不在的原因是，“高调加虚荣，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黄金时代》是1994年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时，三个中篇后，加上了《革命时期的爱情》与《我的阴阳两界》。这本书当时能出版是不容易的，只印刷了6000册，出版后又曾被禁止发行。难忘的是，书出版后，出版社曾召集了一次小型座谈会，会后吃了一顿饭，时间是1994年9月28日（好在李银河整理了座谈纪要）。当时文学界参加者，有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白烨、《文艺报》的蒋原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陈晓明；思想界有在编《东方》杂志的朱正琳。我记得，那天发言，朱正琳说，王小波写“文革”而超越了“文革”；白烨说王小波有一种玩历史于股掌之上的姿态；蒋原伦说王小波撇开了意识形态。我当时发言，说到王小波小说颠覆既成意识形态的意义。既成意识形态，即成为了一种大家认可的既成事实，比如知青小说中的伤痕控诉或虚伪浪漫。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颠覆了这样的知青叙事。我当时还乐观地认为，王小波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学转型的开始？我说：“1989年以后，一直感觉到文学的转型即将来临，王小波的小说就提供了这种转型到来的信息。这一信息就是，文学有没有可能以个人经验反映社会，而不是从社会现成的概念中去寻找个人？过去的意识形态创作总要对社会作概括，能不能转向个性对生活的感知？”

事实证明，我是过于乐观了。王小波是清楚他面对的现实的，所以他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记忆中那次会上，他的表情是惯有的神情疲惫，也许是当时他就知道了此书一出版就遇到的压力。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举莫奈将伦敦的天空画成砖红色为例说，天空当然应当是蓝色，但实际上，因为污染，观众抬头才发现，伦敦的天空的确是砖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这个后记里，他还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他是为理智健全、能辨别善恶的人写作的。之后，他又发展了这个观点，按昆德拉的说法，他说，不懂开心的人不会懂小说艺术，“若开心都不懂，就只能把小说读糟蹋了”。这是说，读他的小说是有门槛的，有一个理智与智力的门槛。（待续） 读书文学小说王小波似水流年80年代文化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