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幽默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7）

《故乡面和花朵》写完，刘震云松了一口气，回来写实，就极其轻松了。2002年，他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第四部长篇《一腔废话》，紧接着，2003年就写了《手机》。《手机》是先有电影剧本，后有小说，在电影首映前，小说就出版了。电影内容，到了小说里，变成第二章，肚子部分。小说是刘震云对电影剧本再思考、结构的结果。

小说开头，第一章是1968年，写严守一他爹如何一辈子窝囊；写严守一如何到镇上帮吕桂花打电话，看电话的是曾与严守一爹一起卖葱的老牛。那是传呼电话时代，镇上只有一部摇把电话，打电话要排长队。吕桂花的丈夫牛三斤在矿上，传呼电话要通过高音喇叭通知，传呼声在山里的回音，就变成千万声呼唤。严守一就是“白石头”，白石头帮吕桂花打电话，是《故乡面和花朵》里的情节。刘震云将地点改成了山西，“白石头”进了北京，就变成严守一。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交代，严守一在《有一说一》里做了一期节目叫《打电话》。节目播出一年后，吕桂花的女儿牛彩云到北京想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牛彩云对严守一说：“俺妈在电视上看到你就笑。但她说，到镇上打电话的不是你。俺妈想了一夜说，那一年她根本没到镇上打过电话。”

小说《手机》的第三章，则前溯到1927年10月，山西严家庄有个佃户严老有，严老有有个大儿子叫严白孩，在张家口外跟人劁牲口。严老有托贩驴的老崔给儿子捎口信，让他回家娶亲，那是捎口信的时代。结果，老崔在阳泉府遇强盗，身上带的贩驴钱都被抢走，想一死了之，亏得烧酒铺老板相救，口信却耽误了。第二年春天，老崔见到戏班子里打鼓的老胡，投缘，将严老有所托口信交给了老胡。但老胡晚上撒尿偶遇扮嫦娥的花旦撒尿，丢了饭碗，又把口信耽误了。等到老胡回乡当挑夫，遇到挑鸡眼的小罗，将口信又交给了小罗。小罗有一天在面馆吃面，恰巧遇到了严白孩，口信才侥幸捎到。等严白孩赶回家，已是两年多过去，那媳妇已与老二生了娃又怀上了一个。第一章与第三章，都是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本来给老大严白孩准备的媳妇给了老二严黑孩，严老有就将准备给老三严青孩的姑娘换给了老大，这第三章结尾是——

30年后，这姑娘成了严守一他奶。又46年后，严守一他奶去世，严守一跟她再说不上话。

严守一奶死，是第二章的结尾。第二章的结尾，严守一把奶送走后，拿着手电筒往天上写：“奶，想跟你说话。”那字迹在天上整整停留了7分钟。刘震云将首尾串起来了。

按刘震云的说法：“《手机》写得好的是第三章，找到了写人心事的叙述口吻，这叙述口吻延伸到《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指从老崔到老胡到小罗，绕圈式的叙述方式，时间差造就阴差阳错。以此来对应第二章，严守一与伍月、于文娟，本来在同一个城市，三角关系却不交叉，相安无事。东窗事发是因为，千里之外，严守一的堂哥“黑砖头”有了个手机，想让奶与他通话。恰好遇到严守一与伍月幽会，手机关闭，“黑砖头”于是就找到于文娟，于文娟找到费墨，费墨说的地点与严守一告诉的地点错位，严守一的谎话露馅，本来的不交叉瞬间交合，严守一还浑然不觉。等他回家，费墨与伍月都不知道手机实际到了于文娟手里，于是被抓了“现行”，百口莫辩。还是时间差造就阴差阳错，但捎口信、传呼电话的时代，是距离构成时间差。手机时代，是不同的距离，信息即时交错时，检验了时间差。

这个对比太有意思了——小说第二章，严守一的一连串狼狈，起因是千里外，“黑砖头”的手机。手机将本不交接的空间交接了，于是真相大白，于文娟鄙夷严守一，与他离婚了。第二次，还是“黑砖头”打电话，这回严守一将手机留给了沈雪，沈雪将手机留在家里，电话没人接，将他奶病危的信息耽误了。“黑砖头”于是又找到了于文娟，等于文娟再找到严守一，严守一赶回山西，他奶已经过世了。“黑砖头”对严守一说：“早回来半晌，就跟咱奶说上话了。”

刘震云将他对电影的思考写进小说，不仅要突出第二章与第三章距离与时间差的对比，还有意在第一章开头，写严守一的爹，本来一天说不了十句话，跟老牛卖葱，交了知己朋友，才有了话，有了“扑哧”的笑。后来，跟老牛掰了，又不说话；得了脑血栓，结结巴巴连成句，才告诉儿子：分手，是因为老牛不仅记花账，还说他老严是个傻×。“他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他倒天天把说话当饭吃了。”这是严家庄人说严守一的。

刘震云怎样思考电影《手机》呢？于文娟与沈雪，让人联想到维持秩序的警察。婚姻就是秩序。警察不执法，婚姻就会崩溃。伍月则是秩序的破坏者。严守一需要这个破坏者，她是他的身体启蒙者。有意思的是，刘震云写严守一遇到伍月，不仅“在世界上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解渴’”，还将这个破坏者比喻为“消毒剂”——“身体解渴还不说，肠胃也好像被脏话洗了一遍。彻底脏了以后，反倒像脱下脏衣服换上新衬衫一样，浑身倒干净了。严守一第一次知道了脏话的作用，它能使人脱胎换骨和使心灵得到净化。它就是一瓶消毒剂。”欲望与身体的要求，恐怕没人会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冲破理性后，邪恶的力量。严守一当然也知道，邪恶会颠覆所有既成的关系。因为，在社会这个棋盘中，男女关系不会真像“饥了吃饭，渴了喝水”那么简单。所以，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世界上的事情，原来都有目的；就是原来没目的，渐渐也会演化出目的”之可怕。当老贺与伍月有了交易，当伍月走通了副台长，进而要挟严守一要当主持人时，严守一指责伍月的脏，伍月却说，这脏是他严守一造成的。那么，究竟是谁启蒙了谁的底线呢？

第二章里，费墨“还是农业社会好”的感叹也发人深省。费墨说：“那时候，一切靠走路，上京赶考，几年不归，回来说什么都是成立的。现在，太近，近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思考的也是时空关系——信息时代，距离变了，时空关系的改变必带来社会关系的重塑，这其实才是这部电影到小说，最有价值之处。

冯小刚从《甲方乙方》开始拍“贺岁片”，说实在的，到《手机》才跳上一个台阶，使贺岁片真正准确地触及了这一年的社会脉动，惊醒了沉浸在身体解放启蒙中享乐的人们，提醒大家如何面对信息轻易交流、轻易窥视、轻易监控的时代，和“近得喘不过气来”的关系。《手机》这部电影，其实是提前给了许多人应该尊重他人隐私的启蒙，使更多人从严守一的狼狈经历中，意识到放纵之风险，生活秩序之重要。我将这些判断告诉刘震云，他给了我一个“龇牙”的表情。（待续） 小说刘震云生活态度80年代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