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不可怕

正当人均GDP靠拢1万美元之际，经济增速在2018年底下滑，今年第一季度很可能降到6%，维持了3年的近7%增速面临着再下一级台阶。改革开放40年，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和后发追赶红利之后，还有什么红利能保证我们中高速增长，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比较东亚追赶型经济模式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数据，两国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步入了中速增长阶段，也都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放慢了增长的脚步，此后，日本靠货币的快速升值迅速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韩国则是在将近20余年的时间里增速逐步下移，如今人均GDP也接近了3万美元。相对而言，日元被迫升值，虽一步迈上全球最高收入阵营，却伴以失落20年的痛苦；韩国虽然遭受过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的打击，但总体上蒸蒸日上。无疑，稳定货币，积极寻找增长引擎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佳政策取向。

亚洲经济危机后的1998年，韩国经济增速曾经一度暴跌至-5.5%，但第二年恢复后即报复式地回到了11%的增速，随后的经济上升周期，韩国经济增速围绕着5%波动，直到2009年信贷危机中又探底0.7%。此后的经济扩张周期中，增速则围绕着3%波动，增速虽缓，却更加稳定。两个经济周期，韩国释放经济活力，寻找增长引擎的改革有迹可循。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国家扶植大企业、大财阀垄断金融的弊端，故而改革正是从金融体系入手，打破财阀与大企业之间的裙带关系，重塑健康的政商关系。打破了大财阀对资源的垄断后，韩国政府还放弃了以往政府主导的产业模式，鼓励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而更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则成为政府资源倾斜的对象。如今的韩国，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信息产业和影视娱乐方面均有着全球领先的地位。

对比东亚邻国不难发现，当资源红利逐渐减弱后，释放个体的创造力、合理配置资源，再辅之以长远的产业政策，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持续地发展。也正因此，对比邻国，我们不难发现还有很多改革“红利”有待挖掘。比如投融资体制的资源错配，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60%。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它在经济中的比重完全不相匹配、不相适应。民营企业产权在个人，责任和权利主体一致，有着更强的盈利动力，也因此有着更高的运营效率和效益，可是资金上却受制于现有的国有为主的银行体系的制约，发展上处处掣肘。更高层面上，我们的融资体系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一直不够发达，即使沪深两市拥有了3000余家上市公司，绝大多数资源都流向了创造价值能力一般的大型国企，中小企业面临着融资门槛难迈、融资额度受限的痼疾。

经济减速，一个显见的原因是房地产和汽车两大主要增长点同时“哑火”，尤其是房地产，在中国经济的结构中历来处于“一业兴则百业旺”的地位，可当高房价严重遏制了其他产业的活力，以土地财政为主导的房地产业也走到了不得不自我改革的尽头。而另一个侧面，土地财政若有所改革，意味着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等到了彻底改变的机会。

以人均GDP测算，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均超过了2万美元，东南沿海省份的人均GDP也都迈过了高收入国家门槛，收入不及平均数的地区基本上是城镇化落后的乡村地区。而提高城镇化率，令广大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自由流动起来，集约利用，无疑将是与人口红利同等量级的又一大改革红利。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减速不可怕，关键是改革不能停，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不能停。 投资物语减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