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幽默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3）

刘震云1990年只写了一个中篇《一地鸡毛》，发表在上海《小说家》杂志1991年第一期上。这个中篇开始了他与冯小刚的影视合作。他通过王朔，认识冯小刚是1993年。那时，冯小刚与郑晓龙合作，正在拍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王朔向冯小刚推荐了《一地鸡毛》。他与王朔，相识于饭局上。有段时间，梁左住小庄，《人民日报》宿舍；王朔在《人民日报》招待所写小说；三人常在一起吃饭，走得很近。王朔、刘震云、冯小刚同岁，按生日，冯小刚最大，王朔最小。梁左比他们大一岁。

“鸡毛”是指庸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这个小说的主角还是《单位》里的小林，办公室里来了个关处长，老张还稳坐副局位置，老孙隐匿了。视角转为小林的家庭：妻子、保姆与女儿，贫困、疲惫与窘迫。小说从小林早起排队买豆腐开始讲述，一斤豆腐忘了放进冰箱，馊了，就要被老婆埋怨。小林的老婆，也是大学毕业生，却堕落到指使保姆晚上不关自来水龙头偷水，可见这日子过到了什么地步。年轻时，都有一段在寒酸中一筹莫展的日子。这小说里是，老婆要调工作，女儿要上幼儿园，都是求人无门；收入拮据，就怕家乡来人；女儿看病，都舍不得付钱拿药。读它，我就庆幸自己到了一个好单位——刚结婚，就分到了宿舍；虽也两家合居，夏天闷热，铺凉席睡地上，开门挂布帘，布帘下，能看到对门也睡在地上；收入不多，也怕外地来访的亲戚朋友；买冰箱电视，也都是先舔着脸借钱再还钱。但好在，有了孩子，就分到了白家庄的二居室；儿子上幼儿园，刚好我大姐又在一个著名幼儿园当园长；且自家日常花销，好像从没有为难过。刘震云虽有个北京大学让我仰慕的文凭，立足之路，却比我难多了。

《一地鸡毛》里记载的是一种意志的消磨。青春期的发奋图强、熠熠闪光的理想，在上下班、买豆腐、吃饭睡觉洗衣、对付保姆弄孩子中，“淹没进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小林后来在小说里总结的道理是：“世界上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去，也很舒服。”这道理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才是最实在的。回到考虑白菜、豆腐的基本点上，其实就很容易满足。小说结尾是，小林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这个中篇刘震云写得轻松，结构与人物关系，都比《单位》简单得多。写完这中篇，他就开始沉浸于故乡，写他的故乡系列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处处流传》写完后，1992年他又写了一部重要的中篇《温故一九四二》，这也是他至今为止写的最后一部中篇。刘震云说，写这部中篇，他看了大量资料，也顺着当年灾民逃荒的路线走了一遍，采访了幸存者与他们的后代。我很喜欢这部小说的结构，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他只用了4万多字篇幅，从苦难中极端到人吃人的灾民，一直写到蒋介石、陈布雷与时任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跨度极大。他痛切面对他的家乡，中原大地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提出了极刻骨的问题。

小说共七节，开头第一节其实是导言，定调子的。剩余六节，第一人称“我”的采访其实只占两节。采访对象，从近亲“我”姥娘、花爪舅舅、范克俭舅舅，只延展到一个80多岁的当事人郭有运，一个姓蔡的当事人老婆婆。这两节，也只用一半篇幅记问答，另一半则转用了资料——当年《大公报》重庆版驻河南记者张高峰的灾情报道、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记载的1943年2月河南所见。刘震云清楚采访与资料运用极易枯燥，所以，他用极简方式，就点拨出当年的局部细节——花爪舅舅是三姥娘的儿子，他解释，当时虽大旱，麦收还有三成，怎么还有那么多人饿死呢？因为军粮、税赋。此舅舅逃荒到了洛阳，去赈灾粥棚领粥时被抓了壮丁，上了中条山，当了逃兵。他讲述了二姥爷扒火车去陕西的场景。范克俭舅舅是“我”姥娘的干儿子，“我”姥娘是他家长工。他讲，因饥荒，穷小子滋事，烧了他家的楼。郭有运在逃荒路上失去了全家：卖了小女儿；娘病死；大女儿死于天花；儿子没扒好火车，轧死；他与老婆到了陕西，老婆嫌跟着他苦，随人贩子跑了。姓蔡的老婆婆则是被爹娘卖给人贩子，被人贩子卖进了妓院。这五个人，就像勾线，互相串联，就编织起有关灾民的具体情节。张高峰的报道与白修德的记载，则给了一个整体画面、氛围，白修德突出了这幅苦难图的效果。

这小说的重点，第三、第五两节，写蒋介石的态度。领袖与民众的关系，这是刘震云的主题所在。蒋介石一直称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虚报，他不愿意相信这么大的灾难，他陷在战争的难题里，战争的负重，致使河南实物税与军粮任务不变。刘震云引用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说，所征粮税，要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蒋介石在小说里的作为是，因《大公报》报道了大灾荒，主编王芸生还写了评论，被停刊。而白修德用一幅狗吃人的照片，让蒋介石无法再掩盖灾情，终于使救灾成为现实。白修德与蒋介石，一个是有慈善心的美国人，另一个是时任4万万国民的领袖。3000万灾民在这位领袖的棋局上，是多大的位置呢？小说开头第一节，刘震云就定下了这样一种草民命如草芥可怜的基调——

死了300万，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也有些发毛。但当我回到1942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300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

300万当然不是小数。这其实是讲草民与政治格局的关系。这小说牛在用这么少的篇幅，就写了这样一个大格局，最后两节将悲愤发掘到极点——第六节写救灾，美国救济物质通过传教士发放，就有了一个个粥场、一个个育婴堂，有了教会医院。国民政府的救灾呢？2亿救灾款，到河南剩7000万；再层层克扣，刘震云引用当年资料，给了一个数字：3000万灾民，人均其实只被救济了一磅粮食。一磅还不到一斤。自己的政府，这样对待自己的国民。然后，第七节，日军进了灾区，“发放了不少军粮”，于是，6万日军就依靠民众，在短时间内，歼灭了30万蒋鼎文率领的国军。“其中5万中国士兵是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小说结尾，就变成了这样尖锐的问题：“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

这个中篇的深刻性，我以为超越了刘震云别的作品。这小说2012年由冯小刚拍成了电影，经历10年，剧组有两次成立又解散，都因为调子“太灰暗”。最后，第三次终于拍成。刘震云的剧本里，当然也就没有了最后一节内容，没有了最后那个尖锐的问题。只是借蒋鼎文的嘴说：“灾民饿死了，地方还是中国的；要是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要亡国。”所以，军粮一粒都不能少。

不敢面对真实的问题，其实阻碍了许多作家解剖百年中国的勇气。而不敢揭开真实的伤疤，明鉴于后人，如何又能孕育出强大呢？（待续） 小说一地鸡毛刘震云王朔中国电影80年代剧情片冯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