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现代化是一个命定的过程

作为知名社会学家，金耀基与许倬云、余英时一起被誉为中国研究的三位耆宿。巧合的是，余英时与他还曾先后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无论在主持新亚书院，还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期间，金耀基与梁漱溟、钱穆、费孝通、汤一介等海内外学人都曾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成为荣宝斋此次展览“人间有知音”的部分。用金耀基1995年在“潘光旦先生学术讲座”上的话，连接这些学人的正是共同的志业：中国的现代化。

从1966年出版第一本专著《从传统到现代》起，金耀基一直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聚焦在中国现代化命题。正如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所说：“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它不只在解放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成熟的境地。”现代化运动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似乎从来就是一种命定的选择。

生于大陆，长于台湾，就学于美国，任职于香港，这样的人生经历，给了金耀基更好地观察与研究现代化运动的契机。“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都在经历的过程，问题本身具有的现实生命力，也一直伴随着我的生命在发展。”

在早年研究中，金耀基注意到现代化的三个层次：器物技术、制度、思想行为，后来又提出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如果说早期他更多关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即所谓“古今之辩”，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与地方的关系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2007年，在北京大学费孝通纪念讲座上，金耀基于演讲中回应过费孝通晚年对全球化的忧虑：“简单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以为全球淹没了地方，正如简单化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现代取代了传统。事实上，现代必然由传统转化而来，现代中不可能没有传统。我曾说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全球化不是全球淹没了地方，反而是激发了地方（民族）文化。全球中不可能没有地方，我要说，没有‘没有地方’的全球化。”

83岁的金耀基走路飞快，语速更快，一旦进入现代化的话题讨论，他整个人便充满了活力。金耀基告诉我，选择现代化研究是自己的学术幸运，与已经得到修正的简单化的美国式现代化理论，还有欧洲生动的现代化辩论相比，自己的研究试图用一些理论诠释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现象，“不一定成功，但比较成系统，有自己长期的观察和思考”。

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这句话用在金耀基本人身上也颇为恰当。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金耀基酷爱书法，少年时期在父亲指点下苦练书法多年，2004年以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身份荣休之后，他更是投入大量时间于书法练习。不管是改革开放后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进入大陆，还是个人书法展得以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在北京举办，他和中国，和传统，也像是一种“命定的过程”。

“命定的现代化”

三联生活周刊：从1966年出版《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及现代性问题一直是你研究的焦点。最初的研究契机是什么，与上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学术界的文化论战有无关系？

金耀基：台湾出现文化论战的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其实我对中国文化问题老早就很有兴趣，“五四”以来的文化论战，基本都关注过。坦白说，我对台湾当时的文化论战不是很感兴趣，为什么？完全重复以前的东西，水准也没有超过原来。中国文化高还是西方文化高，在我看来根本不是研究中国出路的问题。我当时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世界文化的浮现》。意思是已经进入全球现代化的进程，怎么还在讲中国文化高啊。

不久我就出去读书了。一边念书，一边研究这个问题。回来后，台湾几个大学请我演讲，那段时间，我对社会学中很重要的思想有点掌握了，后来把演讲的内容整理出来，就有了《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1966年这本书出来，的的确确对台湾影响很大……我的书进入大陆，则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那本书中谈到，作为一个综协整体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现代化”，包含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媒介参与、民主化等质素。现在看来，很多观点还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金耀基：说句实在话，对西方300年来现代化的现象，很多学者做过综合性的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我展开论述，中国的现代化怎么进行？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必然有其共性，但我始终认为中国大的文明转向，传统一定在背后发挥很多作用。所以，现代化不是抛弃传统，而是传统的再生和转化。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以后写现代化，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综合性地描述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从传统到现代》是从时间线索来谈现代化；后来我又看到现代化不只是时间上的，而且还有空间上出现的全球化。原来是传统与现代，现在是本地与全球的关系，从而构成我们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四度空间。

为什么有全球化？全球化，就是全球的现代化，所有国家开始现代化了。那些国家如果不现代化，全球化的力量也到不了那里。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地方完全没有开发，麦当劳也不会进去。你知道费孝通先生晚年很忧虑，全球化是不是会把本地很多东西冲洗掉了。2007年我在北大费孝通纪念讲座回应他的话，特别从空间，从本地与全球的关系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中国走向全面的现代文明，中国文明必然在其中保留很多重要资源、元素。全球现代化的结果，并没有出现单一的现代文明秩序，恰恰相反，更多显示了文化的多元性及多元的现代性。仍以麦当劳为例，尽管东亚社会接受了麦当劳，但也把它修正了。在东亚很多地方，消费者把麦当劳变成休闲中心，或青少年放学后的聚会场所。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你特别喜欢引用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说法：命定的现代化。

金耀基：帕斯是墨西哥有名的诗人，和我一样，他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很喜欢，但他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冲洗，现代化是一个命定的过程。中国也一样。表现出来，历朝历代出现大问题，知识分子的反应，就是现代化。从曾国藩、李鸿章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一直下来，都是在那个时期代表中国文化精神、为了中国未来的一种反应。

另类现代性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对现代化的理解，历史地看有一条线索，从早期的富国强兵，到“五四”时代更多是谈西化而不是现代化。请你把现代化的发展脉络扼要地梳理一下。

金耀基：现代化是每个时代文化精英的一种自觉反应。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只能反省到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原来是我们没有枪炮，船舰不行。但这个反省不够。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大家发现不单是枪炮的问题，还有制度问题，那就牵涉到政治制度的革新，学校制度的革新等等。

到了“五四”时期，有一个学术思想的革新。中国的经学制度不能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同时中国的文化不限于经学，还有诸子百家。中国从汉代开始，从子学进入经学。到了“五四”，严格说起来，重新开辟了一个子学时代。孔孟之外，还有墨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统统回来了，同时不光是中国的诸子百家，而且是世界的诸子百家。所以，新文化运动不是单单反中国传统文化，它基本上是去儒学中心化，进入一个新子学时代。当然真正核心的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从经学走向科学。

三联生活周刊：我记得在“五四运动”70周年时，你曾写文章反思“五四”时期标举的科学与民主，可能带来科学主义、集权民主的问题。2019年我们又要迎来“五四运动”100周年，您对于这场运动有何新的思考？

金耀基：基本上，我觉得对“五四”本身要有一种不断的批判，但也要不断重新肯定它在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正面积极作用。用最简单的口号来讲，科学与民主，的的确确是中国从古典文明到现代文明一个必经之路，同时也是最好的方向。至于里面有些话讲过头，科学变成科学主义，民主变成民主迷思，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不是“五四”的责任。“五四”以后我们应该了解民主、科学究竟应该是怎么回事。“五四”时代的科学与民主，与我们今天的理解确实有距离，但是整体来讲，科学与民主是一切现代文明不能回避的。

接着刚才的话说，现代化的一个根源，不能否认就是科技文明。现代化真正开始的时候，就是机械力取代人力和动物力，以汽车、火车取代黄包车、马车、牛车，这就是工业文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机器取代人力和动物力，而是开始取代思维，出现人工智能的问题。

科技真正改变了人类文明。同时我们要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自然科学虽然是很根本的东西，但社会科学在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中作用可能更大，国民思想行为统统变了，这不是过去四书五经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说，中国现代化有三个主旋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帝制到民主；从经学到科学。今天我们要建立的现代文明是共和民主、工业化的、科学性的文明，这些东西是主调。这一点21世纪很可能最后修成正果。

三联生活周刊：您所讲的中国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目前分别处在什么发展阶段？

金耀基：可以这样讲，我们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这个转型，不管是港台还是大陆，都很成功。70年代，香港和台湾地区成为所谓“东亚四小龙”，可谓工业文明的初阶，现在当然发展更多。过去40年，大陆补课补得太厉害，从城市化的指标、消费革命的指标、公共参与等指标来看，显然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阶段，这块走得非常成功。

至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共和民主，这条路，我们走得最颠簸。但无论怎样调整、发展，从君主专制走向共和民主的主调不变。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世界共通性的问题。40年下来，我们成就斐然。可还要往前走，继续深化改革。很多领域，不只科技、经济领域，还包括教育、思想、政治制度等领域，都要探索。

第三条路，从经学到科学，这条路走得最顺利。想不到中国这样一个以经学为重的古老文明，一进入科学时代，发展很快。1900年，我们还处在义和团的时代。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经发表，我们相差多少？杨振宁告诉我，1900年，中国全国没有一个人懂微积分，可他到西南联大的时候，读的东西已可以接上美国第一流大学的东西。中间我们虽然经过很多阻扰，尤其抗战的爆发，但科技发展很快。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首先恢复高考，然后抓住科教兴国的基本方向。今天有这样的成就，就是这样走出来的，非常了不起。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中国目前现代化的困境在哪里？欧美的现代化方案之外，是否存在新的可能？

金耀基：我在几次世界学术会议上，都提到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所谓另类现代性的问题。现代化当然不等于西化，但是现代化必然包含了许多西方的东西。科学当然不唯西方所有，但是科学革命最早发生在西方。作为现代化的根源，科学已经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个科学到中国来，你可以把它看成西方文化，但它也是西方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化。假如你完全接受西方基督教传统文化，这就很西化。现在伊斯兰文明不愿意接受的地方，就在这里。但是伊斯兰文明也可以现代化，走它以前传统的科学之路，以前他们的科学很厉害。

我的意思是，民族文化中有些根源性的东西很难去除。中国能够对经学传统做如此深入的梳理，将以前不太重要的文化传统慢慢一步步发挥出来。这种文化传统，讲得最简单，你连吃的东西都可以变成重要的文化组成。衣食住行对人类非常重要，生老病死，也是任何一个文化必须答复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文化答得很好，比如与儒学相比，佛教对生死问题的回答，更容易解决多数人的困扰。今天还有人说佛教不是中国文化，没有必要。胡适说，中国经过一个印度教的时期，是很不幸的事情。我不这样认为。中国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往往变成中学与西学之争。如果我们站得更高来看，其实这是一个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不再是一个从中国型变成西方型的西化过程。我们到现在没有变成西方型，但我们已经很快现代化了。

我只能这样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今天谈得更多的是多元的现代化。就如费孝通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改一个字，最后变成“天下大美”。这恐怕是人类21世纪文明相遇相处的一种可能。

过去西方现代性出现很多问题，所谓现代性的黑暗面。作为一种世界标准和典范的现代性，严格来说已经破产。既然出现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什么现代性？但是不能说现代性破产，西方就没有什么贡献。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很多东西也不完美。过去150年，看起来我们非常辛苦，要强迫接受西方的东西，实际上是在接受西方的过程当中，不断用中国的传统开始自足的转化与现代化。

困境的问题，也要从这里面来看。这有什么困境呢？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这几条路，是不是有些走得不够好？要往前走，不能说西方有的，我们就不要，其实这是完全拒绝了自我成长的可能。中国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因为开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不开放也得开放，何况我们需要主动开放。西方的东西可能不仅是西方的东西，而是人类共同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形成对人类文明具有普适价值的东西。

如何看待新儒学？

三联生活周刊：你讲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我知道你对许多海外新儒家都很熟悉，能否结合他们的一些观点，谈谈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金耀基：新儒学，我觉得只是在“真善美”文明的三大领域中“善”的领域，有其本身价值。我们以前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达到人类社会道德和伦理的持续，必须从这个角度看新儒学，使其能够在现代文明秩序中对道德伦理的重建做出贡献。但这个“善”的来源已经不限于现代经学，西方太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的东西，都可以进入“善”的领域的建构。

我对新儒家那种献身于发扬传统文化的真诚，非常佩服，但我老早就跟他们讲，我说新儒学将来怎么样发展我不敢讲，但是假如你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没有贡献，或者你与现代化变得不相干，你就没有前途。一定要把自己变得与中国现代化相干。我们构建现代文明中的道德伦理领域，儒学中有没有有生命力的资源？有啊。很坦白地讲，随时可以问你，现在很多地方同性恋都可以结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类问题，我们中国要不要做？新儒学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挥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谈新儒学的这些作用，用韦伯的说法，还是偏重于其价值理性的一面。

金耀基：价值理性为什么重要？就因为从经学到科学的过程中，价值理性相对地边缘化。

不讲价值理性，不讲德性之知，只讲知性之知。德性，基本讲价值理性的东西，这也许是我们现代文明必须补充的方面。这里面包括中国美学的传统，中国美学传统与善的传统不能分开。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诠释——论香港的理性传统主义》一文中，提出“后期儒学命题”，这一概念偏重于工具理性的方面，这与刚才谈到的新儒学偏重价值理性的一面，似乎不太一样。

金耀基：你居然注意到这一点。1971年，我和同事调研了香港的小工厂，发现儒家的家族主义价值对于这些华人厂主仍有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对亲属的雇用，多半出于理性上的考虑，而不单单是儒家家族主义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因此我认为，香港出现的已不再是韦伯所了解的那种儒学传统，而是工具理性主义的儒学。正是这种工具理性传统主义，成为促进香港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真的存在着一个后期儒家文化，那么对香港来说，就是这种工具性的理性传统主义。

我的意思，第一，现在很多中国文化现象出现，千万不要以为还是那么传统。不是，它应该有另外理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和现代文明发生关系。那么是不是价值理性在这里面没有了？不错，就是价值理性失位，才出现一个理性的传统主义。但是我分析这个现象，不代表我赞同这个现象。在大学里面，科学思想垄断了所有东西，这是不够的。为什么要加上价值理性、美学传统？原因就在这里。 新文化运动从传统到现代新儒学文明发展金耀基现代化理论全球化经学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文明炎黄文化费孝通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