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骆驼祥子》

老舍1936年在青岛教书，那年春天，有一位朋友从北京去探望他。那位朋友讲起，有一个北京的人力车夫，一直想买一辆自己的车，买了三次失去了三次，三起三落。老舍听完，就说这可以写成一本小说。1936年7月，老舍从山东大学辞职，成为专业作家。9月，《骆驼祥子》开始在上海《宇宙风》杂志上连载，老舍对编辑说：“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老舍此前想当专业作家，但怕写小说养活不了自己，一直在学校里教书，业余时间写作，这本《骆驼祥子》他胸有成竹，由此转向专业写作。1946年，《骆驼祥子》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书名叫《人力车夫》。美国读者对“rickshaw”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对“个人奋斗”这个主题也不陌生。祥子的故事就是他的个人奋斗史，他想成为一个有产者，害怕沦为赤贫阶层，这个想法全世界的人都能理解。老舍一家是正红旗的，正红旗驻扎在北京的西北角。老舍写北京，在他作品中出现的地名大多集中在北京的西北角。八旗子弟从法律上来说都是士兵，要吃军饷，他们不能从事其他行业，北京的服务业原本由外来人口从事，挑粪工来自山东，裁缝来自宁波。大清倒了，旗人该自谋职业了，有当巡警的，有下海做艺人的，也有做人力车夫的。有满族评论家考证，祥子可能原本住在京郊，清朝覆亡，祥子在乡下没有活路，所以要进城谋生。

重读《骆驼祥子》，我有一本重要的参考书，是美国学者史谦德所著《北京的人力车夫》。书中说，1920年代，北京人力车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辆，车夫有六七万人，也就是说两个车夫赁一辆车，你拉白天我拉夜晚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当时北京公交车还很少，道路状况很糟糕，土路多，下雨之后变成泥塘，人力车是重要的出行工具。到冬天，人力车的生意更好。北京的人力车夫有四分之一是旗人，有四分之一是进城的农民，还有许多人原来做过工人、小商贩甚至军官，他们失业之后当上了人力车夫。拉车能挣多少钱呢？《骆驼祥子》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虎妞想给祥子买两辆车，让他收车份儿。祥子说，“两辆车一天进上三毛钱，不够吃的！赁出一辆，我自己拉一辆”。这样算，一辆车的车份儿大概是一毛五，车夫拉一天，能挣五六毛钱。《北京的人力车夫》中说，1920年代，北京的人力车夫一个月的收入在10块到12块，跟巡警、小店员的收入差不多，肯定是贫穷的，但还不是一贫如洗，不算是赤贫阶层。

1926年，有一项调查，富有家庭占北京城市人口的5%，主要是商人和政府官员，中产阶级占22%，主要是小店主、教师、小官员等等，下层阶级占47%，在下层阶级之下，还有9%的贫困人口和17%的赤贫家庭。1928年，北京报纸上有一条新闻，说巡警在冰窖胡同发现一个车夫要上吊自杀，就把车夫救下来。车夫姓姚，跟妈妈和三个弟弟住在鼓楼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家里只有一条裤子，姚车夫穿着出来拉车，结果挣的钱被偷走了。家里妈妈和弟弟在等他买粮食回去吃饭，车夫觉得钱被偷走了，活不下去，一时想不开，要自杀。警察把车夫送回家，警局还提供了资助。这条老新闻，看着还有点儿温暖。其实，当时北京的警察，日子也不好过，有过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警察工资都来自对商户的征税。北京当年的报纸，经常报道有车夫在路上倒毙的新闻，还有专栏作家写文章，号召读书人要善待车夫，车夫是体力劳动，没有更好的工作，只能当车夫，“我们读书人教书匠要是没饭辙了，还没力气干呢”。

祥子的梦想是什么呢？祥子想在城里扎根。他说，城里要饭还能要到点儿油水呢，城里再苦的人还能吃上白面呢，不像乡下只能吃窝窝头。扎根之外，祥子想跻身下层阶级，在下层阶级中靠上，不能沦为赤贫阶层。《骆驼祥子》中交代，一辆人力车，新车是100块钱，二手车80块钱。祥子一出场，是有一辆新车的，他攒钱买下车，有了自己的劳动工具。拥有自己的车，是祥子最为看重的。“人和车厂”的老板刘四爷有60多辆车，应该算是富裕家庭，闺女虎妞喜欢祥子，但刘四爷说，自己的闺女不能便宜给一个臭拉车的。虎妞后来跟老父亲闹翻，嫁给了祥子，跟祥子搬进大杂院住。虎妞并不打算待在下层阶级之中，她的算盘是，过些日子，回家跟刘四爷赔罪。

祥子想的是每天能挣五六毛钱，不用交车份儿，一个月有15块到20块的收入，那就比10块12块收入的人好过多了。虎妞害怕这种日子，她住在大杂院里，院子里的孩子一早就要出门捡破烂儿，偷点儿煤块，妇女找点儿缝缝补补的活儿，老人躺在冰冷的炕上，等着年轻人带回家点儿饭吃，像二强子这样的人，喝点儿酒就打孩子，会逼自己的闺女小福子当妓女。虎妞买了羊头肉，端回家的时候，院子里的小孩子都仰望她，把她当公主看。当年的北大教授陈西滢描述北京的孩子：“胡同里的小孩，谁都面黄身小，骨瘦如柴，一点没有活泼的气象。大多数面上身上都有些疮疤疔疖，许多还露出大头、斜视、歪嘴、缺鼻等残废的形状。”

虎妞搬到胡同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孩子。她跟祥子租了两间房，祥子出去拉车，虎妞会把一间屋子借给小福子。小福子做暗娼，但自己家有俩弟弟，屋里太破，没法儿接客，借虎妞的房子接客。虎妞可没想到自己要过这样的生活，老舍书中是这样写的，就好比是看见日头要落山了，以后的日子怕是没有光亮了，但趁着现在有光，就赶紧走两步。祥子想凭自己的力气往上走，虎妞想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两个人都害怕沦为赤贫阶层。但祥子的身体越来越差，虎妞的私房钱越来越少。个人奋斗，前面可能有一个目标支撑着，对祥子来说，就是一辆车。但个人奋斗，可能后面也有一个野兽在追赶着，那就是赤贫的生存状态。人力车是日本人发明，传入中国之后，成为北京城里的重要交通工具。1915年，北京城里的人力车有2万辆，十年后到了4万辆。但人力车夫的报酬在下降，有一个统计说，1911年，人力车夫每小时能挣两毛五，到1926年只能挣一毛钱。随着人力车的增多，竞争的激烈，人力车夫的收入是往下走的。当时有西方人比较过东京和北京坐人力车的不同，东京跑得慢，北京跑得快，北京之所以跑得快，就是竞争激烈，要跑快一些，多跑几趟，才能挣更多的钱。祥子在1920年代加入北京的人力车行业，这个行业是在走下坡路的，到1936年，全市的车夫有10万人，城里六分之一男性壮劳力都在做人力车夫，更难挣到钱了。

西方人说人力车夫是“人畜”，人形的牲畜，这词不好听。他们的意思是，社会进步应该使用更多的机器，不能把人当牲口使。这话当然没什么错，可那时候人力车已经是一种进步了，人力车之前，是抬轿子，需要两个人或四个人抬轿子，人力车已经节省人力成本了。

小说开头，祥子有铁扇面一样的胸，又直又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有一双大脚，脖子和头一边儿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整个人像一棵树一样健壮，结实硬邦，他还能倒立，也就是核心力量强。穿得干净利落，拉上车，步子大，腰里稳，跑起来没声，步步都有伸缩，能让客人坐着舒服，这就是底盘扎实，自带避震，不论跑得多快，蹭两步就能站住，他的力气能达到车的各部分，又快又稳，这是动力系统调校得好，操控感到位。祥子进城时，刚刚成年，跑了三年，买了自己的车，他把买车的日子当成自己的生日，吃了烧饼和爆羊肉来庆祝。但战事临近北京，人力车夫都不敢往城外跑了，偏偏祥子为了挣两块钱，拉了一趟活儿去清华，结果出了城，就被当兵的劫走了。

失去了车，祥子病了，在海淀的一家小店里躺了三天。病好之后，他吃了碗馄饨，我们看老舍是怎么写的，“呷了口汤，觉得恶心，在口中含了半天，勉强地咽下去，不想再喝。可是，待了一会儿，热汤像股线似的一直通到腹部，打了两个响嗝。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命。”祥子买了新衣服，走回到西直门，他还是走不稳，身体没有复原，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顶香美的味儿，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捧着碗，看着那深绿色的韭菜末儿，他的手不住地哆嗦。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一碗吃完，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站起来，他觉出他又像个人了。”食物是身体的燃料，祥子吃了这点儿东西，就有了力气。

《骆驼祥子》中时常写到食物，人力车夫吃羊肉包子，吃大饼。虎妞勾引祥子那天，跟祥子喝酒，桌上有水果，有半只酱鸡，有熏肝、熏肚。祥子是禁欲主义者，不抽烟不喝酒，他知道，抽烟解乏，喝酒能暂时忘掉忧虑，但他不舍得花钱。别的车夫会喝10个铜板一壶的好茶，茶里面还加白糖，祥子只喝一个铜子的最次等的茶叶，平常吃饭只求填饱肚子。他没有性欲，从没有去妓院，不愿把钱花在女人身上，也害怕得性病。他看到有别的车夫得了性病，在厕所里撒不出尿来，所以对性这个事很抵触。他想结婚，想以后有了车有了钱，从乡下娶一个能干的媳妇。媳妇要一清二白，是个处女，他自己也必须守身如玉，才对得起以后的老婆。虎妞诱奸祥子，事后祥子的感觉很糟糕，书中说，虎妞比抢走车的大兵还可恨可厌！因为她把祥子由乡间带来的清凉劲儿全毁尽了，祥子成了一个偷娘儿们的人。这是老舍的原话。祥子的性观念很保守，他认为性生活会毁掉身体，结婚会让一个人的体力下降，偷情更是不体面的事。

《骆驼祥子》中很少写到洗澡。“人和车厂”有宿舍，但没有浴室，人力车夫收工之后，吃饭，睡觉，不洗澡。虎妞不愿意祥子去拉车，说讨厌祥子的一身臭汗，他们住进大杂院里，不是很容易洗澡。大杂院里的孩子都是在护城河里洗澡的。书中祥子唯一一次去澡堂子，是在和虎妞成亲之后，他出门闲逛，到了南城，去洗了个澡，“下到池子里去，热水把全身烫得有些发木，他闭上了眼，身上麻麻酥酥的仿佛向外放射着一些积存的污浊”。

有一位美国学者叫丽贝卡·海耶斯·雅各布斯，做过关于洗澡的研究。她说，水有治疗作用，只要人们沉浸在天然温泉、游泳池、浴场和海洋中，就会减少心理健康的风险。古罗马温泉、土耳其澡堂和日本温泉都是公共浴池，让人放松。但在21世纪，豪华的水疗中心越来越多，公共浴池太少了。2023年有一个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0年里，纽约只开设了5个新的公共游泳池，在同一时期，开发商建造了至少434个私人游泳池。纽约的许多公共游泳池是大萧条时期修建的，大萧条时期让人有更多地方去游泳和洗澡，这倒是明智之举。简而言之，洗澡是一项权利。我时常听到乘客抱怨北京出租车味道难闻，“进了车，像是进了司机的被窝儿”。1920年代的祥子还不能经常洗澡。我看过一本小册子，题目叫《怎样做好浴池服务工作》，这本书由商业部饮食服务局编辑，1960年出版。开头说，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浴池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都取得了进展，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特出版这本书。书中内容由上海大兴浴池、北京西城柳树井浴池、佳木斯浴池、石家庄龙泉池澡堂提供，介绍了修脚、搓澡的基本技术，讲解一些皮肤病的简单防治，还有详细的服务规范。特别提到，环境要安静，老年人出浴后比较疲倦，需要小睡。老年人冬天来洗澡，很多时候是为了取暖，要烫脚烫背，他们体质弱，御寒能力差。

祥子在曹宅拉包月，曹宅里有一个仆人高妈，高妈是被生活暴打过的人，她从生活中学到的经验是理财。她自己那点儿钱，会借给更穷的人，一块钱是一笔，两块钱也是一笔，利钱至少是三分。对许多穷苦人来说，钱上有毒，会抽干他们的血，但还是要借高利贷。老舍原文写，“凡是能使他们缓一口气的，他们就有胆子拿起来。生命就是且缓一口气再讲，明天再说明天的”。书中有这样几句，“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像一个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地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像钱那样怕筛眼儿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高妈身处下层，资本很小，但资本主义那一套运营规则，她是明白的。祥子喜欢听高妈讲怎么理财，但他自己不会放债，也不会把钱存到银行去，祥子相信现金。

祥子认定自己是拉车的命，是穷人的命。穷人的命是枣核儿的两个尖，幼小的时候不被饿死，就是万幸，到老了不被饿死，也很难。中间这一段儿不怕饥饱劳碌，还能像个人似的。祥子在茶馆里曾经碰到过一对爷孙，老马和小马，爷孙两个拉着一辆破车。老马55岁，吃不饱饭拉不动，孙子帮忙推车。祥子给爷孙俩买了10个羊肉包子，爷爷吃3个，孙子吃7个。北京当时有规定，50岁以上不能拉车，但这规定也很难严格执行，祥子害怕自己岁数大了，变成老马那样。

祥子娶了虎妞，他的精气神没了，他的力气大不如前。祥子去拉车，总感觉脚软没力气。车夫一起聊天，会说，拉车就不能娶媳妇，白天累，夜里也累，重体力劳动者不应该有性生活。如果生了孩子，家里孩子等着吃饭，那就更要命。祥子被大雨淋了一场，病了，休息一个月。祥子再出车，患上了痢疾，又休息了一个月。他知道虎妞手上的钱快垫完了，他还是要出门拉车，如果再病了，就去跳河。像他这样出卖体力为生的人不能生病。虎妞难产而死，对祥子来说，是减轻了一个负担，以他的能力，是无法供养虎妞这样一个老婆再加上一个孩子的。

祥子走向堕落，是从放纵身体开始。虎妞死了之后，祥子在雍和宫附近给一位夏先生拉包月，夏先生家里的姨太太，原来是位暗娼，她勾引了祥子。祥子得了性病，他撒不出尿来了。他把这件事告诉工友，工友们给他出主意，该买什么药看什么医生。祥子的羞耻心没有了。小福子死了，老马爷孙俩，小马死了，老马也快死了。祥子不再要强，不再向上走。他认定自己挣不开天罗地网。最后，他的信用破产了，谁也不愿意把车赁给他，他成了个城市混混。老舍出身于贫民家庭，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他妈妈前头生了7个，活了4个，另外3个夭折了，老舍是老儿子。他1899年出生，一岁半的时候，八国联军进北京，他爸爸就战死了。他是靠慈善家的救济读了小学，又读了师范，18岁当了小学教师。然后信了教。当年大批旗人入教会，是因为教会偶尔会救济穷人。老舍在教会里认识了燕京大学的一位英国教授，学了一年英语，这位教授推荐老舍去英国教书，教中文，拿现在的话说叫对外汉语培训。老舍在英国待了四五年，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读了大量的英语小说。一边读，一边写《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这些小说，老舍承认他借鉴了外国文学，但我们从语言上看，老舍可不像1980年代那些模仿西方现代派的作家，老舍用的是地道的北京口语。

老舍对各种曲艺形式都非常熟悉，在他成长阶段，周围接触的人也都是贫民。老舍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地鱼儿来”。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写过很多宣传作品，不管主题是什么，只要允许他在北京平民环境中塑造一两位老邻居，他的台词就有出彩的地方。王朔曾经说，他读老舍的作品，总觉得演出来的比读的好，像《茶馆》和《四世同堂》，都是话剧或电视剧更出彩。王朔喜欢用“码字”这个词来替代写作，老舍也有一个词，叫“贩卖大白话”，他听的是大白话，说的是大白话，写小说就是贩卖大白话。《骆驼祥子》这本小说一共有107360个字，10万字的文本用了2413个不同的汉字，其中又有621个极为常用的汉字被频繁使用，占了作品总字数的90%，可以这么说，认识600来个汉字的小学生就能读懂《骆驼祥子》。

老舍在书中回避了时代背景，没写直奉战争，没写首都革命，没写“三·一八惨案”。小说结尾处，祥子出卖了阮明，这一段老舍也做了含糊处理，按照史谦德的解读，阮明是国民党的劳工组织者，在他的怂恿下，祥子加入了人力车夫工会，“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但后来，祥子把阮明出卖给了警察，把这位工会领导人送上了刑场，获得60元的赏金。

老舍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黑白李》，黑李和白李是兄弟，兄弟两个和一个女子暧昧，黑李说，我退出了，不再跟那女子相见。白李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那女子，完全是跟哥哥捣乱。黑李信教，是个好人，白李有更高的志向。家里有个拉车的叫王五，黑李坐车出去，总会想办法让王五歇歇脚，别那么辛苦。白李坐车出去，多热的天都让王五使劲跑，但他心里装着劳工阶层，为全天下的拉车人打抱不平。叙述者说，白李这个人，看着精明，你觉得他应当到处做领袖，每一句话，“他不是领着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绑在断头台上。他没有客气话”。白李搞工人运动，带领人力车夫捣毁北京的电车，事后被通缉，黑李替弟弟上了刑场。老舍提醒我们注意，在工人运动、政治倾向、革命事业之外，别有善恶之分。黑李死后，白李说，哥哥大概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这儿砸地狱的门呢”。黑李有自己的道德准则，白李也有自己的准则，那么多人贫困而受苦，在他看来是不公义的。

老舍《黑白李》这篇小说，是以1929年北京人力车夫暴动为背景的。拉车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公共汽车会剥夺人力车夫的工作机会。1929年春天，电车公司开辟了从西直门到颐和园和海淀的线路，人力车夫发起游行示威。经过两个月的谈判，电车公司和人力车夫工会达成协议，电车票价按照车夫的要求来制定，而车夫不能在公交车站拉客。同年6月，电车公司推出消夏线路，鼓励市民在夏夜乘公交车外出纳凉，人力车夫工会要求取消这一计划。人力车夫工会由年初的1300人增加到4000余人，车夫和电车公司、电车工人、警察频频发生冲突。终于酿成10月的暴动，人力车夫砸电车。在暴动之后，有一位叫黄公望的社会学家，对人力车夫做了调查，他的调查结果是，北京的车夫多少有了阶级意识。“他们半生的经验使他们认识了自身的痛苦，并且知道可以用团体行动，通过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改良他们的生活。”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院长武光先生活了100多岁，2015年去世，他有一本革命回忆录叫《冬夜战歌》。1926年，他14岁，在河北深泽县上小学，接触到了革命思想。1928年，他加入国民党，成为县党部的宣传部长，每月有40块收入。1930年，他离开家乡，到北京找共产党。我看《冬夜战歌》，很关心武光写人力车夫的部分。他到前门火车站之后，人声鼎沸，万头攒动，他雇了一辆人力车，到德胜门羊房胡同找他的朋友。当时北京政局动荡，经济凋敝，不容易找工作，武光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领导告诉他，你要在人力车夫中开展工作，人力车夫有好几万，生活在最底层，反抗性最强。党曾经在人力车夫中建立过组织，但1929年车夫暴动之后，很多车夫被捕、被杀，组织遭到了破坏，武光的任务是重新开展工作。

借由武光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怎样当车夫。要有保人，才能在车厂赁一辆车，要有家眷，才能租到房子。武光没家眷，只能冒充大学生。他在太平湖车厂赁到一辆车，在辟才胡同租了一间房子，到派出所报了户口。离开家的时候要穿长褂，到僻静处，把长褂脱掉，围在腰间，藏在短褂下面，扎上绑腿，把毛巾围在头上，完成从学生到车夫的换装，到车厂赁车，出车拉活儿。晚上收了工，再把短打扮换成长衫。武光学着别人的样子拉车，“躬着身子，用力向前拉，笨重的车身却不听使唤，忽而猛向前冲，忽而又向后拽，忽而左右摇摆，好像拉着车在路上扭秧歌”。拉车让他筋疲力尽。另外一个难题是，他要搞清楚北京成千上万个小胡同的名称和位置。武光走访贫民窟，了解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有一位车夫，住一间小屋，三四平方米，进屋就是土炕，炕上没有炕席，也没枕头没铺盖，只有一块砖头当枕头。有一天，武光没挣到钱，饿了，贴身有一块银元，那是组织给他的，要他以防万一用的。他在宣武门内的饭摊儿上转悠，饭摊儿的灶具很简单，一辆手推车就能推走，摊主搭起简易炉灶，架上铁锅，摆上矮桌条凳，现做现卖，卖豆腐脑、油条、馅饼之类。武光实在饿得不行，要了大饼和小米粥吃，结账的时候掏出了组织给的一块银元，这一块银元让摊主非常警惕，因为摊儿主不相信一个人力车夫能掏出一块银元来。武光说：“艰辛的生活磨炼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更加成熟了，更坚定了解放全人类的信念。”

武光加入了共青团，1932年到石家庄工作，而后被捕、审判，以“危害民国罪”判处五年徒刑，在京师第一监狱服刑。狱方给他们送来基督教、佛教著作，也给他们看《史记》和《汉书》，狱中同志经过斗争，能看到马列著作。武光记录五年监狱生活，其中有个落后的学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北大的学生叫老张，武光说他脑子里没有政治，只有吃喝玩乐，总想找爱人。武光对这个学生颇为不齿，但这个学生也是以“危害民国”的罪名被关进监狱的。1937年，日军进犯北京，监狱中的政治犯被释放。武光出狱后，就投身到抗日斗争中。伍锐麟，1904年出生在广东台山县，10岁时去加拿大，在加拿大和美国读书，1930年被美国长老会封为牧师，回到岭南大学任教，在社会学系历任讲师、教授。他带领学生做过多项社会调查，涉及广州农村、疍民和人力车夫。1936年到1937年，社会学系的师生完成了广州人力车夫的调查。

广州1929年有4331辆人力车，其中4100辆是“营业手车”，231辆是“自用手车”，到1934年，手车总数增加到6271辆，其中6100辆为“营业手车”，171辆为“自用手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祥子拼命想要一辆自己的车，就是想有“自用手车”，而不是赁一辆“营业手车”。营业手车归手车公司所有，公司将车辆分组给车夫头，每辆车收押金40元到50元，另有茶资10元至20元，气轮车每日租金为7角，硬胶车每日租金6角，车夫头租到车后，分租给车夫，气轮车每日租金9角，硬胶车每日租金8角，这样车夫头每天从每辆车上获利2角。一般来说，车夫两人合租一辆车，分日夜班，日班从早上4点干到下午1点，夜班由下午1点干到次日凌晨3点。车少人多，租不到车子或者初来广州的，就要“买车尾”，向车夫租一段时间来拉车。

车夫是少壮人干的体力活，20岁到29岁的车夫占36%，30岁到39岁的车夫占36%，40岁到49岁的车夫占18%。调查显示，人们很难长久以拉车为业，一半以上的车夫干了1～5年，26%的车夫干了6～10年，年份越长，人数越少。同学们调查了600个人力车夫的婚姻状况，30岁以上未结婚的有73人，20～29岁正当结婚年龄而未婚的有132人。结论说，受环境压迫、经济不足的影响，无力结婚的情形相当严重。调查询问了600个车夫拉车之前从事的职业，有243人原来是耕田的，而后从农村跑到广州来拉车，其余的人做过佣工、小贩、军警等等。大多数车夫每天工作时间是8～10小时，占80%，36%的车夫每个月都没有休息日。600个车夫中，每日收入最少的是4角，最高是2.3元。同学们计算后给出一个平均值，平均每个车夫每个月的净收入是15.94元，每月交纳车租12.84元，毛收入的44%都要交车租，可见车租负担之大，也可见祥子为什么要有自己的车。

这项调查说，车夫在车厂里没有洗浴的条件，数十人共用一间小小的厨房，很难有足够的水用来洗澡，很多车夫有肺病或四肢疼痛。伍锐麟1939年写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中国人力车夫的研究》，其中说，上海每三到四个车夫使用一辆车，南京五个车夫使用一辆车，人力车无法和电车竞争，但车夫人数还在增加，其原因是经济不景气、农村破产及天灾人祸。车夫收入70%以上都用于食物。改善方法是力求“车夫有其车”，限制车夫人数，车夫每日交纳租金，租金超过车辆成本后，人力车就归车夫所有。

1933年，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开设干部培训班，课程中有社会调查一项，他们做了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汇集为《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从中挑几个简单的数据，车夫平均每月净收入10元，50%以上的车夫每年在医药费上的支出是零，杂费中以烟草花费为最多，40%以上的车夫有负债。随着公交车的出现，人力车夫失业者达万人。这份分析结尾说：“人力车夫多为良善之人民，徒以农村破产，又乏熟练技能，因生活驱使，遂不得不以拉车为谋生之途径。吾人即不誉之为神圣之劳工，然较之一班游民乞丐，寄生社会以苟活，匪盗之流，徒赖盗窃以生存，为害国家民族，扰乱社会治安者，是又不啻天壤之别也。因此，吾人对此问题，应具同情心理及拯救热忱，谋所妥善解决之道，此固为政府当局应尽之责任，抑或是社会一般人士所当共同努力者。”

武光最开始拉人力车时，遇到下雨天就收车。车厂老板很奇怪，雨天是人力车夫挣钱的机会，怎么能休息不干呢？《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一书说，遇到下雨天，很多人力车夫会涨价，他们的报价中包含5个元素：第一是“底薪”，出卖劳力本来的价格；第二是“津贴”，下雨天要给津贴；第三是“租鞋费”，下雨天要买雨靴雨衣，车夫用脚省去雨衣钱；第四是“索诈”，知道你寸步难行，就多要钱；第五是“虚头”，等着你还价时可以砍去。有些车夫谈好价格，你上车后，他拉你没几步，又会和另一个车夫谈价，请你挪到另一辆车上后他赚取差价。车夫抢劫事件也时有发生，在公众看来，人力车夫的形象并不完全是正面的。

《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出版于2022年，由书中采用的资料来看，复旦大学及上海市政府都曾经做过人力车夫的社会调查。作者罗国辉说，市政当局在参与救济人力车夫的同时，无法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对策。“存”则违背人道主义，“废”则无视社会实情。一方面要救助人力车夫，另一方面又以消灭人力车相标榜。1948年，上海全市依靠人力行驶的车辆，据统计共有30516辆，这里面包括有1.3万余辆以人力车改装的单座三轮车，1万辆双座三轮车，以及逐渐淘汰、数目已经减少到5000余辆的人力车。用三轮车取代人力车，可以让车夫省一些力气，但依然需要人力。所有这些车辆的车夫有12万人以上，平均每4个人经营一部车。

在伍锐麟这样的知识分子看来，“在较近代化的大都市里，一切社会现象都应有新的进步和开展。机械式的文明，当益显著；旧时和不趋时的东西，尤其是牲畜式的劳动工具——人力车——更当摈弃无遗”。但他们发现，越先进的大都市中，人力车的数目越多。在《骆驼祥子》结尾处，老舍感叹体面的、要强的、有梦想的、利己的、健壮的祥子要埋葬自己这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同时老舍也对北京这座城市发出感叹，“北平本身可是渐渐的失去原有的排场”，“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 人力车夫骆驼祥子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