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音疑云

以前我所在的那个公司，北京本地人的比例很高，作为一个平翘舌不分、鼻边音不分、二三声调不分的“说话侉里侉气”的四川人，我为大家贡献了不少“口音梗”。比如，“请递给我一张四字经”，其实要的是“湿纸巾”，源于我团建时的脱口而出。如今这个公司，本地人寥寥，大家都南腔北调的，嘲笑一个人的口音便成了稀罕事。最近随着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热映，喜欢听我讲话的人越来越多了，讲什么不要紧，念报告也没问题，只要我用太乙真人的“川普”说出来就成——这里的“川普”，是“四川普通话”的简称。

“川普”又称“椒盐普通话”，说话有口音自带的“味儿”，东北普通话是大碴子味儿，大连普通话有海蛎子味儿。福建普通话呢？糊味儿。酸甜苦辣咸尝得多了，一道菜上桌，闻闻味道就知道来自哪个菜系，就像我打车时刚报上电话号码，司机就敢认老乡，是口音把我出卖了。

萧伯纳的名剧《卖花女》里，语言学家希金斯就是个“口音福尔摩斯”，旁人一张口，他就能猜出此人“出生于切尔滕纳姆，在哈罗上中学，在剑桥上大学，在印度当过差”。希金斯认为，如果卖花女能说一口“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圣经》所用的”标准英语，只需三个月的口音改造，她就能冒充公爵夫人，“可以配得上王子”。口音分土洋，说话显贵贱，不过是语言血统论的变种，饱含语言歧视，关乎身份认同，或者说是身份识别。

口音有时是避之不及的噩梦，经典推理小说《死前之吻》里，一心想靠裙带关系向上爬的男主角进过戏剧学校，对老师教的那一套“对着照片表演被它唤起情感”并不感兴趣，唯一用心钻研的课目是发音课，因为有人说他口音重，而他一直以为那是别人身上才有的东西。

另一方面，口音又是一种强加的刻板印象，春晚的小品里，说“广普”（广东普通话）的大都有商人气质，而说“沪普”（上海普通话）的则有些精明计较。华裔小说家游朝凯在《唐人街内部》里就写过一个奇怪的现象，华人男主角功夫出色，看节目、听磁带练习英语，在家也不说中文，好不容易抹掉口音，去应聘演员时，却被要求为角色加上亚裔口音。

脱口秀界据说也有一条舞台诀窍，表演时最好带点儿口音，太字正腔圆容易让人出戏，用播音腔说漫才的话，真就成相声了。风水轮流转，过去还存在“口音羞耻”，现在我以“川普”为荣。老家妹妹家的孩子出生便灌输普通话，学校也全说普通话，四川话听得懂却不会说，变成传说中的“遗产语言者”（Heritage Speaker），听力那部分是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被动继承的。我痛心疾首“川普”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无人时，妹妹酸我：“我们好歹沾个’双语者’的边边，你家两个在北京长大的娃儿怕是听家乡话像在听天书。” 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