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运两案

关于四库七阁的入藏，对于运送过程的记载较少，乃因关注点不在此处也。而由于乾隆帝要东巡，从四库总裁到军机处，也包括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都对文溯阁本的运输格外上心，计议周详，记载亦多。京师到山海关约700里，全为杠夫抬运，仅用11天就运达交接，应说效率可嘉。署直隶总督英廉接李调元禀报很满意，当即命他接着办理第二拨书籍的起程运送，会同内务府司员沿途妥善照料。

京师与盛京之间官道贯通，设置驿站，配备车马夫役，为什么还要雇用抬夫？想来一则驿站兵役车马不多，需要保障军报公文的及时传递；二则官道的路况并不好，车行颠簸，为慎重起见，只能选择抬运。每拨以180抬计算，约需抬夫400人，由经行地方官提前雇备，按站给价，也是一份不小的花费。而发运时已然入冬，出关之际更冷，肩负沉重，行期复紧，少不得冲风冒雪，那种辛苦也只有亲历者所可感知。从山海关到盛京约800里，第一拨运输用了14天，也算正常，但在路上发生了不少情况，据伯兴奏报：

奴才奉命自山海关外交界处所接运，按站押送……其知州伊汤安、知县李廷扬、文良三员雇觅人夫，均各足数多余，运送亦皆整齐迅速。惟广宁县知县杨鹏翮界内人夫，不但不能多余整齐，且运至第三日行到平拉门地方，抬夫竟将书箱五六抬抛掷路旁雪地，逃散而去。奴才尾随督运，恰至其所，急行查问。见该县侍立道旁，面禀抬夫业已逃散，现在差役各处雇觅等语。奴才随面加斥责，令其作速雇觅人夫，飞行押送。后于起更时该县始行押运到站。奴才彼时即思具折参奏，不意于次日抬至新民屯地方，复将书箱数抬抛掷村内，并无一人照管。奴才行至其所，见之不胜恐惧。新民屯系人烟凑集、车马壅挤之处，所运书籍设或稍经触碰，关系匪轻。奴才即派随行驿丞在彼看守，俟承运官一到，即行催逼雇觅人夫，星速赶运，后亦更余方能到站。

场景鲜活，带写出监运大员伯兴的惊恐，亦四库书厄之一端。伯兴出身满洲镶黄旗，已任盛京兵部侍郎十余年，两个月前奉旨兼管奉天府尹事务（称“兼尹”），另有正三品的奉天府尹，秩在兼尹之下，所幸他办事较认真，不光是到山海关办理交接，沿途也一直跟着前后督察，总算没有出大纰漏。

经过此事，伯兴自不敢再用杨鹏翮，奏请将他交部严加查议，另派干员前往广宁县预备接运第二拨书籍。弘历阅后大为不满，认为该县竟两次发生抬夫抛弃书箱脱逃之事，可知杨鹏翮缺少管理地方的能力，诸事废弛，自应参奏革职，而不应“仅请交部查议，殊不知事理轻重”，命另行缮折参奏。伯兴接旨后“愧悚交至”，连忙会同奉天府尹奇臣参奏，请旨将杨鹏翮革职，并自请交部严议。这位杨知县也是个官场倒霉蛋：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考中进士，列于三甲，得了个待分配（归班铨选），等候约10年才得署任湘潭知县，再实授湖南首县长沙知县，像是快要熬出头了，却因在湘潭时对一件传播谣谚案追查不力被革职；接下来差不多又是10年，鹏翮获任锦州府广宁知县，又遇上这么一档子事，触发圣怒，再次遭遇革职。人常说性格就是命运，其实命运亦常被机遇操弄，同年进士如彭元瑞已位列卿贰，而他总是遇上不大不小的坎，就连个知县也坐不稳。

第二批文溯阁本的运送，十一月二十日自京起程，共计1491函，另有宝座、靠背、木椅及金玉铜磁陈设1438件。轮到关内段出事了，抬运民夫行至卢龙地方，突然雨雪交加，又缺少遮盖，造成一些书箱沾湿。沾湿，文档中也写作打湿，与淋湿、淋透有很大区别，应是飞雪造成箱子的表面有些湿，未及箱内书卷。永平知府弓养正、卢龙知县郭棣泰皆不在现场，闻知后赶紧做了些处置，在郡城找库房安放停当。而督运道员李调元因前晚在滦州喝酒看戏，并未随抬运队伍行进，得知后不免着急，即行禀报署直隶总督英廉，指责郭棣泰做事不认真，在书籍过境时“并不亲身照料，又不预备席片油单，适当雨雪交加，箱藤沾湿，幸内发原箱封裹紧密，得免渗漏。似此玩视差务之员难任姑容，理合据实禀请以才力不及纠参”。郭知县出身贡生，捐纳知县，曾在四库馆效力多年，期满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选任卢龙知县，应属经验不足，遇到此等雨雪天气不免手忙脚乱。好在并无严重后果，若遇到宽容些的上司，训斥几句也就罢了。

李调元还是太书生气了，请求总督将属下知县解职，却不知此类报件应有知府合署。英廉以大学士暂署直督，精晓行文程序，应也看出端倪，不愿将属员争斗公开化，驳回令再查，其中已有提醒的意思了。怎知李调元一向不太尊重上司，倔劲儿上来，接着又递一本，将弓知府以“徇庇属员”一并劾参。这样一来英廉就没了回旋的余地，只能命布、按两司拟文。而就在这时，弓养正的报件来了，弱弱地反揭李调元的劣迹——

十一月二十五日，书箱由丰润起程，至滦州榛子镇，该州蔡薰预备大戏，该道即在彼宴饮住宿，并未随书前进，有内务府委官并护送各员可证。二十六日书箱已抵郡城，该府与该县将书箱安顿后始行往接该道，即斥其不行远迎。一入公馆，家人需索门包八十两，书办、承差、轿上人等各有使费，骑马不下四十匹。该县畏其威势，只得曲意顺从，如数应付。访查迁安、抚宁、临榆等处，无不皆然。该府后询之东路同知李汝琬，亦云三河、蓟州等处看大戏，要门包亦皆如是，每日所用木炭约至七八百斤之多。该道由山海关回至卢龙，该府与理事同知巴星阿禀见，犹余怒未息，责郭令不善办差，该府以理言解释不允，反被以徇庇同乡揭参。

此亦英廉的转述，虽未详记，可知李调元与弓养正必有一次正面冲突，也可推想双方都憋了一肚子的气。目前看不到李调元的原禀，但可以想象，他一定会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也会对当时情形详加描绘。英廉为当朝重臣，深知皇上出手必重，本来想压下此事，可自负的李道台不听，对其行为失范、心胸狭窄也有几分厌烦。他说郭棣泰的确是“玩误差务”，弓养正也显得“徇庇同乡”，应予参处；而李调元为官不谨，“骚扰地方证据确凿”，亦应调集人证，展开进一步的查证。

发生这样的碰撞是令人遗憾的。李、弓二人其实为同榜进士，是科甲出身者颇为看重的同年。李调元品学兼优，正直明爽，选庶常，留翰林，提督学政，颇得皇上嘉许，而新任地方监司大员，全不知如何管束下人，加上诗酒歌吟、酷爱戏曲的文人积习，不知不觉间就被带到了沟里。弓养正则先做县学教谕，已通过乾隆二十二年（1757）会试，因父丧6年后才得以参加殿试，复经过10年候任选授河南内黄知县，渐升为知州、知府，对生民之艰和基层官员之苦，比李调元的感受可就深多了。李调元瞧不大上他这个老同年，弓养正也看不惯李调元那牛哄哄的做派，是以隐忍不成，终至于决裂，撕扯得一地鸡毛。 李调元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