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绝佳听感

第一次见到杜一超，是在北京东五环一个巨大的排练厅里，毛不易和他的乐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接下来的五城巡演。几天后，他将在成都开启这场名为“冒险精神”演出的首站。在这个挑高十余米的巨大排练厅内，毛不易坐在正中间位置，他的眼睛盯着面前屏幕上的演出流程和歌词。身后，一排工作人员，分别负责现场屏幕、声音质量，并详细记录着排练时的问题和时间点；左手边，是他的电声乐队，吉他、贝司和鼓手坐成一排，各自演奏着自己的乐器；另一侧，则是所有的和声歌手与键盘手，每一首歌都由这些音乐人制造出的十几条甚至更多音轨组合而成的。

在毛不易的身后有个布满彩色按钮的设备，杜一超此时正在用英国制造的DiGiCo数字调音台操控着现场所有人的耳机和扩音喇叭。杜一超站在调音台后，总会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无论是歌手还是乐手，对于声音的反馈最终会传到这里，并且获得最优解决方案。

杜一超说自己在少年时曾跟随爵士音乐家顾忠山老师学习吉他，但毕业后在录音棚工作了多年。那时，他也曾留过长发，梦想成为一支重金属乐队的吉他手，最终在12年前，他加入了华语圈最大流行音乐演出机构MaxTeam，开始投身大型演唱会的幕后工作。

杜一超说，20世纪90年代受资源限制，几乎没有经营专业的演出设备的公司，即便是崔健的演出，主办方也只能从各家公司拼凑出不同品牌和不同型号的音箱，这些不同规格的声音设备拼凑在一起，声音自然非常不理想。2000年后，设备虽然越来越多了，但很多演唱会和音乐节对于调音仍不够重视，直到最近几年，音乐人、主办方、设备公司以及观众的意识和审美都提升了，大家也开始意识到声音才是一场音乐演出中最重要的产品。

“作为一名演唱会调音师，我工作的本质是为歌手服务，到了现场，我们服务的对象就变成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上万只耳朵。”最近，杜一超成为张韶涵和毛不易的演唱会调音师，他似乎很喜欢与这样的唱将和创作型音乐人合作，“虽然到了幕后，仍能感到那种强烈的参与感”。

短暂的休息过后，杜一超手忙脚乱地操控着台子上的按钮和推子，外行很难察觉这些控制键都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我现在做的就是把现场不同乐器、人声的声音数值都记录下来，同时让它们发出平衡的声音。”杜一超解释道，“不同的乐器和人发出的声音都是不同的，不同的演出环境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声场，人们听到的频率有高有低，音量也有差别，调音师就是让每一首作品中的器乐和人声都能达到平衡。”

毛不易不是那种热烈、亢奋型的歌手，他的声线很暖，像弦乐一样静谧，时而缥缈，时而呢喃。他准备用《此间别处》作为成都演唱会的开场曲，这首歌的前半部分相对安静，在第二部分时，弦乐与和声层层叠起。杜一超用适度的延迟效果配合音量高低的切换，让不同的声部形成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

《小狗圆舞曲》是一首轻快的都市作品，用一只宠物狗的视角观察人类的一举一动。这首小而美的歌曲，放在一个巨大的现场环境里，比较难做出效果。因为这首歌是更像描述家居场景，视角相对微小的作品。特别是中间那一小段钢琴独奏，连接着整个乐队的合奏。杜一超用了一种类似空间切换的感觉，当钢琴独奏时，耳朵仿佛身处音乐厅中，当乐队合奏时，耳朵又被带到一个音乐现场。这种现场的混音包括了对音乐的理解以及对技术的控制。

排练厅的空间虽大，但不会像体育场一样产生巨大的混响。在听排练时，我能从音箱中听到一种空旷感，这是杜一超特意加入的混响音色，他说：“排练的作用就是为了1∶1还原现场，从控台到乐器、话筒，所有的设备都会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巡演的舞台上，加入混响能让音乐人尽早适应现场的听感，早一点进入演出状态。”连续3天的排练，已足够让杜一超把音乐作品烂熟于心，接下来，他会与艺人在成都的体育馆，验证这些调音是否能够经得起更大空间的考验。2024年12月6日，杜一超从成都赶到惠州时已将近中午，他从机场直接来到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此时，舞台的搭建已经接近尾声。

这是一个巨大的舞台，30多米宽，20米高，舞台向内场延伸十余米，粗大的钢架结构中有很多造型与细节设计，呼应着舞美和各种演出设备，任何人站在这个巨大的钢架结构中都会显得十分渺小。成吨重的线缆、上百盏造型不同的灯、十余组巨型音箱、多个工作间，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且规则有序的庞大结构。音乐的扩音和监听设备此时已经被安置在各个角落，随时能爆发出潜移默化的力量。

“我们做声音设计通常是根据舞美来制定的，因为每个艺人对舞美的需求不同，比如张韶涵的这个舞台就非常巨大，不但宽度大，而且还有延伸台，对于音响来说，如何平衡、如何有效覆盖等等，存在着很多难点去克服。”杜一超说。在绘制声音效果图前，他会用激光尺去测量，算出曲线和延时时长，等各项数据做出来后，制作第一版图，把声场图、喇叭的准确吊点都给到甲方，随后，他们会根据灯光、音响、舞美等所有设备汇总出一个巨大的模型图，然后去论证方案的可行性：比如现在的主屏幕越来越大，有的已经进化到四五十米宽了，为了不遮挡屏幕，吊装的重量、角度和喇叭角度都要因此调整。这个图一般不会一次定稿，可能至少三次，而且还要涉及报批等流程。”

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落成于2010年，可以容纳4万人。在杜一超看来，这是个声场设计难度中等的场地。“我们在过去常常遇到比较老的体育场，很多场地是专门为足球比赛设计的，在那里看一场球下来，会耳鸣几个小时，这就说明声场设计不合理，而且像这些场地还有个比分屏，它就像一块反声板。为此，我们就要反复测试喇叭的角度和数量，为了避免产生多余的声量，调整均衡度。不过，近十几年设计的体育场馆就会专门做声场设计。”杜一超指着惠州场馆边缘的扇形立柱说道，“它的顶端设计参照客家斗笠的镂空编织方式，声音飘到舞台上方很快就能消散掉了。”

杜一超站在舞台中央，指着几米高的音箱，颇有些得意地讲：“主舞台两侧吊挂的是d&b GSL8和GSL12全频线阵列音箱组，这是三年前才上市的产品，在国内属于顶级设备，心型指向的超低频SL-SUB阵列被藏在了后方，能让两种频段的声音在融合后，完全直达给观众席。”“你知道观众听到的声音和舞台上的声音是两个系统吧，”杜一超继续说着，“整个主扩系统在全频段都实现了精确的指向性控制，这意味着音箱背面的能量非常干净，不会对舞台上的演出造成任何干扰。”

从侧面的舞台走下，就能看到舞台侧翼耸立着高大的补声系统。“它的音质细腻、温暖，能够完美地补充主扩系统的声音。”说着，杜一超继续向后场走去，从舞台前方走到最后一个音箱的位置，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站在那两个一米五高的喇叭中间，盘算着如何用更精准的微调让回声彻底“消失”在体育场中。

现场的声音，被分成不同的组别，对应着不同的部门。那日苏此刻在后台反复调试着program，这包含了乐队预先录制好的声音与效果，其中也包括大量串场与临时增加的环节声音；佳佳在屏幕上盯着三个麦克风的监测数据，查看现场实时听到的声压级；负责舞台监听的郭涛，担负着最重要的责任，舞台上每个人“耳返”中的声音都由他一人控制。“现场的声音很大，耳返中的声音必须精准地传达音乐的节奏和音准。”郭涛说，在演出时艺人不能要求他来调整耳返，这样会破坏舞台效果，有时会用一些“黑话”来发送求助信号，“比如bass up或者bass down，代表重音的增减，但我们也尽可能地杜绝这种情况发生，让舞台上的人始终能够尽情表演”。在后台的声控区门口旁，放着两支森海塞尔9000型话筒，一支主话筒，一支备用。“这是全场演出最重要的工具，张韶涵的人声就是从这台设备上发出的。”那日苏说。

在整个体育场的中心地带，舞台面对的方向，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棚子。这个棚子占据了现场收声的最佳位置，里面也堆满了各种设备，这是现场技术区工作的核心地方。整个工作区最靠前的位置，留给了杜一超，这也是现场混音的固定位置。晚上7点钟，张韶涵带着舞者出现在舞台上，音乐声一响起，杜一超就变成了一个“实时效果器”，他不断切换着调音台的界面，试图把所有的声音都平衡在最佳效果，有时一首歌情绪多变、充满起伏，他就会在音乐的不同段落间切换制造出不同的听觉差别。在录音室中，这个工作由于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相对容易地被推敲出来，但是在现场，容不得太多思考的时间，这种操作也更像是一种“与声音有关的动态艺术”。

歌毕，张韶涵一句“非常OK，各自都听得清楚”，肯定了所有技术组的努力。她拿着麦克风对控台讲，自己尽量少说话，要为第二天保持体力。即便如此，接下来的她还是按照导演和音乐总监的要求试唱了七八首歌。杜一超说：“巡演对于现场的每个人压力都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歌手而言，但一场顺利的试音也会让所有人感到兴奋。”

试音结束，台前台后数十位工作人员做起最后的调试与修正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因为22小时后，张韶涵将从这个舞台的最高处，边唱边降落到舞台中央，开启这场时长为两个半小时的演唱会。正式演出

2024年12月7日，杜一超很早就来到了现场，他一边播放着排练录音，一边在场地里徘徊，竖起耳朵听着低音，不时对助理曾庆港比画着一些手势，等待调整结果。我问他演出的票价是否和不同位置的声音质量有关，他笑笑回答，这是肯定的，和远近、视角都有关系，“虽然从物理学原理上来说，不同位置声音的均匀度肯定有差别，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尽可能照顾到最远的一排观众，尽量把感受拉近”。

如此多人的检查工作，现场仍会出现突发状况。杜一超回忆起一次让他心跳到嗓子眼儿的演出，“那天，艺人走到延伸台时，我的调音台突然死机了，还好当时是个大合唱环节，舞台上的人还以为我为了故意营造现场气氛，关掉了现场的音乐。还好几秒钟后，机器又神奇地恢复了工作”。他说，有些演出之前会摆出个祭台拜拜，其实也有点心理暗示的作用，提醒大家多加小心，毕竟是大型演出，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杜一超走回工作区，看了看调音台前的温度和湿度计，“温度15摄氏度，湿度50%，现场二级风，非常完美”。杜一超说：“天气有时对于现场的声音影响也是巨大的。咱们在初中物理课上都学过，声音要通过空气作为介质传播，但天气因素会影响空气的流向和密度。你想想你在洗澡的时候和在大风里唱歌，那声音的感觉肯定不一样。有一次我在11月份到东北给一个户外演出做调音，当时那边已经很冷了，北风呼呼地吹，声音特别飘忽，都被风刮跑了。当然了，舒适的天气对于烘托现场气氛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开场前的等待时间是漫长的，观众席里的霓虹灯渐渐连成一片。晚上7点半，天色擦黑，场地的灯突然灭了。不一会儿，音乐声渐起，灯光闪耀，现场在座的4万观众一起制造出阵阵欢呼声。在热烈的气氛中，张韶涵站在一个圆形的金属架上，唱着《因我而起》并缓缓降落至舞台中央。在歌曲的高潮部分，她唱到了F5，并且唱得十分稳健。她的声音高亢有力，音色具有穿透性，在歌的段落之间制造出较为明显的层次感。当然，这样的听感，与杜一超在现场的操作密不可分，他用不同的效果、均衡，时刻微调着场上的每一个声音，也在调动着现场的气氛。《引路的风筝》响起时，杜一超随着节拍，轻轻点着头。当第一段副歌结束后，钢琴声清晰地扫过，舞台上橘黄色灯光随即一闪而过，随后3/4拍的弦乐小调让舞台顿时充满复古且优雅的欧洲圆舞曲风格。张韶涵的音乐挺正能量的，其中还有些奇幻色彩，或许这就是她的音乐吸引人的地方。杜一超似乎也在调音时制造这种“树立感”，在人声以外的地方制造出一种苍茫。

听这场演出时，我似乎理解了杜一超此前说过的“融合”，他似乎就是在把不同的声音、乐器，不同文化原色混合成一种颜色和味道。你大可以把所有的设备都理解成声音维度的元素，调音师是在拼配声音。

正如杜一超所料，唱《梦里花》的时候，现场刮起了风，那恰到好处的风让音乐变得有些缥缈、空灵；《隐形的翅膀》毫无疑问地引来了全场的大合唱，4万人唱同一首歌时的声音颇为震撼，杜一超拉低了舞台上的音量，试图让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个气氛中；接下来的一首《隐形的翅膀》则转变了声场，增加了更多的现实感，编曲和听感也从优雅的弦乐变成了更流行的钢琴。

返场曲是《阿刁》。这是2018年，张韶涵在节目《歌手》中唱火的歌曲。这是一首有点藏族风情的歌曲，借一只自由的鸟，唱一个不被束缚的灵魂。在场的很多人都激动地哭了起来，他们用哽咽的嗓音跟着张韶涵一点点再次把歌声飙到F5。

随着张韶涵的换装，演唱会被分成了幻灭、破碎、沙漠、燃烧、绽放、重生等多个阶段，音乐也在场景的变换中切换着质感。如果你仔细听过一场出色的演唱会，就会发现它如同一场转瞬即逝的艺术，完美、不完美、欢愉、情绪都会在休止符出现的一刻，凝结成一份独特的记忆。

演唱会后，在例行的庆功宴上，杜一超几乎没喝一口酒。他翻了一会儿小红书和抖音，看了看观众对于声音的反馈。“现在的听众耳朵越来越尖了。”杜一超说，“去年我们还没更换新设备，就见到有人抱怨听得不清楚，今年普遍反映不错。”好声音的标准

杜一超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你给一位优秀的调音师一套烂设备，他可能做出60分的水平，如果你给一位普通调音师一套顶级设备，他能做到80分的调音。“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实则更为重要，从点声源到线阵列，声音的一致性和相位的耦合，让现场的声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杜一超也认为，这种超大型演唱会的水准提升，实际上与各个行业的产业升级有关，因为一场演出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远比只提升某个音质技术要复杂得多。

星海音乐学院音乐与新媒体艺术中心的主任李马科这些年也加入了调音师的队伍。由于在学校里能够接触大量的年轻音乐人，李马科也开始意识到了一些原先的音乐工业流程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比如创作音乐的模块化和碎片化、音乐的耐性变得越来越不长久等。但他也坚信，音乐触及情感的最大化，远比保持风格更重要。

杜一超觉得听觉的审美也有潮流更迭和轮回。比如当他用到一条30年前设计的均衡器（Equalizer，EQ），他会觉得这个声音原汁原味，比如当他使用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的Pultec EQ和la-2a压缩器，发现谐波失真（Harmonic Distortion，HD）在更大的现场，会制造出比模拟设备更为紧致的声音。

你可以把所有的调音设备都理解成组成音乐维度的元素。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是，你在舞台上看到的乐器是否都在发声；一个较高的评判标准是，所有的音轨之间是否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当然还有更高级的标准，就是音乐是否和整场氛围达到了一致，因为音乐的终极服务对象是耳朵和感受。

杜一超回想起自己在新加坡看心心念念已久的Coldplay巡演，现场中规中矩的调音和不够热烈的气氛让他有些失望。在他印象中最好看的一个现场，是在东京的一间小型livehouse中，那些不知名的小乐队接连上台，他们站在舞台上散发着活力与冲劲儿，调音师也在努力地用他仅会的手法，带动着全场的观众。杜一超说，那天让他感动的，不是技术，是用心的程度和音乐的感染力。 演唱会调音杜一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