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性”是一种视野

2024年11月底，跨文化研究机构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在威尼斯举办“行星峰会”，邀请了全球重要的科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围绕“行星性”进行为期两天的圆桌讨论会，出席者包括科维理粒子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数字化转型与教育主任、日本人类与自然研究所所长、罗切斯特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剑桥大学存在风险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纽约大学人工智能与文化中心研究员等。这些人所代表的学术群体此前通常各说各话，而这次研讨会，在博古睿一向主张的“思考应对影响人类深刻变化的新思想”的框架下，人们得以跨学科地讨论一个共同主题：“行星性”。

何谓“行星性”？普遍意义的“行星性”概念，是从1972年12月7日人类首次拍下地球高清全景照片后开始出现的。当时美国的阿波罗17号航天器载着宇航员绕地球轨道运行并观测月亮，当航天器运行至距离地球29400公里处，太阳正好处在他们的身后，从而让宇航员在顺光角度下获得拍摄地球的极佳角度，这就是日后人们常说的那张“蓝色弹珠”照片，这是人类首次获得了地球以外看地球的完整视角。

自此，“行星性”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科学研究中逐步形成，其核心思想是指一种看世界的整体性视角，即将地球视为由复杂、相互关联、动态的生物、化学、能量和地质系统组成。在宏观层面，人类活动与大气化学、地球气候和地质密切相关，在微观层面，人体微生物与地球上的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紧密联系，甚至影响到人类的精神状态。

哲学家们也加入到这一概念的讨论之中，呼吁从新的角度去重新思考这个世界，批评那些专注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忽视人类共同利益的现象，强调人类与地球上其他所有生物一样，共享同一个生物地球化学系统，并且相互依存。尽管几乎所有传统宗教和原住民知识体系都强调过“地球母亲”这一类似概念，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正在通过卫星、传感器网络、人工智能和算法，从温度、湿度和化学成分等前所未有的精确程度去理解这种相互依存的境况。

这几年，新冠疫情为学术界重新思考“行星性”提供了新的契机。人们发现，从生物学的视角出发，地球上ACE2蛋白与人类相似的众多哺乳动物都曾被感染，无一幸免；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虽然自16世纪遭受大规模疫情之后，人类对传染病毒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却依然没有控制住这次的疫情，甚至经济全球化体系反而助长了病毒的传播；从地球化学史视角看，疫情发生后，2020年上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前一年骤减8.8%，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排放量下降，而这一成就并非通过气候变化政策实现。

我们该如何看待以上现象？本刊在威尼斯采访了参与“行星峰会”的意大利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她从索邦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后，任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并筹建乌得勒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担任主任至今。她主要研究后人类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其著作《后人类》曾在中国出版。在她看来，“行星性”与后人类主义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人类在面对公共健康、全球气候变化、生物遗传学、人工智能与算法等问题时所需要的共同理论前提，也是思考未来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的前提。 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

三联生活周刊：这场疫情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在学术界又引发了哪些重要的反思？

罗西·布拉伊多蒂：在经历了疫情之后，人们突然意识到全球性视野的重要性。疫情让所有人明白，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所有生命体共享地球这个家园，“我们”在生态上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视角的转变开启了批判性的后人类思想。

自启蒙运动以来，我们就把“人”视作世界的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围绕着人的种种权利概念。而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技术、神经科学、生物遗传基因工程等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在全球化经济的巨大影响下，当今人与自然的界限逐渐模糊，“人”的概念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后女性，这些看似无限而又专断的前缀的罗列之下，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我们是谁，人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年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使用这样的视角，比如于尔根·哈贝马斯强调去除人类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布鲁诺·拉图尔强调地球上非人类力量的重要性，他将一个活着的、共生的地球整体比作“盖亚”；弗朗索瓦·德·奥波尼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还有哲学家使用前人提出的“佐伊”（zoe）概念，来描述我们共享的生命作为一种非人类、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力量的存在。人们越来越关注非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从性别、种族和物种的“他者”视角去看问题，比如2020年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比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原住民文化运动，或者关注动物、植物……这些“他者”政治正在逐渐走向舞台中心。

实际上疫情本身就是标准的后人类学现象，这场人为的灾难是由于人类对动物和环境资源的过度干预而引发，背后代表着消费社会的贪婪，其传播的过程则是社会巨大不平等现象的显现，这一切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一直避而不谈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疫情导致人们更加频繁地使用技术和数字媒介，并且期待通过疫苗和生物医学来解决问题，这进一步加深了对认知资本主义高科技经济的依赖。

由此，我们面临着后人类时代的两大全球性问题：一方面是发展迅速但不平衡的技术进步，即第四次工业革命；另一方面是快速的环境衰退，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都在面临严重危机，即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三联生活周刊：在哲学层面，“行星性”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什么又是后人类学？“行星性”与后人类主义是如何结合的？

罗西·布拉伊多蒂：通常认为，普遍意义的“行星性”是从1972年12月7日人类首次在外太空拍下地球高清全景照片后开始出现的，这让人类首次获得了从地球以外看地球的完整视角。上世纪90年代，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吸收了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与生态学的观点，提出“行星关联”（planetary connection），她认为我们应该批判性地看待“全球化”，我们在讨论地球的时候，不应该以人类为世界的中心视角，而是以地球为世界的中心和主角。

在我看来，“行星性”是一种寻找“全球化”替代方案的理论研究探索，因为如今“全球化”在社会、经济、政治层面上已经终结了。随着科技和网络的发展进步，财富分配日益不公平，按照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成果，如今大型科技公司比初代资本家如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赚得还要多。“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有效的手段，反而助长了这种不公平。

这也是我们所面对的后人类困境，即我们在现代性中所了解的人类境况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并由此出现了两种潜在的解决办法。一种解决办法是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这种思想相信，未来人类的发展大大依赖科学技术，从抗衰老到再生医学再到太空殖民，各种科学技术增强了人类的能力。但技术的获取，也造成了对地球的严重破坏。在超人类主义的逻辑里，人们试图用更多技术来修复技术给地球带来的损害，比如地球工程。

另一种解决办法是我所研究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它诞生于对超人类主义的批判。它认为人与科技将有效地结合，人性将由物种的运行方式来定义，外观上的差异毫无意义。进一步讲，这也将消除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差异。尽管后人类主义同样对科技充满热情，但它希望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来治理科技，不仅要求公平分配利益，也要求公平分配技术的获取权。

后人类主义比超人类主义走得更远，它意味着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二元对立构成了传统欧洲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认为，人类是宇宙中独特的存在，具有优越的智力和自由，因此人类也享有特权地位。如果说超人类主义试图无限放大人类的存在，那么后人类主义则试图取代人类的主要价值所在。

而“行星性”与后人类主义结合后，可以更好地批判二元对立的人文主义传统。早在几世纪前，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核心思想便是反对这种二元对立。我与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合作多年，他专注于研究原住民文化，他的研究揭示了地球上大多数地区的文化并非将人与自然视为二元对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当这种二元对立消失后，当人不再拥有特权之后，如果人们更关注所有智力系统的本质，身体或物质都只被视为承载生命信息的基础，那么人与人工智能或者动物之间就不存在区别了。这将会引导我们用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行星性”最重要的是一种视野？

罗西·布拉伊多蒂：它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分析工具。它的意义在于，当我们将所有问题整合在一起时，比如生态、数字科技、社会等复杂问题，团队合作就变得至关重要。单靠一个人无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因此需要集体协作。人文科学也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通过团队合作来开展工作，而不是依赖单个哲学家的个人洞见。

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路，来打破19世纪“思想大师”的固有模式，彻底重构对思想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学派中开始尝试团队协作，但即便是他，也没有真正建立哲学上的团队模式。在欧洲哲学中，哲学家个人的权威形象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样杰出的女性思想家，也无法做到将团队成员的名字写在她的书的封面上。

因此，重塑知识分子的形象非常重要，这也符合时代的需求。我认为后人类主义的理念以及“行星性”的视角正是为此服务的——通过团队合作实现这些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行星性”非常强调跨学科合作，尤其是天体物理学、生物学与哲学、政治学的交叉，也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在当下有多难？

罗西·布拉伊多蒂：这与理论研究的衰落有关。冷战结束后，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运动戛然而止，其间的理论努力也被视为失败的历史实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意识形态取代一切，经济利益成了新的准则，这对人文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曾经的人文主义理想孕育了大学，志在培养高贵完善的人，而在跨国公司主宰一切的当下，大学的人文理想已破产。大学的核心越来越蜕变为可利用、可消费的知识工厂，变成数据传输的一个环节，人文科学的地位因此一落千丈。在今天的发达国家里，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风气下，理论研究被贬斥为一种幻想或自恋式的自我陶醉，人文研究不再被视为一个专业的研究领域，而被视为有闲阶级的精修学校，或者被视为一种个人喜好。

我们应该重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上的不同，并为人文科学寻找一种新的方法论。为什么要人文科学也使用大数据和统计学作为方法论呢？这些只是数学算式的各种变体而已，而人文科学运用的是语言的技艺。比如在科学界，专利可以促进发现，而如果我在人文科学中发明了一个词语或者概念，它正好又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某种真实生活的情境，我却不能申报拥有这个词和概念，或者要求别人在使用这个词和概念时向我付费。

我研究后人类问题的另一个动机，就是出于一个普通公民对于学术作用的责任感。作为一名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思想者，一名所谓的知识分子，我会关注当下生产的知识及其价值、作用。人文科学应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它不只是生产知识，还应帮助我们探索新的主体性。

科技不断发展，我们需要以不同于从前的方式生活、思考，以不同于从前的方式理解人类的处境。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什么样的社会，归根结底是一个伦理问题。后人类困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在世界上的位置，重塑新的主体性，以及新的伦理关系、新的道德标准价值观。 行星性罗西·布拉伊多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