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频发的中东，有一家医院帮助人们重建人生

编辑·徐菁菁那个男孩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心头一惊。他棕色的皮肤深浅不一，右半边脸一直延伸到脖子的皮肤几乎被疤痕覆盖，右眼的轮廓比左眼要小一圈，上下眼皮歪斜耷拉着，眼中是一颗不会转动的眼球。右耳缺失，右侧头部长着一个直径约6厘米的鼓包，像一只圆形的“犄角”，表面覆盖着黑色的发茬。

来到这里之前，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北京办事处传播主管魏保珠曾提醒我，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这家由无国界医生运营的穆瓦萨（Al Mouwasah）医院接纳了来自中东国家的大量战争伤员和外伤患者，我要为亲眼目睹他们的伤势做好心理准备。

我将视线聚焦在那个男孩的左半边脸，他的五官清晰端正，看着我时，弯弯的眼角也带着微笑。

“我叫艾哈迈德。”他用英语对我说。

艾哈迈德（Ahmad）来自也门首都萨那。2011年，4岁的艾哈迈德在街头玩耍时，一瓶放在高处的清洁用酸倒了下来，他的面部、颈部和上肢皮肤都被严重烧伤，右眼因灼伤而失明。

也门是中东地区最贫穷和医疗资源最缺乏的国家之一，2011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54名，即使在2014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的内战爆发前，其公共医疗系统也被卫生专家称为“脆弱不堪”。

艾哈迈德的父亲告诉我，儿子受伤后他立即将他送去萨那的医院，艾哈迈德在那里接受了一次失败的手术，伤口滋生了严重的瘢痕。此后四年里，父亲带着艾哈迈德，每年至少有三个月时间辗转在埃及和也门的医院治伤，效果均不理想。因为头颈肩部的瘢痕，艾哈迈德在学校常常遭遇同学的羞辱和殴打，求医花费的大量时间也让他难以集中精力上学。直到2015年，父亲听说了MSF在约旦的穆瓦萨医院运营着免费的医疗援助项目，便通过MSF的医疗联络官申请转诊到了安曼。“穆瓦萨”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慰藉”，而医院的另一个名称是“重建外科医院”（Specialised Hospital for Reconstructive Surgery）。MSF约旦项目总管莫因·穆罕默德·沙伊夫（Maeen Mohammed Shaief）告诉我，2006年，为了救助伊拉克战争中的大量外伤患者，MSF法国分部在约旦的红新月会医院启动了重建外科项目，为患者提供免费的骨科、颌面外科、整形外科手术及康复服务。与MSF通常在战地进行的“紧急医疗响应”不同，重建外科医院在局势相对稳定的约旦进行长期的工作，除了修复患者的肢体外观和功能，还为他们提供心理治疗和职业培训。

地区的动乱从未平息。项目进行到第三年时，约旦红新月会医院已无法容纳重建外科项目收治的越来越多的伤员，无国界医生租用了新的场地，即现在的穆瓦萨医院。医院有148张病床、两间手术室、理疗室、微生物学实验室、心理咨询室和活动室。项目接收的患者是由无国界医生在中东北非各国的医疗联络员（MSF liaison officer）筛选出来的。莫因说，如今医院每年要收治500名左右的患者；考虑到每名患者在医院进行手术和康复的平均时长不少于3个月，500是个不小的数字。

由于重建外科医院提供免费治疗，它无法像私营部门一样给患者“一步到位”的服务。该医院的整形外科助理医师克里斯蒂娜·萨巴内克（Cristina Sabanekh）告诉我，等待被转运到安曼的患者名单很长，因此每位患者的手术和康复都要分阶段进行，其间或要回到祖国或常居地等待，治疗过程通常持续数年。

有时，患者和医院的关系比医生还要久远。克里斯蒂娜记得，2021年入职重建外科医院后，她第一次见到艾哈迈德时，他正在医院接受第四个阶段的修复手术，颌面外科医生为他打造了人造眼窝、放置了一枚人工眼球。“那时他的身体状况稳定，心理状况却深受霸凌的影响，意志很消沉，也不太表达自己。当时的他只希望我们能尽快为他做完手术，好让自己回到学校、实现他的抱负。”

2024年春天，在第一次转诊无国界医生医院9年后，艾哈迈德在父亲的陪伴下再次来到安曼，他已经是一个13岁的少年。在这一阶段，整形外科要为他进行“皮肤组织扩张术”。他头上的鼓包并非囊肿或畸形，而是一种治疗策略。克里斯蒂娜解释说，通过将一个硅胶气球扩张器植入他头部皮下，促进皮肤生长，一段时间后将扩张器取出，恢复他烧伤后头发无法生长的头皮。今年夏天，原本要结束的疗程在艾哈迈德的请求下被延长了数月，他还将接受皮肤瘢痕松解术和皮肤移植。克里斯蒂娜说，每次在医院见到艾哈迈德，她都能感到他对康复的急切渴望，“他总问我，下一次手术什么时候？”身穿黑袍的女孩走出医院大门，她眼睛小小的，不像典型的阿拉伯女孩，五官却很标致，有着整齐文过的眉毛和卷翘的睫毛。她黑色头巾包裹的皮肤边缘露出烧伤的痕迹。但她正要出去购物——她给自己化了妆，涂上了粉色的口红，显得心情很好，看见我时朝我灿烂地一笑。

女孩名叫法乌扎（Fauza），来自叙利亚东部幼发拉底河平原上的小城代尔祖尔（Deir Ezzor）。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代尔祖尔多次在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易手。2014年初，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驱逐反对派“自由军”后宣称占领该市，并于次年切断了外界通往代尔祖尔的所有补给线，包括食品在内的所有物资只能通过直升机运输或降落伞空投。

法乌扎告诉我，那场改变她人生的事故发生在2016年11月——由于代尔祖尔被封锁，全城燃料短缺，她的家人只能使用简易卡式炉来替代燃气。一次卡式炉的爆炸导致她从脸到手部的上半身皮肤严重烧伤。她先是在家敷了两周的草药，然后冒着战火前往代尔祖尔市内政府军控制区的阿萨德医院接受治疗，但几乎没有效果。为了离开代尔祖尔去治伤，她向极端组织的武装人员展示了自己身上的伤口。得到武装人员许可后，她离开代尔祖尔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治疗。在那里，法乌扎接受了植皮手术，伤口感染得以控制，并开始使用硅胶弹力绷带进行康复。

2018年，法乌扎和家人从叙利亚撤出，住进了约旦北部的阿兹拉克难民营（Azraq）。那时的法乌扎，从脖子到肩膀、腋窝和手臂的皮肤都因瘢痕而蜷缩畸形，无法动弹。营地的医疗人员发现了法乌扎的伤势，并将情况报告给了无国界医生。经过医疗联络官的筛选，法乌扎被转送至重建外科医院接受治疗。

克里斯蒂娜记得与法乌扎第一次见面时，她和艾哈迈德一样“身体稳定，心理状况却很糟糕”。法乌扎常常在治疗时聊起自己的生活。不在医院时，她住在阿兹拉克难民营。那是一座位于约旦-叙利亚边境的沙漠中、距离安曼约2小时车程的营地。该难民营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约旦政府共同建立。层层铁丝网将难民居住的集装箱板房营地包围起来，茫茫沙漠更是将营地与约旦的城镇和村庄隔绝开来。

居住在内的叙利亚难民，衣食住行都在营地内完成，温饱由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提供，每位难民有需要时前往营地的“超市”通过虹膜扫描即可领取定量食物，若要离开营地，则需要向营地管理方特别申请。

在阿兹拉克难民营，人们的基本温饱得到保障，但他们作为一群身份模糊的人，行动自由有限，前途更是一片迷茫。“法乌扎说那里的集装箱板房冬冷夏热，生活很艰难。”克里斯蒂娜说，“她不知道会在难民营里待到何时，未来是否还会回到叙利亚。在她皮肤烧伤、满身瘢痕的情况下，对未知的焦虑给她更添了一份烦恼。”

法乌扎告诉我，在难民营里，有些男性会售卖手工制品来挣钱，女性大多是家庭主妇，孩子们可以在营地里接受中小学教育。2020年疫情暴发，她没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学业也随之中断。为了挣钱，她曾短暂为国际组织做数据录入工作，担任过计算机老师和幼儿园教师，但每份工作都只能持续半年，剩下的半年她需要前往安曼治伤。在医生眼里，法乌扎每次来到医院都是快乐的。那是她最为接近理想生活的时刻。在安曼，她可以自由进出医院，和朋友一起外出逛街；一次又一次的手术让她身上的瘢痕慢慢地康复。法乌扎告诉我，她在2023年治伤期间在安曼一家培训机构里参加了业余美容课程，今年又在重建外科医院参加了约旦劳工部认证的美容培训。她喜欢和“美”有关的一切——回到难民营时，法乌扎会给营地里的新娘化妆。她希望未来能离开难民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中心。

职业培训部门是重建外科医院2023年成立的部门。在医院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奥巴达·亚拉斯米（Obada Alasmi）。2023年，奥巴达加入重建外科医院，负责监督这一新项目。奥巴达向我解释了一家医院设立职业培训部门的简单逻辑：战争会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及平民的生计和就业；受伤和残疾让人们难以找到新工作；在冲突频繁的国家，由于政府治理和民间社会功能的失效，人们很少能得到职业培训或针对小微企业的支持。而一份谋生技能可以给患者带来最重要的东西——重建生活的信心。

奥巴达正是这样走过来的。2012年，奥巴达在叙利亚德拉（Dera’a）被狙击手击中脊柱。那一年他17岁，还是一名热爱踢球的高中生，业余时间代表校队参加德拉省的足球比赛。受伤后，奥巴达和家人一起撤离到了约旦。一场手术取出了奥巴达脊柱里的子弹，保住了他的性命，他却觉得他的人生在那一刻停止了——从叙利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他无法继续上学，坐着轮椅出门办任何事都需要家人陪同，他失去了原来的所有朋友，也因为自卑而不敢交新朋友，“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躺在床上，不怎么吃饭，也不怎么和家人说话”。

2013年，奥巴达搬进了叙利亚人开设的难民收容中心，后者为难民提供食宿和康复。在那里，他遇到了同样脊柱受伤而残疾的哈立德（Khaled），两人如今是重建外科医院的同事。对那时的奥巴达和哈立德来说，受伤后的生活是一种“新的现实”，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残疾，不知如何面对身体的痛苦。哈立德告诉我，当时的他最渴望见到和自己经历相似的患者，想知道他们如何应对这一切。

2015年，奥巴达和哈立德成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在约旦开展的难民帮扶项目的志愿者，接受了JICA有关同辈心理支持（peer counselling）的培训并获得了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2017年起，两人开始拜访约旦大大小小医院的外伤病房，其中也包括重建外科医院。奥巴达说，那时的他已经能够理解残疾同胞的想法，“他们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是寄生虫、是家人的沉重负担。而我想用亲身经历，消除他们对自己的负面看法，接受自己残疾的现实，重新融入社会。”

后来，两人先后进入约旦阿拉伯开放大学学习特殊教育专业，进一步思考如何为残障同胞做事；他们还一同到位于约旦的难民援助机构游说，说服他们将援助视野拓展到残障难民的职业培训和发展，而不仅仅局限在紧急医疗救助上。

奥巴达和哈立德在轮椅上重建起了自己的人生。在重建外科医院做志愿者一年半后，医院管理方发现患者对哈立德特别亲近和信任，便从2018年起雇用他为全职同辈心理咨询师。在此之前，哈立德学会了制作香水，到市集上摆摊售卖来赚生活费。

重建外科医院心理健康部门主任达埃德·穆内齐尔（Da’ed Al-Mnezil）告诉我，当她看到哈立德和伤患们一起摆摊卖香水的照片时，开始思考为伤患提供职业培训的可能性。2023年，奥巴达在机缘巧合下进入医院就职，负责新开设的职业培训项目。据他介绍，医院提供的持证培训课程包括理发师和美容师等，目前已完成8轮正式培训，来自也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患者回家后开起了自己的理发店、美容店。他将同辈心理支持的知识运用到职业培训中，“我们会教患者如何与顾客打交道，即使身有残疾也不要自卑和害怕。一些（残障）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我们就和心理团队一起给予他们支持”。

最新的受益者包括艾哈迈德和法乌扎。克里斯蒂娜医生记得，艾哈迈德曾因受教育时间少、情绪低迷，很难用流畅的语言表达自己。而如今的艾哈迈德，不仅伤势逐渐康复，还在医院为儿童患者开设的“未来学校”里学习了阿拉伯语和英语，能和医生越来越自如地交流，还能用简单的英语和我做自我介绍。克里斯蒂娜告诉我，艾哈迈德刚刚通过了理发师培训的考试，或许回到也门后就会成为一名理发师。重建外科医院所在的马尔卡区（Marka）坐落在安曼东北角的山坡上。从医院门口向下望去，山下是拥有400万人口的安曼市主城区，沿坡而上则是密密层层的白色民房，不时有日本和欧美品牌的小轿车沿坡道上下，呈现出一幅“岁月静好”的模样。但若留意医院小卖部电视机里播放的半岛电视台新闻，就会看到屏幕上主持人身后的背景是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和哈马斯前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的面孔，提醒着我500公里外的加沙地带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战争。

莫因告诉我，医院起初是为伊拉克战争中的重伤员而运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接收的伤员呈现了一份中东北非武装冲突的时间线。重建外科医院的口腔与颌面外科医学顾问阿什拉夫·阿布斯坦吉（Ashraf Al-Bustanji）几乎完整目睹了这一切。但作为医生，他关注的不是政治权力的争夺，而是人们到底在受什么样的苦。2008年，在法国取得颌面外科专科医师资格的阿什拉夫回到约旦，加入了无国界医生在红新月会医院的重建外科项目。那时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已在英美联军入侵下倒台，伊拉克国内出现的权力真空，让该国的什叶派多数派和逊尼派少数派爆发了宗派内战。乱局中，许多伊拉克医疗人员被杀，援助组织难以进入伊拉克提供服务，约50万难民涌入约旦避难。

阿什拉夫将那段时间描述为“空前绝后”的惨状——被转运到安曼的伊拉克患者多数受了触目惊心的爆炸伤，“许多人脸部严重毁容，完全辨认不出特征，四肢被炸掉。爆炸制造无差别伤害，导致受害者中有军事人员也有平民，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小孩……甚至在后来的叙利亚和也门内战中，伤者大多受到枪伤，如果伤势没有置人于死地，其造成的毁容程度也不及伊拉克。”

阿什拉夫记得，刚加入重建外科项目时，负责人再三强调了项目会在2008年底关闭并离开约旦。但年复一年，项目非但没有关闭，患者还越来越多，国籍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叙利亚伤员从2017年起随着局势的缓和而越来越少，如今大部分患者来自医疗系统崩溃的也门。

在医院工作16年的阿什拉夫见证了许多患者“穿越”了冲突与和平的周期。他记得来到医院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当时年仅9岁的伊拉克男孩阿卜杜拉（Abdullah）：“2009年，他的父亲被民兵武装杀死了，他和叔叔们去埋葬父亲时，葬礼上发生了另一次爆炸，他的大多数亲戚和叔叔们都死了。他的皮肤严重烧伤，失去了一只眼睛、鼻子和嘴唇。”

阿卜杜拉在重建外科医院接受了5年的治疗，阿什拉夫和一位德国外科医生为他进行了至少10次手术。“他每次来到医院时，你都会看到他的成长痕迹。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已14岁，是个正处青春期的大男孩。”两三年前，阿什拉夫听到医疗联络官说起他的近况——他已在伊拉克上了大学。

作为集纳了中东各国战争受害者的外科医院，伤员难免来自武装团体或来自交战双方，但医院却几乎从未因伤员意识形态相左而起过冲突。在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纷争的地区，这家医院是难得的超脱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地方。在这里，医生们只关心生命——人们有权利活下去，并争取更好地活。

阿什拉夫说：“我们（医护人员）从不问伤员的宗教派别和背景，即使他们主动分享，我也只是倾听，不会发表评论或深究下去。而病人在转运至安曼前就已知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若在医院因政治问题与他人发生冲突，他们可能会失去来之不易的（来到重建外科医院的）治疗机会。”

身处旋涡中心，阿什拉夫深知和平的珍贵，“这是所有约旦人的共识：作为地区唯一的和平国家，我们应该尽己所能保持国家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凝聚力，而不是让它陷入暴力和动荡”。

6月下旬的安曼，白天气温高达近40摄氏度，但傍晚时分，太阳渐渐西沉，低矮的门廊挡住了大部分斜照的阳光，廊下不时有风吹过。人们开始拄着拐杖、推着轮椅，三三两两地走出医院大门，穿过门廊走进医院前的花园，享受太阳落山前片刻的凉爽。一辆白色面包车从山脚下驶来，沿着倾斜的车道爬坡，向右一转，缓缓停在医院宽大的门廊下。车尾的门打开，两位身穿机构背心的援助人员走下车，扶下几个孩子，其中有的拄着拐杖，有的胳膊断了。他们被安置在轮椅上，照护者（caretakers）紧随其后。轮椅上的孩子们大多穿着干净体面的衣服，照护者多是母亲，戴着头巾或身穿黑袍，不多停留便进入医院大门去。

这些孩子来自巴勒斯坦加沙地带（Gaza Strip）。从地图上看，加沙到安曼的直线距离是500公里，但两地之间隔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于是，这些孩子要从埃及边境的临时医院出发，驱车380公里穿越炎热荒凉的沙漠，到达开罗后再乘坐一个半小时的飞机飞往安曼，再乘车一小时，穿越安曼晚高峰的车流才能到达穆瓦萨医院。

MSF评估称，自去年10月7日以来的战事中，加沙有近4000人需要接受重建手术和全面康复治疗。但直到2024年10月14日，一年多里真正被转运到重建外科医院的加沙伤员仅有10名。莫因说，能够来到安曼的伤员只是“海面上的一朵浪花”。首先是伤员转诊的过程漫长而复杂，以色列批准医疗转运的标准不甚明确，患者常常要等待数月才能得到答复。MSF加沙医疗转运项目负责人哈尼·伊斯莱姆（Hani Isleem）说，8月申请转运的8例患者中，只有3例得到批准。等候他们时，我被嘱咐不要拍摄任何照片——为了保证行动低调，转运事宜当时没有通知任何媒体。我只是碰巧见证了又一个“历史时刻”。

医生们尽其所能。阿什拉夫的愿望是进入加沙，利用自己的颌面外科专长为外伤患者进行康复治疗。祖籍巴勒斯坦的克里斯蒂娜则告诉我，在更多有需要的患者到来之前，她会全力照顾好已经在她身边的病人们。

（感谢茉莉、Mahmoud对本文采访提供的翻译协助） 重建外科医院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