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像自由这样的字眼

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有一首诗，叫《像自由这样的字眼》（Words Like Freedom），全诗如下：“像自由这样的字眼，听起来甜蜜又美好，自由之歌拨动我的心弦，每时每刻。像自由这样的字眼，听到它我忍不住哭，你如果知道我的经历，你会知道我为什么哭。”这首诗有两小节，第一节第一句是there are words like freedom，第二节第一句是there are words like liberty。freedom和liberty这两个英文单词，中文都翻译为“自由”。

让ChatGPT来讲解一下freedom和liberty的区别——前一个“自由”是指没有约束或限制，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比如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是指在不受审查或限制的情况下表达任何观点的权利；行动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旅行和移动的权利。后一个“自由”被看作一种制度化的自由，个人拥有法律或社会保护的权利，有更结构化的含义，通常与保护个人权利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相关，常见的用法有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如公平审判的权利，还有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参与政治的权利，包括投票和竞选公职。两个单词的重要区别表现在语境上：freedom更广泛，适用于生活的各方面。而liberty指特定的权利，并且在法律或政治框架内。在哲学和政治的讨论中，liberty可能会用来讨论社会契约保障的权利，而freedom则可能用来讨论更广泛的个人自治概念。虽然这两个词都表示自由的概念，但liberty通常指一个法律或道德框架，确保个人的freedom。

回到休斯的这首诗，休斯写出了美国黑人的情感震荡，写出了freedom和liberty这两个单词的区别。第一节中使用的“自由”，是指从奴隶制中挣脱出来，第一节的语气是欢快的。第二节却变得沮丧，第二节所使用的liberty一词，让诗人哭了出来。“你如果知道我的经历，你会知道我为什么哭”，他没有给读者具体说明为什么自由让人哭泣，但却让读者想象他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恐怖与黑暗，从而在读者和诗人之间建立了更强的同理心联系。通过这个联结，读者感到一种绝望，好像那里的自由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第一节歌唱freedom的欢快语调，和第二节面对liberty的哭泣，两种情绪是完全相反的。德国语言学家卡尔·比勒认为，语言的标记symptom，与说话者密切相关，并直接表露其内心世界。在语言学家看来，言语是指称的象征符号symbol，是给听者的信号sign，也是说话者内心状态的标记symptom，这里的symptom，同它在医学中的含义很接近，就是疾病的症候或典型表现，语言学家所说的symptom，是言语表达所引起的与联想、情感、格调、评判有关的附带意义和言外之意。休斯说liberty这个词，“听到它我忍不住哭”，就是在传达他使用这个词的内心状态，哭就是他使用这个词时的症候，他希望读者想象出他的经历和情感，有足够的联想，知道他为什么哭。

1876年，美国独立100周年，法国要送一个礼物给美国，那就是雕塑家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制造自由女神像用了10年的时间。1878年9月2日，巴黎世博会期间，大清的驻英大使郭嵩焘观看了世博会的埃及馆，他看到了苏伊士运河的沙盘模型，世博会中还有中国瓷器、日本铜器和柬埔寨石刻的展馆，郭嵩焘参观完毕，应法国外交官员的邀请参加茶会，而后看到了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郭嵩焘在《伦敦巴黎日记》中记载，“旋过桥观所刻铜像，仅成一首”。女神像的头部刚刚完成。“云铸送美国纽约海口者。梯而上，至所戴冠上，为长方片，如门可开启。人立其间，及半而至。云此神名类白尔底，言自在无拘束也。手持一灯以引海船。”郭嵩焘笔下的statue of liberty是类白尔底神，liberty，郭嵩焘说，“类白尔底”的意思是自在无拘束也。1878年是光绪四年，这年春节，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六位留学生到中国驻英使馆拜年，年轻的严复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印象。4月9日，郭嵩焘61岁生日，严复、方伯谦等人又去拜寿，在大使馆里吃了郭嵩焘的寿面，郭嵩焘日记中记载，“严又陵议论纵横”，所谈内容涉及声学、光学和地理。7月，严复等人到了法国，参观世博会，几位留学生陪着郭嵩焘参观阿伯勒尔发多阿天文馆、巴黎地下水道及巴黎军校。郭嵩焘详细记下了每天行程，他的日记就是一份考察报告。这一年3月，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各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瑞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这篇日记中的“色维来意斯得”是civilized，“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是half-civilized，“巴尔比瑞安”是barbarian，野蛮的。郭嵩焘感叹的是，欧洲以文明自居，中国在他们眼里居然是半开化的。

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的客厅里摆着一张三人位沙发，沙发上有一个蓝色靠垫，上面用中文和德语写着一句话：“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那是方教授的学生送给他的礼物，靠垫上那一行字表明，方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概念史的研究。方教授说：“我们现在常用的那些概念，民主自由和文明，都不过是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有些概念是中国以前没有的，或者以前有这个词，但不是那个意思，比如民主这个词，原来是指民之主，皇帝是民主，现在人民是民之主，民主是民主之的意思。这些概念刚到中国来的时候，都是新的，马礼逊的《华英词典》里讲民主这个词，是小民弄权，是贬义，民主这个词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个贬义词，一讲到法国大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民主要不断健全，人们才发现它是个好东西。马礼逊那本词典是西方人当时对民主的理解，用中文来表达。我们讲历史，总要讲出个概念来，你讲法国大革命，总要讲自由、平等、博爱，你讲五四运动，总要讲德先生和赛先生。这就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

方维规教授在《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中说，对于近代思想问题的理解，必须将之置于一个概念群或意义群中展开，比如对民主的理解就必须放在议会、共和、自由这样的概念群中。方教授这本书梳理了文明、文化、民族、政党、民主、自由、经济等诸多概念，我问方教授，这些概念里，哪一个最重要？方教授回答，不能说哪一个最重要，但在清末，在人们所接触到的诸多新概念中，文明是一个核心概念，“文明这个词涉及生活层面，吃西餐叫吃文明饭，拄拐杖叫文明棍，文明同时又是一个形而上的历史哲学概念。他们看到西方社会的进步，并且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那一套，要向西方学习，落后就要被淘汰”。

到底什么叫文明呢？1836年，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文明》，他说，文明意味着人类的改进，使得“富（wealthy）与强（powerful）的民族区别于原始或野蛮的人”。穆勒试着给“文明”做出了界定——“我们称一个民族是文明的，当保护其成员的人身与财产之社会建制足够充足完善地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也就是说，让个人最大限度地放弃在一般情况下需要靠他们个人的力量或勇气来维护其利益的做法，而让共同体成员将其安全主要依靠社会建制。”一百年之后，丘吉尔也试着给“文明”下定义，他说：“没有什么词比文明一词的使用更不严谨。它究竟指什么？它是指一个建立在民权观念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暴力、武备、军阀统治、骚乱与独裁，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以及可以长久维护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这才是文明。当文明统治国家，芸芸众生得享阔大安定之生活。”再多引用两句，让我们看看文明的另一个侧面，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说，“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平、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1877年2月15日，郭嵩焘在伦敦探访英国的银行，而后会见日本政要井上馨等人。其间井上馨谈到官员纳税，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说：“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郭嵩焘将这句话写到日记里，并称“此论至允”。官员出洋，须将所见所闻写成日记，上交总理衙门。刘锡鸿的日记名为《英轺私记》，他记录这场谈话，强调自己对“祖宗制法”的捍卫，井上馨向郭、刘二人建议，清廷应效仿西方，发展采矿业来增强国力，刘锡鸿抢在郭嵩焘之前回应：“金银煤铁等矿，利在焉，害亦存焉，非圣天子所贪求也。”会谈中，郭嵩焘向井上馨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应当读什么书，对方回答，要读阿达格斯密斯的“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刘锡鸿也记录下这本书，挨登思蔑士所著的“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刘锡鸿做了注解，“威罗士者，丰也，疴弗呢顺士者，国也。书言丰裕其国之道，故名。此书难于翻译，非习英文者不能阅。”这本用汉字音译的书名颇为玄虚，其实挨登思蔑士或者阿达格斯密斯就是亚当·斯密，那本书就是《国富论》。

方维规教授说，许多新造词语，在英法德之间流转起来很容易，都源自拉丁语，只是字形有变化，看到新词，不存在翻译的问题，只是理解的问题。但把这些词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音译会给人很大的困扰，处理那些汉语里原本没有的新概念就更麻烦。方维规分析郭嵩焘日记中所记录的“文明”：第一，郭嵩焘解释“文明”，已经视之为综合概念，其对立面是野蛮；第二，郭嵩焘意识到，与“文明”概念最为紧密的观念是“进步”，文明是欧洲的专利，并具有普世意义；第三，郭嵩焘并不讨厌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观，相反，他对欧洲文明表示出极为赞赏的态度。

1877年3月31日，福建船政学堂的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乘坐马尾船厂制造的“济安号”赴香港，转欧留学，诸学生“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与严复一同乘船赴欧的，有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等。5月11日，他们到达朴次茅斯，准备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5月13日，12名学生在使馆晋见郭嵩焘。1878年，郭嵩焘的日记中时常会出现严复的名字，严复翻译的文章和观察日记，严复对国家治理的意见，严复讲的对数表和万有引力，都被郭嵩焘记下。1878年7月1日，严复到巴黎参观世博会，7月2日，郭嵩焘在寓所请严复等人“小酌”，7月8日，郭嵩焘记录，“严又陵自大会厂回寓，带示《亚维林修路汽机图说》，内引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修理道路诸会所讨论事宜”。7月11日，严复又来和郭嵩焘见面，严复说到，“西洋胜处，在事事有条理”。郭嵩焘记下，“此语亦殊有意致”。7月16日，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世博会期间，严复在巴黎拍了一张照片，当时他24岁，按照中国的虚岁算是26岁，那张照片大概是我们能见到的最年轻的严复，隔着一百五十年的时光望过去，也是意气风发。

渠敬东说：“我们要想象严复在欧洲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那跟我们去读两年硕士完全不一样。他在视觉上和经验上都会产生那种人类学家所说的异文明感受，这会给你的本源问题带来挑战。就像传教士到了中国，也会给他的本源问题带来挑战一样，用康德的话来讲，就是问题化的力度是极强的，激活思想的力度是极强的，严复的反应一定是针对本源问题，传统文化的修养马上会被激发出来，会形成各种判断，他会想，理学是靠不住的，虽然理学也讲格致，但那跟西方的自然科学完全不是一回事，他的反应绝不限于他的职业。严复和郭嵩焘受到的冲击不一样，但强度相似，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忘年交。”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老师说：“郭嵩焘和严复在英国待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但他们受英国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他们不认同法国和美国的共和道路，也不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君主制有延续的可能，他们希望中国缓慢地走上英国的路径，走向君主立宪制，维持皇权至上，但真正的权力应该是落实到精英政治。你去看郭嵩焘和严复，都是这个思路。郭嵩焘非常赏识严复，他知道严复的才干并不在指挥军舰上，所以严复并没有在英国军舰上实习。”

1908年7月间，严复参观世博会留下照片已过去30年，他写了一首诗叫《漫题二十六岁时照影》，这首七律全诗如下：“镜里分明隔世身，相看三十过来春。风镫骨肉今余几，土梗形神定孰亲。已有人归留鹤语，更无松老长龙鳞。商岩发梦非今日，却办余年作子真。”最后一句，商岩可以理解为在野的贤士，子真可以理解为修道守默的隐士。虚岁56岁的严复已经意兴阑珊。这一年6月，江浙、广东及直隶等地士绅呈递国会请愿书，这一年8月，清政府宣布八年后召开国会。严复早年间在英国所观察所钟情的君主立宪制依然缥缈。这一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了。12月，溥仪即帝位。这是大清最后一个皇帝。 严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