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皇帝也是一个概念

我上小学的时候，在电影院里看了《甲午风云》，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天津大沽口出发，北洋水师的“济远”和“广乙”护送这艘运兵船。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击沉了“高升号”，船上700余名士兵遇难，200余人生还，这就是甲午战争的爆发。1894年11月8日，严复给长子严璩的信中说：“奉天省城与旅顺口皆将旦夕陷倭，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真成无一可恃者。”严复知悉朝中的动态，“京官议论纷纷，皇上益无主脑，要和则强敌不肯，要战则臣下不能，闻时时痛哭”。他说：“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他说：“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

商船“高升号”上有一个德国军官叫汉纳根，落水后逃到朝鲜，从朝鲜返回国内。回到天津，汉纳根创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直报》。《直报》宣扬对日作战，“千百年来强弱迭更盛衰互倚，大抵以战为立国之本，能战则弱者可化而为强，不能战则盛者即变而为衰”。1895年2月4日，严复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论世变之亟》，2月13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到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严复又在《直报》上发表了《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马勇说：“甲午海战刺激了严复的情感，在战争中战死的军官，有他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邓世昌，有他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刘步蟾，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教书十多年，战场上死去的有他的同门，也有他的学生。所以他会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场战争和我有关。他要发言，这四篇文章是他后来一系列著述的起点。”在读严复的《辟韩》之前，先读两段韩愈的《原道》，摘抄如下——

第一段——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第二段——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作者是深圳大学教授徐晋如，他说，中国文学起源于庙堂，是士大夫的文学，以高古雅正为原则，其创作主体是士大夫，是君子，它的受众是读书人，浅俗是它的天敌。中国文学崇拜学养，以诗赋和古文为主流。《国文课》的第八讲，题为“上下千年文第一”。徐晋如说，唐代的皇帝诏令，都是由大臣起草，以骈体文为主；臣僚所上的贺谢表一类的文章，也要用骈文。奏状也多用骈体。唐德宗时期的宰相陆贽，其文最受后人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收录了39篇陆贽写的奏议，在这本史书中，没有哪个人写的文章被收录的比陆贽更多。今年，我去历代帝王庙闲逛，庙里供着188个皇帝，从伏羲、黄帝、炎帝开始，由五帝及夏商两周、强汉盛唐到五代十国到金宋元明，乾隆皇帝提出一个口号，叫“中华统绪，绝不断线”，庙里供奉的都是有德行的好皇帝，无道昏君是没资格上榜的，从明嘉靖十一年至清末的380年间，历代帝王庙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历代帝王庙的配殿中，有姜子牙、萧何、诸葛亮、房玄龄、范仲淹、岳飞、文天祥等79位历代贤相名将的牌位，正是在一群名相之中，我看到了陆贽的画像，原来这就是“上下千年文第一”的宰相啊，文章写得好，其标准是能给皇帝写罪己诏，能写政论文，能当好秘书，或者本人就当了大官。

徐老师的意思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中国文脉就断了，白话文粗鄙不堪。以我被白话文培养出来的文学素养，读文言文的确费劲，但好在我也没什么历史包袱——

第一段，韩愈想象了一个原始状态的社会，古时候，生存环境太恶劣，圣人出现，就为君为师了。要是没圣人，大家早就玩完了，所以，君主是颁布命令的，臣子是执行命令，老百姓就要供养上面的人。想象一个原始状态，推导人们如何形成社会，这可以叫“思想实验”，也可以叫“形而上学”。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利维坦》论述极其严密，韩愈这篇文章逻辑上有漏洞。但其结论很吓人，民不出粟米事其上，就杀。

第二段看起来像是儒家的“贯口”。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的文章中也能找到类似的句子，“吾之法，圣法也，其本自尧舜汤文武。由尧舜汤文武而秦汉，而唐，而宋，而明，而逮乎今”。这个“贯口活”就是儒家所谓的“道统”，韩愈倡导儒家思想的一个中心词就是“道统”，即儒家的脉络和系统，他说，儒家有一个贯穿始终又不同于佛家和老子的“道”，其思想核心是“仁义道德”。皇上轮流坐，道统一直维系着统治的合法性。如今，每一个讲国学的小视频都会介绍韩愈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是什么“千古第一篇”云云。

严复的《辟韩》抓住了韩愈的逻辑漏洞，说圣人就不是人吗？怎么圣人一出来，就知道相生相养之道就知道怎么驱赶虫蛇禽兽呢？严复先引用了韩愈的前两段原文，然后说——

韩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有其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

这一段读起来没什么障碍，严复说，老百姓交税，供养君主和行政官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如果君主不能保障人民的安宁，能废掉吗？行政官员办事不力，能杀了吗？我大概是在30岁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纳税人”，我想，古人早就知道什么叫纳税了，但对纳税人的权利可能不太清楚。

严复接着写，韩愈“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他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

严复跟韩愈，中间差着千年，严复在甲午战败之后写的一篇救亡文章，要拿千年前的《原道》当靶子。这中间隔得是不是太远了？我做了一点儿功课才知道，在清代，吏部礼部翰林院国子监祭祀的土地神就是韩愈，戊戌变法那一年，新任礼部尚书到任，要向韩愈像行跪拜礼。苏东坡写过一篇《潮州韩文公庙碑》，开头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古代的意识形态工作真是长期有效。所以张之洞看到严复这篇《辟韩》之后，就让手下幕僚写文章反击。

韩愈说，君权神授，要尊君轻民。严复说：“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接下来是不是该呼吁废掉皇上了呢？非也。他说，“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严复说，我们的国民素质还不够，还需要一个皇上，他给这个皇上画了个像，认为皇上应该是这样式的——

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子孙尚亦有利焉，吾曷贵私天下哉！”

严复描绘的皇帝跟历代帝王庙里的皇帝不太一样，这个皇帝居然知道，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天之所畀，老天给予的。该怎么理解《辟韩》呢？我去请教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梁展，梁展老师说，“君必不可废”是严复1895年写《辟韩》时就提出的政治主张，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到五四运动乃至严复临终，这个态度一直都没改变。严复从孟德斯鸠的《法意》中得到启示，那就是国体无高下之分，唯有适宜与不适宜的问题。撰写《辟韩》时，严复反对君权的绝对性，主张切实伸张民权。辛亥革命以后，面临民族革命之后分疆裂土的危局，需要一个强势而稳健的领袖来主张国权、力挽颓势，严复认为应该给袁世凯专制之权，“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使他日国势奠安，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在上者，应于选举上“一听民意自由”；在下者，人人应当“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梁展说，严复希望把政治自由的理念置入到君主制当中，使君主制成为走向政治自由的途径，而君主制或专制本身则是社会进化过程中暂时的东西。在严复看来，自由不仅是道德的尺度，更应该是每一个人所应享有的自然权利。君主也是无数个人中的一员，其权力并非来自于神赐，而是出于群治的需要而在社会进化中自然形成的。在严复这里，君主是一种道德人格，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力互不“侵损”的政治机制。基于这种道德人格，君主存在的目的在于增进民智、民德和民力，使民众不“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君主的治国之术在于赋予臣民以自由，因为他明白“民之自由，天之所畀，吾又乌得而靳之！”

我对严复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他对皇上的执念。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个类别，严复翻译《法意》，却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只有君主和民主两种政体，君主有两种，无道之君是专制，有道之君，可称之立宪。专制还是立宪，凭君主的意愿。君主立宪，是国君和两院共同立法。民主立宪，是总统和两院共同立法。严复反专制，不反皇帝，他在《法意》的案语中说：“宪、政、刑三权者聚而集于一人一众之身，是一人一众，无论为贵族，为平民，其治皆真专制。”还有，“专制之民，以无为等者，一人而外，则皆奴隶，以隶相尊，徒强颜耳。”

以我浅薄的眼光来看，有一个不可撼动的最高统治者就是专制。我所理解的“皇帝”和晚清时期人们所理解的“皇上”可能不是一个意思。辛博森1877年出生在宁波，是个英国人，他爸爸在宁波海关税务司当官，辛博森也在海关工作，1900年庚子之乱时被围困在北京的使馆区。后来他投身新闻业，在辛亥革命后，担任《每日电讯报》驻北京的记者。写了一本书叫《帝国梦魇：乱世袁世凯》，实际上英文标题叫“走向共和”，The 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这本书开头他解释什么叫“皇帝”，他说，除了13世纪蒙古人刚打进来的那段时期和17世纪满洲人刚打进来的那段时期，中国没有过任何堪称专制主义的东西，除了税收和聊胜于无的治安维持，也不存在任何管制。“实际上，皇帝这个职位，从来就只是一个政治宗教概念，为了群体的利益而转化为社会经济法令。这些法令，以一种被称为上谕的定期说教的形式颁布天下，它们是政府的例行仪式。其效用，与其说是强制命令，不如说是指导教育。根据设计，它们宣扬并承续了这样一种国家理论，皇帝，乃是国家的最高领袖，他恪守盛世的道德原则。这个盛世，乃是自孔孟以降，所有圣哲先贤都曾反复念叨过的2500年前的那个繁荣时期。那时候，人民安乐，国家强盛。”辛博森所说的2500年前的繁荣盛世，就是韩愈和郭嵩焘及吴汝纶所说的“三代之治”，辛博森说：“皇帝这个职位是天上的，而非人间的，是劝诫，而非武力，是用诸日常生活中的最为有力的论据。”我和梁展老师见面，是在长安大戏院边上的一家咖啡馆，我上厕所的时候，能看见长安大戏院的演出海报，如果皇帝只是舞台上或者清宫戏里的一个角色，理解起来就容易了。梁展说，严复把君主立宪等同于自由政治。“把君主权力限制起来，恢复民权，给民意自由，严复认为，这才是政治上实现自由的途径之一。他说君主立宪不是专制，是群治，它能够限制个人的胡作非为，因为有一个强人在那里，但是他的权利又被限，如果他合乎民意，我们选他，如果不合乎民意，就推翻他，这是民众最大的自由的体现。”民权和立宪这些概念，我是用脑子来理解的，皇帝这个概念，我是通过身体来感知的。我出生在北京鼓楼附近的方砖厂胡同，那里现在有一家炸酱面馆很有名，据说，清代太监进宫，做阉割的地方有两处，一个在南长安街的会计司胡同，一个在地安门内的方砖厂胡同。清朝一共有多少个太监？割下来多少生殖器？如果像辛博森所说，皇帝是天上的、是劝诫的，为什么你不进宫当太监，也要学会下跪磕头？我从书上得知，见皇上要下跪磕八个头。你是下级官员，见不到皇帝，但见了上级官员也要下跪磕头。按照礼数，见上级官员、见到自己的老师、拜见父母，要磕四个头，你结个婚，见到丈母娘也要磕头。

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成立，严复在12月2日会晤袁世凯，给袁世凯提了六条建议，他说，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他建议袁世凯招募洋将，罗致梁启超到京，还有，“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严复也知道，下跪磕头是很操蛋的事。那么，严复所期盼的作为道德人格的皇帝，等同于一个施仁政的好皇帝吗？严复怎么看待“三代之治”？严复曾点评《庄子》，在评语中说：“故使治天下有尧之可欣，斯有桀之致瘁矣。必欲无桀，其必先无尧而后可。是故吾国之颂君子，以为民之父母，至矣。而文明之群，畏父母政府与畏暴虐之君等者，亦以其使民失性而不遂其炊累之功故也。”江苏社科院研究员皮后锋老师解释这一段——严复从自由和民权的角度审视“三代之治”，得出的结论是，尧和桀的历史评价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专制统治，尧一样的“父母政府”与桀一样的“暴虐之君”同样让人害怕。严复在翻译《法意》时将孟德斯鸠批判专制政治的恐怖及其随意性、神秘性的特征奉献给中国读者——

专制之精神，可一言而尽也，曰使民战栗而已。

严刑不测，群下惴惴，而后有以震远臣之精神，儆边藩之偷惰。威福出于一人，法令由其专断，权衡凭臆，予夺随心，既行之法，或时时而更张之。

夫如是之人主，其当躬之阙德致众也，而其左右之人，亦不欲以主之昏愚暴诸天下，则藏之深宫，使其民莫能测。

喜怒无常是专制政治神秘莫测的重要表现，比单纯的作威作福更令人感到恐怖。严复在《法意》的案语中说：“夫专制之君，亦岂仅作威而已，怒则作威，喜则作福，所以见一国之人，生死吉凶，悉由吾意，而其民之恐怖詟服乃愈至也。”詟这个字有意思，下面一个言论的言，上面盘着一条龙，想说点儿什么，上面有一条龙，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恐惧。怪不得罗斯福所言四大自由里有一条：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

那么，有好的官员行不行呢？皮后锋老师让我们读一下王安石的诗《兼并》，再读一读严复对这首诗的点评。王安石这首诗开头颂扬“三代之治”，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这首诗实在没什么美学价值，不抄了，总之就是王安石摆出了一副爱民的姿态，不愿意普通百姓的田地被大地主兼并了去。严复点评，“荆公相术如此。所谓清纯专制，到极好时便是父母朝廷。此在当时已做不到也。至于今日愈不必言矣。”那么严复要说的是什么呢？皮后锋老师说，严复敏锐地看到，中国专制政治的实质是既无情剥夺国民的权利，又不切实际地要民众承担过多的义务，单方面的义务就是“奴分”。严复在《法意》中有这样一段译文——

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

严复知道政府和民众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沈瑶庆奏稿批语》中有这样一段，“中国自三代以来，君民对待之谊与西人绝不相类。君若吏之视民，上焉者，杜父召母，其视百姓为子孙；次之，则君为主人，四海之内皆为臣妾；最下，其治民尤盗贼，故盗憎主人与民恶其上当并称也。”杜父召母或者召父杜母，是一个意思，说的两个汉代的官，一个姓杜另一个姓召，都是把老百姓当孙子的父母官，这是官吏对待百姓的上等态度了。下等态度，就是把老百姓当贼一样防着。在《社会通诠》中，严复增添了几句原著中没有的话，“干涉之深，为闾阎之福者，其说未尝非大谬也”。严复的意思是，官府管的事太多，就是给老百姓造福，这说法实在太荒谬。他说：“今夫善治国者，未有不期民自立者也。行政之权日张，民自立之风必日逊，此其国之所以弱耳。”说起官府和民众的关系，严复颇具现代观念，但他始终认为，人民需要一个皇上。 严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