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潜隐剧本

2012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是一位向农民学习的学者，他在纽黑文附近有一个46英亩的农场，他在那里养了一群鸡、两头高地牛和一群蜜蜂。这个农场体现了他5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拥护的“亲身实践、从头开始、地方性知识”的治学方针。他是最后一位视角广泛的社会理论家，把社会科学的洞见跟广阔的历史结合起来。他经常被误认为是人类学家，他批评政治学研究过于依赖统计分析和寻找抽象、不变的行为法则，“人类学家努力拥有最少的偏见，尽可能地对世界的引领开放，而政治科学家会带着调查问卷过去”。他自己做研究时会广撒网，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历史、诗歌、民间文化、小说和回忆录，而不是局限在政治学的范围内。

2017年，马萨诸塞大学教授斯特兰·文萨根采访斯科特时，问他为什么他的理论跟福柯的很一致，他却没有公开写到过他跟福柯的联系，斯科特回答说：“我深受福柯的影响。我读过他几乎所有的著作。我跟他的主要问题是，他承诺要做抵抗研究，却从来没有做。他说明了权力是如何被利用、如何扩散的，权力成了科学的、临床的，四处渗透。但如果你相信所有这些，就没有抵抗的立足点了。我自己提供了，或至少部分提供了他承诺要做的研究。”

美国哲学家克里斯平·萨特韦尔指出，斯科特的研究采取的是反权威主义的路线，像福柯那样，通过经验主义的调查，清除权威偏见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路线有希望挖掘出被掩盖的真相和被忽视的材料，以及揭露未受审察和论证的假设。斯科特把这个程序用在了各种研究对象上：林业、巴西利亚的建筑、马来人的住宅、苏联农庄、巴尔扎克的小说。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2009）一书中详尽地展现了他的理论的特色。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所谓东南亚高地，是东南亚大陆和中国、印度、孟加拉等国边疆的巨大山地区域，面积有欧洲那么大，是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最大的无国家空间之一，被称为赞米亚（Zomia）。高地居住的都是逃避统治的居民，他们想逃避政府的征兵、征税，而政府要想统治他们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高山很难抵达，居民住得很分散。在古代，在平地道路良好的情况下，一个主权的区域也就是300公里半径的范围。“在现代化之前的世界，水，特别是平静的水可以把人们联系起来，而山，特别是峻峭的高山会把人分隔。”在前现代社会，陆路交通平均每天能行进24公里，牛车可以比一个背夫多负载7～10倍的货物，但只能走大路。

对于人类文明的出现，主流的人类学和政治学采用的是中央集权论的假设，认为文明就是具有大规模的政治权威。历史叙事一直被那些持续进行历史记录和纪念碑修建的大型国家和帝国所主导，导致一半以上的历史、大的王国周围那些碎片区或逃难区的人的历史被忽视。“没有固定居所，总是经常游动和不可预期的人被置于文明之外。与东南亚一样，西方社会也把不文明的污名赋予那些居无定所的臣民，包括乞丐、无家可归者、流浪汉和游民。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城邦的公民。如果整个人群，如游牧民、吉卜赛和游耕民，自我选择流动或半流动生计，他们就会被认为是个危险的团体。”

斯科特认为，山地人并非化外之民，他们不是前文明群体，而是后文明群体，他们知道国家形态的生活是怎样的，所以他们有意识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强迫性权威在自己内部出现，阻止被国家统合。他们是“有意的野蛮”，为了远离国家的控制，他们精心设计了自己的谋生手段、社会组织和信仰。他们的谋生方式具有多样性、易变性和移动性，他们的社会更扁平和地方化，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没有固定的地址，领袖是临时的，生存方式是易变和逃匿的。山民甚至主动放弃文字，因为书写是行政管理和国家的关键技术，没有文字他们可以自由操纵历史、选择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谱系表述。

今年2月，斯科特撰写了一篇“智识日记”，回顾他的学术生涯。谈到他早期的著作如《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说这两本书研究的是未引起学者注意的、农民半隐蔽的抵抗活动，被支配者除了有演给当权者看的公开剧本，还有一套背地里发泄恼怒和怨言的潜隐剧本。他说：“基于我在马来西亚农村一年半的生活，我发现抵抗无处不在，但它们的形式几乎都是危险度最低的……比如农民通过暗中使坏来反对什一税，上交的大米几乎都是最差的，为了增重，在米袋里混入石头……我发现了，或者说揭示了农民日常形式的抵抗过程。这一研究对于那些习惯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开政治过程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提点。我的船驶向了陌生的港口，而这些港口不在政治学研究的标准之旅中。”

2017年，斯科特出版了《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一书，又回到了《逃避统治的艺术》中已经涉及的主题：有人不看好国家能给自己带来安全保护。近代西方思想家用契约论来解释政府的起源，臣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来换取政府对自己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护。但斯科特认为，国家可以被定义为精英通过对人口征税来行使其强制权力的领土。国家的存在需要依赖于一种很容易征税的主食——而谷物就是理想的选择。因为田地是固定的，庄稼在短时间内成熟，所以农民无法逃避税收。谷物还易于储存，可以分发给奴隶和士兵，或者在被围困时用于养活人口。

早期的国家是人口机器，经常通过奴役的形式来捕获和控制大部分人口，并因为人口集中而受到流行病的困扰，所以它们自身是很脆弱的。斯科特说：“大多数学者认为，一旦人们驯化了植物，就会立即愉快地在一块固定的田地里定居。没有什么比这更错误的了。定居以及驯养动植物至少4000年后，才出现了农业村落。较之于狩猎和采集，农耕是一种繁重许多的苦力活。自外于国家生活的蛮族常常过得更轻松、更自由，也更健康。在迁徙中采集食物的部族实在没有任何理由转而从事农耕，除非是为人口压力所迫或者遭遇到某种形式的强制。” 詹姆斯·斯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