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纪纲目》

此书又名《明史纲目》《御定通鉴纲目三编》，乃乾隆四年（1739）钦命撰写的。那时《明史》即将刊刻完成，因部头较大，翻阅不易，弘历命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之体，编纂一部《明纪纲目》，“与正史纪传相为表里，便于检阅”（《清高宗实录》卷九八）。半个月后，编辑团队正式组建：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总裁官，大学士赵国麟、户部尚书陈德华、刑部尚书尹继善、兵部尚书杨超曾为副总裁官，于翰林内拣派纂修、提调、收掌等，也配备了一批誊录和供事人员。不久《明史》印成，经鄂尔泰奏请，参与编撰的低品级翰林各赏一部，以供参照。不清楚《明季纲目》是单独设馆，还是在原明史馆的基础上续办新书，而后来增补内阁学士周学健、原詹事李绂为副总裁，得见馆名“明史纲目馆”，推想以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乾隆七年（1742）夏，《明纪纲目》的稿本陆续撰成，一场关于正统以及年号的争论也在馆内出现。今知质疑者有纂修杨椿，还有副总裁周学健。杨椿原为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也是原明史馆资深纂修人员，当初就对王鸿绪《明史稿》多所否定，争执不休，惹得总裁张廷玉心烦，这次又提出各种问题，再被张廷玉打压。此人素称史才卓著，而两年前大考翰詹居然列于第四等，强令退休，不免灰头土脸，说话不占分量。周学健则势头正锐，认为成于明代中叶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于明兴诸事，不核不白”，建议在正史中取消元至正二十八年的年号，以明太祖洪武元年相接续。而馆臣经过讨论，拟议将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起兵，到至正二十八年元顺帝逃离大都，另编为《前纪》，仍以元朝的“至正”编年；以明太祖洪武元年八月之后为正文，起用明朝年号。乾隆予以认可。数月后《前纪》两卷撰成，鄂尔泰、张廷玉上呈御览，并陈述编写思路：

臣等愚见，以《前纪》之作虽为明祖追叙，以著王业所由，实亦与《续纲目》并行，以补元纪之缺。事可参观，义须互见。兹于分书事迹一一详核，行文用追叙体，总称明祖。若其始为大元帅及自立为吴国公，大书皆从僭号之例，以其时元季玉步未改，天王正朔有归，明虽兴王，何逃名分？盖既别为一书，则体例无嫌小变，而不恕其僭号，则褒辞弥则大公，伏候圣明裁定。再自洪武元年以后，纲目正文事关胜国遗踪，盛朝殷鉴，凡主德之隆替、国是之善败、物力之衰旺、民风士习之淳漓，纪载并务详明，褒贬尤宜矜重……（《清高宗实录》卷一七八）

鄂尔泰与张廷玉皆为雍正朝重臣，自也不忘推崇年轻的乾隆帝，“惟我皇上远绍经心，夙精史鉴，增损予夺，随宜训示”，也说到历来修史极难，“史氏之疎不惟挂漏，或冗或复，所在有之”。得旨：

朕材谢知古，学未通经，当此史笔之公，实恐目光之眩。至明祖前纪体例，诸卿所见与朕意同。盖大君臣子，名分不可逃于天地间；僭号兴王，予夺严乎辞语内。敢曰继春秋之翼道，于此昭来兹之鉴观。我君臣其共勉之。

那时的弘历尚知谦谨，不是吗？明史纲目馆管理甚严，誊录每日要完成1500字，皇上督责办书各馆，即以该馆字数为定额。十一年闰三月《明纪纲目》书成，弘历从馆臣之请题序，自称“每一卷成呈览，朕于几暇亦时御丹铅，为之参定。虽于天人一贯之精微未之能尽，而惟是谨严之义守而弗失，简正之旨，志而必勉”（《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三），颇知内敛，全无后来指点江山、飞扬跋扈之骄态。

忽忽30年过去了，如今弘历已然65岁，早已自视为文武双修的大皇帝。四十年（1775）五月，乾隆降旨命军机大臣将《明纪纲目》交方略馆修改，原书查缴，谕曰：

前曾命仿朱子《通鉴纲目》体例，纂为《明纪纲目》，刊行已久。兹披阅《叶向高集》，见其《论福藩田土疏》所叙当日旨意之“养赡地土，原给四万顷，卿等屡奏地土难以凑处，王亦具辞，今减去二万顷”云云则福王当日所得之田仅二万顷。今《纲目》载《福王常洵之国》条云：“赐庄田四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与向高言不合。又所载青海朵颜等人名对音，沿用鄙字，与今所定《同文韵统》音字及改正《辽金元国语解》未为画一。是张廷玉等原办《纲目》，惟务书法谨严，而未暇考核精当，尚不足以昭传信。著交军机大臣即于方略馆将原书改纂，以次进呈，候朕亲阅鉴定。其原书著查缴。（《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六四，谕内阁将《明纪纲目》改纂其原书著查缴）

真是喜爱读书，真能看出错谬，真称精益求精，也真的是太折腾了。几天后，乾隆又命修订《明史》，说该书“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命将《明史》一并查改，“所有原颁《明史》及《纲目三编》，俟改正时并著查缴”。至于将发生怎样的成本，包括经费和精力，大皇帝似乎不加考虑。

根据侯德仁的研究，在奉旨改纂《明史》和《明纪纲目》的过程中，杨椿当年所提的意见有很多被证明是对的，两书也都对史实细加考订，纠正了不少纰缪。至于翻译人名地名是否存在有意贬低倾向，杨椿未加留意，出身满洲的弘历则格外敏感，严词斥责，后来还特命编写了一部《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库馆臣对此大加赞扬，并在该书提要中做出分析：“唐以前书，凡外邦人名地名见于史册者班班可考。惟两宋屈于强邻，日就削弱，一时秉笔之人既不能决胜于边圉，又不能运筹于帷幄，遂译以秽语，泄其怨心，实有乖记载之体。沿及明代，此习未除。”（《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乾隆之谕、馆臣之论都很对，而数十年后清廷积弱，列强入侵，秉笔之人又祭出老祖宗的法宝，称夷称虏，在外国国名人名前硬加一小“口”，以示厌憎鄙夷。 明纪纲目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