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响箭：重读鲁迅的邀请

《杂文的自觉》是张旭东“鲁迅三部曲”的第一卷，800多页，写的是1924年到1927年之间，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按计划，第二卷会写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题目为“杂文的自由”。第三卷再回到鲁迅写《呐喊》登上文坛的“第一次诞生”。如果后两卷保持和第一卷类似的体量，那“鲁迅三部曲”会超过2000页。

在《杂文的自觉》第一页，张旭东说，鲁迅多数时候并不占据意识的前台，更像一个幽灵独自徘徊在后台。相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鲁迅作品也许更像是一段旧时记忆，一个放不下却尚未来得及回答或者细想的问题。简而言之，《杂文的自觉》说的是鲁迅先生放弃小说创作，决定以后就写杂文，这就是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小说不算正经事，文章才是正经事。张旭东认为，杂文是鲁迅文学的精髓，这种写作形式高于纯虚构，高于抒情诗。

2024年2月9日除夕夜，我躺在家里读鲁迅小说《祝福》，窗外有稀稀疏疏的鞭炮声。小说结尾处有落款，“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差不多正好是100年前。那是甲子年正月初三，想来鲁迅大概在春节那两天动笔。这篇《祝福》我在高中学过，但肯定没读出来《祝福》结尾这一段是多么好——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到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眬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祝福。

那个除夕夜，我决定要去绍兴看看，重读鲁迅，我想我不应该只面对文本，我要去广州看看，去上海看看，去问问专家，帮助我更好地理解鲁迅，解决我多年来的困惑。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时常缺课。毕业30多年后，我联系上了中文系的刘勇教授，他当年是青年教师，教我们现代文学，现在是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我说：“刘老师，当年我没好好上课，现在我想重读鲁迅，麻烦您给我补课。”刘勇老师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鲁迅的伟大之处，也是一般人很难对鲁迅产生喜欢的地方，因为人们很难从那么广、那么深的地方来喜欢鲁迅。鲁迅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他的特殊意义是伴随着中国社会革命发展诞生的”。刘勇老师这句话刺中我的痛点，我想，很多人都喜欢鲁迅，但“从那么广、那么深的地方来喜欢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下面的旅行笔记和读书笔记，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63年，东京奥运会前一年，日本小学生藤井省三读到了鲁迅的《故乡》。当时，东京大兴土木，藤井打棒球的场地盖起了房子，他骤然感到了《故乡》中的“丧失”之美，暑假的读书作业就选择了《故乡》。到60年代末，日本学生运动兴起，高中生藤井见毛泽东称鲁迅为“中国革命的圣人”，开始看更多鲁迅的作品。他说：“在青春时代，对暗淡而非明快更有共鸣的，一定不止我一个人。”考进大学，藤井选择了中国文学专业，硕士论文写鲁迅。1979年，藤井省三到复旦大学留学，留学的一年时间里，他四次前往绍兴。那时从上海坐火车到绍兴要6个小时。1995年，藤井再次到访绍兴。2010年，“中国的新干线开通了”，他又前往绍兴，上海到绍兴的旅程缩短为一个半小时。藤井在《鲁迅的都市漫游》一书中记载，鲁迅故居在2003年彻底修复，故居东侧新建了两层的鲁迅纪念馆，故居南侧是三味书屋，“鲁迅为当地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鲁迅故里的步行街上，游人如织，大家排队进鲁迅故居。迎面就是德寿堂，对联上写着，“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平和”，这对联的下半句被鲁迅写进了小说《祝福》，叙述者回到鲁镇，四叔的书房里挂着一个朱拓的“寿”字，“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地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另一处厅堂，再现了“祝福”的场景，绍兴民间的“祝福”，俗称“请大菩萨”，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神圣的祭祀活动，“祝福”仪式禁忌甚多，要保持肃静、不能让筷子落地、女眷要回避等等，寡妇更不允许参与。因此，祥林嫂肯定被排斥在祝福大典之外。周作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写过祝福仪式的细节，还写过鲁迅笔下大多数人物的原型，绍兴景点中竖立的孔乙己雕像会让我想起鲁迅家乡确实有过一位孟夫子，而闰土和他的爸爸也确实走过绍兴的青石板路。在鲁迅小说中，绍兴可以叫“S城”，但人们也会把这里看作是鲁镇或者“未庄”，鲁迅故里一条安静的路上就有《朝花夕拾》写过的长庆寺，长庆寺对面是土谷祠，大门紧闭，正在维修，让人疑心阿Q就藏身其中。鲁迅让这片地方染上了文学的灵晕。有两位游客，走在我前面，一进百草园，就用四川话背诵起鲁迅文章的片段，“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绍兴文旅曾有一个口号叫“跟着课本游绍兴”，确切地说，就是“跟着鲁迅游绍兴”。三味书屋在鲁迅故居斜对面，一进去就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书屋中有两间教室，教室里有桌椅板凳，一位女老师面对满堂来游学的学生在讲鲁迅对对子的故事。黑板上有六个大格子，前三个格子写着“独角兽”，后三个格子空着，故事说的是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出了个上联，独角兽，鲁迅对了一个下联，比目鱼，深得老师赞叹。鲁迅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并没有这个故事，鲁迅记述三味书屋中读书的景象，说孩子们放开喉咙读书，有人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人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有人念“潜龙勿用”，每个学生程度不同，念的书也不一样，老师寿镜吾自己也大声朗读，“铁如意，指挥倜傥”等等，这就是当年的教学方式，诵读而非讲授。三味书屋中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就是鲁迅当年读书用的课桌，上面刻着一个“早”字，这课桌摆在书房的一角，书房正中挂着一张画，正是鲁迅描述过的，画着一只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绍兴鲁迅纪念馆前任馆长钱小良给我讲这张课桌的来历。当年读书，学生要自备书桌和椅子，所以桌椅是鲁迅家的，而不是寿家的。1919年，鲁迅卖掉绍兴祖屋，屋中家具都处理掉了，周建人留心，用小本子记下了每件家具的去处。解放后鲁迅故居修复，就找到了鲁迅当年读书用的这张课桌。三味书屋是寿镜吾的产业，寿家后人将书屋捐献，课桌就摆进了三味书屋中。钱小良说这书桌来历清楚，绝对是鲁迅用过的。

出了三味书屋，斜对面是鲁迅祖居，这是周家老台门，也可以理解为是鲁迅爷爷的家。周介孚参与科举舞弊，这是鲁迅一家败落的开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勇教授给我分析过《狂人日记》中的一句，“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刘老师说，这句话恐怕跟鲁迅的爷爷有关，爷爷周介孚有一个女儿，嫁给马家做了填房，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珠姑，是周介孚的外孙女，珠姑给一个茶食店伙计做了妾，后来被卖入娼寮，不知所终。珠姑曾经派人到外公外婆家寻求庇护，但周家拒绝了。周作人记述过此事，肯定也讲给鲁迅听过，所以鲁迅写下“妹子被大哥吃了”这一句，内心中肯定有家族的哀痛。

翁贝托·艾柯在《玫瑰之名》后记中说，小说是“一台产生诠释的机器”，小说出来了，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阐释。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讲《祝福》，重点在探讨和分析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鲁四老爷代表封建礼教，祥林嫂的婆婆是族权和夫权的代表，柳妈是封建迷信的代表，礼教、族权、夫权、迷信害死了祥林嫂。后来我读到有学者分析《祝福》，说鲁镇文化的秘密是其风俗、信仰、禁忌都建立在巫鬼的基础之上，因此鲁镇和祥林嫂的关系，始终都带着一种类似原始文化的愚昧和野蛮。我还读到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分析，说祥林嫂是一个无法转嫁危机的“单方面的受害者”，在“人吃人”的关系中成了一个孤独之核，没有摆脱痛苦的办法，这个痛苦之核越出循环圈之外，给出一个把循环的整体机构对象化的视点。所有人都向祥林嫂施加暴力，所以祥林嫂必死。绍兴城外有一人造景点叫“鲁镇”，看起来像是新建起来的“古镇”，没有《祝福》中的那种肃然杀气。游客们更喜欢在古城闲逛。塔山公园边上有秋瑾故居，城中一条交通干道正经过“古轩亭口”。小说《药》中，华老栓正是在这个丁字路口拿到了人血馒头。2002年，作家张承志到访绍兴，他惊讶于秋瑾故居和鲁迅故居离得那样近，写了一篇文章叫《鲁迅路口》，文章中说：“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作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1907年7月，光复会的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心肝被清兵挖出来炒食。同年秋，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而后被斩于古轩亭口。古轩亭口是砍头的地方，专杀江洋大盗，用砍头这样的刑罚对付一个并没有作乱之实的女子，在当年引起舆论哗然。光复会主张“排满”，宣传之外，以暗杀和暴动为革命手段。鲁迅也接到过暗杀任务，但他提出异议，“我家中有老母亲，我行刺失败，谁养我的母亲”。张承志的意思是，未能参加革命的耻感让鲁迅投身于文学。

如今，古轩亭口竖立着秋瑾雕像，背后是孙文所题的四个大字——巾帼英雄。马路当中是“秋瑾烈士纪念碑”，纪念碑记由光复会首领蔡元培撰文，于右任书写。碑文上说，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勘定浙江之后，建祠筑亭，永昭先烈。“而轩亭口人口稠密，往来肩摩，睹纪念碑之矗立，尤足以感动群情，廉顽立懦。盖必有后人继起建设，而先烈之勇往牺牲，始不虚。然则是碑与亭，固为革命缔造之光，实以群众兴奋之剂。”“廉顽立懦”这成语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能猜出来，让顽劣贪婪的人变得廉洁，让懦弱的人自立，查一下才知道这是出自《孟子》中的一句话，“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高尚的事物和行为能感化人。由古轩亭口往前，进入一条小街，再转进笔飞弄，就到了蔡元培故居。台门入口面阔三间，硬山顶上覆乌瓦，外砌石阶，门厅有两道大门，进院里，大厅中有蔡先生雕像，两边是周恩来的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蔡家老宅子跟周家老宅子也不远，鲁迅入光复会时，蔡元培是光复会领袖。民国建立之后，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鲁迅经许寿裳推荐，去教育部当官。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鲁迅日记记载，1月10日访蔡元培，1月18日再访蔡元培，这两次拜访都是为了让弟弟周作人能进北大。到2月，蔡元培、鲁迅和周作人三方会面，4月11日，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纂辑员，9月4日，周作人收到北大聘书，由绍兴的中学教员成为北大文科教授。及至鲁迅前往上海卖文为生，蔡元培聘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300元薪水，领了四年。在蔡元培故居，能看到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所作序言的手稿，能看到他给鲁迅的挽联：“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这位比鲁迅大12岁的同乡，实在是鲁迅的贵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蔡元培主持了鲁迅葬礼。蔡元培故居是一个颇具绍兴特色的明清台门建筑（蔡小川 摄）

从蔡元培故居出来，我又去了周恩来祖居、徐谓艺术馆。晚上吃饭，在王阳明故里边上。那一晚的饭桌上有鳖炖甲鱼、红烧肉、雪里蕻黑鱼汤、清炒南瓜藤、腌蟹、蒸河鲜，有霉千张蒸肉，钱小良讲，霉千张下饭，周作人说霉千张蒸肉这道菜是“饭榔头”，像榔头一样能把一碗碗米饭送进肚子。钱小良提醒我注意他绍兴味儿的普通话，“鲁迅说话很可能就是我这个调调”。他讲鲁迅给周建人的儿子起了个小名叫“土布”，土布是绍兴特产的一种鱼，憨实，生命力顽强。绍兴还有一种鱼叫央茶（áng sāng），有攻击性，还产泥鳅，颇狡猾，三种鱼很说明绍兴人的性格。吃完饭，几个朋友沿着石板路溜达，到了八字桥。八字桥建于800年前的南宋时期，站在桥上，看夜色中的古城，河流上的乌篷船，这一天，时常撞到鲁迅的一段话，这段话出现在绍兴街头的雕塑上，在纪念馆的陈列中，也印在酒店的绍兴旅游画册上，是《好的故事》中的一段，“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这篇鲁迅文章收在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中，下面接着的几句是，“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898年，鲁迅离开家乡绍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先是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转入陆师学堂附属的矿务铁路学堂。100多年前的矿路学堂，如今还遗留下两栋楼。一栋是昔日的德国籍教员宿舍，位于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内，辟为“南京鲁迅纪念馆”；另一栋楼在南师大附中边上的“鲁迅园社区”，是一座社区图书馆。

南师大附中的语文教师倪峰带我参观纪念馆，这所纪念馆建于2006年，展陈颇为讲究。第一部分是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背景是一个男声用绍兴方言朗诵，配以乌篷船在水面划动的桨声，倪峰老师告诉我，那男声读的是周作人的文章《学堂生活》，其中有一个章节记述从绍兴到南京的路途，当年要花路费六元，前后要六天，先从绍兴到上海，再由上海坐轮船到南京。接下来一部分展示鲁迅在南京的生活片段，采用了矿井中采矿的声响，鲁迅曾在南京青龙山煤矿实习。倪峰老师指着墙上鲁迅在矿路学堂的毕业证书给我看，“这是鲁迅人生中唯一的一张文凭。当时的文凭没有照片，上面有对鲁迅相貌的文字描述：十九岁，身中，面白，无须。鲁迅在小说《白光》里跟自己开了个玩笑，他写一个秀才陈士成，参加了好几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他梦见自己的先人给他留下了一堆宝物，在家挖地三尺，要挖出宝物来，最终走火入魔，落水而死。鲁迅写，乡下人捞出一具男尸，50多岁，身中面白无须。鲁迅把毕业证书对自己相貌的描写，放到了这个秀才身上”。

纪念馆一楼是鲁迅生平，倪老师带我上二楼，他说：“二楼的展览是我们附中的三位校友。”这三位校友是胡风、巴金和翻译家黄源。当年胡风从县城到南京读书，在《晨报》上看到《呐喊自序》，随后买了好几本《呐喊》，“从此，鲁迅变成了最亲爱的名字。当时的少年人，也正和现在的少年人一样，梦似的向往光明”。巴金比胡风高两级，但在同一个课堂上修过世界史，看过胡风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知道那是个活跃分子。鲁迅到南京进矿路学堂，“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也是在各式的学堂里，少年人爱上了文学。复旦大学吴中杰教授写过一本书叫《鲁迅的抬棺人》，记述鲁迅弟子胡风、萧军、巴金等人的遭遇，不过，南师大附中的纪念馆里并不讲后来发生的事。1902年3月24日，江苏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送陆师学堂毕业生22人及矿路学堂毕业生6人登上日本轮船“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到上海转“神户丸”，留学生周树人4月4日抵达日本。随后的故事，我们在《藤野先生》和《呐喊自序》中读过，鲁迅到东京先进入弘文学校读两年日语，而后去仙台读医学。《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也收录在日本初中生的课本里。日俄战争期间，仙台出兵508人，战死105人，鲁迅就读的医专附近是宫城监狱署，日军攻占旅顺后的俄军战俘大多送到那所监狱中去。鲁迅在仙台的第一个学年有两次缺席记录，在第二学年遭遇“幻灯片事件”。1906年3月6日，驻日公使留学生总管向仙台医专邮递了周树人的退学申请。鲁迅返回东京，保持着公费留学生的身份，进入一家德语专修学校学习。此后的留日三年，鲁迅的心思都放在文艺活动上，鲁迅的文学青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教授严安生著有《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翻译成中文出版时，加了一个主标题是“灵台无计逃神矢”。严老师笑言：“我这个书不符合学术规范。我这个人没什么思想，就是把当初的状况搜罗一下，大家看了，共情一下。中国和日本……也许能一起研究一下文学。文学，不采取比较的方式是看不清楚的。”这本书记述了当年留日学生普遍感受到的身体歧视，他们头上的辫子被称为猪尾巴，身体上的“耻感”与国家的“耻感”紧密相连。我是在严老师这本书中才知道，当年留日学生投海（投水）自尽的事例绝不是陈天华那一起，严安生调查清末留学生“愤死”事件，将各种散见的记录汇集起来，发现有12例，12次“愤死”大半选择了跳海，其中最早的三次发生在去日本的船上。阴沉黑暗的大海如何激发出青年学生的死亡本能？学生的抑郁与愤懑由何而来？这大概只能想象一下。但革命者的战斗方式是容易理解的。在青年“愤死”之后，有革命者会将一封伪造的遗书塞到愤死者的尸体上，用以唤起更多的愤慨。当年对革命运动较为疏离的鲁迅，也会受“当时的风气”影响，写下了一篇“慷慨激昂，顿挫抑扬”“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的文章，那就是他最早小说样式的作品《斯巴达之魂》，刊登在《浙江潮》杂志上。

现在中文学者比较看重鲁迅在日本写下的四篇文章，《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破恶声论》和《文化偏至论》。这四篇发表在《河南》杂志上，后两篇署名“迅行”，前两篇署名“令飞”，这个笔名被鲁迅的孙子继承了，用以弘扬鲁迅精神，推广鲁迅著作和定制酒。日本学者北冈正子著有一本《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对鲁迅这篇文章用了哪些日文材料做了详细考证。日本学者伊藤虎丸说：“把它们看成是剪刀加糨糊的工作也未为不可。在剪刀和糨糊的使用方法中，有时也能鲜明地看到作者不容混淆的具有个性的态度。”日本和中国都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都面临“个”的发现。现在读鲁迅的这四篇古文，也能读到激动人心的地方，比如《破恶声论》中这一段——“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二类所言，虽或若反，特其灭裂个性也大同。”还有《文化偏至论》中被广为引用的这一句：“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向我普及“鲁迅研究”的一个简单脉络，他说，1980年代之前的鲁迅研究都强调鲁迅的“三家”——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这是毛主席定下的调子。“当年的鲁迅研究强调鲁迅和中国革命之间统一性的问题，鲁迅文学和政治的统一性问题，比较偏重1927年之后的鲁迅，鲁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那时候对鲁迅的政治性杂文和政治性的表态更为看重。1980年代之后的鲁迅研究，突出了鲁迅的文学性，最有代表性的是《野草》研究，文学和政治的统一性往往体现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但一讲到《野草》，你就会发现鲁迅不是现实主义的，《野草》中有很多现代主义的因素。1980年代鲁迅研究的突破，都是从《野草》开始，代表作有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还有孙玉石的《野草研究》。这些研究是在强调鲁迅作品的艺术性，特别是艺术性的异质，由此再往前追溯，鲁迅是怎么接触到现代主义的？这样开始研究他在日本的经历，开始鲁迅的早期思想研究，他的思想资源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1980年代发现了一个文学的鲁迅，强化其现代主义的一面，不仅强调文学中现代主义的一面，也强调其思想中现代主义的一面。”

罗岗当年的导师王晓明，著有一本鲁迅传，题为《无法直面的人生》，王晓明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罗岗提醒我，“你看这些题目，王晓明的题目是‘最苦痛的灵魂’，汪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反抗绝望’，钱理群的题目是‘心灵的探寻，苦痛绝望心灵的探寻’。你从这些词可以看出，这都是表示一个内心挣扎的鲁迅，不是那么方向明确目标坚定的鲁迅。最苦痛的灵魂是把鲁迅放在现代主义这个脉络里说的，如果按照瞿秋白的说法，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变成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友人，从进化论者变成阶级论者，那他就不痛苦不绝望了。”

北冈正子说，当鲁迅从医学转向文学时，他相信语言有改变人心的力量，他把语言称作“心声”。他在东京所开始的文艺运动，其目标是唤起汉民族反抗异族统治。他写作《摩罗诗力说》，介绍拜伦及同一谱系的恶魔派诗人，是因为这些诗人以自己的心声唤醒了民众，并且亲身投入到反抗压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个在日本深思熟虑地搞文艺运动，那是他自己的追求，不是说因为不参加革命行动，不参加实际的暗杀，不得已带着一种惭愧的心情去搞文艺。他在寻求民族的新生，他要办的那本杂志就叫《新生》。他感兴趣的是思想文化界的启蒙。”

这本《新生》杂志胎死腹中，但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拉来了赞助商，资助鲁迅出版这本外国小说集的是浙江人蒋抑卮，抑卮，取“一枝独秀”的意思，蒋抑卮是后来兴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有一段话：“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这大概就是卡夫卡所说的，阅读就是砍向我们内心中冰封大海的斧头，读外国小说才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当然，文学青年的想法总是失败的，《域外小说集》刊印两期，一共卖了40本。不过我们文学青年是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与那些注定成功的事相比，我们喜欢那些看起来就要失败的。1909年8月，鲁迅回国，九年之后，37岁的鲁迅登上文坛，发表《狂人日记》，恶魔派诗人变身为狂人。“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这是鲁迅1925年3月31日写给许广平信中的一段话。1911年4月12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有这样几句：“迩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这里提到的“拟立一社”，便是越社。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11月4日午夜，杭州光复，消息传到绍兴，越社在开元寺召开会议，鲁迅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发表演说，并组织了学生演说队和学生军上街。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创刊，这份报纸几乎和中华民国同步诞生。虽然鲁迅2月中旬就到南京教育部任职，他和这报纸的缘分只有40多天，但他以“黄棘”为笔名写的创刊词很有新闻理想，“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冀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

民国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鲁迅来北京的路上是“弥望黄土，无可观览”，到北京住进绍兴会馆，现存的鲁迅日记就从1912年5月他住进绍兴会馆开始。他去广和居和致美斋吃饭，去琉璃厂买书，逛陶然亭，逛动物园。上班，讲演，和朋友去观音寺街的升平园洗个澡（在大栅栏那边），日记中记下两个字“甚适”。闲着没事就在绍兴会馆里看古书抄古碑，从留存的手稿来看，鲁迅一笔一画抄得极为认真，有人问过他，抄这些干吗呢？他说，这就跟吸鸦片似的。大概他在抄录的过程中有心流体验吧。这样略有点儿寂寞的日子过了好几年，钱玄同来访，问他要不要给《新青年》杂志写点儿稿子。如果把鲁迅在北京逛过的地方记录下来，也颇有城市漫游者的诗意——真光电影院、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历代帝王庙、白塔寺庙会。不过，北京城中泥泞，鲁迅时常要坐人力车或者骡车。广州画家司徒乔在中山公园办过画展，鲁迅说他的画，“他不管功课，不寻导师，以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这些自然应该最会打动南来游子的心。在黄埃漫天的人间，一切都成土色，人于是和天然争斗，深色和绀碧的栋宇，白石的栏杆，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袄，紫糖色脸，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凡这些，都在表示人们对于天然并不降服，还在争斗。”鲁迅在北京完成了他最主要的小说创作——《呐喊》和《彷徨》，完成了最主要的学术研究——《中国小说史略》。也是在北京，他开始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经历。

进入阜成门内鲁迅故居的小院，南房是鲁迅的藏书房及会客厅，东房有一个小展览，讲西三条21号的购置和设计。1924年1月，鲁迅和瓦匠李德海签了旧屋改造的合约，瓦匠李德海给鲁迅提交了一份《做法清单》，详细列出自己的房屋改建计划，鲁迅支付工钱1020元。翻修工程的监理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李慎斋，他建议从北房后面接出去一间带玻璃窗的小屋，这就是老虎尾巴，鲁迅在这里写下《野草》，写完了《朝花夕拾》前五篇。后来全中国的学生都会背诵：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现在后园看不到邻居的枣树了，有一丛黄刺梅，号称是鲁迅手植。1925年某月某日，某位患精神病的大学生到这里装疯卖傻，跑到厕所里撒了泡尿，某月某日，某诗人来访，在南屋高声朗诵狂飙诗作，把鲁迅的妈妈吓了一跳。鲁迅在这里经历了“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也在这里招待过高长虹，请许广平等同学吃饭。我以前去过鲁迅故居好几次，总记得能走到屋里去，走到老虎尾巴里，对视墙上藤野先生的照片，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故居原来的确开着门，但不让参观者进屋。由此说来，和藤野先生对视的错觉是从《藤野先生》那篇课文中来的。那篇课文我读得很认真，藤野先生在仙台医专教解剖课，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就问鲁迅怎么个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说：“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再后来我读到周作人的文章，他说：“希望将来的女子不复如此，成为刚健独立，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他说：“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走进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生平展厅，左右有两幅鲁迅手迹，是他的两首诗，右手边那一首是广为人知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左手边是《亥年残秋偶作》，写于1935年秋天，是鲁迅最后的一首旧体诗。全诗如下：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我虽不知道“菰蒲”两字是什么意思，也能读懂老归大泽梦坠空云的衰亡之感。至于“秋肃”和“春温”，我事先预习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知道他这一段话：“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所谓“春温秋肃”就在这里。《破恶声论》接下来有几句振奋人心的话：“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有学者解释，啥叫内曜？enlightenment是也。

往前走，是一雕塑，四周墙壁上有几段从《野草》中摘来的诗句。有一本书叫《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把鲁迅比尼采，把《野草》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1936年出版的《苏鲁支语录》中抄一句：“苏鲁支如是说，离开了他的崖穴，鲜健而且灿然，如出自黑暗千山底之旭日。”把这一句混在“野草”里，一点儿也不违和。八道湾11号的后院，周作人夫妇、周建人夫妇居住于此。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叫鲁迅不要到后院来了（蔡小川 摄）鲁迅生平展厅，2021年完成了全新的布展，时任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的黄乔生老师现已退休，他带着我参观展厅，他告诉我，现在的“鲁迅生平陈列”设计了四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一是照片，二是鲁迅手稿，三是鲁迅的自述，四是鲁迅的旧体诗。陈列有八个部分，分别是绍兴、南京、日本、北京、厦门、广州等地，每部分又有几个二级标题，是鲁迅的诗句，比如南京下面有三个标题，分别是“石头城上月如钩”“扫除腻粉呈风骨”“春风容易送韶年”。黄乔生著有《鲁迅像传》和《鲁迅诗传》，从照片和旧体诗的角度给鲁迅作传，对鲁迅存世的114张照片了然于心。

生平展结尾处，有一张展厅中最大的照片，那是1935年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前的留影，照片上面印着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站在鲁迅先生的这张照片下，请黄乔生老师给我拍了张留影。抬头看见这一部分的二级标题是“从兹绝绪言”，附一行英文翻译：what you left unsaid，we’ll know now never.。我问黄老师，这是哪一首诗里的，黄老师回答，这是“哀范君三章”里的，《朝花夕拾》中《范爱农》那一篇里也有。我回家查了一下《范爱农》原文，鲁迅是这样写的：“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中间忘掉的那两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鲁迅自己都忘了，就不怪我不记得了。

关于“哀范君”这三首诗，我做了一番功课，我详细记录在下面。1912年7月，北京连续下雨。鲁迅日记中记载，7月5日到13日，“大雨”“夜又大雷雨”“雨”“夜雨”“夜小雨”“夜小雨”“夜大雨”“夜雨”“雨”。14日放晴。16日和17日雨。20日21日22日，连续三天有雨。那一阵子，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7月19日，鲁迅收到周作人发自绍兴的书信，日记中记载，“晨得二弟信，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当天夜里，鲁迅写下了三首五言八句，就是“哀范君三章”，1912年8月21日，发表在绍兴的《民兴日报》上，署名黄棘。有一本书叫《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分析鲁迅在那个阴雨连绵的七月是何心情，提到了严复的一首诗《戊戌八月感事》，其中一联是“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鲁迅当时住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南半截胡同和北半截胡同相连，北半截胡同的北出口就是菜市口，杀掉戊戌六君子的地方。文本总会互相传递，我从“哀范君”的“风雨飘摇日”读到了严复的“宣南雨又来”。鲁迅故居门口，有一间搭出来的茶室，名叫“朝花夕室”，茶室旁边，是博物馆附属的一个小展厅，办过版画展，还办过一次王小波生平展。2024年春天，我参观完鲁迅故居，走进朝花夕室，老板娘过来招呼，越看越眼熟，她叫朱薇薇，十多年前在北京文艺青年的饭局上聚过，这些年她一直经营这间鲁迅对门的茶室，“每个月都亏点儿”，也一直没关张。茶室墙壁上有鲁迅语录——“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从来如此便对吗”“还是拉倒吧”“你收入这样少，够用吗”。茶室书架上有两个留言簿，上面大多是来此参观的学生写下的心声——“老师让我们写的作文，我写不出来。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看到墙上写着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我可以不写吗？”“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鲁迅，你为什么写那么多的文章让我们读啊！”

鲁迅博物馆100米外，有一家小咖啡馆兼民宿，是青山周平设计的“有术”，这家小店2018年开业，在屋顶上能眺望白塔和福绥境社会主义大楼。这两年，白塔寺周边开了不少咖啡店，闲来有不少人到这里喝咖啡琢磨阳光照耀下的白塔竟然没有一丝阴影。我从西三条走到宫门口，看看那几家网红咖啡店，又经历代帝王庙，到羊肉胡同，到砖塔胡同。鲁迅1919年12月卖掉绍兴老宅，一家人落户北京，母亲鲁瑞和三个儿子住进八道湾11号。1923年7月，鲁迅与兄弟周作人失和，鲁迅从八道湾搬出之后，曾经在砖塔胡同61号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写出了小说《祝福》。当年的砖塔胡同61号就是现在的84号，我在胡同里向86号的邻居打听，他们说84号的确是鲁迅故居，原来是几间破屋，现在翻建成三间崭新的北房，据说归某公司管理。院里有几株老树，院墙上有一堵月亮门，门上题写着“瀞园”两字。由砖塔胡同返回西三条，从政协礼堂那个位置望过去，一片老旧的胡同之上矗立着白塔，大概和100年前鲁迅看到的差不多。

鲁迅博物馆3月20日有一场讲座，主讲人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董炳月老师，题目是“周氏兄弟与日本白桦派”。1918年秋天，日本文学青年武者小路实笃在宫崎县日向山区的石河内买下一片土地，建立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村”，1919年7月，周作人从北京前往日向访问新村，他乘火车，坐马车，徒步，爬山，归来后写下《访日本新村记》。1920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4号，刊登了新村北京支部的广告，凡是对新村感兴趣的人可来函咨询，想去日本考察的，北京支部也会协助办理旅行手续，登门拜访也欢迎，每周五和周日下午，可去八道湾11号找周作人先生面谈。广告刊出一周后，有一位湖南青年登门拜访，周作人4月7日的日记中记下一笔，“毛泽东君来访”。董炳月说，当年的毛泽东想在岳麓山下建立工读同志会，后来的新中国也有“新村”色彩。董炳月曾在1996年和2004年两次拜访新村，现在的新村位于东京附近埼玉县的毛吕山，依然有人在那里生活。昔年怀揣社会主义理想的村民留下了一片价值连城的土地。听完董炳月老师的讲座，我和荣挺进穿过胡同，到阜成门坐地铁，前往八道湾11号。荣挺进是八道湾纪念馆的学者，他跟我说：“你越研究鲁迅，越觉得有意思。”那几天，我正觉出一点儿意思，随身带着《鲁迅年谱》看他每一天的行踪。从阜成门到新街口，地铁只有三站，荣挺进一路上跟我分析鲁迅和羽太信子谁是谁非。十几年前，北京城区改造，八道湾11号早变成了大杂院，住进了30多户人家，专家说，这是鲁迅写出《阿Q正传》的地方，这地方要保留下来，于是这个院落被北京三十五中留在校园里，开辟为纪念馆。鲁迅在这里写出了《阿Q正传》和《故乡》，接待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这个院子也因“苦雨斋”而闻名。荣挺进说：“这个院子大概风水不好，先是周建人跟夫人出现裂痕，然后是鲁迅跟周作人兄弟闹翻，然后有刺杀周作人，有周丰三开枪自杀。”院子已经改建，房屋砖瓦油漆都太新，大门口写着“周氏兄弟旧居”，但只能想象其100年前的样子。荣挺进介绍，“日占期间，这里有一段时间挂着羽太宅的牌子”。

院子外有一个人力车夫拉车的雕像，荣挺进说，这只是为了增添一些老北京风味，跟周作人遇刺一事无关。1939年元旦，早上9点多，周作人跟客人在客厅里聊天，仆人说外面有人求见，是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先生。周作人并不认识此人，但元旦有客人，也就请了进来。那位李先生进来问：“你是周先生吗？”说完就给了周作人一枪。周作人左边肚子中枪，子弹被毛衣扣子挡住，没打进去。凶手逃跑途中跟仆人、门口的车夫扭打，凶手在外面还有一个帮手，开枪助凶手逃脱，结果有一位人力车夫被打死。谁会去暗杀一个文人呢？周作人认定凶手是日本军方，日本军警认定凶手是国民党特务，还有一种说法是辅仁大学附中的学生，要杀掉周作人替他保全声誉。刺杀事件过后十余天，周作人接受聘书，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他说了七个字：“事实上不能不当”。很快，周作人接受了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会议，替日本人干事了。他的薪水比当大学教授要高出许多，到1939年7月，周作人家里开始翻修，修院门，改造厕所，裱糊内屋，设宴招待客人，家里的佣人也越来越多。1940年12月，周作人出任伪政府的教育总署督办一职。

进了大门，荣挺进从右手边的门房拿出一大串钥匙，八道湾11号所有的房屋大门都掌握在手里，荣先生向我一间间指认，前罩房中哪一间被改造成了榻榻米，哪一间是鲁迅写《阿Q正传》的地方，西厢房是苦雨斋，鲁瑞和朱安当年住在北房，周建人一家周作人一家住在后院，盲诗人爱罗先珂来访时住在客房。后院中有一个小池子，就是《鸭的喜剧》中出现的鸭池。前院房间现在被用作三十五中学生的自习室，后院的几间房布置为小展厅。鸭池边上，靠着院墙种着几丛竹子，荣挺进指着这块地方说：“周作人最后就死在这里，当时这里是厨房外面搭建的一个小棚子，院子里的房子都被红卫兵占了，周作人不能到屋子里去，他的儿媳妇就在这里给他搭了个棚子，他确切的离世时间是1967年5月6日。前几年我们这里搞活动，有人来给周作人献花，我就让他们放在这里。”晚风吹拂，后院中有一棵老槐树还没有长出新春的枝丫，这几棵竹子绿油油地摇摆。

荣挺进说他仔细查阅周作人信件，编就了一本“乞食录”，周作人晚年时常写信给海外朋友，催要稿费索取食物，1962年羽太信子死后，周作人就不再“乞食”了，他要吃的，是为了老婆。1962年3月，羽太信子住院，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免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周作人夫妻两个时常吵架，口出恶言，但还是有未灭的情感。4月，羽太信子去世。周作人给友人的信中说，虽然稍感寂寞，但老僧似的枯寂生活对他也合适。他开始翻译古希腊作品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到1965年翻译完毕，计47万字。他立了一份遗嘱，“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我没读过《对话集》，只知道老头儿留下八个字的自我评价，“国文粗通，常识略具”。

4月17日，鲁迅博物馆又有一场讲座。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威讲鲁迅在南京的求学经历。顺便也提到了周作人，沈卫威教授说，经档案研究，刺杀周作人是戴笠下的指令。周作人当汉奸后，总收入在10万元以上。1942年周作人陪汪精卫去长春，拿到出场费8000元，1943年周作人到南京，回访自己读书五年的江南水师学堂，汪精卫给了他6000元。周作人说他敛钱，是要“供养鲁迅的母亲”，沈教授愤然，“这叫什么话？鲁迅的妈妈不是他的妈妈吗？”

周作人晚年生活拮据，将自己的日记出售给鲁迅博物馆，1962年1月6日交出18册日记，是1898年至1917年3月的部分，鲁博付了1000元支票。2月14日又交来1917年4月到1927年12月的日记，鲁博付了800元。叶淑穗女士1956年到鲁迅博物馆工作，她著有《鲁迅文物经手录》一书，书中回忆，周作人日记中至少有十几处是挖空或修改的，特别是1923年7月13日兄弟失和那一天的日记被剪掉了。叶淑穗曾因公事造访过八道湾，“文革”开始，她听说红卫兵抄家，周作人被关在小棚子里，就去看望，“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

在丰台区一座干休所大楼里，我见到95岁的叶淑穗，叶女士身体硬朗，声音清亮，客厅书架上摆放着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还有一大套《鲁迅手稿全集》，她曾经参与鲁迅手稿全集的编辑工作。我问叶女士：“鲁迅博物馆1956年开馆，开馆之前，周扬去参观过吧？”叶女士对周扬不感兴趣，她说“周总理来过”，随即追忆总理的音容笑貌。1959年，建国十周年，内山完造作为日本友人受邀访华，在丰泽园吃饭时犯病，被送入协和医院，不幸死在了协和医院。内山完造死后，他的亲属参观了鲁迅博物馆，许广平陪同，一行人在鲁博拍照留念，叶女士指着那张合影说，“这是我拍的”。“文革”开始后，部分鲁迅书信被调往文化部保密室封存，后被“文革”小组的戚本禹调走。1968年3月，街头大字报透露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叶淑穗去见许广平，要探究鲁迅手稿的下落，许广平连夜给中央领导写信，心脏病突发，于3月3日去世。叶淑穗说，她从事鲁迅文物工作55年，送走了6位鲁迅亲人，包括2011年4月送别周海婴。和叶淑穗道再见的时候，我又打量了一番洋洋大观的《鲁迅手稿全集》。鲁迅手稿是文物，十来年前，鲁迅有两页手稿在拍卖市场上出现，一页是给编辑陶亢德的信，成交价655万元，一页出自《古小说钩沉》，成交价690万元。相比之下，周作人手稿的成交价要低得多。学者阎晶明著有多本关于鲁迅的书，其中一本题为《鲁迅和陈西滢》。阎晶明说，陈西滢是鲁迅的“一生之敌”，两人的骂战以1925年为最烈，之后鲁迅杂文的创作方式发生了变化，1925年之前，鲁迅写的多是“随感录”，类似于“随笔”，文章的指向不针对人。1925年之后，杂文这一文体在鲁迅笔下发扬光大，“鲁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文体，有切实的目标，有力道，既争论具体的问题，又有更宽泛的指向”。阎老师让我读《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篇》，看鲁迅如何在战斗中确立文风。比如鲁迅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对“留洋学生”做的描述，还有《马上日记之二》对欧美留学生的讽刺。

鲁迅说陈西滢是“洋楼中的通人”，自己是活在“人间”的“常人”，在鲁迅笔下，“学者”“公理”“正人君子”这些词都带着讽刺的意味。阎晶明认定，陈西滢被鲁迅骂“颓了”，后来不再写闲话类的文章。他推荐我看《双佳楼往事》，这本书讲陈西滢和凌叔华的故事，陈西滢的女儿为《双佳楼往事》写了序言，其中说道：“我父亲回国时才二十四岁，后与比他大十几岁的鲁迅先生发生了笔战，我觉得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鲁迅先生是留学日本而且是学医的，我父亲是留英学政治和文学的，他们回国都对当时的情形看不顺眼，很多时候写文章都是出于爱国之心；而他们一位成为民族的英雄，另一位却变成了小丑。”北京东城的史家胡同24号是凌叔华的故居，1926年，凌叔华嫁给陈西滢，娘家把这个大宅院当作嫁妆。这里曾是北京诸多画家的聚会之地。现在是“史家胡同博物馆”。

阎晶明说，随着新文化运动风流云散，鲁迅小说创作的“原动力”消失了，杂文是他的新创作形式。这一点，《华盖集·题记》中说得很明白——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和阎老师聊完鲁迅，我回家拿着iPad继续看《华盖集》，看鲁迅的《我还不能“带住”》，迅哥说——   

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这文章写得实在带劲，后来的杂文家大多继承了鲁迅这股狠叨叨的劲儿。相比之下，鲁迅一些信件写得要安静温和得多。

1926年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离开北京，先到天津，8月27日，鲁迅乘火车从天津到浦口，火车上有一个茶房，嫌乘客给的小费太少，走过来“演说”，鲁迅在《上海通信》中记录，茶房说的是，“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去！自己也还能卖掉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发财了。然而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所以甘心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女念念书，将来好好生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会做出来！”鲁迅在火车上遇到了真的无赖，嫌小费少就来勒索，话里话外满是威胁。鲁迅怎么办呢？“我们一堆共有六个人，谁也没有反驳他。听说后来是添了一块钱完事。”后来呢？火车在田野上跑——

茶房来说有人要我出去说话了。出去看时，是几个人和三四个兵背着枪，究竟几个，我没有细数；总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个说要看我的行李。问他先看那一个呢？他指定了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我和现任的有枪阶级接洽，民国以来这是第一回。

这一篇《上海通信》收在《华盖集续篇》中，发表于1926年10月2日的《语丝》，是写给北新书局的创办人李小峰的。我总觉得鲁迅离开安宁的北京，就在火车上遇到坏人了。而且我读得仓促，恍惚中总觉得那个说自己良心还在的茶房，勒索不成，转身就掏出枪来。我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中文系有两个吉祥物一般的老先生，一个是启功启爷爷，笑眯眯的，我听过他一次讲座，每开口说一句话，学生就跟着笑。另一个是钟敬文先生，总是穿中山装，拄着拐杖在校园散步，遇到学生跟他打招呼，就停下来，脸上全是笑意。可我从未听过他讲过话。

两位老先生早已去世。这次回师大采访刘勇教授，刘老师说起，“钟敬文编过一本《鲁迅在广东》，鲁迅对这本书很生气，能让鲁迅生气，也不简单”。这句话激起了我的好奇。

《鲁迅在广东》是一本文集，开篇是《欢迎鲁迅先生来广州》，开头就说，“我们不是现代评论的闲话大家陈源教授，也不是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志摩文士的同党”，第二页开始吹捧，“我们都知道他是创造中国文坛未有之新格呐喊彷徨的著者，是著阿Q正传而被译为五六国文字而被法国现代大文豪罗曼罗兰啧啧称道过的人，是空前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者，是中国翻译界的高手”。接下来的一篇就是钟敬文的文章，题目叫《记找鲁迅先生》。钟敬文听说鲁迅由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任教，就去中山大学找这位“思想界的先驱，时代的战士”，中山大学操场上“万人如海”，“围巾与旗帜齐飞”，正在开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大会。

1924年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享年54岁。而在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进行，地点在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礼堂，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那一年，国民党在广东有4.8万名党员，其中广州一地有2.2万名，相比之下，汉口只有1000名，北京只有2600名，哈尔滨只有200名。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开创国共合作新局面。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决计离开厦门后，鲁迅接受中山大学聘书，许广平成为助教。许广平是广州人，生在高第街的许地，现在广州城内还有一片地方叫“许地”。鲁迅到广州的当天晚上，就到这里拜会了许广平的母亲。

1927年1月，中山大学开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这一天，钟敬文没找到鲁迅，他去了创造社出版部，和两个朋友在街头闲逛，再到广州西关的西施酒楼吃饭，“你一句恋爱，我一句文艺，他一句革命”，先喝了两瓶鲜橙酒，又换红葡萄酒。第二天，钟敬文在中山大学见到了孙伏园，听到隔壁房间有老年人的咳嗽声，随即见到了鲁迅。钟敬文和朋友喝酒畅谈，与他作为民俗学权威出现在北师大校园，中间隔了60年。现在，广州西关找不到西施酒楼了，据说广州饭馆将烧腊摆在门口招揽生意，这个做法是西施酒楼首创。

罗岗在华东师大给本科生开鲁迅精读课，上课的时候，罗岗会给学生看两张照片：一张是鲁迅剪掉辫子之后的照片，“这表明他排满的态度”；另一张是鲁迅和陈议、许寿裳、邵铭之三个老乡的合影，陈议是国民党大官，鲁迅定居上海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之职的陈仪曾多次和鲁迅会面。“鲁迅和最早闹革命的人是同辈故交，”罗岗老师说，“但鲁迅对辛亥革命是不满的。辛亥革命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比较大，《范爱农》这一篇充满对民元革命的失望，他对民国后的事情带有讽刺的态度，你可以看《离婚》和《头发的故事》。但在国民革命之后，鲁迅燃起了新的希望，也确实写了一系列对政治表示关注的文章。鲁迅一直关心政治，不是左转之后才关心政治的，革命家的鲁迅是对鲁迅的抽象，文学的鲁迅是另外一个抽象。1990年代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鲁迅被视为左派，胡适是代表自由主义的。到21世纪，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提出了中期鲁迅的概念，中期鲁迅是他从厦门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在中山大学当系主任这一时期。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学校，校长教务长是朱家骅戴季陶，鲁迅能去中山大学，说明他跟国民党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鲁迅到了南方，表露出了革命的姿态。研究鲁迅和国民革命的关系，要从1980年代的文学鲁迅走出来，不是不要文学鲁迅，而是要谈被文学鲁迅压抑的政治鲁迅。”广州鲁迅纪念馆，也是“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旧址”所在地（蔡小川 摄）

到广州之前，我看大钟楼的照片，门口立着两块牌子，左边写的是“广州鲁迅纪念馆”，右边写的是“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旧址”。到了广州，我才捋清楚这两者的关系，国民党开一大，用的是广东高等师范学堂钟楼首层的礼堂，面积300多平方米。随后，孙中山将广东高等师范学堂改为广东大学，这是他的“一文一武”，文的是广东大学，武的是黄埔军校。1926年下半年，为纪念去世的孙中山，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鲁迅应聘来中山大学教书，前两个月就住在钟楼二层，后来搬到了白云楼7号。走进大礼堂，前面悬挂着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像，游客们颇有兴致地寻找毛泽东当年坐过的39号座位。礼堂两边的展览，左边的部分是讲国民党一大和随后国民革命军的东征与北伐，右边的部分是鲁迅在广州的经历，左边部分由一个男青年讲解，到中间无缝衔接，换成一个女青年来讲解鲁迅。参观这个“联合展览”，我立刻有一种错觉，鲁迅到广州，是来投身革命的。但广州作家林贤治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对我说：“说鲁迅某一时段的思想有什么转变，要看鲁迅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辛亥革命在他心中留下一道创痕，人们说革命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不过是死水微澜，震动一下就过去了。鲁迅对革命是有幻想的，但后来失望了。研究鲁迅，不能忘了鲁迅的原点，他信奉的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在他那里根深蒂固。个人价值在五四时期有所彰显，但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五四退潮了，群众运动起来了，党派运动起来了，没有个人的空间了，知识分子中有党派的居多，像鲁迅这样独立的少之又少。他来广州就是和许广平团聚的。他为什么离开北京？我觉得最大问题是不能和许广平在一起，北京没有存放爱情果实的地方。在广州，大家说他是革命家，但他否认了。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时，商定先分开两年，但只过了四个月，鲁迅就受不了厦门，要来广州和许广平团聚。”

大钟楼上是鲁迅故居，楼下是礼堂，隔壁就是会议室，鲁迅住了两个多月，受不了天天住在单位，生活和工作纠缠在一起。他搬到了白云楼，三室一厅的房子，自己住一间，还邀来许寿裳住一间，许广平住另一间，颇为避讳“与女生同居”。鲁迅在白云楼上修订《小约翰》的翻译，一年前，他和教育部同事齐寿山一起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树荫下翻译《小约翰》，带着稿子去厦门，又带来广州。“我这楼外却不同，漫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他在引言中写，“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疍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和作这事业的材料。”如今的白云楼是一座危楼，里面还有人住，四面被高架桥和大厦阻挡，不可能从楼上看到珠江。鲁迅在此住了半年，到1927年9月27日，又乘“山东轮”去了上海。《在钟楼上》写道：“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中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寞。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1927年7月，钟敬文编辑的《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售价三角，鲁迅在9月3日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写信表示抗议，这封信随后发表在《语丝》杂志上。此后鲁迅书信中不止一次表达对这本书的不满，其核心意见是，“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这本书中收录了鲁迅的一篇杂文和三篇演讲记录，其中一篇题为《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在这篇演讲中，鲁迅说：“据我二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他说，广州青年在精神上的表现太少了，“在这样沉静的环境下面，要想生出什么文艺的新运动是不容易的。大家这样子懒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得紧张一点，革新一点。”他还说，“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另一篇演讲，题目是《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开头颂扬孙中山先生的不断革命，接下来说青年应该是革命的，“中山大学不但要把不革命反革命的脾气去掉，还要想办法，引导人回复本性，向前进行到革命的地方”。他说，青年一方要读书，一方要革命，“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结尾略有煽动性，“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我希望大家一起担负起这个责任来。”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演讲和《黄花节的感想》这篇杂文都收在鲁迅全集中，但他在中山大学的两篇演讲，鲁迅全集里没有。1934年，鲁迅给《集外集》编辑杨霁云的信中说：“那两篇演讲，我决计不要它，因为离实际太远。”

2014年，中国海洋大学的邱焕星教授发表一篇论文，题目叫《自我历史的遮蔽与重叙》，副标题叫“鲁迅为什么否定《鲁迅在广东》”，简单来说，邱焕星认为，鲁迅在“四一五清党”之后，对“清党”之前的言论，有了不同的认识。鲁迅后来有一篇文章叫《答有恒先生》，指斥“清党”是“血的游戏”，痛责自己的文章言论有诱杀青年的错误，“帮助着排筵席”，“做这醉虾的帮手”。鲁迅在痛悔和自责中选择了救助自己的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邱焕星论述，鲁迅到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角力的结果，共产党希望用鲁迅的威望，“发动中大的学生，进一步开展斗争”，国民党右派也写文章欢迎鲁迅，争取鲁迅。邱焕星这篇论文有一小节的题目是“革命鲁迅”的形成，开头说——鲁迅离京的时候，国共两党策划的首都革命由于奉系军阀攻入北京而迅速溃败，以致他颇为悲观地哀叹中国自民元以来就没有真正的革命。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南下的鲁迅“眼见，身历了革命”，他看到了国家统一和新生的曙光，革命热情重新被点燃的鲁迅，意识到“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离开厦门的时候，鲁迅“思想已经有些改变”，“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鲁迅在广东》的那些演讲，展示的正是这个“为人”压倒“为己”、“再暂时肩着名人的招牌”而积极支持革命的鲁迅。

2021年，四川大学张武军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1927：鲁迅的演讲、风度与革命及国家的关系》，开头说，自1927年钟敬文编撰《鲁迅在广东》以来，“广州鲁迅”一直是研究界长兴不衰的话题，尤其是这些年，随着“革命鲁迅”“政治鲁迅”重新被激活，学界愈发重视国民革命和广州之于鲁迅的意义。张老师说，1927年是鲁迅文学创作“歉收”的一年，却是演讲“丰收”的一年，这一年鲁迅有据可查的演讲共计23次。这篇论文，是在鲁迅1927年言行的基础上，结合演说《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探究“魏晋”和鲁迅在广东的“时代”关联，检视鲁迅1927年和革命及国家的关系。张武军这篇论文的结尾一句话是：“国家和革命才是理解鲁迅的支点所在。”

以我个人的浅见，用丹尼尔·卡尼曼的概念来说，人有“体验之我”，也有“记忆之我”，鲁迅否定钟敬文的书，不过是以“记忆之我”否定“体验之我”。采访林贤治时，我问他如何看待鲁迅的左转。他一条条分析鲁迅如何看待苏联，如何加入“左联”。林老师一再强调自己曾经的农民身份，他说：“鲁迅的思想是向下的，他对社会底层有一种非常深厚的情感，他好像是一个巨人，用他的身体像墙壁一样护卫着身后一大群孤立无援的人。鲁迅是无权者的灵魂的保护神。”大钟楼二层，鲁迅故居边上，辟有一间“萧红纪念室”，里面有很多介绍是以萧红的第一人称讲述：“我在香港期间重病缠身，多次住院，转院。1942年1月21日，日军占领玛丽医院。”“1月22日上午十时，我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被葬于香港浅水湾，年仅31岁。”我佩服布展者的魄力，萧红第一人称述说自己的命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我活不长了，我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现在我死了，你要把我埋在大海边，我要面向大海，要用白毯子包着我。”萧红这几句话来自端木蕻良的回忆。我一直以为萧红葬在香港浅水湾，看了这展览才知道，1957年8月，萧红从香港迁葬广州银河墓地。我曾经去过萧红的故乡呼兰河，她生在黑龙江，死于战乱中的香港，所谓墓地不过是衣冠冢，但身为老牌资深文青，我买了束花，前往银河墓地献花。萧红有一首“拜墓诗”献给鲁迅，其中有这样几句，“胸中的肺叶跳动起来，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大先生动线

1927年10月25日，鲁迅刚到上海20天，就去劳动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关于知识阶级”，里面有一句话揭示了知识阶级不可避免的命运，“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1928年初，成仿吾、冯乃超、蒋光慈等人在《创造月刊》《太阳月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积极倡导无产阶级文学，他们把鲁迅视为“落伍者”。鲁迅写文章回应，双方在报刊上发表了100来篇文章，这就是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论战”。1928年12月9日，冯雪峰在柔石的陪同下，去景云里23号见鲁迅，第一次见面，两人的话不多。两个月后，冯雪峰搬到了景云里茅盾家中居住，茅盾家的后门正对着鲁迅家的前门，冯雪峰不时去鲁迅家串门，他邀请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几篇文章，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中。在华东师范大学校门口的大夏书店，我问罗岗教授到底何谓“革命鲁迅”，该怎样理解鲁迅的左转。罗岗回答说：“鲁迅的经验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和五四同辈人相比，他对启蒙理性本身是有怀疑的，他要把启蒙色彩的知识分子放到乡村社会的固有脉络去看。你不是有一套理想吗？你去面对基层社会。不要抽象地讲启蒙，你在新式学堂里讲恋爱自由，青年学生肯定是支持你的。但当你面对闰土，面对阿Q，面对要救自己孩子的命的华老栓，面对祥林嫂人死之后还有没有灵魂这样的问题，他更多是写启蒙的失效，你那套理念无法面对现实世界。鲁迅的生命三原则是保存、持续和发展，启蒙是在观念层面进行的，生存性的东西和抽象理念是有冲突的，鲁迅要把理念放在严酷的背景下加以拷问，这是让人不舒服的拷问。”罗岗让我注意《呐喊》的顺序，第一篇是《狂人日记》，鲁迅写要救救孩子，接下来是《孔乙己》，后面跟着的两篇是《药》和《明天》，这两篇中都有孩子，这两篇中的孩子都死了。罗岗说：“鲁迅有他很残酷的一面，知识分子的理念和底层人民求生存的欲望摆在一起的时候，他写出了生存欲望的强悍，那是一种盲目的强悍。他写阿Q的不断挣扎，饿得要死，要挣扎，性得不到满足，要挣扎，走投无路要挣扎，死亡来临，要挣扎。这是逼到绝路上的本能反应。生存的力量要超过理念的力量。就像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所说，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容纳阿Q这样的人，这场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也许上海改变了，但鲁镇没有被改变，所以鲁迅寄希望于左翼，寄希望于共产党的革命，不管怎么说，共产党的革命下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有从城市革命到农村革命的改变，鲁迅的生命三原则是他左转的基柱。研究左转的鲁迅，是要更加整体地把握鲁迅。鲁迅跟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都是有关系的，三场革命都是政治，不理解鲁迅跟这三场革命的关系，是不能完整地理解鲁迅的。”当年在上海虹口区，围绕鲁迅形成了一个作家群落，这些作家大多居住在多伦路和四川北路，罗岗老师说，四川北路上的内山书店及老板内山完造是一种媒介，由此勾连起一个经由日文转译然后进入中文世界的多重左翼文化空间，日本左翼文化的大量出版物通过内山书店涌入上海，将上海纳入一个更广阔的国际左翼文化网络。罗岗说：“你要注意有两个左翼文艺运动，狭义的左翼文学运动确实有党的推动，另外还有广义的左翼运动，你要看30年代全球性的左转。《现代》杂志有大量对日本左翼文学的介绍，你看沈从文的《记丁玲》《记胡也频》，沈从文有一段抱怨，说左翼文学成为风潮，写左翼文学才能挣到稿费。左翼文学成就不高，但左翼电影《神女》《乌鸦与麻雀》和《十字街头》都已经经典化了。左翼文艺运动最成功的是电影和木刻，而不是小说。”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景云里、拉莫斯公寓和大陆新村，三个地方到内山书店都很近。我找到四川北路上的“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1927年10月3日，鲁迅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和许广平一起去了内山书局，买了四本书，花了十元二角。据鲁迅书账统计，从1928年到1935年，鲁迅累计去过内山书店500多次，购书1000多册。抗日战争结束后，内山完造离开上海，不允许携带任何行李。50年代，这个地方变成中国工商银行山阴路储蓄所，近年改造为纪念书店，书店中有书，有咖啡，但也有一块地方，摆着两台ATM机。由书店出来，转上甜爱路，我立刻被墙上的涂鸦所吸引，路边的墙上涂着大字，“薛之谦”“易烊千玺”，凑近看，墙上写满了爱的留言。甜爱路上有许多铭牌，上面是古今中外的情诗，另有十多面白墙，是供大家涂鸦的。

由甜爱路，走到鲁迅纪念馆。纪念馆中有一段珍贵录像，是1936年鲁迅葬礼上的一些画面。1936年10月19日早上5点，鲁迅去世，冯雪峰通知宋庆龄，由宋庆龄出面主持葬事。送葬队伍当年高喊的口号是“纪念鲁迅先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纪念鲁迅先生，努力为民族解放斗争！”冼星海为鲁迅葬礼谱写了一曲《安息歌》，“救国会”为鲁迅出殡制作挽歌，挽歌采用《打回老家去》的曲调，填了新词，“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美梦。”从葬礼静默的画面，听不到口号也听不到歌声。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详细讲述这场葬礼如何变为“四一二”之后最大的示威行动。鲁迅纪念馆外有一片世界文豪广场，上面立着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等人的塑像，像是给鲁迅站岗放哨。我走去多伦路，去看左联纪念馆。多伦路上有不少文化名人塑像，如叶圣陶、郭沫若、沈尹默、丁玲等等，他们当年都曾在这条路上居住。多伦路201弄街角有一块牌子，牌子上是鲁迅给白莽诗集《孩儿塔》所作序言中的一句——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我能背出后面两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左联纪念馆在中华艺术大学旧址，1930年3月2日下午两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一楼礼堂举行，礼堂中复刻了成立大会的场景，会场一侧是讲台，有一块黑板，边上有三把靠背椅，下面是长条凳，成立大会上，潘汉年先讲话，然后鲁迅等人讲话。复刻现场的黑板上写着鲁迅那一天演讲的三条概要，很像是为鲁迅做的PPT，“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那一天的会议开到晚上7点，通过若干项决议，其中包括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团体，有党团组织，有执行委员会，有秘书处，有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有创作批评委员会、文艺大众化委员会，有小说研究会诗歌研究会，有工农兵文化委员会。从组织架构上来说，它还有国外领导机构，那就是位于莫斯科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左联”是该联盟一个支部。

作家该怎么工作呢？我找到了一个例子。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大面积水灾，灾民斗争被“左联”视为重大题材，丁玲采用这一题材写出的《水》，受到冯雪峰、钱杏村等人的赞扬，被视为“最优秀的成果”，“我们所应当有的新的小说”。冯雪峰写评论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立志要做新的小说的人，青年的，中年的，以及老年的；但更多的是预约，还很少有现兑。”冯雪峰说，作家要从旧的写实主义走到新的写实主义，否则就不是新的作家，至多只是一个半新的作家罢了。我想，冯雪峰后来带陈赓去见鲁迅，想让鲁迅写一篇关于长征的小说，也是督促鲁迅走向新的写实主义。根据冯雪峰的回忆，1936年8月，他向鲁迅建议，文章中应该多用“我们”，少用“我”，用“我们”来得壮旺些，还能不时表现出“代表性的地位”。照蒋光慈的说法，“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上海鲁迅纪念馆内部，墙上陈列着鲁迅作品的各种版本（蔡小川 摄）

为了搞明白上海30年代的文艺环境，我找到了一本书叫《戏剧、革命与都市漩涡》，这是葛飞先生的博士论文，副标题是“1930年代左翼剧运、剧人在上海”，正是从这本书中，我才对田汉有了一点点了解。葛飞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光谱，按照激进程度从左到右——时代剧社及鲁思、艺术剧社、大道剧社、摩登社、南国社及田汉、辛酉剧团、戏剧协社、复旦剧社。葛飞说，演出越少、越不成功的剧社，宣传文字反而越多，立场也越激进。作者葛飞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葛老师解释，文学上的“右”和政治上的“右”不是一回事，徐志摩比胡适更为自由主义。

葛老师在书中分析以田汉为代表的“波希米亚人”为何左转：“波希米亚人”的生活状态是漂泊和悬浮，他们处在社会结构之外感到了生之艰难，也因为颠覆一切秩序而感到生之欢欣，这就为他们的左转打下了伏笔。葛飞讲先锋党对叛逆青年的吸引力，引用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关于列宁型政党的论述，“先锋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让大家团结起来，使新阶级的激进分子能够承受同当权势力对抗所带来的危险，以及不能从事正常职业和享受家庭生活所带来的焦虑”。

鲁迅愿意给青年人做梯子，帮过未名社，帮过狂飙社，给东北作家萧红萧军写序，他参加“左联”成立大会之后，在1930年3月27日给章廷谦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后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鲁迅这句吐槽，是说看不出那些青年作家有什么创作才能吧。简而言之，鲁迅跟“左联”的关系最初两年还算融洽，但冯雪峰1933年底离开上海后，鲁迅和“左联”的领导关系不和谐，1936年春，“左联”解散，6月，两个口号论争爆发，一方是“国防文学”，一方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周扬拉动成立“文艺家协会”，鲁迅没有加入。

冯雪峰历经长征，1936年4月再返回上海，鲁迅只剩下半年的寿命了。山阴路的鲁迅故居，是一排新式里弄的房子，类似于联排别墅，钢窗蜡地，比石库门要时髦一些。鲁迅故居占地78平方米，三层，建筑面积有220平方米。鲁迅1933年4月11日携妻儿迁入，1936年10月19日清晨在这里逝世。时隔多年，这一片叫大陆新村的地方，还是虹口区时髦的住处。我认识的一位女诗人跟鲁迅故居隔一条马路，正在装修房子，我问她住在这里，感觉如何。她说，房子有好多个出入口，太适合搞地下工作了，周围有“大先生动线”，也就是政府推荐的“鲁迅小道”，内山书店、“左联”开会的公啡咖啡馆、“左联”成立的中华艺术大学，都可步行到达。

由山阴路132弄往里走，先看到“四川北路街道山二居居委会”的招牌，接下来是鲁迅的宣传画，说鲁迅先生一直秉承以“孝道”为修身之德，为处家之宜，号召广大居民“以孝为先，修身以德”。故居大门紧闭，隔壁是售票处，票价八元，买完票后，一保安给我打开故居大门，另一保安跟着我进屋，他们叮嘱，里面不能拍照。故居按照鲁迅生前居住的情景复原，屋前有小花圃，底层前间是客厅，沿西墙放有书橱，后间是餐室。二楼的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斋，有张铁床，窗下是书桌，桌上放着文具和烟灰缸。据说还有一个闹钟，闹钟指针停在凌晨5时25分，显示着鲁迅逝世的时间。但房间门口拦着一根绳子，我看不清楚桌上有没有闹钟。

现年78岁的大连餐饮业老干部于政礼先生，1976年参观过山阴路鲁迅故居。1976年上半年，出版界发动工农兵给鲁迅佚文做注释工作，筹备在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时出版新的鲁迅全集。当时于政礼29岁，刚从大连的东方红商店调到斯大林路饭店做副主任，他被上级抽调，到甘井子金家街的大纲招待所集中。来自各行各业的工农兵有20多个，于政礼同系统的是来自蔬菜公司的范同志。领导先做讲话，讲明注释鲁迅著作的伟大意义，接着是鲁迅专家给工农兵做报告，于政礼认识一位专家叫叶德浴，是他初中班主任的丈夫。上面给大连的任务是给鲁迅佚文做文字解释，于政礼说：“这对我们这些门外汉很陌生，还有文言文解释成白话文也困难重重，无从下手。大连市革委会宣传组又抽调旅大师范的两位老师和辽宁师范的刘老师作为文字专家参与。”

1976年10月初，佚文注释组兵分几路，到北京上海等地了解情况，于政礼和叶德浴被分配到上海和南京组，于政礼是组长，叶德浴是组员，于老先生回忆，“叶老师是知识分子，喜欢讲笑话，后来我告诉他，我是您爱人的学生，他就不怎么讲笑话了”。同一小组中还有来自大连海港和石油七厂的工友及辽宁师范的刘老师。当时，来往于上海和大连之间的轮船，航行时间为36个小时，于政礼小组出发前，从上海来的轮船已经把小道消息带到了大连，大家口耳相传，四人帮完蛋了。于政礼小组按时出发，经36小时到上海，上岸之后，上海市民正在庆祝粉碎四人帮，满大街都是游行队伍，道路堵塞，注释小组来上海，是要见“石一歌”的。“石一歌”的前身是“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也称《鲁迅传》编写小组，1972年在上海成立，隶属于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是当时上海师范大学如今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陈孝全，罗岗老师告诉我，陈老师后来在华师大任教多年。当年的编写组成员一共有11个人，编出的主要教材有《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散文诗歌选》，署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1973年2月，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工农兵学员还编写过一本给少年儿童读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石一歌”，“石一歌”是“十一个”成员的谐音。我问于政礼老先生：“您去上海见石一歌，到底是见哪一个人啊？”于老先生说：“石一歌就是十一个人，具体见哪一个我也不太清楚。”注释小组到了上海，要访问的“石一歌”已被隔离，于政礼说，“我们算是白来了”。叶德浴提出，要回故乡杭州探亲，于政礼准假。

于政礼不想让大家白来一趟，就联系鲁迅故居，要求参观鲁迅故居。当时鲁迅故居已经闭馆不对外开放，有一位姓熊的工作人员，拿着鲁迅故居的全套钥匙，从虹口公园（现在的鲁迅公园）来到山阴路大陆新村。于政礼回忆，“打开房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故居很长时间没有开放了。我们从一楼参观到了三楼，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注释小组在上海逗留两日，就返回大连，没多久，大连鲁迅佚文注释组解散了，于政礼又回到餐饮系统工作。15年后，他又去了上海，又一次去了山阴路鲁迅故居，他写了一首打油诗——注释佚文曾拜谒，敬佩风骨坚钢铁。沧桑已过十五载，再觅精神补短缺。他看到了共产党人冯雪峰赠给鲁迅的绿色台灯和鲁迅用的“金不换”毛笔。1976年大连鲁迅佚文注释小组中的叶德浴后来成为大学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分析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叶老师在书中说，1934年冯雪峰在江西苏区，向毛泽东介绍过鲁迅的情况，1935年末，红军长征到达延安，毛主席在陕西第四中学图书馆里发现了鲁迅著作的单行本，用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鲁迅著作，1937年，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讲话，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表达对鲁迅的崇敬之情。1937年到1941年是“崇敬阶段”，后面还有四个不同的阶段，叶老师这本书从1937年逐步分析到1976年。

鲁迅病重之后，有些文章是冯雪峰代笔。其中最戏剧性的一篇大概就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章前半段像是理论家的手笔，但后面有一段很生动。“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鲁迅这几句话给田汉、周扬、阳翰笙、夏衍送了个诨名，四条汉子。

1956年9月末，北京鲁迅博物馆开放前，周扬到馆视察，他看到展馆中有“答徐懋庸”一文，下令，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要撤掉。他说：“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再说。”（据《人民日报》1966年8月18日第四版报道）1957年8月14日，在中国作协党组的会议上，夏衍发言，“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1957年10月，冯雪峰被打为右派之后，周扬派人和冯雪峰谈话，要他澄清“答徐懋庸”一文，写一篇注释稿，放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六卷的原文下面。这一年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删掉了鲁迅的800多封信件。

我在参观左联纪念馆时，脑子里总“年代误植”地想起后来这些风云。左联纪念馆二楼有一个很大的卫生间，明卫，从窗户望出去，能看见邻居的晾衣架，邻居的窗户开着，能看到屋里的摆设，这一片老房子里还有很多居民。这样的居住环境让我想起鲁迅1934年12月写的一篇散文《阿金》，鲁迅总听到邻家的女仆阿金跟人吵架，也听到她在后门宣扬自己的主张，“弗扎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葬于上海万国公墓。1956年1月，国务院决定，迁鲁迅墓于虹口公园，上海市长陈毅担任“鲁迅墓迁墓委员会”领导。鲁迅墓在7月19日动工，10月9日完成，10月14日，鲁迅灵柩正式迁葬于虹口公园。周扬主持迁葬仪式，他安排了两批扶柩人员，第一批在万国公墓起灵，第二批在新墓地扶柩入葬，第一批人员中有茅盾、周扬、许广平、巴金、唐弢等10人，第二批11人，有宋庆龄、茅盾、周扬、巴金、唐弢、许广平等。1956年，虹口公园鲁迅墓前竖立了一座鲁迅白水泥雕像，高210厘米。196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白水泥像改铸为铜像，基座以花岗岩制成。2018年鲁迅忌日，上海举办过一次公祭活动，郜元宝教授撰写了一篇祭文，其中说：“杂文古已有之，然必至先生，方成大国；而国民根性，如禹铸九鼎，无所遁形矣。”结尾说，“今来公祭，敢不深自思维，追想往圣，激励后昆，戮力当下，眷念方来！”

暮色中，我到了鲁迅公园，找到鲁迅墓，面对鲁迅塑像，心中充满敬意，张旭东老师跟我说，鲁迅可以当作是一个moral proof，人类社会的道德意识与伦理行为都在表明道德准则具有客观性。我觉得鲁迅坚持用第一人称“我”来写作，而很少使用那个“我们”，这就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道德。鲁迅先生墓前有两株巨大的广玉兰，高达20米以上。广玉兰生长于南方，北方少见。南京的水师学堂旧址中也有两棵巨大的广玉兰，水师学堂现在不对外开放，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曾出入水师学堂，拍过一些照片，他在讲座中展示过那两棵巨大的广玉兰。我相信那两棵树都有100多岁了，鲁迅17岁在校园里看到的广玉兰，现在依旧郁郁葱葱。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