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文学

我没有文学方面的兴趣，我就是由文学构成，我不是别的什么并且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卡夫卡给菲丽丝·鲍尔的信，1913年8月14日

活着这件事，就是循着绵延不断的岔路前行。究竟该通往何处？就连回头瞧瞧也不被允许。

——片段一则

我常常这么想，幽居在地下室最深处的房间，对我来说，是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吧。有人端食物给我吃，放在离我房间有一小段距离，地下室最外面那扇门的内侧。我穿着家居服，走过地下室圆形天花板下方的走廊去取食。这是我唯一的散步方式。然后我回到房间，慢慢地慎重地用餐。

——卡夫卡给菲丽丝·鲍尔的信

同学视我为笨蛋，有几位老师认定我为劣等生，父母和我面对好几次这样的判定。他们是一群借由如此极端的判定，企图支配别人的家伙。我为此气过，也哭过，甚至丧失信心，对未来深感绝望。此时的我，犹如呆站在舞台上的演员。

——片段一则

某一个人，他的生命并没有生机勃勃便完结了，他需要用一只手去稍稍地击退笼罩他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之下看到的东西，因为他比其他人看到的东西更为异样，以及更多。

——1921年10月，日记一则

有人说，他是懒惰者。也有人说，他畏惧工作。后者的评价才正确。他畏惧工作。每次去上班，就像个必须离开故乡的游子般悲伤。虽然是个不怎么喜欢的故乡，毕竟是一个早已习惯、能让人安心的地方。他被城市街道拖着走，与刚出生的小狗一样。下班后，他又拖着疲惫身体回到故乡。只能脚步踉跄地回到灰色又令人讨厌的故乡。

——片段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上，这份工作的特殊性质让我明白，文学创作不能当饭吃，是吧？

——日记一则1913年的某一天，菲丽丝·鲍尔拿着卡夫卡的信，给一位笔迹鉴定专家去看。那位专家说出书写者的性格特点，其中包括一条，是“对文艺的兴趣”。菲丽丝·鲍尔将这件事告诉卡夫卡，卡夫卡回信中有这样一句，大意是，“我没有文学方面的兴趣，我就是文学”。卡夫卡写的小说，写下的信和日记，笔记本中的片段，都是文学。从上述引言中，我们能看出来，卡夫卡是个敏感脆弱之人，敏感的人在权力面前总会感到屈辱，“他唯一拥有的解放工具，就是变形为小东西”。他去世10周年的时候，本雅明写过一段很煽情的话：“没有谁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固定的居所，以及固定不变的外观，没有谁不处于盛衰沉浮之中，没有谁不与敌人和邻居交易品性，没有谁不是韶华已逝却仍未成熟，没有谁不是在漫长的生存之旅的起点便已精疲力竭。”这段话在卡夫卡去世100年后，依然能引起共鸣。

不过，我们别急于煽情，先来两个武断的说法吧。一、过去三年就是卡夫卡小说的情景再现。二、卡夫卡死后100年，像他这样敏感的人越来越多了。2022年3月，豆瓣一位网友发布了一条动态：“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小区被封了。”这是模仿卡夫卡《变形记》的开头，这条动态诱发了疫情文学的创作，大家纷纷贴出自己的动态，有模仿《局外人》的——“今天，妈妈被隔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有模仿《百年孤独》的——“多年以后，面对社区防疫人员，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商城却被封禁隔离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卡夫卡的小说，从语言上来说并不难，但从意思上来说，有点儿难以捉摸，一个人一觉醒来，怎么就变成一条虫子了呢？一个儿子，怎么听到爸爸对他的判决，就从桥上跳下去自杀了呢？更离奇的事发生了，“一天早上，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准是有人诬陷了他”。这是《审判》的开头，约瑟夫·K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处在监禁之中，他想让房东太太送来早餐，却招来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看守，黑衣看守说：“难道你不觉得待在这儿更好吗？”约瑟夫·K不想搭理这黑衣看守，但黑衣看守说：“我可是好意。”黑衣看守有同伙，那个同伙告知约瑟夫·K：“你不能走开，你已经被捕了。”约瑟夫·K询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黑衣看守回复说：“我们不是来告诉你为什么的，回到你的屋子里去等着吧。你已经有案在身，到时候你自会明白的。我这么随随便便跟你说话，已经超越了我的使命。”约瑟夫·K不知道看守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囚禁，“他们在谈什么呢？他们是哪家的人？K不是生活在一个天下太平、法律刚正的法治国家里吗？谁竟敢在他的寓所里抓他呢？K一向喜欢对什么事都尽量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只有当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时，他才会相信真的是这个样；不到灾祸临头，他根本不会去替明天操心”。

卡夫卡是法学博士，他熟悉立法和法律史，这不仅源于他的学术背景，也源于他在工人意外保险公司的职业经历，法律是他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在《关于法律的问题》中，他写道：“我们的法律并非人人清楚，这些法律是一小群统治着我们的贵族的秘密。我们深信，这些古老的法律被严格遵守着，但是，被自己所不清楚的法律统治着，到底是一件叫人痛苦万分的事。”约瑟夫·K对自己的被捕感到惊讶，在把身份证明文件交给迫害他的人，并要求他们出示逮捕证之后，他似乎意识到，谁立法，谁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这是统治的基石，统治者被纳入司法秩序的条件是被排除在司法秩序之外。统治者作为法律和政治秩序的创造者，是提供公民身份的人，同时也保留了撤销公民身份的能力。法律规范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出生、教育、成长、爱情、友谊和死亡。我们的社会不再能够理解，除了由政府制定并由少数统治者管理的法律统治之下，还有其他存在的可能性，甚至当它已经走到把自己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地步时，它首先关心的是立即重建它。几千年来，那些统治者除了以“尊重法律，服从权威”为口号不断地变换花样之外，什么也没做。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当法律受到挑战时，会发生什么呢？卡夫卡在1914年10月写下了《在流放地》，当时欧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席卷。在这个故事中，一个旅行者应指挥官的邀请访问了一个殖民地。访问的目的是让旅行者亲眼目睹一名士兵因不服从和侮辱上级的行为而受到惩戒。在一种特殊刑罚机器的帮助下，他所违反的法律条文将被刻在他的身体上。指挥官以极大的热情向旅行者介绍那台处死犯人的机器，似乎这台机器存续久远，从最原始的社会到最先进的社会，对个人实施暴力是每一个权威的武器。只要统治以任何形式被神化，压迫就会自动出现，表现为对个人的消灭、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定罪，或实行酷刑。就像福柯在后来所述，通过酷刑进行的惩罚一直是一种公共奇观。酷刑的实践构成了一种迷人的政治仪式，一种展示权威无所不能的方式。在流放地，指挥官发出的抱怨之一就是，再也没有人观看行刑仪式了，他追忆着辉煌的过去。

通常，我们会竭力避免让自己陷入卡夫卡式的状态中，但总有现实让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去体察什么叫卡夫卡状态。这个形容词叫kafkaesque，德语中这个词写作kafkaesk，德语词典中对其解释为，“卡夫卡的叙述方式，因为参详不透而导致神秘恐怖，使人感到受到威胁”。这个词变换词尾，出现在西班牙语、法语、挪威语、瑞典语及捷克语中，北京外国语大学谢莹莹教授解释说，除了文学意义上理解为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外，这个词还指一个人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神秘境况中，内心充满恐惧、焦虑、迷惑、困扰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那任意摆布人的力量出自那样庞大复杂的机制，它又是那样地随意，无所不在又无所寓形，人受到它的压迫却又申诉无门。

好了，再说说敏感这件事。卡夫卡喜欢文字，喜欢生产文字的媒介，不喜欢留声机、口述录音机和电话，产生声音的媒介都会打扰写作时的宁静，都是一种“大嗓门”。卡夫卡没有听过纳粹的演讲，但预感到收音机使人的言语变成权威的象征。在他那个时代，电话机听筒像哑铃一样大，其中簌簌的噪声夹在人与人的交流之中，像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幽灵似的东西”，媒介无法消除将人们隔离开的最根本的东西。卡夫卡说他患有恐电话症，现在，手机的普及让更多的人像卡夫卡一样焦虑，手机调到静音，害怕听到别人的语音。卡夫卡不喜欢办公室，他享受干农活儿，他说干农活儿跟办公室幽灵般的工作截然相反，干农活儿单调乏味又真切有用，沉默无言、孤单、健康又辛苦，“办公室才是真正的地狱”。卡夫卡是个称职的公务员，一个写公文的好手，在职场上不放过每一次加薪和晋职的机会，现在，很多人也像卡夫卡一样，按部就班地工作，但从心底认为，每在办公室消耗一天，“自我”就被消耗一分。卡夫卡害怕婚姻，他需要一个伴侣，精神上的伴侣，但精神上的伴侣成为生活中的伴侣是另一回事，娶一个人，就意味着娶一家子人，妻子哥哥的债务问题该怎么解决？该怎么跟妻子的那一家人相处？娶一个人，就等于服从另一个人，或者部分地服从另一个人，要安排一处房子，房间里该如何布置要听命于人。至于生儿育女，给儿女应有的教育，这是世间最艰难的事，表面上看，很多人都这样做了，结婚生子，养育孩子长大，实则没多少人真的“做到”，他们不过是“遭遇”了这种情况，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不过是没有发生别的事阻挠这些事的发生，卡夫卡要自己阻挠自己的婚姻，他给菲丽丝·鲍尔写了很多信分析婚姻的利弊，卡夫卡处理一两段浪漫关系时游刃有余，但结婚这个事实在太难了。现在，任何一个对婚姻做出严肃思考的人都会像卡夫卡那样纠结，都会害怕婚姻，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子嗣。更要命的是，卡夫卡还有一个厉害的爸爸，每一个抱怨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青年都该好好打量一下自己的爸爸：家庭是权威的发源地，给每一种个性都戴上镣铐。1912年9月20日，卡夫卡给菲丽丝·鲍尔写了第一封信。9月22日晚上10点到9月23日早上6点，他一口气写完了《判决》，9月25日，他开始写《失踪的人》，这本小说在他死后由布罗德以《美国》为名出版。卡夫卡只对第一章《司炉》感到满意。11月17日，他开始写《变形记》。卡夫卡想把《判决》《变形记》和《司炉》放在一个集子里出版，统一命名为“儿子们”。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影子笼罩着这三篇小说的每一行字。卡夫卡看着他的爸爸，就看到了父权。在《判决》和《变形记》中，父亲对儿子都执行了死刑。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这是《变形记》的开头。虫子，卡夫卡用的是Ungeziefer，他没有指明虫子的确切种类，也反对出版商在封面上确切地描绘出一只甲虫，他希望那只虫子保持在未知状态。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也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抱怨爸爸总是把他当作寄生虫和Ungeziefer。在20世纪早期，德语国家的人们也用这个词来形容犹太人，难以确定卡夫卡在1912年是否听到过这种贬损。格里高尔·萨姆沙在自己父母的家中醒来，他变成了虫子，没法去上班了。随后，他的公司同事来看望他，想知道他迟到的理由。公司职员的谈话体现了工作纪律、生产力及冗余处理等一套工作伦理，爸爸心情复杂地观望这个丧失劳动能力的儿子，家庭和雇主接下来都要考虑怎么处理掉这个异类。家庭塑造了人们盲目服从的习惯，在社会接管之前，家庭首先粉碎“异类”。

在卡夫卡1914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父母期望孩子们能感激他们，就像高利贷者一样，只要能得到利息，他们就乐意拿自己的资本冒险。”30年后，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说：“安居不再可能，我们成长的传统住家，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其中任何舒适都是对认知的背叛，任何温暖都必须付出使家庭成为沉闷的利益共同体的代价。”阿多诺在这本书中引用了一首德国歌曲的歌词——“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我父母坟墓旁那张郁郁葱绿的椅子。”马尔库塞后来又做出这样的分析：“资产阶级家庭的现实是由商业经济的特征所支配的，作为一种商业产品，它的费用和自身的成本，它的利润和剩余价值，都被计算。经济利益不仅用于对丈夫的选择，对孩子的抚养和培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引用这几句话并不是要说卡夫卡在家庭关系和父权的分析中像一个先知，而是想说他怕他的爸爸。卡夫卡描绘了权威及权力的各个层面，并不是因为他有先知一般的预判能力，而是因为他害怕一切形式的权力，比别人害怕的要多得多，他的生活就致力于挣脱这些权力，他时时刻刻能感觉到它，能识别它。他看见强壮的爸爸，就能看见父权的一切，身处每个月处理30万份文件的保险公司，就能想见官僚系统的冗余。卡夫卡的传记作者莱纳·施塔赫说：“卡夫卡一生都不会从政治和经济及社会的角度去思考，正是他骨子里的反权威以及和爸爸的对立，让他对统治的本质认识比一般的政党要深刻得多。”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权力的反映，简单来说，卡夫卡的作品描绘了两种权力，一种是极权的、行政的、官僚的权力，出现在《审判》《城堡》《在流放地》之中，另一种是父权，出现在《变形记》《判决》《给父亲的信》和《美国》之中。当然，这两种权力经常在同一部作品中共存并相互作用。如本雅明所言，对卡夫卡来说，官员的世界和父亲的世界是一样的。无论是父权的还是官僚的，权力最终都走向残忍的杀戮，《审判》中杀掉约瑟夫·K，《变形记》中杀掉萨姆沙，《在流放地》中的谋杀/自杀，《判决》中父亲鼓动下的自杀，《地洞》中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还有《城堡》中很可能死于疲惫的K。1992年9月2日，改编自卡夫卡小说《城堡》的歌剧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上演

1922年1月，卡夫卡在家庭医生的陪同下前往巨人山区的锭子磨坊，有感于被大雪覆盖的山区景色，他开始了《城堡》的写作：“K抵达的时候，天色已很晚，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毫无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K久久站立在由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仰视着似乎虚无缥缈的空间。”土地测量员K被召唤到一个村庄，他想去城堡和伯爵见面，但这是一项徒劳的任务，卡夫卡通过无数琐碎的细节，精确地揭示了一个迷宫，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死胡同，土地测量员和权力之间有一条完美的鸿沟，占据这道鸿沟的等级高低不一的办公厅主任、各部门的负责人、雇员、房东、侍者、代理人、告密者，整个村庄的人都与城堡有着某种关系，但没有一个人单独拥有任何的管辖权，他们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不可逾越的权力网，使K无法接近城堡。在《城堡》中，权力不仅是金字塔式的结构，也是线性的渗透结构，凭借村民的苦难，也凭借他们谄媚的合作，城堡的威权才得以存在。“你们这儿的人生来就敬畏官府，在你们的一生中，这种敬畏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各个方面继续侵蚀你们。”卡夫卡有条不紊地描述这个由行政等级制度构成，同时也由村民的自愿被奴役构成的权力维度，耐心地解构官僚主义的各方面，将权力体系呈现为一个混乱的世界，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盲目的齿轮，但没有人试图反抗这种无情的力量。K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卡夫卡为他的主人公选择的这个职业是什么意思？他无法探知城堡的边界，无法摆脱城堡的威胁。卡夫卡揭露了等级制度的本质。然而，卡夫卡的小说中既没有政党，也没有意识形态，作家昆德拉说，卡夫卡式的叙述代表着人世的一种基本可能性，一种或多或少都会伴随人类的可能性。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对卡夫卡的权力描述做出了回应，他在小说《人工呼吸》中，假想出了1909年希特勒和卡夫卡在布拉格一间咖啡馆里的会面——卡夫卡，那个孤僻的人，坐在阿尔科斯咖啡馆的某张桌子前，对面坐着阿道夫，那个画家，那个因为当了逃兵而不得不在布拉格躲躲藏藏的卑微的长满虱子的奥地利小资产阶级，那个靠画明信片糊口的一败涂地的艺术家，坐在那个尚未成为但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卡夫卡的人的对面，向卡夫卡讲起了他的梦想，带着浓重的鼻音，变形为元首，变形为成千上万臣服于他的人、仆人、奴隶和虫子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主子。Ungeziefer，这个词后来被纳粹分子用来称呼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就是卡夫卡在描述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天清晨醒来变成昆虫时使用的单词。卡夫卡心想，眼前这个荒诞可笑、饿得两眼发慌的男人，他那些遥不可及的穷凶极恶的计划说不定有朝一日会实现呢。到那时，世界可能就真变成了他用语言构建的样子：骑士团城堡，万字符，在受害者皮肤刻文镌字的恐怖机器。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深知那些话可以被说出来，那些话也能被实现。

南美作家喜欢把文学评论夹在小说中并以小说的形式写文学评论，皮格利亚写道：“你读过《审判》吧，卡夫卡能精准地观察到恐怖逐渐累积的每个细节，这部小说以令人惊叹的形式塑造了一个变成恐怖工具的政府的经典模式。在那里，人人都可能被控告和被判有罪，极权主义使人们的生活陷入暗无天日的动荡，刽子手空虚厌倦，施虐行为到处蔓延，自卡夫卡创作了这部作品，夜半敲门声就在无数扇门前响起，至于被拖出去，然后像狗一样死去的人，就像约瑟夫·K那样，不计其数。”皮格利亚用小说的方式写着评论——卡夫卡于1924年6月3日逝世，差不多相同的日子，在黑森林的某座城堡里，希特勒在一间大厅里踱步，向他的助手口述《我的奋斗》最后几章。1924年6月，元首踱着步子，口述《我的奋斗》，而卡夫卡在维也纳基尔林疗养院里奄奄一息，结核病摧毁了他的喉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皮格利亚用了四页的篇幅对照元首的口述和卡夫卡发出的虫子般的吱吱叫声。卡夫卡是一个讲德语的犹太人，他短暂的一生几乎都在布拉格度过，在那里，捷克语是大多数人的语言，犹太人在这两个语言群体中都不是特别受欢迎。他平淡无奇的一生很容易被讲述，他生于1883年7月3日，是六个孩子中的老大。在他五岁时，两个兄弟先后夭折了，三个妹妹都比他活得更长久，但都死在了纳粹集中营里。他的父母在布拉格经营一家时尚配饰公司，卡夫卡在布拉格上了中学和大学，1906年毕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他进入国营的工人意外保险公司工作，很快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公务员。他一直工作到1922年，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不得不提前退休。卡夫卡曾两次与同一个女人订婚，但两次订婚都被取消了。早在1917年，他就被诊断患有肺结核。他1924年6月3日死于维也纳附近的一所疗养院，享年不到41岁，葬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公墓。卡夫卡活着的时候只出版了几本薄薄的小书，但他后来成为被阅读最多、被引用最多的作家之一，卡夫卡也是最容易被识别的文学名字。许多人会经历他的噩梦般的场景：一个年轻人被自己的父亲判处死刑；一个人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失去工作能力，他的家庭因此陷入巨大的困境中；一个人被捕并被处决，但他究竟所犯何罪却从未得到解释，无论他多么无辜，无论针对他的指控多么没有根据，他生而有罪；一个人被召唤到一个城堡附近，但永远不允许进入城堡。对无数读者来说，卡夫卡的小说已经是文化结构的一部分。那些用匈牙利语或土耳其语、芬兰语或马拉地语阅读卡夫卡的读者，可能都会停下来反思一下，卡夫卡怎么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了。

卡夫卡死后几天，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应其父母的邀请拜访了卡夫卡家。他在写字台上发现了一沓手稿，还有一张手写便条——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是，我留下的一切（在家里和办公室的书架上、橱柜里、桌子上，或者任何可能接触到你的东西的地方），日记、手稿、信件（我自己的和别人的）、素描等，都要烧掉，不要读；还有你或其他人可能拥有的我的所有作品和草图，你可以用我的名义向他人索要，如果他们不愿把我写的信交给你，他们至少应该忠实地承诺自己烧掉。

布罗德还翻出了另一张发黄的纸，写于更早的日期，卡夫卡对他的作品给出了更详细的指示——亲爱的马克斯，也许这次我根本无法康复——以下是我对我所写的一切的最后遗愿：在我所有的作品中，经得起考验的书是《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我说这五本书和这个短篇小说能站得住脚，并不是说我希望它们被再版，流传给子孙后代。相反，如果它们全部消失，那才是最令我高兴的事。只是，既然它们确实存在，我不想妨碍任何想要保存它们的人。但我现存的一切手稿，毫无例外地要烧掉，我请求你尽快这样做。卡夫卡在世时出版的作品，包括小说集和刊发在文学杂志上的作品，总共有400页左右，这是那个时期一部长篇小说应有的长度。他留下的未出版的作品在4000页左右。1921年的11月3日，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给他写过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对自己作品的销售持有相当冷漠的态度，这封信大概翻译如下——“尊敬的卡夫卡先生：我们的通信很少，也很简短。与我们有联系的作家中，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很少带着愿望或问题来找我们，也没有人像你这样对他们出版的书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商应该不时写信告诉作者，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命运不感兴趣，这并不会使出版商产生误解，使他对自己所出版的作品的品质失去信心。我从心底向你保证，我非常愿意出版你的作品。你和我们都知道，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会立即引起共鸣，而是要等到很久以后才能有反响。”这封信并没有改变卡夫卡对出版的漠然态度，库尔特·沃尔夫在1923年10月又给卡夫卡去了一封信，通知他自当年7月初以来他的书没有售出，出版社注销了他的账户。沃尔夫说了一番客套话：“我们相信，这些作品的卓越品质以后会得到确认。”但他没有在信上签名，这表示双方在出版事务上已经分道扬镳。

卡夫卡似乎不急于出版，不急于获取文学圈子中的名声，甚至不愿意自己的作品和现实发生太密切的关系，1919年，他准备把《骑桶者》放入小说集《乡村医生》中，但最后还是把它撤了下来。他不愿意读者将这篇小说看作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发生煤荒的描述。他关注的是写作，在给菲丽丝·鲍尔的信中，他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根本上讲，我的生活都是由一系列写作尝试所构成，而大部分尝试都失败了。但假如不写，我就会躺倒在地，一文不值，只等着被扫地出门。”

不管他的父亲对他的文学抱负和写作抱有怎样的鄙夷态度，也不管他的公司领导多少有点儿文学上的爱好，对他的写作较为宽容，卡夫卡坚信写作就是他唯一的使命，工作之所以难以忍受，就是因为工作会阻碍他的使命。他期待灵感降临，有一段井喷式的写作，就像1912年秋冬，认识菲丽丝·鲍尔后不久，顺利写出《判决》和《变形记》那样，也无奈地看着灵感离他而去，度过一段疲软期。在卡夫卡侥幸完成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惊人的力量，文本完整，叙述精巧。在他未能完成的作品中，他好像在耐心寻找，在纸上写着，一个句子缠绕着一个句子，等待着一束光照射进来。莱纳·施塔赫说，卡夫卡并不缺“妙手偶得”的灵感火花，他欠缺的是“继续创作”，卡夫卡一次次败在叙述技巧的障碍前，问题主要出在他给自己设置的任务上，卡夫卡不仅追求外在形式的完整，他还追求作品内部各个元素之间尽可能毫无罅隙地连成一体，所有细节都有含义，一切都有所暗指。卡夫卡的作品具有一种“意义的压力”，不允许读者停留在肤浅的消遣阅读上。施塔赫说这种极端的、几乎达到人类语言极限的凝练书写，对长篇小说来说，技术难度太大了。卡夫卡有一些很漂亮的小短篇，比如《往事一页》，完美极了。我们可能会想，如果把《万里长城建造时》改成像《往事一页》那样短，这个小说不就写完了吗？如果他能把《城堡》和《审判》改成像《变形记》那样的篇幅，不也能写完吗？他过于完美主义，比如他不喜欢《变形记》的结尾，萨姆沙的叙述视角在萨姆沙死后变成旁观者的视角。他也想把故事写完，他同时写出了《审判》的第一章和结尾一章，这个故事有头有尾，我们知道约瑟夫·K最后在采石场被处死，但中间的铺陈还是没能完成。通常来说，卡夫卡写得很困难，很辛苦，写得很不完整，对最后的结果不满意，但他之所以是作家，是因为“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某些力量，它让我以一种在正常状态下根本无法感知的深度潜心于文学”，“它给我内心催促之声，也有同样多的警告之声与之针锋相对”。

卡夫卡说：“为了写作，我要与世隔绝，不是像个修士，那还不够，而是像个死人。这种意义上的写作是更深层的睡眠，是死，就像谁也不会把一个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没有人能把我从夜里的写字台边拽开。我只能以这种系统的、凝聚的、一丝不苟的方式写作，并且只能这样生活。”德国学者彼得-安德雷·阿尔特说，卡夫卡1920年10月写的片段《夜》，描述了夜晚的宁静，卡夫卡在夜间写作，犹如冥想，“你为什么醒着？据说是，必须有一个人醒着，必须有一个人在场”。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声音响起，变成信号，这信号需要卡夫卡用文字揭示，却不易捕获。“在祈祷者那里，这悄声说出的话语，这起初导致心神镇定的话语，变为在纸上滑行的文字。”写作如同祈祷，“一旦写作变成文字，已经消失在想象世界中的祈祷者的声音也就沉寂了。我们不能让它重新响起来，而是只能想象，卡夫卡在写我们现在读到的东西的时候，这声音是怎样发出来的。”这个对生活深感无力的人，在100多年前的那些宁静夜晚写下的字句，在后世的读者心中激发着持续的回响，这些作品要求读者付出艰辛的想象，要求你重复阅读。而对于写作者，卡夫卡意味着去探究那种“正常状态下根本无法感知的深度”究竟从何而来。 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