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痛苦

著·（德）莱纳·施塔赫   译·程卫平 1924年4月起，卡夫卡在奥地利的好几个地方待过：费希滕巴赫的维也纳林山疗养院，维亚纳马库斯·哈耶克教授的咽喉诊所。4月19日，他的伴侣朵拉带他去了基尔林的霍夫曼博士疗养院，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六个星期。那段时间里，卡夫卡在1922年服役期间认识的年轻医学院学生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与朵拉一起照顾他直到去世。卡夫卡被医生禁止说话后，他与外界的交流主要是通过纸条和信件；在这里，他对《饥饿艺术家》做了最后的修改。马克斯·布罗德也来基尔林拜访过他。

“我搭好了地洞，看起来还不错。”这句自信十足的台词出自一只动物之口，是卡夫卡笔下众多“叙事动物”中的一只，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在故事中迷失自我。这是小说《地洞》的开篇语，诞生于1923年12月，是用黑墨汁在普通网格稿纸上写下的。

这篇小说在形式上的精巧之处在于，等到这只动物为自己的奇特事业感到骄傲，对他现实感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地洞里的宁静突然被一种昼夜不停的噪声打破了，“声音一直都很细弱，有规律地停顿，有时是嘶嘶声，有时像是吱吱声”。是强大的敌人刨着土闯过来了吗？噪声是在慢慢变大，还只是听起来越来越响了？如果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在这个巨大地洞中的任何位置都能听到同样响亮的可怕噪声，那么我们难免会猜想，这声音就来自动物本身。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动物竟没有想到。嘶嘶声，吱吱声，有规律的停顿——正是动物自己的生命之音，是它的呼吸声，动物自己才是不安的最终源头，不断打破着它创造的完美宁静。

卡夫卡为这只死守在地洞里惶惶不可终日的动物设计了怎样的结局，我们不得而知。手稿突然中断，断在一个没写完的句子里，不过写到这句，一页稿纸正好写满，可见在现存文本之外很可能还有续篇。但这则故事其实并不需要结尾，它真正可怕的要点是它的自传性。自己的呼吸越来越短促，这种生命的迹象一直存在，但只有病人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才会感到恐惧，这声音就是敌人。并不是卡夫卡发明了这个隐喻，他只是与之不期而遇。

这一点也体现在卡夫卡的最后一部作品《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故事将“约瑟芬”这个熟悉的“代号”直接写进标题。又一次由动物讲述——这次是一只老鼠，它表现出一副完全客观的样子，博学而忧郁，而故事的重点再次放在一种噪声的真正含义上，老鼠歌后约瑟芬把这种声音当成艺术来展现，而实际上，那声音“轻轻的，嘶嘶的像哨声”，是“特有的生命表现”，任何老鼠都能发出这种声音，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努力。为什么大家如此容忍约瑟芬在艺术上的妄自尊大？叙述者花了很大篇幅讨论这个谜团，最后得出结论：不是艺术，而是舞台表演的光环让观众一时着了迷。约瑟芬要求的社会特权——尤其是免除体力劳动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而她以减少艺术演出相威胁，则暴露了她对自己实际地位有着近乎妄想般的误判。在这篇小说中，卡夫卡第一次将他晚期两大核心母题靠得如此之近，近到无异于短路：一个是对真实的绝对需求，只有自主个体的艺术才能满足它（当然，是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另一个是对集体的渴望，渴望与自己的群体建立实在的、社会的甚至身体上的联系。两者是相互排斥的，这从一开始就是卡夫卡个人神话的内核。现在，到了路的尽头，他似乎脱离了这一立场，而他生命中的战斗也显出反讽意味。最后，这位女歌手退出了公众视野，无论她是否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没有她，她的同类也能活得很好，她的那些表演将会成为民族历史中的小插曲，流传一阵子，但后人终将忘掉她，就好像约瑟芬从未存在过一样。

很难想象，倘若卡夫卡从肺结核病中康复，他从这个点走下去还能在文学方面有何发展。马克斯·布罗德甚至认为，他有可能选择完全沉默和自我牺牲式的社会生活：“他告诉我许多事情，都在指明这个方向。”另一方面，《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这个故事的结尾句流露出明显的悲伤，而不是解脱，约瑟芬并未因最终摆脱危及生命的妄想而释然。如果说文学——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此认为——是尝试着“将一句真话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那么《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就不可能是他最后一句话，顶多只是他对“孤身斗士”神话的告别，告别所有受压制的儿子，告别被告和土地测量员，他们的自恋自怜如此絮聒，但又如此孤独。维也纳林山疗养院专为肺病患者而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大约在3月20日，差不多要写完约瑟芬故事的时候，当时他已发烧多日，突然发现喉部也不太对劲。喉咙有轻微灼热感，尤其在喝果汁的时候感觉明显，说话似乎也更费劲了，嗓音开始嘶哑。“我想，”他在给克洛普施托克的信中提到了约瑟芬，歌后的嗓音也偶尔沙哑，“我在合适的时机开始了动物吱吱声的研究。”这可能只是普通的嗓子发炎，但症状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进食。我们很难确定，此时的卡夫卡是否已意识到危险正在迫近；但他确实在跟病友和医生交谈时得知，肺结核经常会引起继发性感染，不过他一般尽量不去想这个问题。起初卡夫卡只是嗓音变弱，几乎察觉不出哪里不对劲，连马克斯·布罗德（他每天都去看望卡夫卡，这是卡夫卡明确要求的）也没在意，他更担心的是卡夫卡瘦弱不堪的体质以及偶尔发出的呼哧呼哧的呼吸声。

卡夫卡是如何离开布拉格、如何跟家人告别的，我们不得而知。这是他的诀别，他的父母，他的家乡，永生不会再见了。记者兼诗人米哈尔·马雷什记录了一个小场景，那是留给后人的全部记忆。马雷什与卡夫卡相识多年，就在卡夫卡动身前不久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他在街上偶遇卡夫卡。卡夫卡手里拿着一个大彩球，他把球抛给外甥女薇拉，奥特拉就站在边上，看着他们玩。“您要跟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吗？”卡夫卡微笑着问道。可惜马雷什当时另有安排，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这一幕发生在老城环路的人行道上，一所殡仪馆的门口。维也纳林山疗养院专为肺病患者而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那是一栋五层楼的建筑，规模相当于一座豪华酒店，采用了达沃斯的建筑设计方式，有日光浴疗室、社交活动室、阅览室、音乐室、放射治疗室，甚至还有一间自己的手术室。疗养院建在山的南坡，景色宜人，紧邻一座大公园，再往外就是绵延数千米的森林。但疗养院位置很偏，在一条狭窄山谷的尽头，去最近一个村镇奥特曼要走上整整一个小时。前往疗养院的旅途颇为辛苦，从维也纳过去的70公里路程得换好几趟车，最后，旅客们还要坐古滕斯坦列车往上爬升几个小时，一路风景秀美，但火车慢得令人叫苦不迭。我们不太肯定，卡夫卡是不是独自一人完成了这段他口中的“无尽旅程”。

朵拉急着与心上人重逢，望眼欲穿。她本以为只会小别数日，结果一晃差不多三个星期过去了。卡夫卡三天两头给她写信，但跟以前一样，他还是不敢让朵拉见他的家人，害怕见面后的不安和摩擦，所以央求她留在柏林。他启程的日子刚一敲定，朵拉立马动身前往奥地利。路上只花了一天时间她就赶到了维也纳，住进一家旅馆，很可能在那里她跟卡夫卡父母通了电话，获知疗养院的确切地址。卡夫卡还在想着让朵拉晚几天来，她已经在去找他的路上了：4月8日，她抵达奥特曼，在疗养院附近的一家农舍安顿下来，然后便现身于卡夫卡的病房。

他在“维也纳林山”待得很不自在，后来竟称它是个“恶劣而令人压抑”的疗养院。他发现自己压根就没有从两位主治医生那里获得什么特殊照顾，卡夫卡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听左邻右舍在阳台上闲聊；他的嗓子越来越哑，无法加入这类聊天。但最糟的还是，在这里谁都不愿意告诉他长期的治疗方案是什么，给他的治疗仅限于缓解症状：用液体匹拉米洞退烧，用一种没什么效果的药物来镇咳，用含麻醉剂的含片让他容易吞咽些。“主要问题可能是喉咙。”卡夫卡在写给克洛普施托克的信中说，这一点现在可以肯定了。“交谈的时候，我没有获得任何确定的信息，因为谈到喉结核，每个人都不好意思说，躲躲闪闪，目光呆滞的样子。但是，‘喉部肿胀’‘浸润’‘不是恶性的’，但‘还不足以下明确结论’，这些与非常恶性的疼痛联系在一起，大概就够了。”这是卡夫卡第一次抱怨剧烈的疼痛，这是什么征兆，克洛普施托克自然跟别的医生一样心知肚明。如果确定不是恶性肿瘤（但是没有组织切片，维也纳林山的医生又如何知道呢？）的话，那么疼痛急速加剧、水肿、浸润等症状无疑表明，卡夫卡的肺结核已扩散到喉部。

大概正是因为他不愿别人看到自己如此无助、心情阴郁的样子，所以即便在朵拉面前，他都迟迟不肯承认他的状况有多糟。朵拉在见到卡夫卡的那一刻，就认定自己得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现在，他的体重降到不足50公斤，声音全变了，在柏林时那轻松甚至愉快的情绪也在疼痛的重压下消失不见了。才过了短短三个星期，她的男友生生变成一个完全依赖别人照料的人。

为了活下去，卡夫卡的战斗于1924年4月2日打响。在此之前，所有医疗及卫生措施的目标都是“康复”，但现在的情形已发生根本转变。如果什么都不做，只是等，那他必死无疑。在考虑康复问题之前，必须先用最先进的检测手段诊断病情，然后尽一切可能阻止病情进一步恶化。这是卡夫卡生活的一个彻底转变，一个深刻的决定性事件。

卡夫卡在维也纳的一位远房亲戚为他找了关系，总医院下属的咽喉疾病大诊所（喉科诊所，位于军医院路14号）立即为他安排了一张床位。这是一家出色的喉科诊所，在整个欧洲都是出类拔萃的，主要归功于其主任，即耳鼻喉科专家马库斯·哈耶克教授。哈耶克是一流的医生，就在头一年，他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做了手术。但这位主任医师的个人治疗主要是针对那些可以通过手术治愈的病人，而要确定卡夫卡适不适合手术，首先需要详细而完整的病史以及明确的诊断。

卡夫卡一抵达维也纳，便立即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我们手里关于他肺结核病情最精确的一次记录。首先是内科医生仔细检查了他的肺部，听诊听到了支气管的啰音，双肺有“浊音”，胸膜增厚。病历单上写的病史，部分内容如下：

六年前咯血，诊断为肺结核。这些年来，肺部病情时轻时重。患者有时看起来气色很好，感觉尚可。过去七个月，患者体重下降约六公斤，现在感觉比前些年都要差。两周前，患者声音开始嘶哑。五天前开始，吞咽时有灼痛感，尤其右侧疼得厉害，在没有吞咽的情况下也经常疼，有时会半夜疼醒。患者毫无食欲，感觉非常虚弱。

最后，用喉镜检查了关键部位：“喉部：两侧杓状软骨水肿。后壁轻微浸润。前庭皱襞发红。诊断：喉结核。”报告一出，疑云尽消。现在，即便住进空气最好、最舒适的疗养院，也于事无补了。

虽然结核病的病原体早已确认，但时至1924年，仍然没有直接抗击它的有效药物，对结核菌素实验哈耶克也完全没有信心，以他的经验，结核菌素常常加重患者病情。而动手术似乎还没那么迫切，顶多考虑克洛普施托克一再建议的“人工气胸术”，使一侧肺叶暂时萎陷以促进治疗，但卡夫卡整体健康状况不佳，这种手术风险很大。于是最终决定，先减轻疼痛和咳嗽，这相对比较容易解决，往喉部喷薄荷脑即可缓解——这个办法也是“维也纳林山”的医生本该想到的。果然，没过几天，卡夫卡的吞咽困难就缓解了，他又吃得下东西了。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被迫与全然陌生（而且都是病入膏肓）的人共处一室，也是他第一次连睡觉、吃饭、交谈这些最基本的日常需求都要遵守严格的时间表。早上5点30分病人被叫醒，然后拿着小盆一个接一个用温水洗漱，接下来是早餐，6点30分大家又躺回到新铺好的床上，等医生来巡视。探病时间仅限于下午2点到4点，虽然朵拉无视这一规定，经常提前一小时来看他，但这些限制叫卡夫卡难以忍受。尽管如此，他还是向父母打趣，这一切“对我所错过的军旅生活，总算是个微乎其微的事后补偿”。

在这样一个心理压力巨大的环境中，是得不到好好休养的，这一点自然不难预料，他给父母寄去的几张明信片，语调强作欢快，但谁也哄骗不了。哈耶克在几天后就批准把卡夫卡转到了单人病房，而且他坚决反对卡夫卡出院，声称在他的医院里，“治疗、应急和休养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这里是卡夫卡“唯一的希望”。然而，为时已晚，卡夫卡主意已定，一心要出院。4月19日，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户照射进来，朵拉帮他简单收拾了一下随身行李。他正好避开了韦尔弗对这间死亡病房的探视。他的病历上留下的最后一条记录是：“出院，转家庭护理。”事实却并非如此。霍夫曼博士的私人肺病疗养院位于基尔林村，靠近克洛斯特新堡，距离维也纳,15公里，如果没有建筑物正面大写的“疗养院”字样，很容易把它误认为一家不起眼的旅馆。它坐落在乡间公路旁，非常素朴，三层楼，屋后有阳台，屋前有小花园。总共只有12间房，其中几间可能还要让给访客住，病人的医疗护理由胡戈·霍夫曼医生、他的助手和一名护士负责。一台吸入器，一盏紫外线灯，这就是他们全部技术设备了；病史都用不着记录，因为病人不多，他们的资料医护人员都记在脑子里。这是一个家族产业，这里提供的医疗服务并不比哈耶克教授眼中的“家庭护理”好到哪里去。

不过，从卡夫卡的角度看，霍夫曼疗养院拥有可贵的优势，远远超过它在医疗条件方面的劣势：朵拉想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甚至连厨房都能给她用。病人的个人要求总能得到满足，找医生只需走几步路，即便在夜里也找得到医生；病人如果希望完全不受打扰，也没问题。卡夫卡住进三楼的一间单人房，素净的白色调布置，朝南的阳台，日光充足，视野开阔，可以眺望玫瑰园、小溪、远处山坡上的葡萄园和树林。禁闭了几个月，如今云开雾散，如释重负，在维也纳最后几天所受的惊吓也在芬芳馥郁、色彩缤纷的春景中渐渐消散。卡夫卡恨不得一直待在户外，甚至还往村镇那边散了一会儿步。有一天，朵拉突发奇想，租了一辆单马马车，让卡夫卡舒舒服服地坐在软座上，在基尔林周边兜了几个小时。离开普拉纳之后，卡夫卡还从未享受过这般乐趣。

问题是，从医学角度来看，这样的决定是否也最合理呢？在同样危急的情形下，家境殷实的奥地利人会怎么做？如果他们无法再坐车远行，会搬进维也纳市区一所私人疗养院，请顶级专科医生给他们治疗。这也是克洛普施托克强烈建议的做法：离开诊所，但不要离开哈耶克。

卡夫卡的亲友团再次出动，马克斯·布罗德写了几封介绍信，喉科专家库尔特·奇亚斯尼答应在紧急情况下为卡夫卡免费治疗；一位名叫格拉斯的医生，也是鲁道夫·施泰纳的追随者，专程为卡夫卡去了一趟基尔林。费利克斯·韦尔奇认识大学诊所的耳科医学讲师奥斯卡·贝克，最后，甚至连贝克的上司、“维也纳肺病科之王”海因里希·诺伊曼教授也被动员起来，而令卡夫卡大吃一惊的是，除了到基尔林的夜间出租车费，诊疗费诺伊曼教授分文未取。这些一流医生——霍夫曼疗养院可能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盛况——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如何治疗疼痛，因为疼痛在加剧，光靠薄荷脑已经不顶用了。卡夫卡因为喉咙剧痛，吃东西成了煎熬，现在连喝水也越来越费劲。完全没有食欲，每吃一口都要逼迫自己，这已经很糟了，可是如果他都咽不下朵拉做的那些松软可口的面条、甜米粥、鸡蛋，那他又如何达到稳定的身体状况呢？毕竟没有身体条件，他根本做不了那或许能救他一命的手术。疼痛一天天加剧，即便是风和日丽的春天也无法缓解他的痛。

诺伊曼教授和奇亚斯尼教授写的诊断书没有保存下来。但贝克博士在探望卡夫卡后，给费利克斯·韦尔奇详细阐明了他的看法。虽然所有亲友之间的通信都有策略性的考虑——连克洛普施托克也抱怨，关于卡夫卡的病情没有听到可靠、客观的信息——但贝克这封信却是唯一一份毫不掩饰描述卡夫卡病情的文件。除了马克斯·布罗德，韦尔奇应该没有给谁看过。他这么做也情有可原。

昨天，迪亚曼特小姐把我叫到基尔林。卡夫卡先生喉咙疼得厉害，尤其是咳嗽的时候。他在进食时，疼痛加剧，几乎无法下咽。我诊断出他喉部有溃疡性结核病变，侵及部分会厌。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动不了手术，我给病人的喉上神经注射了酒精。今天，迪亚曼特小姐又给我打来电话，说酒精注射只让他暂时好了一阵子，现在病人又跟之前一样疼痛难忍。我劝迪亚曼特小姐带卡夫卡博士去布拉格，因为诺伊曼教授估计他只能再活三个月了。迪亚曼特小姐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她觉得这样病人就会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了。最好您跟他的家属明明白白解释清楚他病情的危急。在心理上，我完全理解迪亚曼特小姐，她舍己为人，照顾病人，着实令人感动，她希望再召集一批专家到基尔林会诊。因此，我不得不跟她明说，卡夫卡博士的肺部和喉部已经到了任何专家都无能为力的地步，只能注射潘托邦或吗啡来缓解一下疼痛。

这一医学上的“终审判决”无疑是毁灭性的，给朵拉·迪亚曼特带来巨大压力。即将失去亲人的深重苦痛让她无法就此向命运缴械投降，但在基尔林，她没有一个可以开诚布公倾吐心事的对象。不可能直接跟卡夫卡说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活下来的生机了；她深信，这么做会彻底摧毁卡夫卡体内残存的自愈之力，宣判便等于执行。但现在情况更加复杂，是因为卡夫卡越来越倾向于委托朵拉去跟家人沟通。他从维也纳寄回布拉格的那几张明信片，朵拉会在下面加几句话，有时候只是一句问候，但是现在，比例颠倒了：朵拉给卡夫卡父母写信，如果下面还有空的地方，弗朗茨会加上几句话。此外，她还跟艾莉和奥特拉通信（卡夫卡并不知晓这些信件），她三天两头要接听布拉格打来的电话，有时候一天一个电话，打电话的都是她素未谋面的人，她很难判断他们在电话那头有何反应。但需要商量的，可不仅仅是医疗措施，资金问题也是压在朵拉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而这些问题也必须用点外交手腕才能处理好，毕竟如果真的“根本不必担忧”，那为什么要请那么多专家来基尔林，又为什么需要越来越多的麻醉剂，需要那么多收费高昂的夜间出诊呢？此外，还要考虑到朵拉自己的日常需求，她没有收入来源，完全靠卡夫卡一家支持。所有这些事情如何沟通协调，都是难题。他在布拉格的家人确实资金充裕，甚至还从“马德里舅舅”阿尔弗雷德·勒维的遗产中分得一小笔收入，但朵拉不可能向卡夫卡父母一一列举他们的实际支出。朵拉很希望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马上赶过来助她一臂之力，毕竟他有护理结核病患者的经验，但就这一愿望，朵拉也先是找了卡夫卡的妹妹说情。克洛普施托克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他也需要卡夫卡家人资助。但事情很快就安排好了。就在贝克医生透露噩耗之后没几天，克洛普施托克就赶到了基尔林，搬进疗养院的一个小房间，接手了一些日常医疗工作，令朵拉备感欣慰的是，他同时还接手了一部分与布拉格的通信和通话任务。

卡夫卡在一间安安静静、阳光充足的白色病房里度过了一段缄默时光，房间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在动，但奇怪的是，这段日子留下的记录却比卡夫卡同朵拉相处的前几个月还要多。原因——相当矛盾的是——跟医疗有关，医生嘱咐他：必须尽量少讲话，最多跟医生说几句，而且要低声耳语。这种“沉默疗法”旨在让水肿且老是发炎的喉部得到休息，是治疗肺结核的常见措施（虽然也没什么用），需要患者有极强的自控力。卡夫卡也做不到完全沉默，但他经常会把要说的和要问的话用些关键词和短句子写下来。克洛普施托克把这些纸条都保留下来了，后来布罗德还出版了其中一部分。这些文献令人动容：一方面，它们几乎未经过滤地再现了很多瞬间，其实就是对话的碎片，其中，卡夫卡掌控语言形式的意愿远不及在书信中那么强。另一方面，这些对话碎片还显示，卡夫卡对外面世界的兴趣虽在消退——疗养院外面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只是过去的参照——但他对周围环境的关注却以同等程度在增长。正如我们所料，他的许多便条都跟身体状况有关，关于饮食和药物。但是，他也会担心别人踩到地上的碎玻璃；尽管他跟疗养院里其他病人没什么接触，但他会担心来看望他的人打扰到隔壁阳台上的人休息。他很喜欢别人送来的鲜花，但他希望这些花用心摆放，让每一朵都光彩夺目，而且他要人好好养护这些花：“您有空吗？那就请您帮忙给芍药浇点水吧。”

当然，这些对话片段并没有描画出整个基尔林生活的真实情况，而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缩影。他与朵拉的关系几乎完全隐去：说给她一个人听的东西，卡夫卡不能写下来（至少不可能写在克洛普施托克收集的那些纸条上），不难想象，在最后几个星期，他对朵拉的依赖要比便条的零碎记录所透露的厉害得多。但是，现存唯一一张涉及两人共同生活问题的对话记录表明，卡夫卡非常清楚自己对她的要求。“你还能忍受几年？你忍受一切，对此我又能忍多久？”

5月3日，卡夫卡的妹妹艾莉拜访了马克斯·布罗德。贝克医生的信还没有寄到布拉格，但艾莉已经从朵拉那里得知了信里的内容。不可阻挡，布罗德在日记中写道。他得去基尔林。布罗德还从来没有为了见卡夫卡行过这么长的路，即使是在马特利亚里漫长的那几个月他也没有去，但如果这次再不去，他就拿走了好友最后的希望。布罗德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说自己应邀去维也纳做讲座，正好借此良机去看望一下卡夫卡。

他本以为会看到一个将死之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结果，卡夫卡见到他很开心，思维活跃专注，甚至看上去精神状态也不算太差，尽管发着烧，不能多说话。在布罗德看来，好友还这么有活力，怎么可能毫无救治希望呢，他难以相信。他几乎相信他们还会再见，开始谈论下一次相聚的时间，也许在这个夏天，他正打算去意大利旅行。他本想哄骗卡夫卡的，但现在他在哄骗自己了。在卡夫卡看来，来到他病榻前的不仅仅是他的一位多年挚友。布罗德还代表着另一个世界，一个他竭力想打开却已然关上门的世界。布罗德已婚，他是政治活动家、记者、作家，他能公开演讲，经常旅行，在工作上似乎无所不能。前一年，他开始创作一部新的历史小说，布罗德还能帮到人，他帮助过很多人，他人脉广。此外，布罗德还是《布拉格日报》的专职编辑。几个月来，他三天两头就写一篇文章，大多是关于他头一晚观看的戏剧演出或音乐会的报道。而此人这会儿正在基尔林的疗养院看望他。卡夫卡保持一点自制难道不也很正常吗？当他们最后一次道别，两人的思绪已朝着不同方向飞离；布罗德的内心刚刚升起一线希望，而卡夫卡却为自己展现的形象备感沮丧。他给心神不宁的好友写信说，自己“可悲地糟践了”这次重逢，让它从头到尾气氛“阴郁”，其实他完全可以表现得“像人”一点。

卡夫卡的最后几个星期无异于煎熬。并不是所有肺结核患者都会像文学作品常常描写的那样在亢奋中死去，他们的结局可能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这一点他在马特利亚里就了解到了，当时他目睹了隔壁患者的惨状，在那之后，他就央求年轻的克洛普施托克答应他，与其那样人为地延长煎熬时间，不如给他注射吗啡。

尽管每个医生都做出了大致相同且令人沮丧的诊断，克洛普施托克还是请了哈耶克教授来基尔林，四个星期不见卡夫卡，其身体组织破坏之快令哈耶克大为惊讶。他和贝克医生一样，想通过注射酒精来封闭喉上神经。结果，收效不大。卡夫卡现在经常要打这种针（他希望没旁人在场），非常难受，可不打又根本不行：喉部的轻微活动都会引发刀割般的疼痛，咳嗽更是煎熬。就连喝水也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他经常感到口渴，做梦梦到各种各样的饮料，他喜欢看着别人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光一杯水。他每天逼着自己喝一小杯葡萄酒，有时候喝一点点啤酒，水在喝之前还得先加热。“你也尝过今年新酿的葡萄酒吗？”他问父亲，“我真想什么时候跟你一起大口大口地喝上几杯，虽然我酒量不大，但论口渴我可是不甘人后的。这样我就释放了我的酒客之心。”这些玩笑话刚说完一两天，卡夫卡从克洛普施托克那里得知，他现在必须靠他人喂食才可能活下去了。“这一措施令他绝望，”克洛普施托克在信里写道，“我甚至都没法跟他说，精神上他很难接受。”

他的脑力工作能力也是如此。卡夫卡早已接受他的储备正在消减的事实。疾病、虚弱、强忍疼痛、在恐惧与希望之间的挣扎，这一切令他疲惫不堪。“紧闭是我眼睛的自然状态，”他在给布罗德的信中写道，布罗德刚给他寄来几本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书，“但是跟书和报刊游戏令我快乐。”他很感激朵拉和克洛普施托克接手了他的大部分日常通信；但是，药物对心理的副作用却让他不安。他指出：“即便我真能从这种种举措中恢复一点点，我也肯定不会从麻醉剂中恢复过来。”他尤其厌恶酒精注射，注射的间隔时间还越来越短，没完没了，会使他的思维变得模糊，影响他的表达力：人们可以尊重一个疲惫不堪的人，甚至也可以尊重一个被医生判定缄默的人，却不能尊重一个被注射了酒精的人。卡夫卡偶尔甚至会想，他宁愿承受疼痛，也不愿失去控制乃至自尊。

他焦急地等待着《饥饿艺术家》小说集的校样：毫无疑问，只要卡夫卡的意识还清醒，他便像以前那样一丝不苟，独自完成校对、修订工作。布罗德以卡夫卡病情危急为由，敦促出版商尽快排版，但“铁匠铺”仍在等待《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他们得知这是第四个中篇小说。终于，在5月中旬，卡夫卡收到一校样。此时，他的体力早已大不如前，白天也经常昏睡。“现在我想读一读，”他说，“也许它会惹我过于激动，因为我必须重新体验它。”卡夫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自己的文本产生类似恐惧的感觉，特别是其中的标题小说《饥饿艺术家》。小说讲的是一个不想再吃东西的人，但它却是由一个不能再吃东西的人所写。卡夫卡在作品里经常使用食物和绝食的隐喻，所以这种残酷的悖论更令他难以承受，他在读校样的时候难掩泪水，就连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卡夫卡费尽心血的克洛普施托克也觉得当时的情景“非常恐怖”。即便如此，卡夫卡仍坚持通读了5月下旬送达的终校样，去世前一天他还在校对。

他似乎拒绝在精神层面“打折扣”，即使面对将至的死亡，他也竭力保持认知力的高度，抱持一种在智识上不失体面的态度。谈话记录清楚地显示，他对那些毫无事实依据的安抚和鼓励并不买账：“我们总是这么谈我的喉咙，”他写道，“就好像它只会好转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还有一回，他说：“如果说我现在摄入的食物量不足以让我的身体从内部复原，这是真的话——很可能是真的，那么确实毫无指望了，除非发生奇迹。”有次，克洛普施托克弄断了一片压舌板，卡夫卡说：“倘若我能活下去，您还会在我身上弄断十片的。”当然，克洛普施托克向他保证，他一定会活下去的，卡夫卡回答：“这话我想听，虽然我并不相信。”

卡夫卡渴望得到安慰，任何人面对这种情境都会如此；到5月中旬，他的求生意志仍未崩溃，哪怕一丝真正有希望的迹象都令他激动不已，甚至会一时忘记自己的病情。他说：“在我吃东西的时候，开始感觉到喉咙里有什么掉落下去了，这让我感到无比自由，我立刻想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奇迹，但这感觉马上又不见了。”奇亚斯尼教授每个星期来基尔林一次，有一回他竟发现卡夫卡的喉咙比上次好了一些，很是惊讶。朵拉走进来的时候，卡夫卡泪流满面，他一次又一次拥抱她，说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生命和健康。“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手术？”一张便条如此写道，也说明，5月的时候，卡夫卡仍相信手术可以缓解病情。

这只是些偶尔闪现的乐观瞬间。大部分时间，他认识到未来（他在最后的声明中没有提及未来）的前景正在关闭，无法阻挡。大部分时间，他感到恐惧：不是对生命终结的恐惧，不是对进入未知幽暗的恐惧，而是对充满痛苦的死亡过程的恐惧。痛苦的死亡在逼近他，卡夫卡心里清楚，虽然跟他交谈的每个人都刻意回避这个话题。但是，诊断结果确凿无疑，卡夫卡在维也纳医院观察到的情况也同样无可置疑。喉部水肿，尤其是声门部位水肿意味着窒息而死。如果他不愿再次接受哈耶克教授的治疗——即不可避免的气管切开术，他会在基尔林窒息而死。

1924年6月2日，星期一，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卡夫卡躺在阳台上，审读他最后一本书的校样。过了会儿，克洛普施托克从维也纳回来，买了些东西：草莓，樱桃。卡夫卡闻着这些水果的清香，一遍又一遍，然后才慢慢吃起来。随后，他开始给父母写信。信越写越长，他太累了，无法写完。“我从他手里接过信来，”朵拉在同一页信纸上补充道，“他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剩几句话了，但按他的要求似乎非常重要：”然而，在冒号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也许，他睡着了。

第二天，也就是6月3日，那天的事，只留下间接的信息：克洛普施托克传达了一些信息，布罗德写进了他的卡夫卡回忆录，还有一位护士的口述报告，由威利·哈斯记录下来。这些回忆不乏相互矛盾之处，但也相互补充。

凌晨4点，朵拉匆匆跑到克洛普施托克的房间，叫醒他：卡夫卡呼吸困难。克洛普施托克穿上衣服，看了一下他的朋友，赶紧通知了当晚在疗养院值班的医生。医生给卡夫卡注射樟脑，刺激呼吸中枢，并在他喉咙上敷了冰袋。但都无济于事。卡夫卡呼吸急促，疼痛不堪。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

上午，某个时刻，卡夫卡粗鲁地示意护士离开房间。接着，他要求克洛普施托克注射致命剂量的吗啡。“四年来，这是您一直许诺我的。”几个星期以来，克洛普施托克一直害怕这个职责，他表示反对。此刻的卡夫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别人的决定，他突然凶起来，指责克洛普施托克如果拒不履行这最后的职责，那他就是杀人犯。“您在折磨我，一直都在折磨我。我不会再跟您说话。我会自己去死。”克洛普施托克给卡夫卡注射了潘托邦，一种鸦片剂，麻痹作用几乎不亚于吗啡。卡夫卡还是不信他——“别骗我，您给我的是专用药！”但当他感到疼痛减轻，就要求再注射一点。克洛普施托克又注射了些，具体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他们找了个借口把朵拉支到镇上去了，这样她就不必目睹这场挣扎了，这是卡夫卡和克洛普施托克约好的。但在卡夫卡弥留之际，他又想她了，于是派了一个女仆把朵拉接了回来。她跑来了，气喘吁吁，坐在卡夫卡床边，跟他说话，把几朵鲜花捧到他面前，让他闻闻。卡夫卡，看似已经失去意识，那一刻竟最后一次抬起了头。卡夫卡去世时40岁零11个月。在犹太社区的死亡登记簿上，死亡原因写的是“心脏骤停”（herzlhmung）。舅舅西格弗里德·勒维和父亲卡尔·赫尔曼赶到基尔林，办了相关手续。两天后，卡夫卡的遗体被装入金属焊接的棺材，运往布拉格；火车上，跟克洛普施托克、勒维、赫尔曼同坐一节车厢的，还有朵拉·迪亚曼特，这将是她第一次踏上卡夫卡的故乡。卡夫卡的父母和几个妹妹给予了她应有的接待。“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能明白什么叫作爱。”卡夫卡去世那天，克洛普施托克在给艾莉的信中这样写道。

随后几天，布拉格发了几篇讣告，都是卡夫卡生前好友写的：马克斯·布罗德发在《布拉格日报》上，鲁道夫·福克斯发在《布拉格晚报》，奥斯卡·鲍姆发在《布拉格报》，费利克斯·韦尔奇发在《自卫》，米伦娜·杰森斯卡发在《人民报》。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为表达失去好友之痛，他们搜寻各种溢美之词，以高扬的声调，在称颂逝者的惯例里自我救赎。

卡夫卡被安葬在布拉格郊外斯特拉什尼采的新犹太公墓，离老城区几公里远。犹太葬礼仪式于6月11日举行，在下午4点左右，天气闷热。参加葬礼的人不足100人，布拉格的政治、文化机构没有派代表来，无论是德裔的还是捷克裔的。

八天后，也就是6月19日，布拉格德意志室内剧院举行卡夫卡追思会，由马克斯·布罗德和布拉格德意志剧院戏剧总监汉斯·德密茨发起。剧院里座无虚席。布罗德和28岁的作家兼记者约翰内斯·乌尔齐迪尔先后发言。接着，一位演员朗诵了卡夫卡的作品，包括《一个梦》《法的门前》和《一道圣旨》。

乌尔齐迪尔讲的话流传下来，因为他在会后不久公开发表了悼词。他见过卡夫卡几次，并在较大文学圈聚会的咖啡馆观察过他。他的悼词没有透露一点亲密的私人关系，倒是出现了诸如“内心真实的狂热追求者”“高尚而单纯的作家”“奇异的天才”之类的套话。不过，悼词里有一句话值得注意，乌尔齐迪尔可能是卡夫卡身后第一个提醒大家注意这一关键问题的人：“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例子证明生活与艺术可以完全重合的话，那就是弗朗茨·卡夫卡。”

后来，乌尔齐迪尔在回忆布拉格德语文学界时又回到这一问题，即“完全重合”之谜。他写道，卡夫卡的文字格外“深”，这是卡夫卡所有朋友的一致看法，无论他们的判断是基于文学，如马克斯·布罗德、奥斯卡·鲍姆；还是基于哲学，如费利克斯·韦尔奇；抑或是基于宗教史，如胡戈·贝格曼。但他们都在徒劳地寻找最后一道门的钥匙。“他们顶多知道如何解释卡夫卡可能要表达的意思，读者可能认同他们的解释，也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见解。然而，这是如何发生的——卡夫卡如何说出他所说的话；他如何以他的方式说出他的话；我们如何做到从未与他所说的或他本人发生直接冲突；这些，他们中间没人能解释明白。” 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