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世界仍然需要康德？

今年4月23日是康德300周年诞辰纪念日。德国举办多场纪念活动，波恩的联邦艺术大厅在举办一场名为“未解决的问题”的康德展览，国际康德大会将于秋天在波恩举办。

4月22日，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举行了纪念康德300周年诞辰典礼，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了康德《永久和平论》在当前的重要性，“康德绝不是一个天真的和平传教士。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动乱和军事冲突的时代。他对人性的邪恶不抱任何幻想，更不用说像他所写的那样，各国领袖对战争永不厌倦”。他还说，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找不到解决21世纪军事冲突的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但康德有一些非常聪明和深思熟虑的建议，康德生前关于和平的大部分设想，已经在德国、在欧盟框架内，部分也在全球层面上成为现实。他还提到康德在1784年提出的启蒙运动的座右铭，“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歌德学院网站上有一篇关于康德的九大趣闻，包括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他说这是因为全世界都来到柯尼斯堡，而他无须离家就可以周游世界；他喜欢参加地方精英圈子的社交活动，凭借他的智力和风趣广受钦佩。虽然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七，但是他很强调衣着，在这方面他遵从大自然的引导，“黄色背心跟棕色的长礼服很搭，报春花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还靠玩桌球挣钱，因为技艺太高超，对手都不愿跟他比了，他就转而去打牌了。1903年，梁启超写了《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说康德的“政论则与卢梭出入，而为世界保障自由；其文学则与基特（歌德）调和，而为日耳曼大辉名誉。康德者，非德国人，而世界之人也；非十八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也”。

美国哲学家艾伦·伍德说：“康德是所有近代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实际上18世纪末以来的每一种哲学运动都是对康德的批判哲学、他的先验论转向、他的哥白尼革命的解释，或者是其变体……康德是现代性哲学家，就像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古代的哲学家。（康德阐述的）启蒙的价值、批判、自律依然是人类赖以为生的观念。”

康德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哲学家，综合了他之前的经验论和理性论，创建了一个广博而又深刻的哲学体系。英国哲学家格雷林说，西方哲学史中最伟大的三个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他们都创造出了新的概念与词汇，改变并丰富了人类思考的方式。

英国哲学家安德鲁·鲍伊在《德国哲学引论：从康德到哈贝马斯》一书中说：“康德的思想很难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使用的语言，他使用的术语源自他同时代的哲学文本，那些文本要么很晦涩，要么已经乏人问津。他写作的时代，还没有多少德语的哲学著作，大部分都是用拉丁语写的。比如康德说他的作品是先验哲学，让人以为他关心的是某种超出日常世界的不可理解的事物，其实他说的先验并没有超越的意思，指的是可能性的条件，比如性行为对怀孕来说就是先验的。”格雷林指出，康德所使用的“形而上学”一词指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而在他那个时代，“哲学”主要指我们现在的“科学”。伍德说，“批判”源自希腊语中的“判断”。

康德57岁时才出版《纯粹理性批判》，“虽然这本书是十二年思考的结果，它其实是急就章，花了四到五个月就完成了”；1788年出版《实践理性批判》，1790年出版《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系统地研究了形而上学以及知识论，《实践理性批判》关心的是伦理学问题，而《判断力批判》则主要关心美学问题。

德国学者弗雷德曼·盖尔在《康德世界》一书中说，《纯粹理性批判》是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在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哲学观念方面是绝对革命性的。自主的认识主体在近代哲学的中心粉墨登场，对象作为感觉的客体取决于我们的直观能力的性质，理智是自然规律的源泉，理智的法则不是理智从大自然获得的，而是理智给大自然规定的。康德的革命是反对哥白尼的，它纠正了哥白尼因分离人类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而产生的弊端，人似乎变得无关紧要，康德重新将人置于中心的地位，因为创造性地认识世界的是人自己。人赢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主权。人不让自然牵着走，而是将一切现象纳入自己的法则来理解。创造性主体通过自己的创造力照亮了人在其中面临迷失方向危险的形而上学的黑暗。

艾伦·伍德认为，康德“哥白尼革命”的含义是，就像哥白尼改变了我们对天空的概念，人类作为观测者是在运动的，而不是处于宇宙固定的中心，类似地，按照康德的看法，世界是相对于我们的认知活动的。认识不是去精确地反映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现实，自然的秩序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样我们认识的就只是事物的表象，而非它们自身。康德称这种理论为先验唯心主义，有些人认为这种狂野的形而上学理论跟常识矛盾，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激进的怀疑论，让我们跟真正的现实隔绝了。康德会回答说，它只是承认了人类的有限性，表达了认识论上的谦卑，但也负起了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动责任。

康德的伦理学始于自由的概念。根据他著名的格言——“理应即能够”，正确的行为必须总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我必须总是可以自由地去践行，道德实践将自由的理念强加于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可以给欲望立法，以禁止或允许它们。康德说人是目的，不可以被当作手段，所以他称得上是现代人权理论的最伟大先驱。

波恩的展览围绕康德的四个著名问题而加以设置，这四个问题依次是：我能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我能期待什么？人是什么？对“我能期待什么”的解释是，康德认为，关于自由、上帝、灵魂是否存在，我们无法获得确定的回答，但人类有权希望不朽的灵魂的存在。艺术欣赏或创造活动也表现了人的自由，美好的未来是可以想象的。

关于“人是什么”，康德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说“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他在《实用人类学》中探讨了人类该如何把自己培养成为自由的行动者。“在21世纪，康德的哲学著作和启蒙年代都需要一个差异化的视角。它们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模棱两可的遗产，没有逃脱殖民主义、反犹主义和性别主义的纠缠。这需要去质疑、放在历史的背景之下。展览中以耶拿大学的’如何应对……’这一研究项目做了批判的干预。”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马库斯·威拉谢克说，“康德并没有将人的尊严和权利与人类物种的成员资格联系起来，而是与理性和意志自由联系起来。当论及小孩、精神病患者和痴呆症患者时，这就是一个问题（他们的理性有欠缺）。” 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