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之焚

不管是明代清代，禁书都呈现一种格外复杂错综的形态。若说它是自上而下的，可常也表现为自下而上。如对中晚明文学家、思想家李贽的著作，就有些说不清楚。

李贽中年辞官，不回家乡，专注于读书、思考和写作，敢于触及灵魂，著作宏富且畅销。万历三十年（1602）闰二月乙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激切上奏，弹劾刚到北京通州的李贽，其中写道：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归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

李贽曾长期居于湖北麻城的僻远山寺，而被当地一批士绅视为洪水猛兽，也为官府所不容，下令驱逐。其时他已然衰迈，闻讯仓惶走避，狼狈万状，其追随者马经伦将之迎至通州家中。孰知也无法安定下来，又被举报。且不要以为张问达是什么恶棍，恰恰相反，这位仁兄乃著名的东林党人，素负清名，史称“持论平允，不激不随”。他将李贽论为异端，万历帝即加批谕：“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湖北官府给李贽定了两项罪名，异端和淫纵，问达疏中也以大量文字渲染其“宣淫”，朱批强调的只在“异端”，即“敢倡乱道”。

李贽被锦衣卫抓捕后，另一位东林党人冯琦建议从严治罪并予以思想清算，而东林领袖顾宪成定的调子则是“是人之非，非人之是”，令天下“学术涂炭”。朱国祯《涌幢小品·李卓吾》认为“李氏诸书，有主意人看他，尽足相发，开心胸”，复又感慨：“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这位明朝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且做过约一个月首辅的史学家也被看作东林党人，他对李贽的评价稍觉客观些，却也无法预测150年后，自己的书将与李氏诸书同时被禁。

清初三大儒对于李贽同样贬斥有加：黄宗羲《明儒学案》完全无视李贽的存在，只字不提；顾炎武则在《日知录》卷十八引录张问达之劾章，称“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二，有“近世李贽之流导天下以灭绝彝性，遂使日月失其贞胜，宁不痛与！”。他们的态度自也会影响到清儒的认知，莫说赞扬，持平之论亦甚少。

乾隆帝传谕查禁违碍书籍，在京的馆臣、外省的书局自也不敢不睁大眼睛。最早被盯上的为明朝主要是晚明史书，很多人上了黑名单，如杨鹤、张铨、黄绍杰、吴焕、周梦尹等人的奏议，焦竑、陈继儒、周之夔、张煌言等人的集子，都被找出问题，从重从严，颇有夸大和牵强之处。就连乾隆也觉得过了，曾就刘宗周、黄道周、熊廷弼、王允成、叶向高等文集，传谕加以甄别：

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场，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剀切，乃为朝议所挠，至使身陷大辟。尝阅其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为边塞”二语，亲为批识云：“观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可见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台奏稿》，弹劾权奸，指陈利弊，亦为无惭骨鲠。又如叶向高为当时正人，颇负重望，及再入内阁，值逆阉弄权，调停委曲，虽不能免责贤之备，然观其《纶扉奏草》，请补阁臣疏至七十七上，几于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答，则其朝纲丛脞，更可不问而知也。以上诸人所言，若当时能采而用之，败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镜，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近复阅江苏所进应毁书籍内，有朱东观编辑《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渐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为殷鉴。虽诸疏中多有乖触字句，彼皆忠于所事，实不足罪，惟当酌改数字，存其原书，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俾我子孙永念祖宗缔造之艰难，益思兢兢业业，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岂不更大，又何必亟毁其书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三五二，谕明人刘宗周等书集只须删改无庸销毁）

正因为弘历持这种态度，刘宗周、黄道周等人的著作才未遭禁毁。李贽的情况有些近似，最早提议设禁的为安徽巡抚裴宗锡，于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三十日奏称：“又《千百年眼》《李氏藏书》《李氏焚书》三种，虽非野史，亦无悖逆诋毁之处，但立论诞妄，毁谤圣贤，甚有关于世道人心，应请一并销毁，以免疑惑后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七一）不知何故，这份奏折未见回应，待次年二月河南巡抚徐绩再次提及，方引起皇上的注意，命舒赫德在缴到时“随报进呈”。当月二十九日河南拟禁书籍解到，老舒立马拣出该书，驰送往山东巡幸途中的皇上，朱批：“书留览。”未能见到后面的批谕，推想皇上阅读后会有些拿不定主意，毕竟书中一些篇章写得太好了，弘历精鉴赏，亦一向喜欢有哲思的美文，能不喜欢？

之后又有多省将李贽著作列入禁毁书单，弘历曾再次将《焚书》“朱笔点出”，命进呈御览，也再一次未见批谕。我们能看到的，是李贽的《九正易因》《初潭集》《读升庵集》等七部著作被列入四库存目，馆臣为之撰写了提要，贬抑较多，如论《藏书》，先引录李氏自序，接下来便予以批判：

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〇）

查阅七则提要，大体为此一路数，应属总纂官最后改定的结果。而其间亦有差别，如论《九正易因》，称“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惟此书尚不敢诋訾孔子，较他书为谨守绳墨云”，不无肯定；而论《读升庵集》，则曰“贽为狂纵之禅徒，慎则博洽之文士，道不相同，亦未必为之编辑。序文浅陋，尤不类贽笔，殆万历间贽名正盛之时，坊人假以射利者耳”，亦形贬而实褒。这些文字当出自纪昀之手，颇能见出其复杂心绪。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