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文字危机

1903年阴历二月，王照在北京裱褙胡同租了一间房，办“官话字母义塾”，让他的门人王璞做教员。王照取汉字偏旁为字母，确定12个“喉音”，也就是韵母，50个“字母”，也就是声母。对比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王照方案的声母更多，这是因为他要贯彻“双拼制”，不要三拼，王照把“衣乌鱼”三个介母和声母结合在一起，这样韵母中就没有“衣乌鱼”开头的复合韵母，声母中就多了带有“衣乌鱼”的复合声母了。比如土字旁，在王照方案中代表声母tu，它跟形为“秃宝盖”的an相拼，就是“团”。从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的四五年间，中国至少出现了七种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也是一种拼音方案。我们把周有光先生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其实，汉语拼音的“爷爷”非常多。王照坚持“双拼”，他的理由是，双拼学起来更简单。

两年前，我儿子开始学汉语拼音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本书叫《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想搞清楚汉语拼音到底是怎么来的。《编年史》一书认定，1892年，福建的卢戆章设计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是清末的第一套拼音方案。卢戆章说，“用切音字能使国人读书无一不精”，放眼全世界，除“中国十八省及无字之生番而外，自余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莫不以切音为字。切音字为普天下万国之公理也”。卢戆章的意思是拼音文字是普世价值，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梵文暹罗文都是拼音，只有汉字还是象形文字，太落后了。也是在1892年，有个叫埃德温·麦克法兰的人，发明了第一台暹罗文打字机，泰国的语言能用打字机来处理了。暹罗文有44个辅音字母、32个元音字母，比英文字母多。当时的雷明顿打字机是单键盘结构，大小写可以切换。还有一种史密斯打字机，双键盘结构，有84个按键。麦克法兰的暹罗文打字机采用了双键盘结构。汉字的落后又被打字机给验证了，拼音文字能用打字机来处理，用打字机处理不了中文。这并不是遥远的大清国的事。我自己就经历过这种“落后”。199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校报。学校里有一间小印刷厂，我画好版式，拿着稿子，到印厂的检字车间，工厂的女工开始检字拼版，把一个个字模挑拣出来，装到一块模版上，拼好版开始印刷。这样干了大半年，学校里有了激光照排系统，我也跳槽到了杂志社。到杂志社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学习输入法，当时流行的输入法有全拼、双拼、五笔字型等，杂志社领导让我们学一种叫“下里巴人”的输入法，好处是可以直接输入一个句子，句子以拼音形式呈现在屏幕上，按回车键，句子转化为汉字，其中有些字或词肯定是同音而不同义的，需要再改写一下。杂志社领导说，“下里巴人”会让我们写作的速度更快。现在的孩子不会再被各种输入法困扰了，虽然我们还是“输入”，而不是所打即所得，但那个挑选的过程可以忽略不计，比如我们打“lian”，可能是“联”可能是“脸”也可能是“李安”，你要确认你要输入的字。我们不是在打字，而是“输入”，不管怎样说，电脑让我们的汉字处理现代化了。

很难想象，100年前，鲁迅、钱玄同、林语堂、周有光这些知识分子都提出要废除汉字，他们说，汉字不符合世界潮流了。中国要想进步，就要废弃汉字，中文是指向过去的，越学中文，越要向古代学，而拉丁字母是指向未来的。有一位英国记者在民国初年就断言，汉字只能用笔写，不能用打字机，这会影响中国的商业，交流没有效率，商业就不会发达，交通也不会发达。历史学家李思纯说，汉字其他缺点且不必说，单不能造打字机这一条，就是废除汉字的理由。1913年，《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驳斥汉字废除论，文章中说，打字机的长处，不能让我们放弃中国传承四千年的经典、文学和历史，打字机是适合于英语的发明，而不是说英文适合于打字机。国语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和灵魂，我们要保护。这一年3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开会讨论确定语音，凡审定的汉字都要用“记音字母”确定下来，方案有三，一是偏旁法，仿照日本的假名形式，用音近的汉字取其偏旁作字母的标记，二是符号派，自创一套符号，三是拉丁字母派，用拉丁字母为注音字母。最终是与中国文字有亲缘关系的符号被确定。但新中国成立之后，汉语拼音方案还是用了拉丁字母。小孩子学汉语拼音，背后有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用一个隐藏的媒介在处理汉字，那就是给汉字注音的拉丁字母。打字机和英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从《中文打字机》一书中找到一段很重要的论述。1912年，雷明顿打字机把史密斯打字机收购了，可切换单键盘的打字机成为主流，双键盘没了，从商业上看，这是一套标准的建立，单键盘的制造成本更低，便携，暹罗文76个字母，也得按照可切换单键盘来重新设计打字机。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设计问题，往深了说，这是一个与现代的兼容性问题，世界上的各种字母文字和表音文字按照其与现代的兼容性有了一个高低排序，英文是理所当然的“现代”标准，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字母表和英文高度重合，打字机的键盘布局略作调整就可以了。俄语对打字机的调整就复杂一点儿，需要把键盘改成包含33个字母的西里尔字母键盘。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比较麻烦，这两种语言从右向左写，跟英语是反着的，阿拉伯文打字机是1899年设计出来的，阿拉伯语有29个字母，但有不同的字形和连接方式，设计者改变了书写方式，将字形总数量由638个减少到58个。不管各种语言的打字机如何设计和改进，他们都有一个信条，那就是不能从底层质疑单键盘打字机。你再怎么设计，也不能改变打字机工厂的金属构件的压铸，要进行“改动最小化”，也就是说，语言在工厂中，工厂制造打字机，世界上的语言得适应工厂。这就是现代标准。中文打字机经过多年摸索，依然是“挑拣字模”来替代“输入”，这套处理逻辑跟我在二外校办印刷厂里干的活儿是一样的。

有了电脑，有了中文输入法，困扰多年的中文现代化的问题好像不存在了。但是，是赶巧了有人发明了打字机，打字机正好适合于英语，还是说，英语环境下才能发明打字机，并且还有可能发明更多的东西，比如电脑和互联网，这是个更大的问题。我没能力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没有能力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学过一点儿LATEX排版，总要输入\documentclass\setcounter以及subsubsection和minitoc这些词，这些词可是英语。程序员所使用的英语跟语言啊文学中的英语不是一回事，但又一次让他们赶巧了，电脑是适合于英语的发明。人工智能是不是呢？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让儿子学好中文，也学好英语。

于是，我又做了点儿功课，原来，“字母”这个词在汉语中出现就是为了描述梵语的书写体系。玄奘的徒弟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感叹梵语语音系统的完备，希望中国人都学梵语，“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秒音，普流震旦”，“震旦”就是梵语中对中国的称呼，现在已经融入汉语了。原来，佛经就是我们最早的“翻译体”，它跟我们的古文很不一样，很少用“之乎者也而”，读一段就能体会出那种异质感——“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原来，我们的对对子就是最好的词性训练，后来我们不通过对联学词性了，我们有了形容词、副词这些概念，有偏正词组、定中词组、状中词组等诸多划分。原来，中小学课本里有那么多唐诗，是因为意象这东西跟别国文学是相通的，而汉赋、骈体文、奏章应用文只需稍稍了解一下就好了。清末古文大家吴汝纶在保定主持莲花学院，他鼓励学生学英文，看那些新学的报刊，看那些传教士的书，他的儿子吴闿生到日本留学，吴汝纶给儿子写信，说“你在日本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去吃，就是牛肉”。当时日本接受西洋文明开化，开始拼命吃牛肉。在吴氏父子看来，英语和牛肉都是好东西。

现在还要不要学英语呢？技术能解决语言问题，人工智能可以实时翻译，打开一个英文网页，就能让它自动变成中文。但对学生来说，我总引用贡布里希的一段话来解释学外语的重要性。1981年5月，贡布里希在一次讲座中说：“学习多种语言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能用于阅读原文材料。如果你从没费神学过一种外语，你就不太可能知道你的母语是怎么工作的。单语文盲（monoglot illiteracy）是用来形容只懂一种语言的人的一个确切的词。对自然科学家来说，这只是一个不利因素，而在人文科学界，单语文盲简直没有地位。因为学习一种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范例，表明你正在努力理解一篇（外语）文章、一首诗、一部音乐或一份宗教仪式书中的内容。它能打消我们的天真想法，认为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等级和范畴来划分，而我们只要给这些等级加上一个名称，一个如果我们不认识可以到字典里去查的名称。”任何学习过第二语言的人都会发现：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单词和短语之间从来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即使是最平庸的表达方式也有略微不同的含义。在语言间切换，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正在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每种语言似乎都迫使我们以某种方式说话，并从特定角度看待事物。“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上的。

然而，学外语好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在这篇演讲的开头，贡布里希是这样说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手中的日程表上的文字是经过希腊人、罗马人和卡洛林时代的书籍抄写员改造过的腓尼基语，卡洛林时代抄写员使用的字体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度盛行；日程表上的数字是由古印度经过阿拉伯人传到我们这儿的。印日程表所用的纸是中国人发明的。表上的星期五Friday一词来源于日耳曼神话的女神弗雷格（Frigg），弗雷格在日耳曼神话中代表了古代女神维纳斯。”贡布里希说，“我这番话的意思只不过是提醒大家，我们继承了许多不同的文明。我想说，在语言学习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共享一些文明的成果吗？不是人为去区隔。我们现在看到太多的区隔了”。 外语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