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胤谈“国文的创生”

陆胤：是的，“国文”这个词在中国古代的书中很少出现，它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国语”倒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一个词，一般是少数民族政权，比如说蒙古人在元朝或者是满人在清朝称呼自己的语言，清朝管满洲语叫国语，满洲文字叫国书，但它不叫国文。在日本也是类似情况，也是称呼自己国家的语言或者文字，日本的假名叫国文，它是跟汉文相对立的概念。但“国文”这个词，清末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它就指代汉文了，这是一个变化。日本曾经有过“言文一致”运动，说的话跟写的字要一致，因为它古代是用汉字书写，而且上流社会很多时候是用汉文或者是接近汉文的文体。

三联生活周刊：甲午海战之后，清末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打不过日本？开始分析中国的问题，其中一条是认为中国文字太难了，识字率不高，影响了我们学习科学技术。我们老是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这个说法正确吗？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怎么衡量一个语言的难易？

陆胤：语言的难易一般有几个标准，从词汇上来讲，其实现代汉语的词汇相对于古代汉语来讲，不是太丰富。古代汉语是书面语言，书面语言能调动的词汇非常多，现代汉语是一种基于口头语言的书面语，所以它的词汇量相对并不是那么丰富。欧洲语言很多是所谓的屈折语，就像德语或者说俄语，它有很多屈折变化，就是时态、性、格这些变化，它的语法很难。汉语叫孤立语，孤立语什么意思？它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它不会随着时态随着性来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汉语从语法上讲反而可能是最简单的语言。语言和文字不是一回事，如果加上文字的话，对外国人来讲，特别是对不是汉字圈的外国人来讲，汉语确实有很大的难度，晚清那些人他们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都是汉字。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全世界只有中文还是这种象形文字，其他国家已经都是拼音文字了，所以我们的汉文是一种野蛮落后的象征。这是一种很激进的看法吗？

陆胤：当时有一个口号叫“汉字不废，中国必亡”。汉字跟中国兴亡捆绑在一起了。文字问题背后是这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如何来建构，很多人不识字，没办法接受教育，就不可能参与政治，那就难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它有这样一个思考链条在里面。

当时很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把汉字当成一个工具而不是目的。像《马氏文通》，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系统的语法书，最初的目的是要让小孩子迅速掌握语言的工具。语言文字还原成符号的话，确实是工具，是知识的载体。但是语言文字在自己发展过程当中，会形成一套内部的规则，这套规则会形成对表达的约束，甚至会让人沉醉在其中，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风俗。比如我们读《左传》，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载，当时的外交官叫行人，他去诸侯国出使的时候，外交官之间不是讲外交语言，他们赋诗，从《诗经》当中截取一章来表达他要说的外交主张，或者说他的政治观点。我们现在看，有点儿不可思议，哪有在外交场合唱诗的是吧？但在古人看来这很好理解，当时这些诸侯国，和我们的文化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以这些经典为基础的礼乐文化。如果我说一个《诗经》的句子，表达我的意思，你听不懂，你就在文化共同体之外，你这个国家就变成夷狄了，它有这样一个逻辑在里面，语言文字包括文学它会形成一个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背后是有认同在里面的。其实中国古代的诗歌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去看古诗为什么那么多典故，只有那些读书人才能看懂？其实就是形成一个认同的共同体，它排斥了一些人，凝聚另外一些人，它主要就是这样一个功能。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说甲午战败之后，清廷意识到要进行一次更彻底的教改。这个理解对不对？

陆胤：可以这样说。原来的船政学堂或者矿务学堂，是作为一种旧制度的补充，叫中体西用，科举那一套，围绕科举的官学私学这一套教育体制，是一条正道。科举这条路确实太难了，它并不是一个普及性的教育，它是中国传统选拔最优秀的人才的思路，鸡窝里能飞出金凤凰，但是那些没有变成凤凰的鸡我们是不管的，这是传统的教育的想法。但是现代教育的想法是所有人都要接受教育，清末中国的很多有识之士也认为义务教育是强国的基础，国家的凝聚力还有战争的动员能力，都跟义务教育有关。张之洞有一个在晚清很重要的书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里说，要读有实事的书，“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不要写那些小情小调的东西。古代人的知识是有等级的，古人讲经史子集，经是最高的，诗文集是最下面的。宋代那些理学家，“二程”、朱熹，在观念上都很蔑视辞章之事，很蔑视那些写诗文的人。张之洞说，“不惟不屑，亦不暇矣”，以前是不屑，看不起，现在更没工夫来做这些，应该掌握文字去学那些更重要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国文这个概念又是怎么慢慢确立的？

陆胤：我们现在认为，文言文跟白话文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文体，但在清末甚至五四运动之前，文言和白话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两极之间它是有很多中间地带的。当时还没有普通话这个东西，大家都是说方言的，对于南方的孩子来讲，他学所谓的以官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可能比学文言文要更难。

文言是书同文，秦汉以来大家都通行了这一套，我们很早就有了统一的文，国文其实它还是保留中国的传统，还是要以文为中心的。国语是后来出现的一个理念，到了近代大家想要统一语言的时候就发现，大家说的语言居然都不一样。比如梁启超去见光绪皇帝的时候，光绪皇帝听不懂梁启超的广东口音，语和文的问题真是当时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大家会更倾向于采用一套比较通行的比较简单的文言，文言文的困难是在知识性，典故和格式，你把这些知识性的内容去除以后，剩下的东西就是晚清教科书的语言，就是所谓的浅近文言，它不再承载那些古代的典故格套，或者那些诗文的意象，它就是很透明的语言，另外一方面它仍然是文言，因为它还是之乎者也。

古代的地方官有一项工作是“教士化民”。教士和化民是两件事儿，教士就是教读书人，教那些要应举的人，化民是教化一般的老百姓。化民不一定是通过学校来完成的，像清代宣讲圣谕，是向大众进行一些宣传教育。国家没有能力去保证每个人都接受基础教育，这是一个近代的意识，西方也是如此。到19世纪以后，才有义务教育的意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有一个贯通的学校的制度，所有课程都安排在这个制度里，形成一个学科体系，这一套体制化的东西，就是清末通过日本引进的一套西方的东西，它背后是整个教化观念的改变。我们现在的语文课，就是从清末的国文而来，民国文学革命以后，小学生学白话文，叫国语课，中学以上还是叫国文课，现在台湾地区仍然叫国文课，大学里叫国文系。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改成语文课。 国文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