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续冬：诗何以群？

不久前，胡续冬的诗集《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胡续冬诗选》出版，受到一些读者和书评人的关注。这本诗集，被介绍为他生前编选的一本自选集，除了收录那些他早已为读者熟悉的作品，还收入他去世前几年的一些新作。

朋友圈中那些带着怀念之情的转发信息，让人想起这个被朋友们叫作“胡子”的诗人，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两年多了。2021年中元节，疫情的阴云依然密布，他的猝然而逝，加重了某种共同的感受，近千人在八宝山为他送行后，朋友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告别歌会。

为何一个诗人的离开，能引起如此多的共情、感怀甚至疼痛？如同他在诗歌中展开的各种分身一样，胡续冬有着许多精彩的分身：“70后”代表诗人；和学生没大没小打成一片的高校教师；灵光闪现、生猛诙谐的专栏作者；国内最早的新锐文化网站“北大新青年网站”的创办人；最能调动气氛的专业的诗歌节主持人；一个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学，教她辨析植物、喂养流浪猫的好父亲……由此他也连接起了形形色色的文化群落和热爱生活的人们。然而仅仅是这样吗？随着时间的沉淀，一些人试图做出解释。学者钱文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句广为人知的话：‘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胜于爱生活的意义。’……‘爱具体之人，向他者开放’，不仅是胡续冬其人其诗的独特气质，同样也被时代需要。这在当下充斥着过度强调‘私人原则’的极端社交心理——回避型‘社恐’或是侵略型‘社牛’——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愈发珍稀。”

一切总结都容易显得煞有介事，胡续冬听到这样的话，多半会嘴角上扬、不以为然。然而，钱文亮的提醒却很重要：回到时代，回到诗去看待一位诗人。

胡续冬离世几个月后，熟悉他的几位诗人与评论家张洁宇、冷霜、姜涛组织了一场对话活动：“胡续冬与‘九十年代诗歌’”。对话的题目很有意味。胡续冬的博士论文题目便是《“90年代诗歌”研究》，连缀着“叙事”“个人写作”“及物性”“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等关键词被讲述的“90年代诗歌”，区别于“朦胧诗”和之后的“第三代诗人”，曾成为一个被广泛引用与讨论的独立概念。之后，人们不再能找到一个囊括性的概念讲述当下的诗歌写作。那次对话中，姜涛谈到理解胡续冬诗歌的线索之一时说：“胡续冬喜欢将他生活的场域、他的‘朋友圈’搬迁到诗中，‘诗可以群’这个古老的功能在他这里不仅复活了，还成了他写作的内驱力。”

诗何以群？诗歌如何搅动身边的现实，从而抵达人心？比胡续冬高一级就读于北大中文系的冷霜还记得，1993年万圣书店刚开业，包了一辆中巴车到校园卖书。他第一次可以随便翻找自己想看的书，而不是站在新华书店柜台旁，向售货员远远地指认。“一些新生事物开始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当时的普通心理感受，老师学长们嘴里那个更有理想的80年代刚刚过去，觉得我没赶上好时候。而且没赶上好时候的一个现实背景是，在80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里，诗歌处在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但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算在中文系里面，写诗也被认为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诗歌是一个神秘的，和一个已经开始朝着市场经济方向挣钱的氛围格格不入的小圈子。”冷霜说。

1992年秋天，冷霜最初见到的胡续冬，并非后来人们眼中的社交达人“胡子”，“寡言少语，而且说话还略有口吃”。在胡续冬后来不无夸张的自我叙述中，他这个脾气暴躁、智力上高度自负、来自湖北边缘小城暴力团体里的不良少年，看到五四文学社那张“一个大脚印踩在上面，非常简单粗暴，非常有冲击力”的招新海报时，很快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诗歌带给胡续冬巨大的改变：“第一，我变成一个喜欢跟人沟通的人；第二，由一个比较木讷、不善言辞的青年变成了话痨；第三，我接过五四文学社社长的位置，也倒腾了很多朗诵会，主持这，主持那，最后主持变成我一个副业，以至于后来我发现从五四文学社退役后，可以用主持技能干别的，于是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几年。”

这样一个天性活跃、有丰富可能性的少年，为何在90年代选择写诗？在姜涛看来，这与90年代整体的诗歌氛围相关：“90年代诗歌对于语言的开放性理解，极大满足了这个顽劣少年与更多不规则事务、与更多人打交道的欲望。虽然90年代诗歌后来受到了很多批评，像过多的叙事、过度的反讽、过分的经验主义而导致细节肥大症等，但在我看来，90年代也许仍是当代诗最具野心和活力，心境也相当蓬勃的一个时期，胡续冬诗歌的底色在这个时期确立下来。”

那时海子的诗歌神话刚刚形成，90年代初的校园诗歌写作，多少都会受到海子、骆一禾、戈麦那种质地相对纯净、偏于元素化意象的抒情方式的影响。然而，这更像是一个80年代的尾巴。1993年、1994年，整个诗坛的风向在发生变化，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孙文波等一批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对更年轻的诗人产生很大影响的诗人，都开始写出某种带有转型意味的代表诗作。在他们的批评文章中，一种更为强调诗歌技艺、强调诗歌综合处理当下现实经验的写作正在展开。

1993年底，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姜涛因参加北大未名诗歌节结识了胡续冬，之后便互相交换作品。尽管姜涛的写作已与那种抒情性很强、主要写乡村经验的诗歌有所不同，他看到胡续冬的诗仍很震撼：“我忘了1994年还是什么时候，他给我看新写的一首诗，大概写一个女孩坐出租车，最后出租车把她像一个枣核一样吐在北大南门口，我觉得挺意外，出租车这种东西还能写到诗里，我们那时写诗，哪怕写日常生活异质的经验，也是某种文学类型的。他带给我的感觉，一方面好像很直白外露，另一方面有特别强的活力。我们一般理解诗歌还是象征的暗示的，胡续冬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管，直接把经验中最活泼、很魔幻的东西写出来，叙事性非常强。一定程度上我也受了他的激励。”

就这样，1994年底，几个共同意识到90年代诗风变化的年轻诗人，胡续冬、冷霜、姜涛、王来雨，包括后来到北京的蒋浩，一起参与到曾对90年代中后期的诗坛产生一定影响的《偏移》的编辑中。不同于“第三代诗人”提出的“PASS 北岛”，这些诗人提出的偏移，明显带有90年代的印记：理性而富有建设性。根据姜涛的解释，所谓“偏移”，一方面是偏移于上一代诗人所开辟的90年代诗歌氛围，找到自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更多指向自我的偏移，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诗学理念，要求将诗歌看作不断释放可能性、扩充对世界认识疆域的写作方式。

胡续冬是这批人中最快摆脱学徒状态的人。在对现实经验的处理中，他很早就表现出那种对具有反讽与喜剧意味的东西的关注。这种搅拌着不同生活经验、带有喜剧的发现意味、叙事色彩很强的诗歌，从《在臧棣的课堂上》《为一个河南民工而作的忏悔书》《柱子到北大刷广告》《中关村》，到后来广为传播的《太太留客》，一度成为胡续冬诗歌的标签。那些闪现在诗行中，如同电影镜头一样纷繁的生活经验，如同一部压缩的诗体小说，带给人们那个时代的鲜活气息。

姜涛重读胡续冬的《中关村》，当时觉得好玩，现在则有些感慨甚至伤感。“诗的密度很大，写的是中关村桥下两拨人打架，一拨是卖打折机票的，一拨是贴小广告的，两拨人都穿着缩水西装，像电子游戏中搏击的两个小人。然后，一个小人跑了出来。跑到哪儿了呢？跑到一个发廊里，发廊里的发廊妹误以为警察来扫黄，于是也开始跑，跑过工地、售楼处、居民小区，又遇上了打劫的人……胡续冬就这样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跑起来，也带着整个中关村在跑，最后大家都跌在了这首诗里。……诗中出现的人物，穿缩水西装的人、发廊妹、小流氓等，在现在的中关村已经见不到了，现在街上走着的都是文质彬彬的、内卷的打工人。”

诗歌中的大开大合，同构于那个虽然混乱但充满能量与可能的时代。搅拌现实与虚构，让写作变得活色生香，则是胡续冬的长处。在随笔《在路上发明人生》中，胡续冬便讲述了自己在生活中遇到各色人等，难以忍耐的那种虚构现实的冲动：“要往简单里说，就是我有一破毛病，喜欢在路上跟不认识的人瞎贫，尤其是喜欢乱编自己的身世以配合对方聊天的兴头。”

这种扮演性，在胡续冬那里成为一种自觉的写作意识：“我大概成为不了佩索阿，所以我将以往的抱负中对我的发明收缩为一种高强度的‘自我腾挪’，方言只是我在诗歌中修炼‘乾坤大挪移’的一种路数而已。更多的时候，我所倾心的挪移状态体现在心智快速反应的其他层次上。”

这种戴着面具的戏剧化的书写方式背后，在冷霜看来，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胡续冬诗歌中的主体是一个善于自嘲的把自己放得很低的形象”。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续冬的写作在90年代诗歌中闪烁着自己的独特光芒，吸引着那些同样带着缺点、喜欢自嘲的年轻人。每个人都与你有关

2003年，胡续冬到巴西国立巴西利亚大学任教。两年后回国，胡续冬结了婚，因为肝病的原因，很早便宣布戒酒，从当年鲜衣怒马的诗歌青年一下转入规律日常的家庭生活。与此同时，他的写作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冷霜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从一个拼贴光怪陆离的当下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者，变为一个连接世界有趣、有意义部分的写作者。于是，壁虎、狗、麻雀、蝗虫、花栗鼠、蛐蛐、松鼠还有紫荆花、杜鹃、木棉这样带有博物性质的写作出现在他的诗歌中。这些诗中，虽然同样充满那些熟悉的戏剧化场景，但却展现出一种将这些动植物与自己的生活快速建立联系的能力，北美的蝗虫，“它们是最棒的乡村乐手，/翅膀和后腿稍事摩擦，/就足以令我从北美大草原/回到四川盆地的稻田”。深圳的木棉花则让他想起女儿，“木棉花围坐一地/像提前退休的一群人在练习瑜伽/木棉花深处有一个三岁的女娃/挥着小拳头高呼‘打爸爸’！”即使是在西班牙的埃库勒斯塔，胡续冬所注意到的，仍是一个在护栏边哭泣的来自河南南阳的天主教徒。在《里德凯尔克》中，无聊等船的他甚至和云打起了招呼，“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它的云语言元素聚合不定/很难沟通。它伸出/飘忽的云手，试图递给我/一根云烟，我表示婉拒/因为我只抽黄鹤楼”。

这些作品中，胡续冬的诗与人是打成一片的，他在诗中能让任何陌生的风景物相转化为让人会心一笑的熟悉场景，如同他在生活中总有办法能迅速拉近你和他的距离。冷霜将之形容为一种“轻微的推搡”，“他会通过语言或其他方式，给你一种轻微的推搡的感觉，如果在人与人边界感非常强的情况下，推搡就会带来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推搡恰好使我们建立起一种身体上或心理上更近的关系。有时候他会开一些带颜色的玩笑，给人起外号，打破大家的边界感，建立起一种更加亲密的联系。”

这种轻微的推搡感，事实上保留着小地方熟人社会中的某种影响，“这就好像在你的生活半径里头，每个人其实都和你有关，你都可以去跟他攀谈”，冷霜由此想到了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附近的消失”，“项飙谈到我们的生活中少了附近，要重新了解我们的生活，但胡续冬就是一个与他附近菜市场这些卖菜的、居委会的大妈，包括附近的猫，都能建立起特别真实连接的人。”在那首纪念挚友马雁的《七年》中，胡续冬描述听到坏消息的那天，带着学生星娃到早市卖菜的场景，那种对每个摊贩的熟悉跃然纸上：“我们先来到了写有歪歪扭扭的‘南方菜’/字样的一块硬纸壳下，卖菜的连云港小哥/把我从一群挑菜的千手观音拉到摊位后面，/打开了一个沾满泥巴的大口袋：/‘大哥，今天最好的冬笋都在这里，给你留着的。’我买了冬笋、芦笋、豌豆尖，/又带着星娃来到了长得像赵本山的/四川达哥的菜摊前，他家的儿菜/已在塑料布上排成了一个儿菜幼儿园。”

“我觉得胡续冬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中小城市市民生活的理解方式。他少年时期所生活的湖北十堰这种中小城市，地方社会文化非常发达，人情世故很多，大家在一个熟人社会中，非常自在，跟所有人打成一片，打麻将聊闲天，跳广场舞，没有大城市人的包袱，也没有农村的不满和怨恨。”姜涛说。

如果说波兰诗人米沃什身上带着“小地方人的谨慎”，那么胡续冬身上便带着“小地方人的自在”。那种自在，曾是我们所熟悉的感受。然而，这似乎并不足以解释胡续冬笔下的诗何以群，或者说，并不足够。

十多年前，我也曾是一个文学社团的土鳖文学青年，那时对胡续冬还有他诗中表现出的那种冒犯或者推搡，多少有一种不适感，这也让我错失了很多与他深入交流的机会。如今重新阅读他的诗作，忽然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那些张牙舞爪、戏谑夸张的诗句背后，其实一直藏身另外一个胡续冬：深情，天真，有着深沉而严肃的关切。当你在《回乡偶书》中读到他这样写那些洗头妹：“洗头的妹儿多含一口鸭儿，就为/乡下的娃儿多挣了一口饭。”还会觉得这是一句不洁的诗吗？当你在《犰狳》中读到：“精英们不愿提及那些黑夜的喉结上/一小片茧皮一样喑哑的，不可见的后裔。”没人会觉得这只是一首简单的博物诗。姜涛说胡续冬把朋友圈搬到了他的诗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为亡友写下那么多的悼念诗篇，据他的朋友说，他去世那天是中元节，他还为亡友马雁和马骅准备了晚上要烧的纸钱。

胡续冬曾用“金蝉脱壳”形容臧棣的诗歌艺术，其实对他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正是在一个个轻盈的蝉蜕之上，我们得以窥见夏日曾经许诺的盛大，还有那份生命的热力与嘈杂。 胡续冬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