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算术》与《水经注》

自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至四十二年五月，戴震在四库馆拢共待了不到四年，比多数纂修都要短，贫病孤独，却也做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至于《水经注》公案，指的是围绕该书的著作权之争，与学术界的尊戴、贬戴相搅合，竟然持续了200余年，至今也难说尘埃落定。

戴震入馆较迟，辑佚散篇多数已有人认领，分配给他的主要是算学类书籍。学界治此专门之学者甚少，而戴震素来对算学有着浓厚兴趣，写过《勾股割圜记》《筹算》等著作，曾长期访求《九章算术》而不得，遂欣然接受。他在致段玉裁的信中写道：“数月以来，纂次《永乐大典》内散篇，于《仪礼》得张淳《识误》、李如圭《集释》，于算学得《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夏侯阳》五种算经，皆久佚而存于是者，足宝贵也。”该信写于本年十月三十日，其中提到“今秋之仲入都门”，仅仅三个月左右，就有了很大收获。由此可知五征君负责的是辑佚第二阶段，前面已有三十翰林按书目一条条签出佚文，经誊录抄出散篇，由收掌将各股同一书名下的散篇分别汇总，再由提调酌情分派。除却一些整部收入者，此类散篇的次序已被打乱，绝多并无目录可依据，将之分入各卷，排出先后序次，并非易易可为。戴震所说的“纂次”，即已然初步理出顺序，粘连成书，还要经过精细的考订比勘，要阅读尽可能多的参考文献，要从其他类书、词典中捞滤，事情还多得很。

戴震对《四库全书》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典》辑佚。经他梳理考订成书后收入四库的为16种，既有大部头如《水经注》，也有一些篇幅较短的算书。他在信中提到的“足宝贵”者，为五种失传已久的算经，其中最让他惊喜珍惜的是《九章算术》。该书为一部历代累积型著作，初成约在公元1世纪，最早的作者失考，而西汉的北平侯张苍和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魏晋之际的刘徽、唐代的李淳风或做增删校订，或加注释，都有贡献。所谓九章，亦即九数，据称创自周公制订礼仪时，“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约”，系统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九章算术》提到的分数、盈不足等问题，以及对负数及其加减运算的阐述，已初步形成较完整的古代数学体系，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该书重视算学的实用特点，采取问答的形式，分为方田、粟米、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收录246个与生活实践相关联的应用问题，进行解答。戴震对整理工作格外尽心，凡所订正皆附按语，了解到刘徽注本原图多已缺失，还为之认真补配，以求完善。与一些纂修的急于出成果、讨奖赏不同，他的《九章算术》考订用了差不多两年，上呈御览。乾隆格外重视，赋诗一首作：

算术由来非所学，不知难强以为知。大成广集钦皇祖，六艺曾论愧仲尼。分韵笑他割裂者，补图欣此萃完之。时为显晦晦今显，用是摛毫作弁词。

不仅题诗，还在诗前加了小序，细述此书的失而复得，并特别提及配图之事，“兹以校勘《四库全书》，词臣于断简零篇中裒辑得九篇，悉符鲍濣之旧。鲍本无图，今诸臣按注意补为之。虽未能必其尽合，皆可因注推演而知，则亦未尝或紊，视濣所传，殆有过之无不及矣。”皇上未将此功记在戴震一人名下，聚珍版也在戴氏前列了纪昀、陆锡熊，二人应在校勘过程中有较多参与，但说主要出于戴震之手，自无异议。

至于郦道元的《水经注》，戴震在赴召之前就曾搜集整理并做过校订（微波榭本），入馆后本来承担的是礼学和算书，得知《大典》中有全本，极感兴趣。纪昀（也包括于敏中等）夙知其学力，即从原办纂修那里拿出，让其担纲整理。戴震全力以赴，数月间沉酣其中，并多方搜讨，这也是算学诸书拖延晚成的原因。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戴震整理本呈送御览，乾隆一见喜悦，题诗及序，述说当时传本经注舛乱，已失本来面目，《大典》中“全文具存”“且载道元自序一篇，亦世所未见”，四库馆臣“排缀成编，凡篇目混淆、经注相错者悉加厘订。其脱简有自数字至八九十字者，亦并为补正。以数百年丛残缺佚之书，一旦复还旧观，若隐有呵护者然，亦艺林佳话也”。而尽管皇上给予充分肯定，副总裁李友棠仍写信给随驾热河的于敏中，提出一些商榷意见。敏中有些为难，表示戴震的校勘“深费苦心”，也曾与自己探讨过，皆当有依据。他将此信转给陆锡熊，并令交王际华阅看，也让锡熊转告戴震再做复核，“圣主稽古右文，凡事集思广益。今访求遗书，嘉惠后学，往往一字一义询及刍荛。我辈钦承恩命，岂可不仰体圣衷，虚公斟酌，以期无负委任，尚敢稍存成见乎？”这番话是要他说给戴震听的，而意思则是怕闹僵了不好收场。

李友棠指出的是什么问题？戴震是如何回应的？二人是否发生过语言冲突？皆不清楚，而据敏中信件来看，应与抄袭无关。一个多月后于敏中再复锡熊，似乎事情已经解决，推测是要求戴震撤回修订，同时也换了“二审”，所以于氏要叮嘱“须妥为调停，使彼此无嫌无疑”。后世聚讼纷纭的戴抄赵之说，当时并未出现。作为一个官方项目，一个注本，戴震自会尽量参考历代文献，而他又是一个极为自信和爱惜羽毛的人，全书照录前人之作，应该不会去做。赵一清的《水经注释》被缴送翰林院，也是在另一拨纂修手中，大家都渴望出业绩，互相别苗头，大约没有谁会提供他者大抄。武英殿聚珍版《水经注》于乾隆四十一年印装完竣，十四册。其时戴震已因出语切直得罪了不少人，朱筠极力护持，作《戴氏校订〈水经注〉书后》：“此吾友休宁戴震东原初征入四库馆，以其生平所校《水经注》本，更据《永乐大典》所引，互校损益，至二三千言之多，而郦氏原序亦出焉，乃并录以成书官刻编之聚珍版中者也。”知他拮据，自己跑到武英殿购书，并撰文称扬。

像朱筠这样的仁厚长者毕竟较少，戴震在四库馆过得并不开心，似乎没有交到新的好友，而旧友程晋芳、翁方纲都对他有过批评，姚鼐更是反目成仇。他很感激总裁于敏中的知遇之恩，写过一篇《于公敏中颂》，不免着了痕迹，且此类大吏亦难指望。清贫孤独是戴震居京的常态，后两年又加上病痛。四十一年三月，戴震的脚出了问题，一年多不愈，无法行动，只好在家校勘。在给弟子段玉裁的信中，他多次表达了辞官辞馆之意，“拟明春告成，乞假南还”，“今夏纂修事似可毕，定于七八月间乞假南旋就医，觅一书院糊口，不复出矣”。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他表示“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实不复出也”，并说打算住在南京，而两天后病情加重，“一病几殆”。五月二十一日，戴震扶病作书，再次告诉玉裁八月一定要辞任离京，说老父已78岁，必须觅一教职养家，还说到陕西巡抚毕沅曾邀请，但距离太远了。与此函同寄的，是其校勘的《九章算术》《海岛算经》聚珍版。

四日后，戴震服了一剂黑山栀，病情陡然加剧，延至二十七日下午，终告不治，时年55岁。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