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书之冠

在朝为官，从来都有一些运气不佳的人，邵晋涵即如此。回京后再入四库馆，个人著述也次第展开，又蒙皇上钦定为广西正考官，未想到父亲突然去世，只得回乡服丧。丁忧期间例无俸禄，对晋涵这种寒素人家压力很大，只能接受邀请，先是主持续修《杭州府志》，然后赶赴开封，协助河南巡抚毕沅纂修《续资治通鉴》。他建议的书名为《宋元事鉴》，得到章学诚赞同，而毕沅有意追随攀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弃而不用。

若说邵晋涵对《四库全书》和我国史学的贡献，第一要数其辑录整理之《旧五代史》。这是一部官修史书，本名为《五代史》，记述唐亡后在中原接续而立的短命朝廷之迭变，包括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有起讫，故又名《梁唐晋汉周书》。宋太祖开宝六年诏命薛居正监修，翰林学士卢多逊、扈蒙等同修，历时一年半即告竣。后欧阳修讥其“繁猥失实”，撰成《五代史记》，后世称之为《新五代史》（欧史），称前作为《旧五代史》（薛史）。而随着欧史的流行并得到官方认可，薛史渐渐湮没无闻，据说清初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曾向黄宗羲借阅此书，此后便不见存世记载。而由于薛居正等人皆前朝旧臣，事有亲历，文据实录，史料比较丰富，尤其是保存了许多当日诏令公文和人物行状、墓志铭等，恰可与《新五代史》互补。很多书的境况与之相同，问世后众口交毁，一旦失传，方才感觉到可惜。

邵晋涵入四库馆在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大典》辑佚已经大张旗鼓地兴办了三个多月，在他之前该书是否进了辑书目录？他是主动提议还是被指派？是独立完成还是领衔纂辑？存在着很多烟云模糊处。可以确定的是，这部书的“复活工程”用了整整两年，总裁和总纂都很关注，其中以邵晋涵贡献最著。在所撰《五代史记》提要中，晋涵批评了欧史的失实失考与褒贬不平，指责其“取旧史任意芟除，不顾其发言次第”，措辞亦激烈：“所恨于修者，取材之不富也”，“所恨于修者，书法之不审也”，“所恨于修者，掌故之不备也”。他也探讨了欧史胜出的原因，那就是“笔墨排骋，推论兴亡之迹”，读之能令人感伤兴慨，遂一举超乎薛史之上。

《旧五代史》附录了一篇“编定凡例”，计15条，足证考辨之精、用力之勤和发掘之深，应以邵晋涵的工作底稿为基础，也能见出由上层修订的痕迹。其中“按代分编，以还其旧”；沿用帝纪之体，“厘定编次为本纪六十一卷”；据《册府元龟》诸书按条采掇，弥补《永乐大典》所收梁太祖纪过少的缺失；以及对后妃列传、宗室列传、诸臣列传等残缺部分的订补，所用资料的出处，均加详注，体现出一个大史学家的周密严谨。而第五条称赞欧阳修“以始终从一者入梁、唐、晋、汉、周臣传，其兼涉数代者，则创立杂传归之，褒贬谨严，于史法最合”，称薛史“仅分代立传，而以专事一朝及更事数姓者参差错列，贤否混淆，殊乖史体，此即其不及欧史之一端”，当出自二总纂之意。

四十年七月初三，以《旧五代史》编次成书，质郡王永瑢率所有四库总裁上奏，客观讲述了其缺失和文献价值，曰：

窃惟五季虽属闰朝，文献足征，治忽宜监。有薛史以综事迹之备，有欧史以昭笔削之严，相辅而行，偏废不可。幸遭逢乎盛际，得焕发其幽光，所裨实多，先睹为快。臣等已将《永乐大典》所录《旧五代史》，依目编辑，勒成一百五十卷，谨分装五十八册，各加考证、粘签进呈。敬请刊诸秘殿，颁在学官。

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也提到两位总纂与具体任事的邵晋涵，“臣等谨率同总纂官右春坊右庶子臣陆锡熊、翰林院侍读臣纪昀，纂修官编修臣邵晋涵等，按代分排，随文勘订，汇诸家以搜其放失，胪众说以补其阙残，复为完书，可以缮写”。这篇表文由陆锡熊拟稿，老实不客气地将自己写在纪昀前面，将处理最多的邵晋涵排在最后，估计修改凡例的也是这位仁兄。

其实大家都知道活是谁干的。于敏中在给陆锡熊的信中写道：“《旧五代史》进呈后，昨已蒙题诗，札子已俱发下，暇时尚欲请述旨意，以便刻入卷前也。今日召见，极奖办书人认真，并询系何人所办。因奏二云采辑之功，并询及邵君原委，亦将其受恩之故奏及矣。”并未对皇上提及陆纪二人如何如何。所说题诗，即《御制题旧五代史八韵》，缕述该书散佚之经过，复称：“四库搜罗今制创，群儒排纂故编偿。残缣断简研磨细，合璧连珠体裁良。遂使已湮得再显，果然绍远藉搜旁。”不言而喻，没有兴修四库之举，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失而复得。

因十分看重，乾隆对《旧五代史》的阅读很细，曾就华温琪的归属提出疑问：“华温琪侍庄宗、明宗，于清泰间乞归，始终系唐臣，并未仕晋，何以列于《唐史》？”这算是个什么问题？其中有何深意？于敏中饶是精明过人，也有点儿蒙圈，“承旨既退，反复披寻，不得其解”。他应能推测到皇上问的是为何列于《晋史》，但不敢究问，更不敢指出其错谬之处，只好写信给陆锡熊，“希即询之二云太史，将因何列为唐臣之故，详晰寄知，以便复奏”。信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像欧史那样将华温琪“列为杂传，不属何朝，似较妥协”。此时晋涵正在病中，接到询问不免有几分惶恐，已不知他是如何回复的，由书中仍将华温琪归为后晋，可证其坚持己见，也得到了认可。而对于晋涵的扬薛抑欧，乾隆似乎有些存疑，曾询问金章宗为何下旨专用欧史，是否因薛史文字上有违碍之处，要求查明复奏。这样的上谕，应能影响到主事馆臣的态度。

进呈《旧五代史》时，自会附有提要和凡例，当为邵晋涵所撰。该提要后来也被修改，如曰“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于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轾”，又称“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于偏废”，应非晋涵之意。就在这一年的初冬，邵晋涵因母亲病逝匆忙奔丧，《旧五代史》誊录、付刻时皆不在馆，提要与体例多由总纂等人改动。他所能做的，只是不收入个人文集。

乾隆五十一年秋，邵晋涵再次服丧期满返京，等了约半年，奉旨以原衔任文渊阁校理。虽属兼职，但已进入内府清閟之地，对仕途的发展较为有利，更有益的是得以阅读内府藏书，也包括入藏未久的《四库全书》。其时邵氏博学之名日隆，刘墉礼聘他教授子侄，和珅也来延揽，未料遭到拒绝。章学诚记其事：“乾隆己酉、庚戌间，君以才学为权要人所知，稍诱进之，君毅然弗屈，故以是龃龉终身，君不自恤也。呜呼！”所说的权要人就是和珅。他希望邵晋涵做儿子的老师，那可是乾隆爱女的未来额驸，多少人梦想不到的好事，晋涵予以严拒，同时也就彻底得罪了第一宠臣和相。五十六年二月翰詹大考，资禀平庸的吴省兰考在一等，升授正三品詹事，谁都能看出与其投入和府有关；而才学卓绝的邵晋涵则附于二等之末，勉强给了个六品的左中允。又五年，身体素弱，身兼众多书馆的邵晋涵一病不起，终年54岁。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