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养老金之困：通货紧缩的阴影

“为什么日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老年人居多？他们选择老后继续工作的原因和动力又是什么？”作为一名日本社会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郭佩对日本老龄社会有自己的疑问和观察。

她从2004年前后在大学里结识志愿到中国植树的日本退休老人，就对他们的生活充满好奇。毕竟那时一位日本老人来中国种一次树要自费20万日元，相当于一名大学毕业生刚工作后的一个月工资。“莫非日本老人的生活水平都这么高”的疑问，驱使着她从硕士至今，从日本退休老年人的闲暇生活，一路研究到日本老龄化社会下的延迟退休制度、老年护理保险制度。

养老金制度本是日本社会一大核心问题。从1970年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至今已经有50余年，这意味着按照如今日本的人口结构，有六成以上的日本人出生时就进入一个老龄社会了。而在日本经济腾飞的1986年，日本就开始推行延迟退休制度，将退休年龄从55岁推迟到60岁，20年后又推迟到65岁。当2020年日本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近三成，15岁到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在社会中的比例下降逼近只有五成。

与之相应的，便是养老金匮乏。在2021年日本财政收入有60万亿日元的情况下，养老金缺口就达到13万亿日元。日本从2021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修改后的《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采取措施为65～70岁老人提供继续就业的机会。于是从那时开始，日本正式进入70岁退休的时代。

但因延迟退休到70岁尚属自愿，又因为从1986年就开始延迟退休，日本民众对于自己65岁以后仍要工作早就习以为常。2021年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前，毕竟日本平均每4名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中就有1名仍在工作。郭佩发现，一些企业则会争论，“固然延迟退休能够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岗位上工作半辈子的老人也更有经验，但老人精力有限，年轻人需要晋升空间，企业也需要创新的活力”。因而，愿意选择延迟退休的企业，也往往让老员工60岁就从管理岗位上退下来，转到顾问之类的岗位上。大多数转岗后的工资，是曾经岗位的六至八成。于是，当时与延迟退休相关的新闻，能引人注意的，往往是有老员工转岗后不满收入降低，将公司告上法庭。

不过，七成以上的老人退休后不在原来的公司工作，而选择去其他地方兼职或临时工。他们选择的工作和工作时的心境，却仿佛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郭佩本科时结识的老人在日本就是典型的“中流”，相当于国内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也类似。他如今已76岁，平素喜欢滑雪和垂钓。不再前往中国植树后，每周五天工作日，他把两天交给自己的兴趣，三天则在家附近的一个工厂做包装盒，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下午3点。这些收入够他覆盖每个月的伙食费，但他“打工”更主要的目的是能和其他老人坐在一起，便于社交。

他的惬意源于他丰厚的养老金。像许多公务员或在一家企业从一而终的员工一样，他的养老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退休时一次性发放的退职金，一部分是厚生年金，工作时由个人和企业对半缴纳，类似于中国的企业年金。他曾告诉郭佩，他拿到的退职金足够他分成三份，两份留给自己的女儿，一份存在银行。而放眼日本全国，连续工作35年以上的人退休时，平均退职金能达到1770万日元，相当于100多万元人民币；而在当下，厚生年金平均每个月有14万余日元，相当于7000多元人民币。

拥有这些退休金的老人，足够承担生活成本。按照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调查报告，算上吃饭、水电费、电话费、购买日常消耗品、保健医疗、娱乐、日常交际，以及社会保险之类的非消费支出，乃至一些老人仍需要还的房贷，平均下来，独居老人每个月的生活费需要15万日元，两位老人一起生活，满足温饱需要27万日元。

但老人的工作并不都如此清闲。根据日本工会总联合会《老年人就业的相关调查2020》，关于60岁以上仍在工作的人员的工作状态，回答最多的是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5天”，他们的月薪大多在5万日元至25万日元之间。那样的工作是在日本随处可见的出租车司机、收银员、门卫、清洁工。他们的辛苦，很大程度是为贴补家用。曾在殡仪馆送外卖的七旬老人吉春就是其一，他每天西装革履、穿戴整齐，到殡仪馆工作8小时，每个月能有15万日元的收入。他曾在NHK纪录片《团块世代：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中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和妻子二人的退休年金每个月有22万日元，没有更多养老金的原因，是在40多岁的时候被公司裁员，再也找不到正式工作。

在没有雇佣年限的正规雇佣之外，平均一年签订一次合同的合同工、由派遣公司派遣到各公司的派遣工、家庭主妇的兼职乃至学生的零工都算是非正式雇佣。相比于在政府和大企业内的正式雇佣关系，非正式雇佣关系不仅没有退职金，虽然合同工尚有厚生年金，也因为厚生年金与工作年限、职级挂钩，合同工的厚生年金要少得多，而其他类型的工作关系连厚生年金也没有，只有自己按月缴纳的国民年金，类似于国内的社保，65岁之后可以领取。放眼日本全国，国民年金每月的额度比厚生年金少得多，平均每个月只有6万余日元，相当于不到4000元人民币，远不够退休后日常的花销。“推究当下的老人们，在退休前没有被正规雇佣的原因，需要将时间倒推20多年。在如今这些70岁的老人壮年时，正赶上就业冰河期，也就是日本经济大衰退时期。”郭佩是1984年生人，当她意识到那些退休后仍然忙碌的老人，正是在与她相近的年纪遇到了经济衰退，心有戚戚。

郭佩发现，许多老人坐着公交，手里会捧着漫画书，曾经的他们不仅与自己这代人生活水准类似，兴趣、爱好也相近，甚至曾经对生活的憧憬，也是在一片蒸蒸日上的氛围里。从“二战”战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家庭分工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丈夫是正式员工，在大都市圈的企业工作，妻子是全职主妇或兼职，帮助家庭生计的同时作为主妇料理家务，平均养育两个孩子。为他们未来生活托底的制度，离不开日本的抚养制度，这项制度针对日本无工作收入的家庭主妇而设，要求抚养的配偶者的年收入在130万日元以下，则可以加入抚养者公司的医疗和年金保险机构。也就是说，即便员工妻子是家庭主妇，她达到退休年龄，也能拿到一份退休金。

郭佩所熟识的老人的退休生活，本该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普遍状态。他们在“二战”后的第一次婴儿潮中出生，被日本称为“团块世代”，包括1947年至1949年间近千万人，他们的成长与日本的经济腾飞相伴，被视为日本经济的脊梁。吉春是其中的一员。年轻时他离开家乡，23岁和妻子结婚，在企业工作，住进高档小区，当时有私家车，周末能带着两个儿子出游。直到经济泡沫破裂，公司破产，吉春被裁员。没有正式工作的影响在数十年后显现出来，当他的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病加重，儿子年近中年也失业，带着孩子和他住在一起。于是，抛开日常开支，算上母亲的医疗费、儿子的保险、孙子的抚养费，即便自己仍旧打工，每月的花销也有47万日元，入不敷出。

吉春面临的是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当1990年日本的商业地产泡沫破裂时，1月12日日本股市暴跌70%，随之整个日本的商业地产价格下跌87%，由此拉开15年经济衰退的序幕。银行倒闭、企业破产，2001年负债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破产企业达1.9万多家，与1989年的7234家相比，增加了165%。

对于吉春的儿子一代，1968年至1977年出生的他们在日本被称为“就业冰河期一代”。在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间，当他们大学毕业步入社会，1995年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率降至65.9%，2003年再次下降至55.1%。而对于当时的中年人，每10个人就有一个会被裁员。他们时刻面临房贷的负债、工作不稳定甚至失业的窘境。曾经“男主外，女主内”的稳定格局也被打破，丈夫工作不稳定、自己也无法获得厚生年金的女性也出外工作，但她们的工资往往并不丰厚。

正是在大衰退的15年间，为维持企业运转，《派遣劳动法》的修订正式打开了非正式雇佣的大门。1999年修订《派遣劳动法》之前，除了办公室文书，只有会计、翻译、工程师之类需要特定技能的工作，或是研发人员等需要特殊知识、技能的领域，能够派遣临时工人。但法律修订后，门槛大大降低，允许制造业企业雇佣临时工和派遣工，在工厂里，生产线、装配、包装等环节的工人，而在工地上、商超里，乃至培训机构、学校和医院、养老院中，都可以招募临时工。从那时起，大量如便利店、快餐、观光业等服务业越来越多地录用非正式员工。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从1989年占全部比例的19.1%，到2006年时已将近35%。

伴随非正式员工增多，因为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收入的差距，社会中“一亿总中流”的观念也被“格差社会”取代。如今像吉春这样入不敷出的老人，在日本占比并不低。根据日本统计局的数据，从事非正式工作的老人中，有超过16%的男性、21.1%的女性工作的理由是补贴家庭。更直观的数据是，2019年时老年贫困家庭达到27%，几乎每四位老人中就有一位陷入贫困。

而扭转局面的希望不能指望后代，不仅因为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连续12年负增长，除东京外所有地区的人口都在下降。同样因为非正规雇佣的比例自经济衰退以来，几乎不曾下降，如今比例已经超过38%。虽然从2018年以来，日本政府为解决非正式员工不能加入厚生养老金制度的问题，规定在规模501人以上的企业工作，月收入6.8万日元、每周工作20小时以上的非正式员工也能加入厚生养老金，当年就有200万人新加入了厚生养老金制度。

但厚生年金需要缴纳年限，甚至国民养老金一般也需要缴纳25年，而“就业冰河期一代”在当时索性不再从事任何工作，成为日后足不出户的“蛰居族”，如今年纪最大的“蛰居族”也将步入老年。

（实习记者兰茜对本文亦有帮助） 日本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