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宧书目

谈论古人，人们喜欢说的一个语词是“书香门第”，其实应称“书香仕宦门第”，譬如桐城姚家。而一旦家族中数代无人出仕，书香也多会随之飘散。姚鼐是一个读书种子，家中自有系统的文史典籍，却历来不以藏书称名，在辞馆返乡之际对翁方纲说的“愿读人所常见书”，乃多年读书治学的心得，绝非一句怄气话。古本善本当然珍稀，购求贮存却非常人所可能，也多少粘带着一些猎奇炫富的意味，一般读书人无需阅读，治学者也不太用得上。程晋芳则格外喜爱善本孤本，年轻时不差钱，看见就会立即买下；后来陷入贫困，竟然也要典衣求购——已成书痴也。

桂宧，为程晋芳在淮安的藏书楼之号，濒水而建，上下十楹，楼前有桂树数株，贮书其间，时常呼朋引类，诗酒唱和，通宵达旦，是怎样的一种豪放潇洒！而有如此丰富的珍稀古本，如此热情好客的主人，如此饱暖快活的日子，自然会吸引很多读书人慕名而来。于是困乏中的吴敬梓来了，一住就是数月，更多的各色人等也蜂拥而至，一栋桂宧不够，晋芳又增建拜书亭。乃弟卫芳与二哥志趣相同，干脆在水上兴建了一座书舫。袁枚曾委婉说到他交友不慎，岂独一个晋芳，很多的权豪势要皆如此，跟着感觉走啊。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也出于安徽，早于他数十年即开始访购善本和孤本，建有“小玲珑山馆”和“丛书楼”等；所不同的是“二马”未忘行盐主业，长期担任商总，在结交文人时亦有所拣选。

程晋芳于乾隆十七年编《桂宧集》，收录该年诗作，自序曰：“余书屋前频年种桂，淮浦地寒，萎者屡矣。昨岁复种二株于庭之东偏，春夏之交，枝叶葰茂；及秋，蓬蓬作蕊。考《尔雅》，室东北隅谓之宧，而桂适在焉，因颜曰‘桂宧’，且以编集。”娓娓道来，意境佳胜，唯避而不提自己读书应试、科举做官的人生理想。桂，或寓意蟾宫折桂；而“宧”则与“宦”形近。此乃晋芳的题中之义乎？那时的他屡试屡败，即便是这么想的，怕也不便言传了。

20年后的乾隆三十七年夏月，程晋芳已考取进士，任职吏部，一日小恙告假，在家中取出藏书旧目重加编次，题曰《桂宧书目》，并撰小序：

余年十三四岁，即好求异书，家所藏凡五千六百余卷。有室在东偏，上下小楼六间，庭前杂栽桂树，名之曰“桂宧”。四方文士来者，觞咏其中，得一书则置楼中，题识装潢，怡然得意。吾友秀水李情田知余所好，往往自其乡挟善本来。且购且钞，积三十年，而有书三万余卷。其后家益贫，不获已，则以书偿宿负，减三分之一。自来京师十年，坊肆间遇有异书，辄典衣以购，亦知玩物丧志之无益，而弗能革也。壬辰长夏，病卧一室，取旧时书目阅视，为之慨然。回顾江南，家无一椽片瓦，故书之寄在戚友家者，知能完整如旧否？而随身书籍尚有万五千卷，足供循览，因就旧目详为编次，以志余畴昔之苦心。

编辑《桂宧集》时，程晋芳应已开始举债度日，而因为久欠不还，被人告到官府，曾长期陷入诉讼。乾隆二十八年，亦即获赐举人的第二年，他在淮安的宅第田园（包括桂宧、拜书亭）为讼家夺去。晋芳进京时应将珍贵版本拣出随身带走，剩余的藏书分别存于亲友家，桂宧已成追忆。

四库开馆之初，程晋芳即被抽调至馆中，列名“五纂修”第二，前面写到的审阅内府各处藏书目录，商议提出拟选用的书单，以及办理各省送京的图书，当然都会参与。好友翁方纲忆及其事，曰：

癸巳岁，高宗纯皇帝允廷臣之请，特开四库全书馆，妙选淹通硕彦，俾司编纂，君与其列。旋以馆阁诸公校核讹错，皆罹薄谴，独君所手辑，毫发无疵。书成奏进，纯皇帝素稔君才，仰荷特达之知，改授编修。本朝自新城王文简公以部曹改官翰林，而后词林掌故不复多觏，洵异数也。

一段话信息量很大：可知程晋芳参加了大典辑佚，由此也可推测“五纂修”大多在早期都分担过辑佚的事情，却只有他一人从未出过差错；二是乾隆对他一向比较欣赏，视为“特达知”，以故才会在其家仆犯案后为之开脱；其三，大清开国以来，除了顺康间大名士王士祯（渔阳）之外，晋芳是第二个由部院调入翰林院的。

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馆臣表上，程晋芳列名“总目协勘官”。相比于纂修，这算是一个更高的位置吗？今天看来不一定，在当日应是的，至少要得到总纂官的认可，协助复核修订那些分纂稿。至于他本人撰写的提要稿，《勉行堂诗文集》未见收录，据杜泽逊《读新见程晋芳一篇四库提要分纂稿》，仅有其为《南夷书》所撰一则，以与《全目》定稿相比，内容上很近似。该书为天一阁旧藏，现存国家图书馆，钤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南夷书》壹种计书壹本”长方木记，以及“翰林院印”“臣昀臣锡熊恭阅”等印记，可证乾隆帝所三令五申的原书归还，并没有全都做到，或者说有很多没有做到。

关于程晋芳由部员改任翰林院编修的时间，翁方纲写的是在“书成奏进”之后。而这个“书”并非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而是于四十六年（1781）二月进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晋芳为总目协勘官，与汪如藻、李潢一起“以应升之赞善、司业列名在前”，那时的三人均为翰林院编修。而赞善、司业职数甚少，升迁极缓，程晋芳好像至死仍是一介编修。总觉得乾隆帝对他有些不太好的看法，至于方纲文中所说的“特达知”啥的，不知是否有别的依据，至少在这件事上没体现出来。第二年春遇上六年一度的京察，程晋芳列于三等，与几十位65岁以上的满汉文官一起，由吏部带着晋见皇上，得旨“俱准其留任”。

非翰林参与编纂《四库全书》者甚少，被选中应是殊荣，馆臣每日由官家管饭，另有一份较优厚的饭食银，可惜并未改变程晋芳的拮据情状。这里有他个人的原因，阅读当日诗文记载，可见晋芳频频现身于各种大宴小集，多数是吃请，有时也要做东请人。他还要购买善本书，还要纳小妾，一个不够又纳一个，不断地借债，不断地接济亲友，不断地搬家，也不断有子女出生和夭亡，怎么能不受穷呢？

四十九年夏月，程晋芳再次请假出京化缘，这次的他直奔西安，去找时任陕西巡抚的好友毕沅。时值大暑，几个债主“呼噪随之”，就连住店和吃饭都不得安宁，伤自尊也伤身体啊！总算见到毕中丞，约一个月即死于陕西巡抚衙门，得年67岁。酷爱吟诗的他一路无诗，亦未见客居长安之作，无法得知其辞世前的心境。而毕沅为之料理丧事，抚恤遗属，松太道员章攀桂赠以葬地，袁枚将其欠条共5000两投入火中，皆属于有情有义了。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