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音”和“国语”之争

我进北师大读中文系的时候，知道中文系有好几位大学问家，比如黎锦熙，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人之一，比如陆宗达，训诂学专家，这两位都去世了。钟敬文先生还硬朗，时常能在校园里见到，拄着个拐杖散步。我还听过启功先生的一次发言，忘了是什么场合，启功讲现在的生活有多好，前清的时候是多么糟，启爷爷那北京口音实在太亲切了。学校里的商店、餐厅都是启爷爷题的字。校园里也能经常看见校长王梓坤，骑着一辆小自行车，就跟现在的“小布”似的，在校园里转，学生要是有什么意见，可以叫住王校长聊上两句。我毕业后很多年，才知道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个字由启爷爷书写，立了一块大牌子，进了校园正门就能看到。

后来师大校庆，拍了个电影叫《无负今日》，三个小短片。其中第一个讲的是1925年，黎锦熙在女师大教室里讲课，他拿鲁迅《故乡》中的一句做语法分析，“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里左右，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黑板上有板书，正是黎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用的句法图解，讲句子的主干和枝叶，这句话的主干是“我回到故乡去”，剩下的就是枝叶。正讲着课，鲁迅来了，站在教室门口听，被黎先生请进教室。等课散了，黎锦熙和鲁迅在校园里溜达，黎锦熙说，梁任公今天在师大演讲，你要不要去听？鲁迅说下午要给《语丝》送文章去，不听梁启超的演讲了。黎锦熙离去，鲁迅自己在校园里溜达，两个女生追上来，问鲁迅何为希望，鲁迅说：“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这是《野草》中的“希望”一篇，秃头秃脑地引这么一句，倒像是指鲁迅先生娶了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

转场是梁任公在师大校园里演讲，虚化处理，梁启超不出声。1917年，梁启超从政坛隐退，曾制订一个演讲计划，每天演讲一场，每地停留一月，要用三年的时间巡演全国。这个计划未能实行，但梁启超的演讲的确不少。我看过一本《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里面有梁先生在清华、在上海的多次演讲的记录稿。梁启超在师大讲过什么，我没查到，但“无负今日”这几个字出自梁启超给师大的一段排比且煽情的题词。电影《无负今日》这段演讲戏中，最重要的情节是黎锦熙认为梁启超那一口广东话不好懂，旁边的钱玄同说，我们正要成立“数人会”，推广标准国语。刘半农、赵元任、林语堂都参与了此事。

梁启超的老婆李蕙仙是河北固安人，梁先生应该跟老婆学了点儿北方话。1900年，梁启超在檀香山给妻子李蕙仙写信，其中有这么一句：“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不过，梁先生的广式官话不好懂，北师大的学生梁容若记录，“他的广东官话对于我们很生疏，所讲的问题，事前又没有预备知识”，实在听不懂。他在日记中说：“见面不如闻名，听讲不如读书。”还有一位史学教授王桐龄，凡有梁氏的讲演，几乎每次必到，但总是乘兴而往，怏怏而归。原因也是听不太懂。梁实秋能听懂。梁实秋籍贯浙江，出生在北京，也许对吴方言和北方话都不陌生。他说梁启超，“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1913年曾参加教育部在北京召集的国语读音统一会，那次会议有点儿像议会的方式，各省派代表审核音素，确定六七千个汉字的读音。朱希祖主张“以章太炎所定的采古文篆籀经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复符本音；凡声母四十二，韵母十二，介母三，名为注音字母”。朱希祖由此声名大振，马上被北京大学聘为预科教员，后来成为历史系教授。后来因派系矛盾，他被北大学生驱赶。据说，朱希祖辞职跟他口音太重有很大关系。周作人称，朱希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还有两位日本留学生，也说朱老师讲课不好懂。这两位日本人后来都成了汉学家。由此可见，一个能提出拼音方案的人，未必能说出让人听得明白的“国语”或者“南京官话”。

清华大学教授王东杰有一本书叫《声入心通》，讲的就是“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国语该是什么样？国语该如何发音？这件事争论了几十年。简单来说，王照及学生王璞等人主张用北京话当“国语”，吴稚晖、钱玄同等人主张用南京官话或者武汉话为“国语”。当时“国语派”蔑视京音，说北京话是前清的语言，北方语言早就受到蛮夷的影响，不纯了。吴稚晖在1920年说过一番话——英语所谓“曼达林”，是指官话，我们口碑中习惯称为普通话或中州韵的便是，京音不过是一种土话罢了，自从日本抬了京音出来，洋人也才有北京曼达林之称，加上“北京”二字，可见他是曼达林家的新贵。

日本人的言文一致运动确定以首都的东京话为标准口音，中国确定普通话读音，就要以首都读音为标准吗？要以哪个首都为标准，是清朝的北京还是民国的南京？政治地位能代表语言地位吗？吴稚晖所说的“曼达林”就是Mandarin，我从字典上得知，这个词最初通过葡萄牙语Mandarim一词进入英语，指的是“官吏的语言”，也就是所谓“官话”。吴稚晖所说的“官音”“读书音”“中州韵”，章太炎所说的《唐韵》，钱玄同说的《广韵》，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发音的。1917年8月，钱玄同给陈独秀写过一封信，号召新文化运动要担当制定“标准国语”的任务，他说，难道该让那些专讲“干脆”“反正”“干吗”“您好”“取灯儿”“钱串子”，称“不要”为pie，称“不用”为pong的人，在共和时代还仗着他那“天子脚下地方”的臭牌子，说什么“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北京话为国语”，借这似是而非的语来抹杀一切，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陈独秀回复说，用国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哪能算是国语呢？

我见过一些用拉丁字拼出来的温州话和上海话，完全不知道怎么读出来，但钱玄同说的pie和pong，我觉得就是北京话中常用的“别”和“甭”，我们还会说成“别介”或“甭介”，“介”也可以当成“这个”，“介四嘛”就是天津话了。钱玄同信中这一番话，除了不满“天子脚下”那份前清气息，好像也有一份担心——我们北京话太低俗了。王东杰教授在《声入心通》中说，王照主张京音，主要是为了在民众中普及白话教育，吴稚晖则希望通过国音改造民族心理，他认为，声音与“民气”相通，没有入声，则人民“或刚断有余，而木强不足”，无浊音，则人民“或慷爽有余，而沉雄不足”。要让国人自强不衰，必须保存入声和浊音。在1913年国语读音统一会的会场上，吴稚晖发言：“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他高歌一曲弋阳腔，展示浊音之雄壮。我从网上找来一段弋阳腔，还听了两段粤剧，然而还是搞不明白浊音和入声。

从文字记录上去回望一百年前的“京音”和“国语”之争，有点儿摸不着头脑。比如有记载说，1913年的国语读音统一会上确定了6500个汉字的发音，其结果是一种接近南京官话，又保留了北京土话特征的标准读音。还有记载说，王璞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有一段录音来展示标准读音，但听上去像是“外国人在说中国话”。赵元任先生在1920年冬天也录了一份《国语留声片课本》，他在美国是学数学的，兼修物理，后来成了一位语言学家。他1920年回国，在胡适家中结识了黎锦熙和钱玄同。他写文章说，留声片课程能让国语学习者仔细学习每个声母、韵母和音素的正确发音。以上这些声音，我是听不到的；我也听不到鲁迅先生是怎么说话的，虽然他留下了很多演讲稿。然而，我能听到溥仪说话的录音，能听到老舍说话的录音。这两位都是满人，说的正是北京话，我听着很亲切。你要说北京话因此带有外族统治的特征，我也无言以对。

不过，我喜欢谭吉娜（Gina Anne Tam）的说法，她在《中国的方言与民族主义，1860～1960》（Dialec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860～1960）一书中说，1916年民国政府解体，军阀割据，知识分子不情愿地承认，他们再也不能把中国的衰弱归咎于满族人了。革命者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典籍，将其视为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北京——这座曾因为与满族的联系而被妖魔化的城市——的兴起，这个国家的首都被赋予了新的光彩。选择北京的语言就是选择一种与革命热情有关的语言，而不是与失败的朝代有关的语言。

1920年春天，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教师张士一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国语统一问题》。他认为，1913年的国音方案是“特地去造成的混合语”，想的是“大家有份，至公无私，不偏不倚”，这样就会被“一般人”所拥护，然而全国都找不出一个人是照它说话的，那就等于没有。而方言是在一个地方通行的“活语言”，拿来作为标准是最为爽快的办法。张老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自称其说的话是北京话、南京话、上海话和吴江话的混合，身为一个江苏人，他力挺北京话，他说北京话也有“许多很粗俗不堪的分子”，所以要以“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所说的话”为标准。这篇文章引起的大讨论，史称“京国之争”。

1924年2月，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给赵元任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放弃一种发明出来的语言，转而使用一种有一大群人“自然地把它作为母语”的“活语言”。高本汉，这位汉学家能说一口带山西口音的汉语，自称“本来就是个汉人”，他说，你不能人为地编造一种语言，让它在一群分歧很大的方言之中成为一种自由使用的语言。如果你不放弃乌托邦式的努力，一种语言就越过你的头顶，自然发展成一门不那么高级的语言。赵元任、钱玄同和黎锦熙成立“数人会”，放弃1913年的“杂交”国语，转而提倡北京官话。这就是电影《无问西东》中的那一段戏的由来。

钱玄同骂人抬杠有一套，“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就是他的骂人话。他在“京国之争”中发文章说，首都有什么稀奇？以前专制时代，皇帝是“小民”的元首，首都就妄自尊大起来，有什么“首善之区”的谬说。但共和时代，驻在首都的总统，只是国民雇佣的公仆，和“元首”绝对相反，怎么能不参方俗不考古今，用纯粹的北京音来做全国的语音？这话听起来，像是抬杠，用政治问题思考语言问题。

过了两年，钱玄同转变立场了，他说，作为国语的主干语音，最好还是采用一种“活语言”，就是北京话。用北京话，不但是“活”的，而且标准易得，师资易得。说到官话，大家实际上还是以北京话作为标准的。钱先生这样一说，我又明白了一层，语言问题本来就是个政治问题。

[参考书目：《声入心通》，王东杰著；《中国的方言与民族主义，1860～1960》（Dialec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860～1960），谭吉娜（Gina Anne Tam）著] 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