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麦收季里的收割手们

6月11日，下午3点。从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的后王庄村往北望去，只见天空忽现一朵深色的乌云。这片乌云面积巨大，近乎占据了远方视线范围的一半，宛若科幻电影中一座乌黑的巨型飞船，缓缓停留在了这个华北村庄的上空。一片黑云压城的气势中，还若隐若现着一丝彩虹。

若是放在城里，这画面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朋友圈素材，但后王庄村村民王国华一看乌云，全然没了心情。他着急地查阅天气预报，确认了最迟明天凌晨要下雨的消息，然后就转头跑到田里，用一种命令式的口吻，通知前来收割小麦的农机手们：“今天必须要给我干完，哪怕通宵干，也一定要收完！”

乌云下方是一片金色麦田，一眼能望到村头。这里除了一条土路和排排树木与村庄相连，视野里皆是成熟的小麦，像是给华北大地盖上了一层金黄色的毯子。这片麦田是王国华承包下来做农业种植的，有近1000亩之多。6月10日，小麦成熟多日，王国华就雇了四台来自河南的跨区收割机收麦。按照常规进度，四台机器每天白天开工，要2～3天才能收完。

“不能下雨，一下雨这一年就白干了。”王国华是济宁市任城区唐口（镇）街道内最大的承包户。麦收季节，他皮肤黝黑，一身迷彩装里套个白短袖，衣服上全是麦子与麦穗的残渣。他嗓子已有些嘶哑，坐在田中央搭建的板房外，摆上一个小桌，放一盘花生和几瓶啤酒，督战“雨口夺粮”。这天晚上，所有人都免不了要熬夜了。

麦田里，四台履带型小收割机正在卖力地作业，从当天清晨6点开始就没停歇。近看，它们像是一只只怪兽，将田里约80厘米高的麦子吞进肚子内，以2～3米的吹风范围吐出捣碎的秸秆、麦渣与麦灰。顺利的话，一台机器每小时能收割8～12亩地。

不过对王国华的这1000亩地来说，这速度是杯水车薪，他急需在下雨前将麦子全部收完。四台收割机远看起来像是四只蚂蚁，艰难地、一点点地啃食大地上一块硕大的蛋糕。晚上8点，天色已是一片漆黑，一台收割机突然坏了，黑夜里仅剩三台机器打开了灯作业。黄光的照射下，飞起的麦渣随风飘动，萦绕在机器周围，远看上去像是火焰在燃烧。

晚上9点左右，一阵小雨飘来，乌云间零星地出现了闪电，收割机在一个转场时停下暂歇。“给我送点吃的来！”趁着这个机会，39岁的徐艳青跑到田边，给她操作收割机的爱人张云蓬送饭。简单的晚餐只有一罐八宝粥，却是张云蓬8小时以来吃的第一口饭。他几口吃完，待雨停后，又回到收割机狭小的驾驶室内。我也进入了驾驶室，跟张云蓬去收了一圈麦子。所谓一圈，即把机器的粮仓装到满载。张云蓬驾驶的这辆洋马AW70G收割机是合资品牌，粮仓容量1000升，能装1600多斤麦子。驾驶室只能容纳一个人，我只有侧着身子站在他身边，看他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握复合杆，呈“回”字形在大片麦子中穿梭。刚刚走完两圈，粮仓就发出了满载警报，需要卸粮。田边的土路上，王国华早已安排好了一辆辆农机车和小货车，小麦装满即走，连夜送到当地的面粉厂。

卸粮一般要耗去5分钟，是收割中最费时间的部分。但收割手们要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驾驶室的密闭空间里噪声巨大，与外界沟通要靠吼叫、手势或对讲机。车窗不能完全阻挡无孔不入的灰渣，跑起来后就会涌入一股呛人的空气。华北数日高温，即使在夜幕降临后，驾驶室内体感温度也近乎40℃。由于长时间地运转，张云蓬驾驶室内的空调也被麦渣堵住坏掉了。“没时间清理，天天干到半夜十一二点，干完活儿困得不得了。”张云蓬说。

在张云蓬一圈圈开着机器收割时，妻子徐艳青和其他三位女士则在板房内忙着给他们煮烩面。他们都来自河南驻马店，是四对夫妻档。这是跨区收割手们的典型配置：丈夫做收割，妻子们负责后勤保障，包括洗衣做饭送饭、探测地形状况和面积、与农户们商议价格等等，甚至还包括路上转移时帮着开一下卡车。丈夫们不下班，妻子们也不会睡。

“从来没这么累过，今年各个地方的麦子都收得很急。”徐艳青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太阳落山后，她褪下了白天一直戴着的护臂和帽子，只穿一件凉爽的短袖。来济宁收割王国华的麦子前，徐艳青和张云蓬3月份从驻马店出发，先后去了云南、湖南、湖北等地。本来一切正常的进程，到了5月底河南一场降雨后突然变得急切。

“所有农户都围着我，一户户地让我去收他们家的麦子。有时候我困得实在不行了，哪怕他们围着我，坐在凳子上我都能睡着。”徐艳青说，情况在进入山东后也没缓解。来王国华这里前，他们在当地收了好几天小农户的麦子，天天连夜奋战。“昨天好不容易休息了一天，从晚上10点睡到早上6点，今天一看要下雨，又忙起来了。”

凌晨1点左右，大雨倾盆而下，雨点打在板房上噼噼啪啪地响。但好在抢麦的工作接近收尾，只剩下不到50亩。“没关系，大部分已经抢完了，今年亏不了。”王国华说。他急切地跟着卡车跑到了面粉厂，查看这一批麦子的过磅情况。另一边，张云蓬把轰鸣的收割机缓缓开到卡车边上，两口子进入卡车驾驶室，准备睡觉。

两天后，他们开着卡车、载着收割机，又出现在了山西临汾——当地的麦子甚至都没熟透，在一片金黄中夹杂着丝丝绿色，看起来才熟了一半多。但天气预报显示过两天将有雨，这急坏了当地村民，四处寻找收割手抢收麦子。徐艳青一捏那个麦子，胖乎乎圆滚滚的，放在手里都能捏出水来。“你们在地里面晒干再收不好吗？”她问这些村民。

“不行！要是变成河南麦，就没人要了！”村民情绪激动地说。似乎所有的农户，都被今夏河南的那一场“烂场雨”惊觉。所谓“烂场雨”，是指麦收期间的连续阴雨。5月底到6月初，河南遭遇近10年来最严重的“烂场雨”。在南阳等地，很多小麦在雨中倒伏受淹，霉变发芽。发黑的麦子和农户们欲哭无泪的表情在网络上流传，悄然影响着这个夏天的麦收。

6月10日，在豫西北的洛阳洛宁县，南洞村村支书朱小强带着我看了一圈麦地。6月1日前后，村里1000多亩麦子原本快成熟了，却连遭阴雨。“足足下了十几二十天，往年从来没有过雨，我们只有干着急。”朱小强一边走，一边拨弄田里的麦子。很多麦子的麦穗都有些发黑，远看上去都不是金色一片。“这全是发芽之后的。”朱小强有些懊丧，说这些麦子已经不能做面粉，会影响口感，只能拿去做酒精或者饲料，收购价还不到1元/斤。

麦子已经发芽霉变了，但今年的收割手还迟迟找不到。朱小强说，村里和镇里联系了很多以前合作过的收割手，但都没找到一个有空的。情急之下，一些村民开始去附近的高速路口拦截收割手，等了三天一无所获，路过的收割手们都被预定了。心急的朱小强急中生智，找到村子附近的加油站，让对方老板留意拦截一下路过加油的收割机。不到24小时，这一方法终于帮他找到了两辆收割机。对方刚在河南和安徽割完了麦子路过此地，打算一路前往新疆。拦下这队人马后，朱小强不敢怠慢，按照市场行情开了80元/亩地的价格，而往年只需50～60元/亩。“往年五分地都不会算，今年五分地也按一亩地算。”朱小强说，为了争抢收割手，政府还要给予补贴奖励，来一台就给500元。

为何今年的收割手会这么难找？朱小强说，主要原因在于，当洛阳的麦子在雨后正待收割时，豫北、安徽、山东等地的麦子也都开始收割了，“各地麦子都集中成熟了，这是过去没有过的”。被他拦下的收割手则告诉我：“当山东、河北的麦子开始熟的时候，整个河南的麦子全部都熟了，光是河南驻马店就有九县一市，你说有多少地？再加上安徽、湖北也有一部分种麦子的，所有这些都把车分流了。现在河南都还没收完，那边山东、河北、陕西也要收了。”

这是今年麦收季的特殊之处。北方是我国种植小麦的主要区域，其成熟原本因各地纬度的不同有着从南至北的时间差，相邻的地方从南至北差个3～5天乃至一周不等。收割手们也遵循着这一规律，有着类似的收割行程。但持续数天的“烂场雨”和集中成熟的小麦，改变了这一常态规律，也累坏了各地的农户和收割手们。连片的抢麦、抢车任务中，当数河南的农民最为着急，尤其是豫南。5月27日左右，当徐艳青和爱人张云蓬辗转两湖地区收割了当地的大麦、油菜等作物后，按惯例前往河南南阳收小麦。位于豫鄂二省交界的唐河县是河南最早收麦子的地方之一，但一场“烂场雨”后，这里成了整个河南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徐艳青在当地看到，唐河的麦子在地里东倒西歪，看上去有星星绿色，近乎全部发芽。当天还下着一点小雾雨，但农户却央求他们下地收割。

“这个我们不能收。”徐艳青对农户解释，雨后的麦子是湿的，进入收割机后哪怕能“脱粒”，也会卡在粮仓内卸不出来。“你们再不给收，这麦子还有什么用？就当帮帮忙。”农户苦苦央求，说知道粮食“已经废了”，卖不上好价钱，但看着烂在地里实在可惜。徐艳青于心不忍，就让老公下地收割，她帮着捅粮仓。这样整整干了两天，最后捅得满身大汗，腰酸背痛。农户把麦子拉到粮站一测水分，只能卖0.48元/斤，“刚好够你们的收割费”。

从南阳唐河出来后，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信阳息县。当地同样在“烂场雨”后对收割手有着急切需求。一下高速，徐艳青就被在出口等待的当地村民带到了地里。她一抓那些麦子，都不会从手掌中漏掉，“本来麦子都是一抓一把滑溜溜，但那边的麦子麦芽太长了，一抓就是毛烘烘的”。

即便这样，所有农户还是像看见救星一样，着急地让他们去收。“每个村差不多都是几十上百个人，每个人都会跟你打一次照面、讲一次价，我每天就这样不停地跟一个村的人讨价还价。”老公则连夜在地里抢收，连续四天四夜，他们几乎每天都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到后来，徐艳青嗓子嘶哑，跟农户交谈时双腿都发软，必须坐凳子才行，眼睛里一直淌着眼泪，“就像谁往我脸上泼了一盆辣椒水一样，走到田边我都看不到收割机在哪儿”。

很快，张云蓬就受不了这样的高强度了。最后一晚，他们要收割一户老人承包的100亩地，割到凌晨1点实在累得不行了。“我不能要钱不要命，身体才是本钱。”张云蓬撂下这句话，就不顾农户反对去睡觉了，连洗漱都没有力气。等他在车上眯了两三个小时起来，拉开车窗的帘子，才发现老人就蹲在车前等着他们，一宿没合眼——老人已经68岁了，走路都有些踉跄，说自己想着地里的麦子，“心里不踏实”。

加入到这场抢麦抢车大战中的，还有河南各地的基层干部。徐艳青夫妇准备离开信阳时，被大队的干部一度拦下。“没有收完不能走！”干部们挡在车前说，他们担心这车走了找不到其他车。同时，在徐艳青两口子的家乡驻马店，县农机局干部也给他们打来了一个个电话，催他们赶快回家乡收麦子；而另一边，豫北的周口、商丘等地则开出了更诱人的价码：来一台收割机，就立马补助1000元。

夫妇俩于是前往周口郸城县。一下高速，村民和干部已经在路口等待多时了。一接到他们，干部就现场转账1000元，像是要给他们吃下一颗定心丸，然后帮他们分配任务。接下来的三天抢收，当地政府都有人在现场做后勤保障，管吃管住。天气热了，干部们还直接往田里送冰水，帮他们联系和对接农户，让他们不用一家家讨价还价。

徐艳青不禁感慨：“今年是待遇最好的一次，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前我们什么都要靠自己。”在济宁连夜割完王国华的1000亩地后，6月12日早上不到7点，张云蓬和徐艳青就起床了，“是生物钟”。清晨温度不高，张云蓬终于有机会清理空调。他拿着气枪，对着满是麦渣的车身一阵喷射。徐艳青则提着一个大桶，到板房前的一条小溪边清洗两人昨天穿的遍布麦灰的衣物。衣服洗好后，就用自带的铁丝晾衣架挂在卡车头部的后视镜缝隙中。

清理的间隙，张云蓬不时拨打电话，联系下一个收割目的地。济宁这片地只剩不到50亩，一上午就能收完，他们估计中午即可出发前往别处。但下一站去哪儿？过去24小时里，他们前后给我提供了多种可能：“听说山西运城那边下雨受灾了，可能要去那边”“听老乡说淮安也下雨了，要抢收”“唐山那边麦子快熟了”“广西该收早稻了，那边老乡早就打电话给我，让我端午节前务必回去”。

徐艳青今年39岁，来自广西北海，年轻时在珠三角的工厂里认识了同为打工仔的张云蓬，就此远嫁河南。最初他们本打算下一站跟同伴一起去山西，但因为想着家乡，徐艳青夫妇还是选择先回驻马店暂歇，“运城是水浇地，要分好几次收，跟去广西有冲突”。两人从卡车上拿下两架“上车梯”，张云蓬沿着梯子把收割机开上卡车。徐艳青就开着卡车回驻马店，从中午开到晚上6点多。快到河南漯河时，张云蓬接到一个老乡的电话，说山西临汾要抢麦，时间也合适。于是两人调了头，在离家还有80公里时又折回。

这是跨区收割手们的普通日常。他们流动性极强，只要出发，就没有固定路线和终点，像是浮萍一般去到有需要的各地，路上也居无定所，睡在田边和马路上。“我们根本办不了‘大件运输许可证’。”年近50岁的收割手周理想对我说，大件运输证要求固定时段、固定出发地和目的地，这对于他们来说不现实——2023年，交通部发文要求引导超重、超限的农机运输车辆办理大件运输许可证。5月底，河南南阳据此对一些运输车征收高速费，一度造成了多辆收割机下不了高速。与此同时，当地很多麦子还烂在地里待收，此事很快上了热搜。

与徐艳青夫妇一样，周理想也来自河南驻马店——这是收割手的主流。驻马店地处河南中南部，处于豫南到豫中、豫北的关键过渡地带。或许是它的地理位置在农忙时节能起到重要作用，在周理想等人的记忆中，大约2000年后当地就有人开始干收割作业，挣到了钱。“大家就亲戚带亲戚，这么干起来了。”周理想估计，仅驻马店的汝南县就有几万台收割机。

一台普通的收割机，能收小麦、水稻、玉米、油菜等作物，其原理并不复杂：用鳄鱼口般的割台将农作物吞进“肚子”里，肚子内的复合装置和卷状滚筒会“脱粒”，分离麦子，也粉碎秸秆，将其分别输送至粮仓并吐到外部。这类机械的工艺并不复杂，却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效率，近年来迅速普及。多位种植户告诉我，如果是过去人工用镰刀割麦，“一个人一天最多能割1亩地”，效率差了近100倍。

作为一项惠农的工作，每年一到麦收季，驻马店各区县都会举行官方的收割机出征仪式。几百上千台机器排行列队，挂着红色横幅，配着政府和农机公司发放的矿泉水、毛巾等必备品，像是要开展一场属于收割机的马拉松比赛。他们的行程简称为“跨区”，要办理跨区收割证：从这里出发，跨越地域的界限与限制，去到祖国的天南海北收割庄稼。

很多人是被这份流动下的自由吸引来的。南北的辗转，提供了经常路过河南老家的机会。成为一名收割手之前，周理想和爱人在武汉开卡车，每天往返拉货，挣得不少。七八年前，他们在老家留守的两个儿子进入叛逆的青春期，老人管不住。“我那时候就想，钱挣得再多孩子没有成材又有什么用？做收割机手，至少每隔1个多月就能回去待一阵管管他们。”周理想的两个孩子最终都考上了大学。

一个常年在外的收割手，每年出征的第一站一般是3月底去云南，然后去四川、两湖收油菜，进而是中原和华北的麦收。到6月底，两广早稻成熟，一些收割手会选择南下，然后一路向北直到东北收当季的水稻、玉米等，然后再次南下收两广晚稻，最后在年底回家休息。

过程是艰辛的。辗转在路上，驾驶室就是一个流动的小家，遍布着晾衣架、纸巾、洗护用品和方便食品等。每到麦收季，在洛阳和济宁郊外的国道加油站里，经常挤满了过夜的收割机。一辆收割机通常是大车拉着小车，丈夫带着妻子。有时候干完活了全身是灰得洗澡，男的穿个短裤就在车子边上洗，女的就搭个帐篷在里面洗。

天南海北的奔波中，他们也看到各地的风土人情与农业现状——农村的空心化与老龄化程度严重。这种情况在四川等南方地区最为明显。在四川，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找到徐艳青的永远是老年人，有的老人凌晨3点就要起床打稻谷，“有很多老人腿都静脉曲张了，还在地里干活”。徐艳青至今对川东泸州一家农户印象深刻：这家人是贫困户，有位中年人正值壮年但患有尿毒症，他的妻子跑掉了，家里就只剩年过花甲的母亲种着高粱，只有一个不到15岁的孙子帮她。一个雨天，孙子光着脚在地里帮奶奶背高粱，结果摔得一身泥。徐艳青看着不忍心，没收老人的钱，瞒着老公让他帮着收割了高粱。

南方多山地，鲜有北方那样的连片平原与千亩大田，这里收割价格更高，水稻最高可达200元/亩，但也意味着更多危险。有一次在四川，他们要在雨后去一个斜坡收水稻，地面湿滑，收割机下去后上不来。那时的徐艳青还不会开卡车，老公让她去开收割机，自己用卡车吊着钢丝绳想把收割机拉到斜坡坎上。卡车猛然启动，“一下子我就感觉收割机垂直了，随时有翻过去的危险，把我吓得半死”。最后他们到县城找到一台拖拉机，才把收割机拉出来。与北方相比，去南方这些山地更累。“天天搞得就跟牛在水里洗澡一样，一身泥巴。我老公的裤子上全部都是泥巴，走路都很沉，泥巴一晃一晃的。”徐艳青说。

流动中，纠纷和危险也必不可少。“很多事情处理不好，是可能要挨打的。”徐艳青2015年开始跟车，出门前婆婆这样对她说。真正出门后，她才意识到了江湖的危险。一些村民会不认他们用仪器量出的土地面积，还有的人会“找茬儿”，觉得他们收割时掉了麦粒，反而要他们赔钱。最常见的一种处境是拦车不让走，老年人会用身体挡在车前，当中不乏恶意的讹人者。一次，徐艳青夫妇和几位老乡去村里收麦，一位老乡在倒车时撞坏了当地某村民家用竹竿私搭的网线。对方张口就要8000元，他们选择报警，在协调下最后赔了2000元。还有一次，他们在南方某地被一帮当地人追着走，要求他们立刻走到50公里外——后来才知是当地人自己买了收割机，怕他们来抢生意。

最让徐艳青印象深刻的，是跟车第一年遇到的一次危险。那是2015年的麦收季，“那时候还没有扫黑除恶”，他们夜晚行驶在两省交界的国道上。徐艳青睡着了，突然被开卡车的老公的骂声吵醒，只见有很多当地人在围攻他们的车。他们拿着西瓜刀和长棍不停地挥舞，指示他们靠边停车去当地收割。一些人用弹弓打他们的窗户，一位老乡的车窗当场就被打破了。徐艳青夫妇很害怕，危急中关上了所有车灯，一脚油门加速，冲出了这个包围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今年是待遇最好的一次，因为政府出面了，就不会有这些危险。”徐艳青说，过去因为这些不可预测的危险，很多跨区收割手新到一个地方，会找一位当地的带路人合作。对方的作用类似于中介，负责帮他们联系农户、处理纠纷，从收割费中抽成（约5～10元/亩）。这在山东、河北等地较为常见。

然而，带路人有时也难辨善恶。有一年在某地，徐艳青和老乡们给某位带路人干完活后，对方将他们带到一个大院里后就消失了，等了很久人都没来，大门还锁上了。过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对方已经把他们卖给自己了，“你们下一趟就跟我走”。“我们之前都没见过你。”徐艳青和老乡们想赶紧脱身，就给原带路人打电话，“大哥，我们不知道你们这儿的规矩，求求你就让我们走吧”。他们好说歹说，最后每人花了300元“赎身”。拿到钥匙后，他们一路狂飙，过减速带都不敢减速，就此离开了那个地带，再也没回去过。“千万千万别有行情。”5月底，当张云蓬从家里出发时，他心里反复这样念叨。这是他们做跨区收割的第8年，他知道行情来了自己和妻子会很累，只想轻轻松松挣点小钱。“这一行挣得其实跟打工差不多，但比打工自由。”张云蓬说。

但行情还是来了，稀缺的收割手让市场水涨船高。在张云蓬的印象中，上一次有如此行情是在不久前的2021年郑州下暴雨，导致河南、山东大片玉米地被淹。农民们在水里硬捞，让收割机下水硬收，原本80元/亩的价格涨到150元/亩，很多老乡那段时间一天能挣1万元，但代价是机器陷进土里坏掉。张云蓬当时买的是一台国产机器，底盘低，没敢干。这次在山西临汾，类似的情况发生了，在未熟的麦田里，三位老乡的机器在连夜抢麦中坏掉了。

“现在基本上年年有行情。”张云蓬判断，经历了今年的麦收季，明年加入跨区作业的人会更多。然而，麦收季之外的季节里，“车子其实已经过剩了”，有时候他们三五天下不了地都很正常。一位二手收割机收购商则对我透露，往年他最多能收100多台机器，今年“好多人找我买，但我根本进不到货，大家都要忙干活”。

这背后是变得极端化、暖湿化的气候对农业生产的规律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农村老龄化趋势严重，以老年人为主的农户们，也没有多少办法应对风险。“哪怕是北方，最多只是农忙时回来帮一下。”徐艳青和张云蓬都是“80后”，虽收割农作物，但自己也不会种。

那么，未来的农业种植要怎么办？一个可能的方向是规模化转型。自2014年起，国家要求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鼓励私人承包闲置土地进行农业种植，实施集约化的管理。在洛阳南洞村，2600多亩地在几年内几乎全部被流转出去了。“土地流转是一个大趋势。”村支书朱小强说。

王国华就是在这期间开始做农业种植的。他生长于后王庄村，在成为一名承包户之前，靠着在济宁做建筑工程积累了一定资金。2018年后，他以800～1000元/亩的租金在周边村子承包土地，一块块地积攒到今天的规模。王国华说：“当时承包土地的时候，想的是农业旱涝保收，不至于饿死。”真正开始做农业后，他才深感投入巨大：规模化的种植与机械化相辅相成，他要购入无人农药机、播种器等各种设备，加之平日雇的劳动工人，算上租金的话，这块地每年投入的成本约2000元/亩，总投资超100万元。

这也是他着急地要“雨口夺粮”的原因。王国华承包的土地，种植的是一季小麦和一季水稻，收完这场小麦就要立马种水稻。但他解释，现在种水稻不太挣钱，承包户全年的收成主要靠小麦。“过去几年小麦的收购价格涨了差不多1/3。”王国华说，2022年受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小麦的价格水涨船高，当地收购价一度达到1.5元/斤。这吸引了更多人投身农业，当地土地承包价一度达1500元/亩。

不过2022年底，这些承包户度过了一个记忆中少见的寒冷冬天。抢收中的麦地，可见一些条块状的青草地，在麦田中星罗棋布——这些都是小麦被冻死后才有空间长出来的。“听老人说，从没见麦子这么大范围冻死过。”一位农户说，极寒的气温让当地的小麦亩产从超过1000斤/亩，降到了如今的800斤/亩。更致命的是，今年小麦的价格下降至1.35元/斤。“相当于一下子几十万元就没了。如果不是河南小麦受灾，收购价只会更低。”王国华认为。

王国华对这些变化忧心忡忡。这次“雨口夺粮”后，他愈发觉得土地流转后的配套工作还亟待加强，尤其是仓储——在山东和河南，麦收季的收割都有一定的顺序：小户优先，大户最后。因为后者量大，找不到地方晒麦，只能让麦子待在地里晾干。“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地方，不然为什么最后才收？差点遇上下雨全毁了。”王国华说，这一次幸好提前联系好了面粉厂，收割后能直接进入对方的仓库，“要是没有面粉厂的仓库呢？麦子往哪儿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河南在“烂场雨”抢收后，让基层政府大院、办公场所、文化广场等地方打开大门，无条件为农户们提供晾晒场所。但采访中一些承包户认为，随着规模化种植和土地流转的推进，这并非长久之计，应有专门的晾晒场所。“马路不让晒，烘干机的成本太高，也会影响小麦的口感，应该要有专门的仓储和风干场所。”王国华说，这也牵扯到了耕地红线等政策问题，目前尚未解决。

这是属于规模化承包户的烦恼，至少在当前还不代表农业现状的多数。徐艳青说，作为收割手他们平时更喜欢割承包户的地，“面积大，条件好”，哪怕价格会低一些（约40～50元/亩）。但多数时候，他们在各地都是跟小农户打交道，后者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流。小农户的土地虽然价格更高，但面积小，“也没那么平”，这给他们提出了更大挑战。

为此，他们也在调整。2023年，两口子拿出一定积蓄，又从亲戚手中借了不少钱，买了一台合资品牌的收割机。这台机器花了他们20多万元，比国产品牌贵了将近10万元，但机器的优势在于底盘可以升降调整，能在条件更差、更坎坷崎岖的土地、水田里收割作业。机器每年会折旧1/3，能够供他们用上大概两年。“我们买这台机器，也是想着为小户割地的时候比较多。”徐艳青说。 麦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