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学何时代之别”

那一年的春节，姚鼐是在泰安度过的，然后去了长清的灵岩寺，从那里取道回京。乾隆四十年二月，姚鼐携眷归乡，暮春时节已回至桐城故园。一个杰出的学者和文章家离开了，对四库馆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

学者与编辑不同，学者与学者的差异也很大。即以“五纂修”论列，翁方纲、邵晋涵、周永年、汪如藻在编纂过程中很投入，很下力气，时常为珍稀文本的发现欣喜，姚鼐则有些格格不入。此与乾隆帝的选择性题诗表彰相关，而皇上对错讹的苛责，对严谨考证的奖誉，也不无暗示和导向意味，令在事者更加重视细节，重视考辨。厘清端绪，求真求实，自是兴修一部大书的准则，而一切随着皇上的指挥棒转，撰写提要也须颂圣和颂清，又与之不无抵牾。“五纂修”是一个友好亲切的小班子，可在讨论时会出现对程朱理学的嘲讽，总纂也会在文稿上大加点窜，让姚鼐觉得不能忍受。《惜抱先生行状》写道：“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辩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姚鼐在馆时，于敏中多次延揽，在其离开后也命人转述爱赏栽培之意，皆处之淡然。翁方纲知他决计不会再回来，临别时请求留言，曰：

诸君皆欲读人未见之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

作为纂修官，渴望读到稀见版本当然不是什么错；而以学术论则落于二义，姚鼐此言所蕴含的哲理，至今仍当为学界所深思。

姚鼐对《四库全书》究竟有什么贡献，今天已无法完全弄清。而其留下了88篇提要稿，收入《惜抱轩书录》，可视为一份真实的见证。以他在馆的时间计，平均不到六天就要写出一部书的提要，要翻阅、比勘、考索作者事迹，梳理版本流变，也要概括其内容，做出客观评价，殊非易易可为。多数人拟写的提要限于一个领域，如《礼》《易》《春秋》，而姚鼐所写提要覆盖经史子集，范围较宽。盖博坚在《皇帝的四库》中，有一节论述“姚鼐的提要稿”，以《古史》等四篇为例，将之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颇下了一番功夫。限于篇幅，仅以苏辙《古史》做一点对比。姚鼐在提要分纂稿中写道：

辙为是书，当退居颍上之时，年已老而识愈高。故朱子取之，谓如所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语岂马迁所及！又惜其所云“帝王之学，以无为宗之，类杂于二氏”。此苏氏之所短也。秦火之后，经籍散亡，司马迁网罗放失，以不世出之才，创千古之业，其功伟矣！而议论以屡辩而易明，考证至后世而益密，辙因前人之文修饰之，固不可与初创者比，然迁多爱好新奇之过，辙依儒者之义，纠正其失而补救之，亦可谓司马氏千载之益友矣。

既高度肯定司马迁的《史记》，也引用朱熹评价，基本肯定苏辙之作的价值，认为对《史记》有所匡补。而《四库全书总目》此条已改得面目全非，曰：

班固论迁之失，首在先黄老而后六经，辙所更定，乌在其能正迁耶？……平心而论，史至于司马迁，犹诗至于李杜，书至于钟王，画至于顾陆，非可以一枝一节比拟其长短者也。辙乃欲点定其书，殆不免于轻妄。至其纠正补缀，如《史记》载尧妻舜之后，瞽叟尚欲杀舜，辙则本《尚书》，谓妻舜在瞽叟允若之后；《史记》载伊尹以负鼎说汤、造父御周穆王见西王母事，辙则删之；《史记》不载祷雨桑林事，辙则增之……其去取之间，亦颇不苟。存与迁书相参考，固亦无不可矣。

像是有意与姚鼐较劲，一上来就大加挑剔，对该书多有指责否定。修订者还特地节录了《朱子语录》的文字：朱熹说吕祖谦宗太史公之学，自己与之辩论时，认为“《古史》言马迁浅露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指斥朱熹平日瞧不上苏辙，因与吕祖谦辩难所激，“此时反为之左袒”。但兜了一个圈子，仍不能不承认《古史》的参考价值。

两相比较，各有千秋，原作似稍胜一筹。姚鼐言简意赅，不着痕迹而褒贬自见，其所提出的“议论以屡辩而易明，考证至后世而益密”，持一种发展的学术史观，尤觉难得；《全目》援据细密，论证周详，逐节辩驳，由作者苏辙扯到宋儒之争，顺便给朱熹戴上一个有意偏袒的帽子，则有嫌武断。而琐琐碎碎写到最后，仍无法超越或否定姚鼐的意见，反显得行文别扭，自相矛盾。

由《古史》的两篇提要，或能见出汉学与宋学的不同色泽，亦显露了至今作为学术主流的汉学之软肋。在为门人钱坫书序时，姚鼐肯定了汉儒“贯穿群经”的成就，也分析其“怪僻猥碎”之弊，指出宋儒论学“得圣人之旨”的意义，论曰：“且夫天地之运，久则必变。是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学者之变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齐其弊，则所尚也贤于其故，否则不及其故，自汉以来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平实而论，所说皆汉学之弊，顶级人物如戴震亦在所难免，又何况等而下之者？

对于辞职，姚鼐毫不回避曾经历过内心的纠结：姚氏先世朱紫相接，而今朝中已没有什么人了，为家族计实不应请辞；更为实际的是他从来都不富裕，一大家子人全靠自己养活，辞官便舍弃了俸禄，以及在四库馆的那份优厚饭食银。但为了传承“桐城文章”，为了矫正汉学之偏，也为了静下心来读书著述、择才而教，他还是决然离去。何以为生？姚鼐能够做的只有教书和写文章。约一年半之后，好友朱孝纯转任两淮盐运使，邀他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仅过了两年，妻子突然病逝，失去贤内助，子女尚幼，铭曰“子女各二，幼不甚知哀，而长女之痛不可闻”，读之催人泪下。姚鼐扶柩还乡，本待料理完丧事后再赴扬州，岂知孝纯因病解任，返京去也。无奈之下只得另谋生计，忽忽又是两年，方才受邀主讲安庆敬敷书院。即便如此，也未见他后悔当初的辞官之举。

姚鼐恬淡温润复劲节内蕴，据其门生回忆：“先生外和而内介，义所不可，确然不易其所守”；“先生色夷而气清，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欢，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能易其所守”。这里的“义”，应指对中华道统的自觉维护和持守，对从孔孟到程朱的沉沉一脉的尊崇。他本来是希望超然于汉宋之争的，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夫言学何时代之别？多闻择善而从，此孔子法也；善，岂以时代定乎？

大哉此问！他也不止一次说汉学与宋学各有优劣，应该互补，最后为情势所激，高扬起宋学的旗帜，也说了一些有些失态的过头话。学术史上的纠葛，真是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