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的历史关怀

对从小浸润西方文化的史景迁来说，中国历史是遥远而陌生的过去，不但与现代西方的社会环境不同，也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如何理解这些生活在异文化处境的个体，就需要掌握一切相关的文献资料，探幽索微，展开历史想象的翅膀，像闻一多所说写诗的诀窍一样，“戴着镣铐跳舞”，还要跳得优美流畅。史景迁历史写作给我们的启示，有如杜甫写诗，“无字无来历”，却又展现无限的想象空间，显示历史人物的鲜活性，与我们无大差别，有着生命的欲望与想念，同时面临人生无奈的局限。

史景迁的著作显示，书写历史，第一要对人物发生强烈的关怀，想要了解具体人物实存状态的人生处境，要发挥想象，体会当事人如何身历其境，究竟会怎么想、怎么行动，面临什么样的具体情况，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决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就需要掌握史料，全盘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知道人物的社会阶级处境，捋清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情况与文化语境，才能如实呈现这个人物的真实情况，同时还得体会人物的性格特色，才能探知其喜怒哀乐的根源，理解人物命运展现的过程。

他曾多次说到，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对辽远而神秘的中国更是十分着迷，希望能够了解不同文化处境的人们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如何经历生命的欢愉与苦痛，如何面临生离死别的际遇。一旦进入中国史研究这个领域，他就把个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与困惑，上升为毕生追索的知识探究，还要进一步告诉与他相同文化背景的同胞，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情态。他说：“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那里有些我们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了解的方法，不是居高临下，以西方中心的文化思维来理解，而是认真钻研历史，体会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语境，融入真实的历史环境，以当事人的心境来看待当时的中国历史。千万不要仰仗西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充满了掌握真理的优越感，把中国历史文化硬套上西方学术的理论模式，理论挂帅，玩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游戏，以为可以如此剖析中国历史的内涵。

史景迁历史研究的特色是叙述，也就是“讲故事”，以展现中国历史画面为基础，从当事人的视角铺叙人物的经历与思想意识。他认为，“我们需要让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而不是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对我们讲些什么”。也就是说，中国故事要中国人自己来说，中国历史要历史的当事人来说。不是先假想了理论正确的一套模式，硬塞进中国历史人物的嘴里，教唆他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述说他们的经历，甚至穿上现代学术术语的外衣，觍然诉说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后世充满莫名其妙优越感的“高屋建瓴”视角，俯瞰中国历史，指点江山。

他有一句名言：“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这是真正亲近历史，对历史人物有感情、有关怀的历史学家，才能说出来的心里话。一丝一毫也不讨巧，显示了书写历史的谦逊，同时也透露研究历史，对隐藏在文献背后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的追索，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不断摸索、不断思考、不断印证。这种探索历史真相的过程，是史学界一致强调但却很少实践的“历史的同情”（historical empathy），在史景迁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倒是屡见不鲜，因此，很受中国史研究真正行家的赞誉。费正清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里，中国人所经历的一切，都化为有血有肉的遭遇，尽管有时候残酷不堪。通过真切摹写人物的性格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里才能赋予。”史景迁的第一部著作是《曹寅与康熙》（1966），这也是我作为他的学生，认真研读本师的第一部作品。这部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资料富赡，考据细密，剪裁得体，文笔优美，非常精彩，显示了他的慧见与功力，让人耳目一新。他因缘际会，在耶鲁大学研究中国史的指导教授是芮沃寿（Arthur Wright）与芮玛丽(Mary Wright)夫妇，他们指点他去跟随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学习清史。房、杜两位是研究明清历史人物的大家，撰著了西方史学界奉为圭臬的《清代名人传记》（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与《明代名人传记》（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的主要内容。史景迁开始做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康熙与曹寅的关系，反映皇帝和包衣家奴的亲密合作，如何帮助中央理解地方政经与文化动态，探索大清帝国统治维稳的秘诀。他师从房、杜两位大家，循着杜联喆为《清代名人传记》所写的曹寅传，通过老师的关系，得以最早利用存放在台中故宫档案处的康熙御批奏折。配合这批深藏宫中的秘档，史景迁仔细查考《八旗通志》《大清会典》《苏州府志》《盐法通志》，以及相关的中日与西方研究，补充许多档案材料，发挥成一家之言。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他博士论文所用的第一手资料，是前所未曾披露、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过去没有西方学者查阅过康熙的御批档案，更没有人处理过康熙批红的曹寅秘奏。他同时利用了一些研究《红楼梦》的资料，如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其中有许多关于曹寅的资料。一个皇帝，跟一个包衣的紧密关系，成了统治国家的机密渠道。曹寅是康熙最亲密的战友，最可依仗的奴才，提供江南地区的第一手信息。皇帝在北京可以得到江南地区的密报，等于他有一个心腹在江南，告诉他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来讲，这篇博士论文使用了原始材料，写出康熙对江南情况的掌握，有一个直接通报的秘密渠道，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成就，很快就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奠定了史景迁的学术地位，而且留校任教。

《曹寅与康熙》一书，显示了史景迁历史关怀的取向。这部书共分为七章，从曹寅的出身，上三旗正白旗的包衣家奴讲起，叙述他担任苏州与江宁织造，后来更兼管两淮盐务，成为实际政治运作的“钦差大臣”。叙述条理清晰，而且辨明了不少过去含混不清的制度，更对不同衙门体系在实际操作上的纠葛做出明澈的解释，是部体大思精的史学力作。史景迁文笔清晰流畅，叙述史事引人入胜，使一些蜻蜓点水式阅读的读者以为，史景迁是一个只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其过人之处只在文笔优美。惑于这些传闻的中国读者，应该仔细读读《曹寅与康熙》，特别是沉下心来读一读每章所附的注释，你就知道，史景迁文笔优美与叙事流畅，能“说好中国故事”，原来是甄别了大量史料，精心思考与剪裁之后，以他独特的宏观史识，呈现中国历史的精彩片段。

书中探讨皇帝亲领的上三旗与内务府组织及其功能，特别点出，内务府一般英译为Imperial Household，其实并不恰当，会引起读者的误会，以为内务府管辖朝廷内部的事务，涉及“内宫”或“内城”，而事实并非如此，内务府的功能是：“掌内府财用出入，及祭祀、宴飨、馐膳、衣服、赐予、刑法、工作教习诸事。”内务府辖下司院的任务是：“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这是皇帝亲自管领的机构，独立自主，不受政府六部管理，内务府大臣也不必向六部负责。所以，史景迁认为内务府应当译作Emperor’s personal bureaucracy。看似无关紧要的一个细节，却显示作者认真爬梳史料，要一一辨明如何以英文表达，绝不含糊混过。

从历史书写的呈现来看，《曹寅与康熙》描述曹家的兴衰，是首尾俱全的精彩故事，不但让我们看到包衣家奴是如何起高楼，如何宴宾客，又是如何在康熙死后，繁华了半个世纪的高楼塌了。从提供历史认知的角度来看，这部书展现了开阔的历史图像，从中央到地方的实际政治运作，以康熙与曹寅这一条线串了起来，读来纲举目张，历史实况历历在目，是历史专著的典范。研究社会经济史与文学史的，也可以从书末的四个附录看到史景迁的匠心，从曹寅的档案数据中，罗列出清初的生丝价格、江南米价、新种米产量，以及“有关《红楼梦》的假设”，为后学者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方便之门。

史景迁对康熙皇帝情有独钟，后来还用康熙档案材料，配合相关文献，假想康熙如何观察世界，如何处理繁杂的国家大事，如何安顿勾心斗角的后宫生活，如何摆平皇子继承的问题。康熙是皇帝，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倒海，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乱，赫赫不可一世，但是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都有，也有每天要过的生活。他有数不清的烦恼，层出不穷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纠纷，真实的生活也是十分烦心的。史景迁写《康熙自画像》，刻画出皇帝的“人间喜剧”，让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皇帝，是一个立体存在的人，不只是高踞龙庭的神秘天子。出版之后，不但展现了特殊风格的历史写作，而且在整个西方人文界造成了轰动，让他们得窥紫禁城宫墙之内的秘密。

1966年史景迁出版了这第一本学术著作《曹寅与康熙》之后，陆陆续续完成了14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改变中国》《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追寻现代中国》《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毛泽东》《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前朝梦忆》，等等。他的著作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领袖人物，如康熙、雍正、洪秀全、毛泽东；二是政治圈外的文化人或地位卑微的边缘人，如王氏、利玛窦、胡若望、张岱等；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议题，如《改变中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当然也与第二类有交叠之处，如利玛窦、胡若望等。《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聚焦晚清民国文化人的思想文化圈，呈现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变迁，后来更扩大为中国近代通史《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从晚明一直写到21世纪，不但成为欧美图书市场的畅销书，更取代了早期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成为西方大学中国史课程的通用教程。有人说史景迁的史学著作，最出色的是文笔好，会讲故事，甚至可能有虚构的地方，才把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其实，他从没离开史料进行虚构，他和其他的历史学者一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尽量找来所有的文献资料，组织材料，安排如何忠实呈现历史细节。通过对史料的深入理解，他开始想象具体的历史场景，利用史料提供具体细节，进行细密的裁剪，让历史人物立体化，不但呈现人物的言行举止，还呈现了人间处境，同时结合了宏观的历史环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氏之死》这本书，写的是清初山东郯城的一个农妇的命运。这本书显示了史景迁对具体人物的关怀，超越了帝王将相，不只是依靠文献资料车载斗量的方便，聚焦统有四海、泽被八荒的康熙皇帝，更对历史中卑微小人物的艰难处境，倾注了无限的同情。通过郯城这样鸟不拉屎的地方，搜罗了许多不见经传的零碎材料，如地方志、判案书牍、官箴文献、笔记小说，淘沙拣金，像天孙织就锦缎一样，反映出山东农村的社会历史图景。

史景迁最初是在清代法律判案书牍《刑案汇览》中发现了这个地方命案，里面记载了王氏之死的案情，大体上叙述了前因后果，具备简单的故事轮廓。他利用这个案例，配合《郯城县志》及其他山东地方志书，加上曾任郯城知县黄六鸿著作的《福惠全书》，说明清代地方政令施行的情况，在近代史课堂上作为一个清代乡村社会专题，讲给选课的学生听。勾勒出了地方的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清初地方行政的施行，他基本上展现了大清帝国中央政令在郯城这个贫瘠的乡村如何运作。然而，他还想呈现当时当地文化思维与意识，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强调的在地文化心态，于是，山东作家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就成了描绘想象世界的材料，进入了小人物的想象与幻觉之中。《王氏之死》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是王氏在雪地里做梦的那一段，取材自蒲松龄的文学想象，可说是蒲松龄的梦，移置到王氏身上，像是扶鸾之后仙魔附体的表现。在清初郯城这样的乡下地方，做梦想象与仙灵附体的可能性，有意识或下意识活动的可能性，以来自蒲松龄的狐鬼怪异故事来展示，这种探索是非常有趣、很吸引人的。

《王氏之死》的出版，在西方好评如潮，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质疑王氏做梦的意识飞翔，虽然利用的材料来自同一个时代的蒲松龄，到底算不算历史呢？有许多人还受到19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史学的束缚，认为把文学想象材料引入史学研究，岂不是混淆了历史现实的客观真实性与文学艺术想象的主观意识？当然，过了半个世纪，这类质疑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反倒显示了史景迁历史书写的前瞻性，主要是启发了我们，历史应该怎么写？你想要反映什么样的历史情境？特定历史时空的想象，是否有其历史性？清初山东地区的意识与想象空间，是否值得进行历史的探究？你问王氏死前昏迷了做梦，是否真正梦见这些东西？天知道。可是有没有人在当时可以想象这些东西呢？在当时山东这个小地方，有，蒲松龄就这么想。史景迁联系蒲松龄与垂死的王氏，扩展了整个历史想象的空间，基础却还是历史的材料。读者必须注意，所有相关的原始材料，他都在注解里列出来了。所以，在西方史学的研究上，这本书开启了许多新的面向，与类似描述乡村历史题材的The Cheese and the Worms（Carlo Ginzburg，1976，中文译名《奶酪与蛆虫》）及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Natalie Zemon Davis，1983，中文译名《马丁·盖尔归来》），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为什么史景迁这个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在西方史学界影响这么大。

《追寻现代中国》是史景迁在西方一般读者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著作。原名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书名中的search反映他书写中国近代史想要做的，就是在那里“追寻”，是对人类处境的一个追寻，追寻他还没有完全掌握的中国，追寻在歧路上追寻的中国，追寻知识所能引导的历史理解。他对于知识有很浓厚的好奇，总在那里追寻，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追寻未来的方向。他说过，从研究英国史转到研究中国史是一个复杂的决定，显示了他是一个寻求知识的人，充满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关怀。他研究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感受中国人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化中如何面临艰难的人生处境。中国历史引发他思考这些问题，也就是思考历史的普遍性意义，思考人活在历史中的追求及抉择。史景迁逝世，我写过几篇怀念恩师的文章，有以下的段落，表达我的景仰之情：

史景迁对欧洲文化传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的西洋文学、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所以他有一种敏感度，他看中国的东西，对中国人的处境有着浓厚的历史同情，而且是带有超越性的、思考到人类普遍性的关怀。我觉得史景迁有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有的、最应该有的，可是很多历史学家却没有的特质，这就是深沉的历史同情，对人类处境的关怀。

他的著作充满了对中国的关怀，而出发点是对人类处境的关怀，这也就造就了他的影响深远。他的影响，在西方可能比在中国大。在中国，大家关注史景迁，主要还是看一个西方人怎么讨论中国历史。在西方，人家通过他的著作，比较了解中国整个历史文化到底在摸索什么，知道文化转型中摸索的困境。其实，人类不可能清楚知道我们摸索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世界会如何。可是你可以摸索，你可以追寻，你可以思考。你可以考虑它种种可能面临的情况。一定会有困境，至于怎么突破困境，希望达到什么，希望什么是比较美好的未来，则有待时间的验证。史景迁的著作及其思想脉络，就是通过历史叙述，带大家回到已经发生的过去，提供历史处境的具体经验，是一种心灵探索的回顾旅行，的确是一家之言。所以，我觉得史景迁对西方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不讨论当前的一些政治冲突，也不会从哪个利益角度，比如国家利益角度，来探讨历史文化上的问题。这就能够丰富我们对人类文明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史景迁把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理解，把中国人经历过的苦难与挫折，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示给西方的民众，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文化贡献。这已经超越我们一般讲的所谓职业性的史学成就。我们中国历史的祖宗司马迁，难道只是一个堆砌排比历史资料的人吗？当然不是。他希望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们对于历史学家最高的一个向往，而史景迁也没有辜负他老师房兆楹赐给他的名字。

我认为一个好的史家，对历史要有感情，不只是一种人之常情，还是一种穿越时间的同理心。这使得史景迁在写历史的时候，会对他笔下的人物、经历、处境有一种情感的代入。我觉得我们当一个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对知识、对历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好奇和冲动，有情感的投入。没有情感的投入，就只是在做一个机械的职业工蚁而已，就像香港人喜欢说的“打好呢份工”。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觉得可以拿来形容史景迁的历史研究与著述。

（郑培凯，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原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首创主任。现任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浙江大学客座教授等。2016年获颁香港政府荣誉勋章。所涉学术范围以文化意识史、文化审美、经典翻译及文化变迁与交流为主） 历史史景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