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活字之毁

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佩文韵府》告成，康熙心情愉悦，在所撰序言中写道：“从来著一大书，非数十年之功不能成。今数年以来，所成大部书凡十有余种。”此言不虚，却应区别个人著述与朝廷修书的差异，也包括一些由个人编著改为朝廷主导的项目，包括选项的难易程度、不可抗拒的政治因素，都会影响到进度和最后结果。比如《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不到五年就纂成初稿，而修订和制版印刷竟用了15年，出版时连他的名字也没了。

由此也就扯出铜活字的一段公案。

《古今图书集成》的规模太大，雇人写版刊刻将旷日持久，板片的需求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印完后的贮存也会成为大麻烦，主事者决定以铜活字排印，以故该馆又被称作“铜字馆”。自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相继出现木活字、铅活字、铜活字，明代中叶无锡的华氏、安氏两家书作坊，即以使用铜活字著称，所刻有《锦绣万花谷》《百川学海》等书。清代江苏、福建等地仍流行铜活字版，其技术已臻完善。《清会典事例》明文记载武英殿有铜字库，设置一名管事（库掌），两名管理人员（拜唐阿），“专司铜字、铜盘及摆列等事”，但语焉不详，很多事情长期误传。兹引据一些较新的研究成果，稍加梳理——

一、设置。武英殿铜字库是何时批准设置的？换言之，铜活字是何时进入武英殿的？未见确切记载，在康熙前期和中期，也未见有铜活字出版物流传。在清代文献中，古今图书集成馆又被称作铜字馆，所以也可将康熙五十五年开设集成馆作为一个节点，或曰亮点。此前即便已有了一些铜字，应非机构设置，数量亦相差甚多。

二、制作。铜活字的制作有铸造和镌刻两种：铸造是以硬木刻字，翻成砂模，注入铜液铸成；镌刻则先浇筑出不同规格的铜子，再由匠人在上面刻字。史籍记载“刻铜字人，每字工银二分五厘”，故宫专家翁连溪经过细心比勘，认为清代内府铜活字皆是刻制的，“字体规整，墨色鲜丽，笔锋尖锐，如刀刻所出的效果”，相比之下，铸字就显得“笔画迟钝，立体感差”，这是行家之论。

在铜上刻字当然不易，可也难不住专门的匠人。翁连溪曾算过一笔账：“如按每人每月工银两钱计算，刻铜字人每天要刻5个铜活字，按每月30天算共刻字150个，25万铜活字由50人镌刻，要用近3年的时间。这以当时清内府的财力、人力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他说的时段应在康熙五十五到五十八年，此后《古今图书集成》已开始印刷，时间上亦相合。而问题在于刻字量，铜字馆所存活字远远大于25万个，看来情况要复杂得多。

三、数量。关于武英殿铜活字的数量，说法有25万、30万、100万等多种，项旋从内务府档案中查的实数，为101.5万多，精确到个位，从而一锤定音。而也附带引出一个疑问，需要那么多吗？翁文提到的25万个铜活字，应是参照了后来武英殿聚珍馆木活字之数。而聚珍版图书品种有限，集成达一万卷、40多万页，需求量自会大得多，100多万个铜活字的总数，应是经过详细计算的。第二个问题是铜活字的刻制，如果翁文所称每天刻五字大致靠谱，对刻工的需求多一倍也不止，怎么办？我想大约会以发样订购的方式，北京有此类作坊，江浙也会有，将书版所用大小字样发给照刻即可。至于武英殿设刻铜字人，应用以缺字时补刻为主。

四、使用。推测在集成馆正式设立之前，已决定采用铜活字印刷，采购铜材，铸造铜子，选择作坊分包刻字等项已然开始。其使用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盛字箱格、木槽板，要有拣字熟手、校对、打样、复核，而且也不可能只有一组人马。书缺有间，则往事必然如烟，具体之操作，今人也只可推想了。

五、销毁。这一套来之不易、价值高昂且对内府出版做过大贡献的武英殿铜活字，于乾隆九年竟然奉旨销毁。弘历《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毁铜惜悔彼，刊木此惭予”二句，小字夹注：“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蒇工，贮之武英殿，历年既久，铜字或被窃缺少，司事者惧干咎。适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请毁铜字供铸，从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为非计。且使铜字尚存，则令之印书，不更事半功倍乎？深为惜之！”此时已是三十九年五月，忽忽30年过去，要兴办《四库全书》了，乾隆才对当年之举深切追悔。他的记忆出现了偏差：说铜字被改铸成铜钱，错。乾隆九年冬原雍亲王府改为喇嘛庙，应管理武英殿事务的和亲王弘昼之请，用铜活字铸了雍和宫正殿的三尊高约两米的大佛。

武英殿铜活字的销毁，当年还引发了一桩贪腐案，牵涉人员也不少。据乾隆十八年六月内务府慎刑司呈奏：

查武英殿奏销档内，有雍正十一年奏明，贮库有字铜子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无字铜子十八万八千四百四个。后经乾隆九年奏交铸炉处时，永忠、郑三格只将有字铜子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奏交铸炉处，其无字铜子十八万八千四百四个并未入奏……

永忠为大清宗室，授辅国将军，时任内务府员外郎，被审讯时供称：具体管铜字作的是原任员外郎郑三格，经他查明铜字有101.5万余个，另有从太监何玉柱抄出的无字铜子18.8万多。郑三格说这些铜字收藏日久，难免有遗失，建议将何家抄出的留下，以备补救。永忠听了他的话，只将铜字馆所存奏明和亲王，交铸炉处收讫。后见大小铜子仍有18万多，遗失的不多，“不敢将留下的缘故回禀和亲王，是以称说是早年抄家的遗漏未载，王爷可以留用。和亲王说既是余出来的，你们送往府里来罢。将18万余个铜子我同姚文彬送了一次，同郑三格送了一次，两次送完了”。

武英殿铜字库库掌崔毓奇供称：“乾隆九年冬月据员外郎永忠、监造郑三格叫我速查铜字数目，要交造佛处。即照档查明，向永忠、郑三格报明。永忠、郑三格恐数目有差，郑三格要了档子去，照数查看，数目不少。永忠、郑三格派我送到经史馆，永忠、郑三格亲收。”他还提到曾有一本铜字档，遵照永忠的指示交给内务府档案房的笔帖式常宁。接下来审讯常宁，则交代是有过此事，自己收下后即归档保存，“后监造郑三格亲身到档子房来，将档子要去，我后来向他要过几次，他因循着并未曾给回与我，后年久了我也就忘记了。”

18.8万多枚备刻铜子，可不是个小数，永忠等人用以巴结和亲王弘昼，弘昼也就大大咧咧地收下了，据说是铸了些缸、罐啥的。那是个有名的荒唐王爷，跟哥哥弘历也曾当面叫板，案件追查到此，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