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银翼

2022年底到2023年1月，相继开幕了首尔国际艺术博览会和新加坡艺术博览会，“寻找亚洲艺术贸易新中心”的说法，在艺术圈相传甚广，益发增加了人们对3月21日开幕的这次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好奇——2020年疫情以后，它已经中断了三年。展会结束至今，各类报道和反馈已经充分展现了对香港艺术市场的信心，虽然信心之下自有暗流变化，但是和其他几个备选城市相比，这里还是拥有最高的评价。

我的这趟探访，与其说是对巴塞尔艺博会的好奇，不如说是对香港的好奇。艺术如果活着，就不是一时半会儿的烟花，而是缓慢生长的动植物。它本身的微生态需要整个城市的大生态支持，同时也是一个城市生态的检测指标之一。

在巴塞尔艺博会和Art Central艺博会同时在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开展的一周内，大多数和我一样的来访者，还参观了另外三个重要艺术区块：西九龙艺术区的香港故宫和M+美术馆，港岛南部轻工农业区黄竹坑和田湾的画廊群落，以及一些散落在九龙和湾仔老区的本土艺术机构。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除了其中的黄竹坑之外，还有另一个未被囊括的群落：生活在大屿山深处的几位生态艺术家。黄竹坑和田湾：五金车间之上的前卫画廊

黄竹坑地区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填海开发。它曾经是轻工业重镇，维他奶、李锦记和甄沾记等香港本土品牌都从这里创始。由于运输、原料供应等原因，当年就只能发展塑胶、小五金和食品等中小型工业企业，兴建了很多楼房，名字都叫“××工业大厦”。这类大厦的一层往往是车间厂房，中高层是办公室和工人的宿舍。而自90年代开始，为了治理污染，这些中小型企业也开始搬离，有的去了内地，也有的去往东南亚。一部分零星的小五金加工车间等，还保留在大厦的底层，上面的空间则被出租给个人住户、商户或者艺术机构。艺术行业是离时髦奢华人群最近，却又对低房租、大空间最敏感的职业圈，所以在全世界城市开发的历史上，敏感的房地产商都会懂得追踪艺术圈的迁移，比如伦敦的切尔西、纽约的SoHo、北京的798……都是被艺术带出来的地产。我眼中的黄竹坑，正处于蓄势待发的最有意思的阶段。比如其中表现突出的刺点画廊和马凌画廊，都是由在香港出生的女性创办，空间都相对宽敞，分别位于保济工业大厦15楼和大生工业大厦13楼。底层都是前后打通可以对望出去的工厂空间，老式电梯介于客货之间，还有看门老人把守。楼内没有新的装修，画廊的门口也尽量维持工业化的铁门和色调。两个前卫的画廊正好都在展出影像作品，突然暗下来的宽敞空间里，屏幕上出现严肃的哲学对话，或是奇妙的酷儿形象，跟刚进来时感受到的小工业和市井气息形成强烈对比，让人一时转不过思路。和中环如今的H Queen’s、过去的毕打行（Pedder）的参观经验也形成有趣的对比，那两栋著名的画廊楼，在艺博会期间等电梯排的队总是延伸到皇后大道上几十米。

但有意思的，正是这种对比的张力。走在黄竹坑道，也可以看见改造正在进行，有的大楼已经具有了中环风，底层用大堂替换了工厂，据说这里将兴建一批新的酒店。艺术家郑波2013年在上海西岸的一个废弃灯塔中，举办了第一次关于植物的当代艺术展，题目就叫做“住在上海的植物”。当时国内并没有其他艺术家在进行类似的项目，郑波的方向也没有得到艺术界和媒体的关注，我曾经为这个展览写过一篇长文刊登在《新知》杂志上。当时仅仅是出于共同的对植物和荒野的热爱，并不能预见郑波竟以植物为主题创作了十年，作为中国最早以此为题的当代艺术家，他成为国际上最为人关注的生态艺术家之一。

2013年，郑波正式从内地搬到香港，成为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师，2018年又移居到更远的大屿山。通过郑波的十年，我看到了香港艺术生态中一个极具生命力，却往往被以艺博会为中心的艺术周所忽视的角度。

郑波的家在大屿山深处一个安静的渔村里。他自述绝对没有料到搬家后的改变，就像一棵树被移植后就自然随着风土变化一样。比如村中没有餐厅和娱乐设施，晚上7点后就一片黑暗寂静，而早上5点则众鸟齐鸣。出门只有一条不能进车的老路通往村口，仅限住户可以驾驶出入。家后有一条小路上到大屿山，家前的另一条小路下到海滩。人自然而然就是早起早睡、零社交和亲近自然的。木瓜种子自行生长，在家门口结果，村民会提醒，赶快摘来吃，你不摘我就来摘了啊。

郑波在香港的日子，除了教书，就是天天早上上山画各种植物，他特别喜爱画本村老人种下的荔枝树。他的大屿山植物系列就叫作《写生》。和郑波一样，那些在香港的乡野中生活和工作的艺术家其实都有一个小小的群落，比如居住在新界乡村中的劳丽丽和Michael梁。

可以保证这种生活的地方，全世界并不多。郑波介绍道，因为香港在1976年颁布的《香港郊野公园条令》，划定了不能开发的生态保护区域，等同于国家公园。至今为止，香港有24个郊野公园、22个特别地区，为98%的动植物提供栖息地，占全港土地的40%。在国际性的繁华港口都市中，几乎没有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郑波可以保证驾车50分钟就到了教书的学校，20分钟就到了机场，而回家则睡在一个生态天堂。他一旦离开香港，作为一个时常组织社会互动项目的驻留艺术家，则过着大量和人交流的共同体生活，或者跟艺术圈互动的高强度的社交生活。

其他几位生态艺术家，也因为香港的这种独特性——国际出入方便，却又大量顽强地保留自然生态——而可以过着“宁静乡村日常”和“高效国际交流”的双重生活。

另一层保障则来自学校体系和政府。郑波发现，世界前20名的双年展艺术家（相对于艺术博览会，双年展原则上是非销售性的和市场无关的国际艺术展览，所以艺术圈里戏谑地把对市场依赖更小，作品更少商业性，更多参加双年展的艺术家称为双年展艺术家），四分之一都有博士学位，意味着他们或多或少地在教育研究机制中有稳定的工作。郑波自己近年来也特意在香港城市大学招收这样的艺术家学生来做博士，而港府把艺术教育作为香港发展的重要方向，大力投入以吸引师资和生源，学校明显在疫情后“向上走”。这又给了郑波更多的信心，他的很多项目资助直接来自港府的艺术发展局。

在与香港巴塞尔同时举行的全球博物馆高峰论坛期间，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副署长（文化）谭美儿在采访中也提到，近十年来，香港政府持续在大学提供更多有关艺术行政或艺术创作的课程，比如浸会大学、城市大学。政府也支持年轻人去搞创作，包括在展览方面，会尝试开放不同层次的空间，因为很多年轻人的能力还没有达到做大型展览的程度，进不去大的博物馆、美术馆，为他们提供一些改造的、小的空间是适合的。他们在创作上如果有项目想做，可以去向不同的艺术团体申请：政府主要通过艺术发展局给年轻人提供支持；此外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也有一些计划是专门给年轻人的，比如在北角的油街，能看到一些年轻策展人策划的项目。有一个艺术推广办事处，也是为年轻人服务的，不同的空间，不同的项目，给予不同层面的艺术家。这十年，葵涌、荃湾、深水埗等旧区活化项目中的本土独立艺术空间，都在逐步增加。

我们坐在无人的白沙滩上，山圆海碧，背后只有一个村中的土地庙。我还记得来路上遇到的大群漫步的耕牛和一个曾经很重要的监狱，如今也开了对外营业的咖啡厅。郑波说起他今年还在上海、迪拜以及瑞典的美术馆有展览，明年则在洛杉矶的亨廷顿图书馆有一个委托项目。一切感受都有点奇妙而不真实，就如港岛上仍在持续的喧闹盛典，或是黄竹坑五金车间之上的画廊空间一样。

这其实是2023年的香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之处，那些反乌托邦科幻片喜欢参照它做舞美背景，那是因为不论你喜欢与否，这确是个有能力制造多重世界的地方。这些自相冲撞的世界，是让艺术家生出银翼的原因。 巴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