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厉以宁：缓缓的宽流

厉以宁有着多种身份。他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是曾连续参与30年“两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也是被国家表彰的“改革先锋”。各类身份汇聚于一身，具体就体现为了他“厉股份”“厉民营”“厉非均衡”的绰号。

2023年2月，93岁的厉以宁因病在协和医院去世。3月7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遗体告别仪式前排了数百米的长队，有4000多人前来与他告别，纪念册上印着他的诸多身份和贡献。但在北大的悼念中，厉以宁似乎不是那位冲在一线建言献策的改革者，而是一个亲切的老师。师生们不论年龄，只称他为“厉老师”。这也符合厉以宁生前对自己的定义。即使忙碌于各种会议时，他也强调，“我首先是一名教师”。

这也是北大师生对他最鲜活的记忆。直到90岁前，厉以宁还会亲自给学生上课，提前15分钟到教室。他面庞清瘦，颧骨微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解析着中国经济的走向。面向所有本科生的“中国经济”，他担任了多年的第一课主讲，每次听众都多得站到了教室外。“厉老师不带讲稿，快90了还能讲上一个上午，全程几乎没有废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江明华对本刊回忆。他1982年入学，是厉以宁的学生。厉以宁曾对他说，“我是一个老师，老师就应该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哪怕是新来的本科生。”

厉以宁讲课风格直接，从来没有“领导好”“同学们好”的开场寒暄。他上来直击重点，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极受欢迎。“厉老师上课有个特点，一般不用讲稿，上课前会把讲课提纲和要点，一二三四地写在一张纸片上，要讲的内容都在他的脑子里，课堂上直接讲自己的核心观点，不拐弯抹角、穿靴戴帽，直击问题要害，他一边讲，一边要求学生们思考和互动。”厉以宁的学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程志强说。

“他给我们讲，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经世济民，词源和初心是这么来的。经济学又是什么？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门研究取舍的科学，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你看就这么一句话，40年后我还记得一清二楚，给我的学生上课也这么讲。”1977级学生、现纽约市立大学金融系教授王家卓对本刊回忆。

厉以宁讲课善用比喻，一些例子至今让学生们记忆最深。一个是“自行车”，中国经济像是一辆自行车，不能因为略热或通胀而停下，不然就会倒下。另一个是“搅拌机”，市场是个大型搅拌机，各种生产要素投进去后自行搅拌，即可实现均衡“资源配置”。怎么让搅拌机转动起来？民营企业进入市场，这个搅拌机就转动起来了。江明华记得，在厉以宁的丰富延展中，“龟兔赛跑”有了四个版本：最后一版中，兔子在领先时被一条河流挡住了去路，最后被乌龟驮着过了河。厉以宁是想借此来体现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微妙关系。多位学生回忆，生活中的厉以宁其实略有口吃，但一到讲课就不受影响。这背后是他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思辨逻辑。在没有录音笔的年代，厉以宁会一边讲，一边让台下的学生轮流做记录。这些内容课后整理出来，稍作修改就能出版，这当中就包括他早年出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等著作。“他的知识储备太丰厚，思路非常清晰。”现年80岁的经济学家梁小民对本刊说。他1962年考入北大经济学就读，“文革”后成为厉以宁的开山硕士，做过不少课程笔记。

厉以宁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教书匠生涯：他一生只做了三件事——读书、教书、写书。北大为他特设的灵堂一侧，摆满了他多年来教学的思考结晶。从教近70年，厉以宁出版专著近80本，发表论文1000多篇。考虑到这中间有近20年的时间断层，这些数字不可谓不惊人。

在厉以宁身体还健康时，每年光华管理学院新生的第一课，也是厉以宁来上的。在这堂课上，厉以宁很少讲经济，讲的最多的反而是读书、文学与人生。他业余擅长写诗，这些诗歌与那些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著作一道，都是他一笔笔用手写在纸上的，成了某种时代的见证。

厉以宁去世后，他生前写下的文章、作下的诗词，都被他的学生们一次次念起。其中有一首他1981年登青城山写的《鹧鸪天》，被誉为最能体现他的改革思路与人生哲学的诗句之一。其下半阕为：“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厉以宁讲过的最有名的一堂课，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1978年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效，然而在那个以改革著称的年代中，城市改革却一直停滞不前。一个重要表现是，作为城市支柱的国有企业被计划经济的顽疾束缚，效率低下，财政负担巨大。

国企改革被视作城市改革的重中之重。1986年4月，国务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下设起草改革方案的办公室。由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的吴敬琏主笔，一套以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财政分税制等举措为主的“价格改革主线论”于8月向中央提交，并获邓小平批准。到了10月，转折突来，国务院决定转向以股份制、承包制为主的企业改革。

时年56岁的厉以宁在北大讲堂上的呼喊，被认作是这次转向背后的原因之一。1986年4月，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升任教授3年的厉以宁面对上千听众，开篇直入主题，语惊四座：“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价格改革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一定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1982年入学的江明华当时就坐在台下。他对本刊回忆，厉以宁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做了解释：价格是市场的信号，相当于交通道路中的红绿灯，红绿灯如果乱了，人的行为肯定是乱的，但哪怕红绿灯信号是正常的，但这个人如果不能正常行动的话，这些信号也是没用的。“他当时连续讲了好几天，场场爆满，非常轰动和震撼，然后我们学生回去就会讨论到深夜。”江明华说。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而厉以宁是校园内最火的明星老师之一。厉以宁主张绕过价格改革，走企业所有制改革，这一论调在当时被称为“企业改革主线论”，与“价格改革主线论”彼此争鸣。1985年入学的硕士生顾清扬说，每每北大三角地贴出厉以宁讲座的海报，大家就会赶去。“厉老师又有新思想出来了！”“他一边讲，一边用一摞比A4纸还要大的大稿纸写写画画，来补充和梳理思路，并让我们记笔记。而出版社的编辑也就坐在下面，一下课就去跟厉老师约稿出版。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改革的下一步方向，厉老师那两年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很多著作，就是这么出来的。”顾清扬说。

然而，在转向的改革中，股份制施行缓慢——有99%的国企一度都选择了承包制，但承包下的长期矛盾很快显现，企业“苦乐不均”，激发短期行为，引发物价高涨等种种难题。1987年10月，国家委托八大课题组，研究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厉以宁领衔北大课题组，再次主张以企业改革为主线，要将国企改为股份制企业，成为按市场调节的全民企业，他还在所有制改革上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模式。

八大课题组的报告后来汇编成《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获得1988年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但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决策者并未偏向任何一方——当年的经济形势已经急迫得无法等待。1988年8月，国家启动“价格闯关”，不料很快引发抢购潮和通胀，中国经济进入短暂的调整期。

“在当时的情况下，产权改革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但我们国家的产权改革肯定不等于简单的私有化。所以厉老师当年提出的股份制，是给了我们一条可以成功的产权改革路径。”梁小民对本刊表示，“他对改革最重要的贡献，当数股份制了。”

对股份制改革的频繁呼喊，让厉以宁有了“厉股份”的称号，也让他在那个年代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有人将股份制等同于私有化，认为“厉股份”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那时候厉老师压力很大。”梁小民回忆，年轻时厉以宁没被划成“右派”，所以在北大校内和经济系内，有些人认为他是“漏网之鱼”。“有的老师就在公开场合叫板，认为厉老师本质上很‘右’，是在反对社会主义等等。”江明华在80年代末留校任教，他亲眼所见，一位老师当时在内部会议上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厉以宁，“提了非常尖锐的意见”。

转机出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改革开放进度与力度进一步加大。1993年，厉以宁在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的推荐下，被任命为《证券法》起草组组长。他对股份制的设想终于有了付诸实践的平台。为了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国企上市问题，厉以宁创造性地提出上市“双轨制”，让国企资产“存量不动，增量先行”，国企资产的增量先股份化，存量后股份化。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存量股在最初设计时并不在流通股范围内。

这样的设计施行十余年，伴随着《证券法》在1998年的通过和中国证券市场的成长，股份制也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不过，随着中国迈向21世纪，相应设计也暴露出一些后遗问题。首先，国企的大部分股份作为存量无法流通，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深度与效率。“股票上市最大的目的是转化企业运行机制，存量多不多，70%、80%的股份作为存量不流通，机制是没有转换的。”厉以宁后来对媒体反思，所以必须要进行二次改革，即后来的股权分置改革；其次，因为流通股份量小，股市很容易被“操盘”等等。

2001年1月，基金黑幕等事件爆发。早年与厉以宁有过论战的吴敬琏公开炮轰，中国股市像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厉以宁再一次与吴敬琏公开辩论，他和另外四位经济学家召开记者会，回应称，中国股市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舆论不应在生病时打压，而是应当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

“经济学的争鸣是经济学的繁荣之路。”晚年，厉以宁回忆起当年的几次大辩论时总结。在他眼里，国企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大最成功的改革，与农村的家庭承包制、民营经济的兴起并列。“我评价的标准是改革是否有不可逆转性。”厉以宁说，“这三个大石头投进水里，溅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平静下去。”“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1980年，厉以宁在参加全国劳动就业座谈会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那一年，上千万“知青”结束“上山下乡”返城，造成超2000万城镇青年的巨大就业压力——这相当于当时全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思考解决方案时，厉以宁首提了股份制，“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解决就业问题”。一时间，会场响应寥寥。厉以宁不气馁，赋诗明志。那一年他50岁，刚刚被评为副教授。

如果不是偶遇了经济学，厉以宁可能是一位化工专家或文学家。他1930年生于南京一个经商之家，“以”是排行，“宁”指南京。少年时他最先展露的是文学天赋，熟读中外经典名著，喜欢填词作诗。但在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一家人在抗战中颠沛流离，辗转上海、湖南沅陵等地避居。在金陵大学附中读书时，厉以宁在参观一个化工厂后，孕育着一个实业救国的梦想，一度还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化工系。解放后他回到湖南，成为一名会计，一年后参加高考。因为对专业不甚了解，他委托在北大念书的高中同学帮他填志愿。这名同学眼里，厉以宁天资出众，文理兼备，还做过会计，于是替他选了经济学。

厉以宁后来觉得，同学为他做了最优选择。北大四年，八个寒暑假，他没回过一次家，全泡在北大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养分。在北大经济系代理系主任陈振汉眼里，这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厉以宁被视为“有问题的人”。1955年，厉以宁毕业后无人敢接收，只能留在系里做资料员。从此，他就像是一个修行的高僧，从研读外国经济史起步，在资料室里枯坐读写，一坐20年。据统计，仅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厉以宁就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后期他执笔北大内刊《国外经济学动态》（油印本），编写了30多期100万字的稿件中的90%。“这使我稍感宽慰——我总算没有浪费时间。”厉以宁日后总结。

60年代初，为了接替去世的老师周炳琳，厉以宁走上讲堂，工资依然是资料员待遇。那时，他在资料室的积累终于显露，展现出自己的博闻强识。梁小民1962年考入北大经济系。他对本刊回忆，在他大二参加“外国经济史”考试时，厉以宁担任口试考官，出了一道题：为什么在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非要占领非洲的某个城市？这道题超出课本范围。梁小民刚好看过约翰·根室（John Gunther）的《非洲内幕》（Inside Africa），知道英国有一个宏伟的“2C计划”，打算修一条贯穿非洲大陆南北的铁路，于是就此作答。厉以宁听后很高兴，给了梁小民最高分。

厉以宁还精通英语和俄语，俄语是自学的。梁小民去找厉以宁时，发现他甚至还能看德语书。梁小民请教：“我高中学了三年俄语，大学学了两年，为什么还是无法看懂俄语书？”厉以宁推荐他去读一本有关俄罗斯经济史的大部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自己找一本原著来读”。梁小民于是带着词典，逐字逐句地去细读，“非常艰难，词汇量很多，但等我看完后，俄语水平真的提高了一大截”。

“文革”中，厉以宁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北京大兴等地劳动。那段时间里，他见证了国民经济的诸多困难，农民生活穷困、孩子骨瘦如柴，这使得他的经济思想有了转向。他开始跨出经济史，研读西方经济学。“我在大学阶段所接受的经济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我认为只有彻底摒弃苏联模式，改革传统的公有制经济，中国经济才有希望。”厉以宁回忆。

那时的厉以宁体形消瘦，牙痛、感冒不断，常有口腔溃疡，但依然坚持在农炕上讲课。1975级学生李深清回忆，夏天，厉以宁穿一身不协调的短衣长裤，配一双不知穿了几年的塑料凉鞋，冬天则是一件陈旧的灰色人字呢中长外衣，经常拿衣袖擦黑板。厉以宁还常年提一个发硬的人造革提包，里面有个又小又旧的本子，画满了表格：他在表格中严格规划时间，时间精准到分钟，一天24小时被厉以宁分为48个30分钟。讲课中每遇到什么学术问题，他就步行数公里、转乘多次公交，回到资料室查阅，来去匆匆。

梁小民记得，那时的北大图书馆有很多较偏的书籍，看的人少，但每次他去借这些书时，借书卡上都能看见厉以宁的名字。1978年，梁小民在“文革”后考上经济系研究生——没学过一天英语的他考了87分，用的就是厉以宁教的方法。“后来我要写一篇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传记，去图书馆借他的《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原版书。这本书上下两卷、1000多页，国外看的人都不多，但我一翻借书卡：这本书在图书馆那么多年，就厉以宁一个人借过。”梁小民对本刊回忆。每看一本书，厉以宁都会做笔记卡片，笔记内容丰富，甚至与书本相当。“改革开放后，厉老师就把这些卡片整理出来，一下子就是几本书出版。”梁小民说，“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厉老师的小卡片都变成人民币了。”

1978年后，学界逐步破冰，掀起学习外国先进理论的热潮。经济学界首次在国内开讲西方经济学，这次系列讲座，成为一次该领域的思想解放。厉以宁的才华和20多年的积累在此时终于被看见，他被推荐为主讲人之一，就此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1981年，厉以宁在北大经济系为本科生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创全国之先，并由梁小民记笔记、整理，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震撼。那都是我们此前从来没接触的概念和东西。”梁小民说，“在这方面，厉老师是第一代开拓者，启蒙了一代人。”

在启蒙年代里，坚冰的融化是漫长的。这个过程中，厉以宁支持学生们的不同表达。王家卓所在的1977级里，有一个叫何小锋的同学。他在快毕业时发表了一篇论文，用一万多字质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劳务（服务业）也创造价值。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何小锋被带到社科院接受批评，还在毕业典礼上被一位老师公开发难，“我们无产阶级不能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凝固的气氛中，厉以宁站了出来：“不能这样对待学生。有些小人物，人微言轻，但是十年以后，他的话还会被人提起。而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是十年以后他的话可能会被人淡忘。我们要让时间去过滤这些学术问题，不能扣这种大帽子。” 

虽教授西方经济学，但厉以宁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的距离，有着自己的思考。王家卓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投入产出模式分析的应用，答辩时，其他评审老师问的都是模型应用方面的细节，但厉以宁一上来就问：“你这个模型会不会在某些时候不适用？”“我当时就愣了一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王家卓回忆，“他是希望我看到这个模型可能具有的局限性，站在了更高的层面。”两年后，王家卓硕士毕业，又写了一篇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实际余额效应的毕业论文，讨论财富变化对社会总需要等市场均衡方面的影响。厉以宁看后很满意，还推荐到《经济研究》发表，但叮嘱他注意：不同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同样的传统机制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有些走得通，有些就走不通。“当你借鉴西方的宏观经济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制度条件对传导机制的影响。”厉以宁对他说。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后，厉以宁开始探究其背后的深层症结，为股份制提供理论依据。他提出“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这在后来被他视作自己最具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之一。“非均衡”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凯恩斯学派提出的理论，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供需平衡）。厉以宁则提出，中国存在“两类不均衡”：第一类是企业能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但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干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二类“不均衡”。厉以宁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微观经济单位是否具有充分活力，“我们应当力求使经济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然后再使第一类非均衡中的非均衡程度逐渐缩小”。

“厉老师的核心思想是：如果企业不能摆脱行政约束，成为真正的市场微观主体，那么，其他改革，如全面的价格改革终归是要失败的。”2020年，厉以宁90岁生日之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院长姚洋撰文回顾了这一著作，称其为中国经济学的一座里程碑：“他所倡导的非均衡分析，在今天仍然应该是研究中国经济的标准范本”，“今天的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厉老师所定义的第二类非均衡之中”。北大校园内，悼念厉以宁的除了百周年纪念讲堂外，还有一路之隔的光华管理学院。如果有什么事物能代表厉以宁对微观市场细胞的重视的话，那这座中国顶级的商学院肯定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清华、复旦、西安交大、人民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管理学院，探索培养工商管理硕士，即MBA。1987年，厉以宁所在的北大经济管理系也开设企业管理专业。“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增长理论，即决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主要有几大块，一块是投入要素，一块是技术进步，再一块就是管理。如果管理跟不上，技术也无法发挥作用。”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明对本刊说，他是北大经济学的第一位博士后，1993年入学，“厉老师那时候就一直跟我们说，经济学一定要学以致用，我们除了要有经济的理论，还要有管理的实践。因为他在改革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只有宏观政策还不够，必须要重视微观主体的培育，才能构建好宏观经济的根基。这就需要我们培育大批的优秀企业家。”

不过在管理学科这一块，北大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80年代中期，厉以宁等人提出在经济管理系基础上设立管理学院、申办MBA，多次被否定和质疑。一些领导一头雾水，“什么？NBA？难道让我们培养职业篮球队员吗？”。还有教育部领导直接发问：“你们宏观经济学者如何开设卓越的管理学科？”厉以宁多年助手、已故的学院荣休教授曹凤歧日后回忆，那时候人们对管理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理工科的管理科学、管理工程专业等方面。

作为系主任，厉以宁支持曹凤歧。曾有校领导让厉以宁给曹凤歧转述，称只要不分出管理学院，就让他做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凤歧说不稀罕，厉以宁听后笑了：“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1993年，二人同赴香港征求《证券法》第四稿的修改意见，得知多位校领导也在香港，厉以宁就和曹凤歧商量，由后者出面去说服校领导。次日，双方从夜里12点开始谈判，激烈讨论近两小时后，校领导终于被说服了。

1993年底，北大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成立，厉以宁任首任院长，英文名是仔细斟酌过“Business”而非“Management”。这个初生的学院，一开始就面临极大困难。“缺人，缺钱，是最大的困难。”江明华说。成立之初，学院连自己的办公楼都没有，只能借用法学院四层的部分房间。各个系也没有办公室，开会就是找个地方围坐在一起，运转十分困难。

因条件差，最初全院50多名教职工中，有3名教师陆续下海经商。厉以宁不断游说优秀的博士生、博士后留校，其中包括雷明。他留校后一度觉得工资低、条件不好，会偶尔发发牢骚。厉以宁听后说，这已经比他们当年留校时好多了，“好好干，条件会逐步改善的”。1994年，雷明的女儿生病住院，厉以宁和爱人知道后，拿出500元给雷明应急，还叮嘱其他学生帮忙照应。后来，厉以宁还把自家缝纫机送给了雷明一家，让他给女儿缝补衣服，并亲自带学生给他搬过去。师母看着缝纫机感慨，这台缝纫机，是他们在困难年代等了好长时间的票才买上的。

江明华对本刊坦言，他也曾想过离开，“那时候刚留校不久，学术研究上迟迟没有进展”。为此，1993年厉以宁出任《证券法》起草组组长时，特意让江明华参与，但因离自己专业较远，江明华后来逐步淡出，有些心灰意冷。1994年，全国人大开始起草《期货交易法》，厉以宁又找到江明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这一下我就有点醒悟了，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辜负老师的期望了，最后我每周都去三天，全程参与下来。”江明华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的学术生命其实就是厉老师给我的。”

“厉老师帮人有个特点，他会先给你一件小事让你做，比如推荐你读什么书，看你对这个领域有了解了，再交给你做一件大事，比较照顾人的感受。”江明华说，早年间那位批评厉以宁股份制的老师，甚至后来也得到了厉以宁推荐的课题，“他的心胸很宽广”。

1994年，学院迎来转机。光华教育基金会总干事、中国台湾企业家尹衍梁听说北大在办管理学院，便找到厉以宁讨论支持办学事宜。很快，尹衍梁便带着中国台湾政治大学的7位管理学教授来访商谈。第一次会谈，双方各坐一边：北大这边都是经济学、经济史等方面专家，政大则全是管理类专家，如会计、营销等。双方各抒己见，谈得不愉快。尹衍梁下了决心：“就是因为不一样，互补性很强……如果能结合得很好的话，我们就是整个华人地区，甚至是全球最好的管理学院。”最后，他决定资助学院1000万美元，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下设由双方共同人员组成的董事会，但学院人事、行政等重要工作皆由北大领导。

尹衍梁回忆，厉以宁是他决定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人接触最多，“我是厉老师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身上有道德的馨香之气”。1994年，光华学院大楼开建，尹衍梁全程没有参与，“我只是接到厉老师的信，告诉我总计划多大、量体多大、需要多少资金、什么时候需要，我就按照工期和计划表提前把钱打进来”。 有了资助后，厉以宁还把重点放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开始“走出去，请进来”。学院把江明华等青年教师送到美国交流学习，同时着力引进优秀“海归”。硬件设施与师资的变革，让这座学院一步步地成为中国顶尖的商学院。

1997年，光华管理学院1号楼竣工。大楼一共六层，11400平方米。每个教员都有一个独立办公室，配备了电话和计算机——学院要求每位老师都学习计算机。学院还修建了两栋学生宿舍，配有独立卫生间。厉以宁为学院的题字，被用作了统一的视觉标识。“学”字最上面只有两点，厉以宁是故意少了一点，想时刻提醒所有人牢记，自己还差“一点”，要永远谦虚。

10年前，1号楼前还摆上了一块长8米、高3.3米的泰山石，取名“敢当”，寓意敢当责任。尹衍梁看后说：“厉老师如果不‘敢当’，这个事情根本不能推，这不光是钱的问题。”从理性人到社会人

厉以宁去世后，在学生们的追思中，作为老师的他就像是一道光，尽可能地照亮每一个人。

1984年，23岁的顾清扬还是远在湘西怀化学院的一名数学教师。他被厉以宁的学说吸引，于是鼓足勇气写了一封信，贴上八分钱邮票就寄往北京。“那时候很年轻，想什么就做什么，没想过厉老师这样的大教授会不会理我。没想到大概过了一个月，厉老师真的回信给我了，说觉得我有理想，鼓励我报读他的研究生，还写了几个参考书目。”顾清扬对本刊回忆。收到回信后，他备受鼓舞，日以继夜地准备，最终在1985年考上厉以宁的教育经济学硕士，同专业其余四个同学，有三人是北大本科，“我只是一个偏远地区的普通老师，但厉老师没有嫌弃我，不然我肯定没那么大干劲苦读。因为当时要考上北大是很难的”。

入学后，让顾清扬印象很深的，是厉以宁的简朴生活。在人生多数时刻，厉以宁和爱人、两个孩子还有母亲都蜗居在不到70平方米的家里，客厅、书房全是书，稍不注意就会碰到一摞。一次，顾清扬去厉以宁家中请教论文。正值饭点，厉以宁就拿了一个盆，挖了两碗米，一边扒拉米糠杂质，一边听他讲论文。十多分钟后，论文的问题讲完，米也淘完了，厉以宁就到桌上给他写下要点。顾清扬很吃惊，没想到厉以宁的生活如此简单，还能把家务跟做研究结合在一起。“等师母回来了，我们就可以吃饭了。”厉以宁对他说。他们一家最爱的湖南腊肉，被学生们称为美味。有时候掉了一块腊肉，厉以宁都会捡起来。

如今顾清扬从教近40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厉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得知厉以宁去世后，顾清扬坐在家中久久不能平静：那些年听过的老师的课、在老师家中讨论的论文和吃过的饭菜，对他后来转型做公共政策研究有很大影响。“他一上来就给我们讲，经济学是有关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我们听了完全就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原本觉得经济学只是研究经济本身而已。”

作为北大经济学的第一个博士后，雷明拥有理工科背景。1993年他刚入厉以宁门下，关注的是数理分析与测算。入学后，厉以宁每隔不久就让他去家里搬报纸回学校。“刚开始我还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了，厉老师是想让我多看报纸，多从上面学习国情和大政方针。我看多了感受也很深，自己也尝试着去写，发现写报纸上的豆腐块文章比数理模型分析难多了。”

人生最后几十年里，厉以宁不是在书房和课堂，就是在调研路上。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后，他广泛涉足中国现实，指导学生做环境、扶贫、土地、城乡二元制、教育经济学、企业家创新等各方面的研究，多年来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光贫困县就跑了200多个。

很多问题是在调研中发现的。2005年，厉以宁带雷明到西南某贫困山区调研。当地发展落后，老百姓为了温饱开挖矿石，在山坳的村落间搞起简陋的炉子炼锌，极大污染了当地环境。他们去考察时，刚好撞见了一户人家在炼锌。一道陪同的乡镇干部见此，就上去说要把这炉子取缔了。这家农户非常难受，央求着能否不要取缔，说一家人吃饭就靠这个，“我们可以把炉子搬到自己屋子里炼，不污染别人，只污染我们自己”。

“我们当时听了都很震惊。”雷明回忆。厉以宁当时神情严肃，回头对他说：“关注环保和代际公平当然重要，但首先还是要解决代内人的吃饭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环境也保护不好。”雷明说：“我在那之前是非常纯粹的环保主义者，那之后我意识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确有很大鸿沟。”

由于厉以宁常年身兼数职，学生们见到他的机会并不多。顾清扬只有每次回国去看他，有时也会带上爱人和孩子。晚年的他常跟孩子们逗乐玩耍，“眼睛笑眯眯的，闪烁着那种像儿童一样的纯真”。几年前，雷明的女儿申上了博士——他用厉老师送的缝纫机，在艰苦年代给女儿补了不少衣物。雷明特意让女儿去看厉老师。看着当年发烧的孩子如今个子长到了一米七，厉以宁非常高兴，题字送了一本书给雷明的女儿，落款是他和爱人两个人的名字。

对于这位老师，学生们充满敬畏，不敢贸然打扰。“每次最多就坐个20～30分钟，怕长了打扰他工作。”顾清扬说。每次有学生探望后离开，厉以宁会亲自送到楼下，留给他一个清瘦老者的远影。顾清扬最后一次见到厉以宁，是2018年北大120周年校庆。顾清扬作为嘉宾受邀主持相关论坛，他回京后给厉以宁打了电话，问老师能否见上一面。厉以宁说自己太忙，这一次可能没有时间。

“五四”青年节那一天，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的校庆典礼上，顾清扬还是见到了厉以宁。他在座位上看到厉以宁缓缓进场，赶紧过去给老师打招呼，两人还合了影。厉以宁对他说，自己身体还好，每天粗茶淡饭，依然是早上6点起来，用钢笔“写个几页纸，然后下楼走走”，这是让他多年保持高产的习惯。寒暄没有持续太久，典礼开始前，厉以宁被请上了嘉宾席的第一排，准备发言。

庆典开始后，厉以宁在上千名师生的掌声中走上讲台。顾清扬看到，那时快90岁的厉以宁走路已有些缓慢，他一步步地迈向主席台，有助手在后面跟着以防摔倒，“突然间我就觉得有些心酸”。但一开口，厉以宁就还是那样，直入重点、逻辑清晰，还用幽默赢得了全场的大笑和掌声。

这几乎也是厉以宁留给全体北大师生的最后记忆。演讲中，他笑意盈盈，声音微颤，不时用手巾擦汗，还以女同志买衣服做比喻和案例。他首先提及了当年引他入门的老师们都已过世，“他们那一代人受过的苦，比我们多”，然后又讲到了自己在研究的最新课题，“现在的经济学，可能在今后几十年内会整个改写”。

“从亚当·斯密开始就主张，人是经济人，人是理性人，总是在考虑最大收益的问题，总是在考虑怎么去占便宜。”厉以宁说，“现在经济发生变化了，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社会人要求更多的是协作、双赢，这样整个经济就会发生变化。”

（参考资料：《我们的老师厉以宁》，朱善利等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兼容并蓄终宽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编写组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马国川著，2013年，中信出版社。本刊实习记者程格格对本文亦有贡献） 厉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