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纪事之辑佚（4）：签佚书单

流传至今的《永乐大典》零册中，有的可见封面内的卷首粘贴着一两页表格，乃当日翰林院辑书的记录，被称作签条、签单，通行的说法是签佚书单。我做了一番查找询问，也没弄清是谁首先发现的这些签条并加以考释，那可是一件不小的功劳！

对于兴修《四库全书》，乾隆帝的思路是逐渐完善和细化的，而在知悉《永乐大典》中散存有大量珍稀古本后，重视程度则是陡然提升。但凡帝王都会有几分任性，弘历尤其如此，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而且是马上就做。他才不管国家正陷入极为难缠的大小金川之役，逼着刘统勋组织一个超大的编纂阵容，要求所有军机大臣兼任总裁官，亲自制定编纂准则，常也一竿子插到底，事无巨细，想起来就要过问。三十八年二月初，他就对如何从《永乐大典》中选辑古本明确指示，命纂修“将原书详细检阅，并将《图书集成》互为较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朕裁定”。此可视为辑书的第一个步骤，即从大典中签出有价值的佚书，编成目录，以便众纂修有所依据，也避免做大量的无用功。

更详细的编纂体例，应该在刘统勋等呈交的十三条中，惜乎没有找到。刘统勋兼领枢阁，要处理的军政事务很多，推测这个十三条由次枢于敏中组织讨论和撰写。四库馆总纂官陆锡熊的文集中有一份《初拟校阅永乐大典条例》，应是遵照于敏中等总裁官的指示起草的，贡献了六条意见，首先确定的就是辑佚的范围和准则，如经史类： 

一、经部内，除各经传笺注疏及唐宋以来诸儒经说现今列在学官者毋庸再采取外，其有先儒经解向尠流传、而实在有俾学术者，并为详核甄收。至关系礼仪、音乐，及字书、小学等部，如有可采者，亦均以旧例归入经门。

二、史部内，除历代正史及《通鉴纲目》、古史、《路史》、《册府元龟》等部毋庸再采外，其中如有编录事实、厘定掌故、足资考证之书，而现在无传本者，自宜并为采录。至于识小之流，丛谈杂说，什一流存，亦足沾溉后人，似并当别择蒐存，以广博综之用。

这些意见中的多数会被“十三条”吸纳，对于采录哪些、回避哪些，分类加以说明，并尽可能达到涵括无余。而参与过大型编纂项目的人都知道，实际情况可要复杂得多，随时会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只能是见招拆招了。

明确了采录原则后，接下来要进行分工。此时《永乐大典》已丢失十分之一，正本有9900多册，均分给30名纂修，每人约在330之数。出于保存的要求，当然不会一次性发放，而是由提调收掌官分批核发核收。同时发给个纂修的，还有印制的统一规格的签佚书单，每阅毕一册，纂修官需详明填写，贴于本册封面内卷首。此类书单，当日夹在书册内转给誊录人员，现存大典零册中有幸保留了几页，使我们能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其格式甚简，仅有数项：

一、纂修官即责任人，通常只填写姓氏，遇有该姓在馆不止一人者，注以籍贯或职衔，以便区分。

二、原书卷数。与纂修官同在签佚书单的第一行。

三、涉及佚书名，条数，各条位置。

四、签出佚书种数、佚文总条数。

五、发给誊抄部门的时间。

六、誊录者姓名。

为使大家有更具体的了解，兹举两例传至今日的签佚书单，其一曰：

纂修官吴签出第一万五百四十卷内：宋景文集、夏文庄集、胡文恭集、李复潏水集、强几圣集、刘才邵杉溪集……缙绅渊源。共书计十四条。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廿五日发写。

由于“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中有四位姓吴，此单没提供更多信息，便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另一曰：

纂修官王浙签出第万三千百卅九卷内：类林杂说一，金楼子一、十一、廿二，摭遗新说二，五代薛史三、十九，东斋纪事五……古今事通廿六。共书十三种，计十八条。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发写。

负责辑书的纂修官也有四位姓王，但因其在姓氏后注了一个“浙”，则可确定出于浙江会稽人王增。他是三十六年辛卯科榜眼，进庶常馆前即直授编修，前程无量，孰知在翰詹大考中列于四等，被调离翰林院去做知县，当了很久才升为通判。

签单，看似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案头工作，实则不光是在读庶吉士与年轻翰林没有把握，就算资深者也常会遇到难题。哪些才是真正稀缺和有价值的古书，亦即于敏中所反复强调的“要书”，是纂修官面临的最大疑问。接下来则要评估该书在大典中收录多少、能否辑成完整或大致完整的著作，要区别是全文誊抄、部分摘录，还是仅存目而已。科举至明清两朝更趋细密化，参试者可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真正的通儒越来越少，对典籍的了解和熟悉也因人而异。但大家集中在翰林院办书，颇便于讨论商量、斟酌去取，纂修中必也有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

四库馆臣还有一个较受研究者忽视的板块，即提调官。从辑书开始，就专为翰林院配备了一个强有力的提调班子，后来任务量增加，竟达22人之多。所谓提调官，指具体负责调度与协调编纂事务的官员。最早是从军机处抽调的几位章京，总目职名表开列的共有七位，几乎个个都是能员，如章宝传、冯应榴学问亦优。更多的提调官出于翰林，或曾任翰林已升任各部院者，也有新近留院的辛卯科庶吉士黄瀛元、曹城。他们当然不会是同时进入，也不都是盯着大典纂修官的，但说较多为辑书服务，则可能性很大。可以设想，这些提调官虽在“管理岗”，也会承担一些具体的编纂事务。如初步提取“要书”目录，大约不仅是纂修官的事情，提调官、总校官、总纂官直至各位总裁大人都要参与。这样，众纂修在领到大典书册后，应是先快速翻阅一遍，形成一个整体印象，拟出推荐书目上交，等总裁等审核并报皇上阅定，然后才进入签佚书单的环节。所有这些都会有反复和变化，不可能一次完成，即使已完竣的也会翻工乃至废弃，而若说大致有这么一些操作流程，当无大错。

三十八年三月底，刚开馆不久，乾隆帝案头已经有了一份大典本要书目录。《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九：

近允廷臣所议，以翰林院旧藏《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其世不经见之书，多至三四百种。

三四百种为一个大致的数字，签佚书单的工作正在逐步展开，更细密的统计只能留待这件事情完竣后，而这个数字却绝非随便说说，必也经过了一两个轮次的大排查，方才敢呈送皇上。

到了该年五月，各省选送的“遗书”（当时的官方通称，指古本善本图书）源源而来，武英殿和翰林院都堆积如山，更多的人投入编校。办理遗书，只需整体考量是否稀缺和有价值，确定后即可发交誊录或刊印，而从大典中辑佚的工作量要大很多。根据现存的签佚书单，可知这项工作到年底还没有结束，幸亏总裁官先对提取书目做了安排，否则皇上又要起急了。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