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寺

1901年秋天，北京贤良寺，李鸿章快要死了。他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有书记载，78岁的老臣“忧郁焦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李鸿章每次进北京，大多住在贤良寺。民国时期，贤良寺对游人开放，院中古柏参天，老槐荫地。解放后，和尚被遣散，寺庙住持成为校尉胡同小学的校长，寺庙的部分房屋用于校舍。后来那一片改造为和平饭店、台湾饭店。有一年，某法国瓷器品牌在华尔道夫酒店办一次宴会，我穿过酒店大堂，被引到酒店大楼后身的一座小四合院中，主办方介绍，这座小院就是华尔道夫的总统套房，当年李鸿章住过的地方。那个院子想来应该是贤良寺留下的遗迹，但修葺极为精致，已经没有任何世事苍凉之感。

1901年阴历八月，王照到北京拜会李鸿章。王照曾参与戊戌变法，流亡日本，从日本潜逃回京津，身份还是朝廷的钦犯。李鸿章在病中，让秘书于式枚接见王照。王照记录了二人见面的经过。于式枚对王照说：“老前辈从海外归来，必有挽救我们中国的策略，请就此畅所欲言，转达老相。”王照回答：“我无策略。况且天下事非一策一略所能转变。我们中国的缺点，在四万万人知识不够。俾斯麦言，普鲁士能胜法国之功，全在小学教员。日本埋头用功二十余年，教育普及，才能打败中国。”王照此行，是为了推广他的《官话合声字母》。

这本书1901年夏天由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出版，是一本讲汉语拼音的书。贤良寺中，王照对于式枚说：“我今先莫说秀才、举人、进士没有能力，就说都有能为，全国共计二十万秀才、举人、进士，比日本五千万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少二百五十倍。以一敌二百五，还有什么策略可说！我的下等见识，中国政府非注重在下层的小学教育不可！但是中国的下层教育，有比外国最难的缘故，非制出一种沟通文语的文字，使语言文字合而为一不可！一切策略，我是外行。”于式枚听了，面有不悦，“这不像老前辈的雅言，老前辈必有雄谋硕画，不屑对我们小角色说出”。王照记录——余知其不懂人话，乃谢之曰：“我真是外行，不是不说。”遂辞而出。以上这段记录，出自王照的《小航文存》，“小航”是他的字。

王照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在鸦片战争时阵亡于定海。他在1894年中进士，这一年甲午海战爆发。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后，中国知识界有一股反思潮，全方位地思考为什么我们打不过日本。其中有一种说法，说日本有三个地方领先于中国，一是效仿西方设立的学校，二是报纸，三是图书馆，这三件事归结为一个源头，就是文字。天下文字，都是拼音文字，这就是普天下万国之公理，所以我们也要搞拼音。从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的四五年间，中国至少出现了七种切音方案。王照在戊戌变法后出逃日本，搞出来的《官话合声字母》也是一种拼音方案。他见李鸿章，大概是看出来推广拼音的关键所在——自己搞出一套拼音方案，编教材，教学生，推广起来太慢，也无法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方案，搞拼音这事儿，得由朝廷出面。

上海梵皇渡书院有一个用英文学医科的学生，叫沈学，他写的《盛世元音》1896年在《时务报》和《申报》上发表了片段。他在《自序》中说，汉字太难了，“共计字体四万九千余字，士人常用者唯四五千字，非诚读十三经不得聪明！非十余年工夫不可！人生可用者有几次十年”。他说，俄国、日本之所以强，就是用了本国的切音字，翻译西方的“富强书”，“令民诵读者也”。

沈学身上有很强的“民科”色彩，据说他发明了专门写字母的自动墨水笔，造了一种盲人书写工具，改进了盲人识字卡片，设计了一套哑巴用的看图识字卡片，还准备改进打字机和电报机。他的“盛世元音方案”是以速记符号作字母，基本形式有左弓、右弓、上弓、下弓、直弦、横弦、左侧弦、右侧弦等18种，这些符号兼表声母和韵母，区别在笔画的大小。听起来并不是很容易掌握。沈学创建了这套方案之后，每到星期天，就在上海的“一林春”茶楼教课，他在《申报》上还登了一个小广告，“创制新字，译天下音义，八下钟尽人能悟，志在广播传证，并不因利。投一名刺，便可就学。如有更胜善法，愿酬洋三千元为资，敬无遗言”。我不太确定，沈学所说的“八下钟”是不是指八个小时，八个小时能学会一套拼音方案，有点儿速成班的意思。沈学生于1871年，1900年前后就死了，据说死前潦倒，沦为乞丐。

与沈学的“十八笔方案”相比，王照的方案更好理解，他取汉字偏旁为字母，确定12个“喉音”，也就是韵母，50个“字母”，也就是声母。对比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王照方案的声母更多，这是因为他要贯彻“双拼制”，不要三拼，比如我这个“苗（miao）”字就是三拼。在王照方案中，有一个声母为mi，用mi和ao双拼就拼出了“苗”。王照把“衣乌鱼”三个介母和声母结合在一起，这样韵母中就没有“衣乌鱼”开头的复合韵母，声母中就多了带有“衣乌鱼”的复合声母了。比如土字旁，在王照方案中代表声母tu，它跟形为“秃宝盖”的an相拼，就是“团”。再比如，shu是一个声母，再跟ang相拼，就是“爽”。很难想象，李鸿章要是见了王照，能有耐心听他详细讲解这套拼音方案。

1903年年底，直隶大学堂的学生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要求推广王照的“官话字母”，其中说道：“何谓多数人之教育？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是也。”推广“官话字母”，头一个好处就是“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以字母定口音，则南北一致；以语言传文字，则上下相通”。袁世凯做出批示：“国民普及教育，必由语文一致，而成为东西各国之通例。该学生等所呈《官话合声字母》，以切音合音之法，包括一切语文，与吾国古时文字单简、假借、同音之例，初不相背。”结尾说：“姑候学校司体察情形，如何试办，妥酌具复，饬遵缴。”

王照生于天津，他的“官话字母方案”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这套方案传播到南方，两江总督幕中的劳乃宣看到，“深赏之，但惜其专用京音，于各省方言尚未包括”。劳乃宣征得王照同意后，就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方言的声母和韵母，拟定了宁音（南京话）和吴音（苏州话）两种方言的字母方案，另定了一个名称叫“合声简字”。劳乃宣原本就是音韵学专家，著有《等韵一得》，专门研究汉字语音的。他在《重订合声简字谱》自序中说，中国文字厉害，很了不起，但学起来太难，教育不易普及。“泰西以二十六字母，东瀛以五十假名，包括一切音；文与言一致，能言者即能文，故人人能识字，实为教凡民之利器。我中国数百兆凡民，欲令教育普及，非学步之不可。”

1908年，慈禧召见劳乃宣，劳乃宣向慈禧解释了合声简字的用处，还上了一份奏折，再讲教育普及的重要，其中说道：“立宪之国，必识字者乃得为公民。”“将比里连乡，无一人能及公民资格，何以为立宪之凭借乎？”他在奏折中建议，初等小学五年一贯制，第一年两个学期专门用来学拼音，自第二年开始才学汉字。他很乐观地说，以国家全力行之，三年之内，可以通国无不识字之人，人人能看书，人人能读报，官府之命令，皆能下达，人民之意见，皆能上呈。他这份折子和他的著作呈送上去后，慈禧太后批复“学部奏议”。然而学部却将此方案搁置。劳乃宣静候年余，杳无消息。

1912年，清廷完了，改民国了。王照写了一篇文章叫《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其中说：“吾国多数人，知识不足谋生，非教育普及万不能救。而近年畏民智如蛇蝎之政府，实为教育上一大障碍物。”他所说的教育，“既非前此学部所持尊孔尚武保国粹之谓，亦非令人人明于共和政体备有参政知识云尔也。所谓教育者，瞻瞩虽及高远，而致力专重卑迩。撮其要曰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定其旨曰生活主义融和乎道德主义，个人生活主义融和乎社会生活主义，一国生活主义不悖乎世界生活主义。循理守分，质直光明，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王照说，学童教育是人人保全人格之本，可以称之为“质地教育”，跟政治教育、职业教育不是一回事。他提出向日本学习，要有一套完整的小学教育体制，第一步造就小学教员，“三年之内暂勿详计小学，必须先设师范四千五百校，所有全国已往之高小毕业生及初中生皆令为师范新生，计九十万之数所缺无多”。第二步遍立小学校，定为义务教育，姑假定为学生3000万，计其完备之时，通国校数共15万。“先能实行此二步，斯十年后已有蒸腾之势，二十年后元气充盈，三十年后物质文明蓬蓬勃勃发生于社会之中。”王照说，“天下事万无捷径，每言此，不避急功之士所厌恶。”

有些话，看起来真不错，比如“一国生活主义不悖乎世界生活主义”，说话的人自己都不相信这样的好事能够实现。王照晚年遁入佛门，1933年逝于北京。和他在贤良寺见面的于式枚是信佛的，他在李鸿章身边做了十多年幕僚，终身未娶，1907年曾经去德国考察宪政，民国之后隐居在青岛。他兄弟的儿子于孝侯过继给他当儿子，于孝侯的闺女叫于立群，是郭沫若的妻子。1949年，北京刚解放，毛泽东就指定黎锦熙、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这就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字都出自这个部门。

（参考书目：王照《小航文存》；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贤良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