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满天星斗下的空白地带

在华北大平原三车道的高速公路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限速上限行驶，是很难想象古人在这片河水泛滥的土地上的生活的。还好离开了北京高架桥、立交桥构成的“缓版”过山车状态，一路向南向着白洋淀，四周的景致突然乡村起来。那是通往雄安新区的四车道高速，向前、向后都看不到车辆，只有自己一辆车，世界变得完全静穆下来，窗外望不到边的玉米地就突然闯入了视野。

青色的秸秆，猩红色的顶穗，一样高矮，一排排一列列，静默地立在田野里的玉米使人联想到我国历史地理奠基人侯仁之先生关于陆海的说法。那是民国20年（1931）的秋天，他从济南来北京上学，火车在华北大平原上奔驰，阳光潋滟，万里无云，从车窗向外望去，田野都好像泛滥着一阵浅碧又一阵澄黄的波浪，一幅完美的陆地海洋的画面。

陆海这个词其实最早是用来形容长安城的，八水绕长安，水源是如此丰沛，如同陆地上的海洋。不过还是华北大平原更像海洋，站在高处瞭望远方，甚至能感觉到陆地边缘的弯进去的曲线，那消失的地平线。

同样是9月初秋，同样学生返校的时节，在我的眼里却没有了麦浪，而是过人高的一个个玉米方阵，一片一片地延伸到远方。为什么小麦变成了玉米？其实种什么怎么种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越古远耕作越粗放。明朝的时候，如王象晋编著的《二如亭群芳谱》中，他还认为华北即使最好的农田，也不应该两年三熟，原因是地力跟不上。王象晋以自己躬耕多年的经验和广泛的文献收集成书，当时华北大平原的土壤肥力恐怕就是如此。到了清朝人口压力大了，华北平原普及了两年三熟制。

无论一年两熟还是两年三熟，冬小麦都是关键。冬小麦在战国时代就有记载了，《汉书·食货志》还曾有记载，汉武帝派“遣谒者劝种宿麦”，宿麦即是冬小麦。秋收后，为了不误农时不让土地“赋闲”，农人们赶紧把冬小麦种下去，趁着秋天还有一点暖意，让它先长出根来。立冬后冬小麦会进入休眠状态，叶子枯萎，根还活着。春天随着土壤解冻，万物苏醒，冬小麦又接续着快速成长。

100年前，华北平原上为什么不种冬小麦而种一年一茬的春小麦？环境史专家对晚清时期京畿地区的环境变迁的描述给出了一种答案。晚清到民国，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环境大退化，黄河改道以及西方国家的侵袭，大运河的漕运废弃了，清政府把主要精力转向沿海。本来就严重依赖江南财物的华北陷入了无米下锅的境地，按照美国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说法，石头和高粱秆都紧缺起来，水利工程废弃了；取暖和做饭的燃料也不足，人们开始砍伐树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华北平原和附近山地的森林被砍伐殆尽。

美国汉学家李明珠（Lillian M. Li）在她那本《中国北方大饥荒》中，讲述了清初统治者对京畿水利的重视，那时候在北京南部，河北保定和天津之间有着绵延约80英里的两大湿地“西淀”和“东淀”，这里曾经有迷人的生态系统，可随着植被破坏，淤泥不断从河流排放进入华北大平原，湿地面积缩小了。当地的大户也抓住淤泥转变为良田的好时机，围湖造地。湖畔的土地因为肥力高，的确促生了一波农业繁荣，可到了清晚期，因为人口压力和过度垦殖，土地肥力也迅速消耗掉了。

华北平原另一个森林砍伐的高峰发生在宋代。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在《北宋时期中国铁煤工业的革命》中提到，“城市化、工业和军事战略等需求在11世纪前半期，在华北造成了长期的燃料短缺”。可见环境的改变因素来自方方面面，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发生改变就可能引来连锁反应。一次工商业的繁盛发展，反而可能带来环境的恶化，这似乎与工业革命初期西方环境退化有着颇为相似的逻辑链条。

华北平原种植的农作物，起初并非小麦和玉米却是肯定的。玉米自不待言，这是明末从南美传来的，至于小麦，虽然很早就有了种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秋芳引用的华北平原新石器时期32个遗址里作物遗存的统计显示，其中粟作遗存19个，稻作遗存17个，黍作遗存5个，小麦遗存仅有1个。这意味着彼时的农作物要么是旱地作物，要么是水田，中间过渡性垦殖很少。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作物原产地之一，内部又分为南北两支，北方对粟，也就是小米的驯化几乎与南方对稻米的驯化同时发生。

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农业、畜牧业。尤其是农业的产生，可谓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被称为“农业革命”或者“新石器革命”。在华北平原上，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耕作品种，产量也在飞跃，但相当长的时期内产量其实很少，几十年前一亩地小麦收三四百斤已经算丰收了，《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50年的报道中提到，解放时全国粮食的平均产量是亩产137斤。如今专业化的种子和化肥，加上土壤科学管理，亩产已经轻松过千斤。

这片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还是有边界的。太行山陡直地从华北平原的西边耸起，八百里太行，北部与燕山山地交汇，向南与中国南北方分界的标志性山脉秦岭隔着黄河相望。

这时候又想起了侯仁之先生关于古代中国南北大通道的说法。平汉铁路通车之前，在双脚走路的时代、畜力车的时代，古人们都是沿着太行山山麓纵贯中国的。道理很简单，道路再靠西就要绕着山腰走了，山势陡峭难行；道路若靠东则是在大平原上走出一条路，冬天还好通过，夏天洪水泛滥的时候大大小小河流从山里冲出来，平原上漫流状态的河流又宽广又曲折，修桥造路横跨河流是异常艰难的事儿。按侯先生的测算，在山脚和沼泽之间，大约46米等高线的那条南北线路，是南北大通道的最佳选择。

当然，这不是科学计算出来的，而是古人用脚走出来的。这条山脚下坡地上的南北大通道，是沟通南北最省力的一种选择。上世纪初，平汉铁路的建设也佐证了古人的智慧，平汉铁路的选址就离这条通道不远。百年以后的南水北调工程，水流纯粹凭借高程落差从汉水上的丹江口水库150余米海拔自流到50米海拔的北京城，也是与这条南北大通道平行，只不过稍微靠山一点，形成自然落差。

一边是太行山，一边是古黄河，不管是今人还是古人，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和选择都是类似的。太行山脚下，从南到北，这里也是原始聚落的一条走廊，更是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廊道。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太行山脚下发掘的遗迹也是串状分布的，沿着这条走廊一直向南。

这条古代大路上的城市，最北是北京，北京因为坐落在这条南北大通道的北端而拥有了地缘优势，还成为金、元、明、清的都城。再往南，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和郑州依次出现。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城市，有的是古城却已经没落，有的没落过又崛起，有的名不见经传却意外走红。不管怎么说，它们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在当今的中国，当城市化进入了尾声，很少能见到水泥罐车在穿梭、建材城灯火通明、各种装修公司沿街招揽生意的“房地产”荣景。要追忆房地产的好时光，雄安是个好地方，而雄安三县——雄县、安新和容城是围绕着白洋淀建设的，白洋淀的一片浩荡大水，给未来的城市提供了水源保障。

古人筑城，既要近水，得水之利，又要避水之害。城址的高程不可过高，以便于从自然的水系中取水，也不宜过低，防止高水位为城市带来洪泛灾害。《管子》中提出理想的城市环境，需满足“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今人有了趋利避害的工程技术加持，避水之害的需求小了，更多的是得水之利，没有水源是万万不能的。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天然大型平原洼淀，被誉为“华北之肾”，那里芦苇和荷花在浩浩荡荡的水泽中拥挤着，留出一条条水道通路，渔民打鱼撒网游客从中荡舟穿行，曾经是一片水乡繁忙景象，可惜因为疫情这里的游客码头关闭了，零星有当地人在附近招揽生意，把游客带到更偏僻的码头上船。

白洋淀由143个相互联系的大小淀泊组成，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平均年蓄水量13.2亿立方米，如果放在江南，这点水量根本不值一提，即使在黄河故道山东江苏一带也显得小而微。太湖以低浅著称，太湖正常水位下容积为44.3亿立方米，微山湖、洪泽湖等淮河流域串珠式湖泊的蓄水都在几十亿立方米。可白洋淀的珍贵就在于河北平原缺乏大湖大泽，上世纪大干快上兴修水利的时候还生生在平原上堵水，兴建了河北第二大湖泊衡水湖，面积不过75平方公里，蓄水不到2亿立方米，真是水面珍贵到极致。

现在，为了雄安新区的建设，国家再次引入黄河的水源，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全长近500公里，在河南省境内的濮阳黄河河段取水，每年6亿立方米的黄河水北上，白洋淀生态补水1.1亿立方米。

华北平原上本来是不缺水的，《禹贡》天下九泽，现在的衡水湖附近的大陆泽居诸泽之首，为古代北方第一大湖。大陆泽的形成与黄河有直接的关系，古代这里是黄河故道，黄河挟带的泥沙在填造平原时也引起壅塞，故而下游湖泊众多，其中著名的有：大陆泽、大野泽、雷夏泽、孟渚泽等。史志上称大陆泽广袤百里，众水所汇，波澜壮阔。后来，黄河水道逐渐东移，远离了太行山山麓，大陆泽靠来自太行山的河流补充水源，湖面不断缩小，这个大湖最后的消失还是上世纪的事儿。

平原上河湖密布，沼泽连片，这对农耕民族是再好不过的待开垦的土地。排干积水，湖沼淤泥露出来，最宜稼穑。直至上个世纪，长江下游诸如鄱阳湖和洞庭湖还向湖泊要农田，围湖造田。在战国后黄河下游土地的开发中，河北一带因相对偏远河湖又多，几乎是最后开发的。而新开垦的土地往往又是肥力颇高的良田，到了唐朝轮也轮到了河北边地土地开发，朝廷鼓励军屯戍守边地。这里水利灌溉系统十分发达，土地肥沃，曾广开稻田，河北道遂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区域，天宝年间这里的人口超过千万，为全国诸道之冠。不过人口和财富，却成了安史之乱的祸源，安禄山自恃兵多将广粮草丰足，蔑视朝廷进而起兵，盛唐经此一乱走向衰落。

汉唐之时这里还聚集了众多的世家大族，和农耕开发也不无关系。河北安平县的博陵崔氏是唐朝望族，唐初《氏族志》以其为第一等士族，时至中晚唐，天下人公推第二房崔氏为“士族之冠”，博陵崔氏在唐代有宰相16人。《西厢记》里的宰相小姐崔莺莺扶柩回乡，就是从长安回博陵，在黄河岸边的普救寺巧遇进京赶考的张生，虽是小说家之言，情节设定却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博陵就位于大陆泽的北岸。

可如果放眼到更古远的时代，河湖沼泽荒草树木对古人就不那么友好，刀耕火种的先民还是得先到山坡耕种那些相对干燥、疏朗的半林半草的山地。至于河泽分布的大平原，只好留给野兽了。

在如同漫天星斗散布着新石器文化，处于文明萌芽阶段的中华大地上，却有一大片的古文化考古遗址的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件很奇怪的事情。这是哪里呢？就是我穿行的这片望不到边的青纱帐。这片土地是这样肥沃富庶长满了庄稼，可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这里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历史学家辛德勇在他的《黄河史话》中提到，从新石器时期以降，到商周春秋时代，在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宽阔的聚落空白区，在这一大片的土地上既没有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聚落。

我在磁山文化博物馆看到一张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佐证了这种看法。黄河流经之地基本没有遗址出现，尤其是黄河北流向渤海湾，条带状的水流通路上居然一片空白，向南流入黄海的带状区域内则有零星的龙山文化遗迹分布，却没有仰韶文化遗址。仰韶和龙山文化是尧舜禹之前的中国分布最广的新石器文化，是进入文明状态的“临门一脚”。它们分布广泛，时间跨度超过2000年，在黄河下游的缺席似乎说明了那时黄河下游的生态环境对原始人并不友好。

找到磁山文化遗址博物馆是个极端戏剧化的心理建设过程。跟随着导航从华北大平原转向太行山脚下的矮山丘陵，本以为快到了，可总也开不到，导航居然指引我钻进一条数公里长、仿佛到不了头的隧道。出了隧道，更让人失望，这哪里像是一个农耕环境？峰峰矿区，分明是一座煤炭和铁矿石矿山，道路上挤满了装卸煤炭矿石的大型运输车辆，山谷里烟囱林立吞吐着白烟。硬着头皮找到了一座小山包上的博物馆，博物馆边上却是一间大型选矿厂。为什么8000年前的磁山人要把居所选在大山里？又凭什么能维系700年在这里农耕不息？

可下山的时候，导航的路线却是一条平缓的下坡路，再也没有大货车出现了，道路舒缓而平直，如诗如画，真是一路顺风顺水就来到了邯郸城，就看到了丛台广场上赵武灵王的铜像。原来邯郸城与太行山主脉之间还多出来一座南北走向的山——鼓山。这座山系太行山余脉，地处太行山与华北平原连接部，算不上大山，约20公里长，却很高，主峰海拔近900米。就因为这座山，邯郸城太行山山麓上一连串的城市脱颖而出，战国七雄的韩国迁都于此，邯郸边上的邺城也是历史名城，曾经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等多个朝代的都城，曹丕代汉移都洛阳后，还以此为北都。

鼓山也叫响堂山，背后的南洺河谷地宽阔一马平川，比山前地势高出很多。有缓坡相连系，又因为有山体阻挡，既与大平原相近得享华北大地的资源，又规避了平原上的洪水肆虐。三家分晋赵国将都城迁到了邯郸，战乱时期多个割据势力在此建都，恐怕也和这里攻守相宜的地势有关系。当然，这里之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还因为邯郸背后的滏口陉是太行八陉中最为宽敞且地势平缓的，是利于大型部队，尤其骑兵行走的古代道路。在骑兵部队在争霸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滏口陉几乎成为太行山脉相通的主要通道。

邯郸为什么给世人留下那么多的成语，原来它曾经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春秋到西汉，邯郸是漳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那一次黄河沿着太行山北上，河道稳定了600余年，邯郸也成为北方最繁华的城市。两条华北大河交汇，如同今日武汉或重庆一样的存在。它又为什么隋唐之后湮没无名，或也和黄河改道有关系，黄河东汉即向东游移，北宋虽然再度向西回归，却再也没能贴近太行山麓。

这座长条带状的鼓山还佐证了我的一个看法，即山体可以挡住太平洋台风带来的暴雨，帮助先民们遮风挡雨。向遗址馆员张海江打听2021年河南山前地带大暴雨的情况，他告诉我这里是风水宝地，他们的镇馆之宝粟谷粮仓都8000年了还保存完好，言下之意，山前的暴雨能奈山后何？

当时的赵都邯郸也是战国后期黄河以北人口众多、商业繁荣的最著名的大都会之一。自周安王十六年（前386年）赵敬侯从晋阳城迁都邯郸，至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赵国为秦所破，邯郸作为赵国国都历经八代王侯，延续时间长达158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发生在这里。赵武灵王开疆拓土，先后吞并中山国，大败林胡、楼烦二族，开辟云中、雁门、代郡三郡，修筑了赵长城，可惜晚年竟被儿子饿死于沙丘宫变。

春秋时期晋国是个存在感并不强的小国，偏安于山西的汾河谷地，多个君主受到秦国的庇护。晋文公重耳62岁回国做了诸侯，励精图治晋国才称霸一方，可因为过度依仗流亡时期陪伴左右的谋士，致使贵族势力甚至盖过了国君，导致了三家分晋。中国的历史也从小国寡民的春秋转到了列强争霸的战国时期，那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分裂后的韩魏赵三国也都从山西的莽莽大山包围着的促狭区域搬到了黄河大平原上。我不由得琢磨，三家无一家留在山西，这难道是巧合？

《中国环境史》中，作者马立博引述了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段描述，公元前800年左右，也就是周朝的初期，周的一个诸侯国郑国要搬家到周都城宗周附近，搬迁的路上还要“斩之蓬蒿藜藿”，就我所知，这四样植物皆是灌木或草木，一年不打理便会长满田地。由此不难想见，即便周初之时天子脚下还有很多无人占有的土地。那时候人口既少，为抢占土地发生的战争也罕见，春秋时期的人还颇讲礼数，听命于天子。到了战国则礼崩乐坏，应该和人口膨胀、四海闲田尽数被瓜分后的人口和环境压力有关。而韩赵魏三国正是在那个时间段走出山西，也佐证了中原大地土地开发的先后顺序。

磁山文化是仰韶文化中的早期形态，遗址发现正好是50年，博物馆上挂着横幅纪念“文革”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当时磁山遗址的发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殷玮璋的评价是，磁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将仰韶文化向上推了1000多年。

碳十四测定的磁山人生活的时代距今时间约为8000年到7600年，在中原文化中与黄河南岸的裴李岗文化同年代，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磁山人除了建造茅草盖顶的半地穴式居住房屋，还有储藏粮食的窖仓，这里出土的家鸡骨骸是已发现的最早的家鸡骨骸，比原来认为的世界最早饲养家鸡的印度要早3300多年。这里发现的粟谷的贮量达14万斤，年代只比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聚落遗址出土的粟谷，也就是小米晚了500年，可兴隆沟只出土了1500多粒碳化植物种子。难怪这里的博物馆馆员骄傲地告诉我，这里是全国乃至全世界考古发现的最古远的大粮仓，可谓“天下第一粮仓”。

展厅中我看到的动物骨骸中有马鹿、短脚牛、野猪、兔子，还有金钱豹，植物有粟、榛子、小叶朴、碳化胡桃等。这帮助我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华北大平原没有后来人类的垦殖会是什么样子？换言之，一个原始生境的黄河下游平原会是什么样的生态？按照植物地理学分类，华北平原处于温带阔叶落叶林带，植物以栎、山毛榉、槭、梣、椴、桦等树木为主，但这应该是山地和坡地上的生态。若是河沼密布，则是灌丛和杂草，间或森林的天下。蓬蒿藜藿，蛇虫钻行自如，动物身上长着厚厚的皮毛，在荆棘丛中生活也很自然。可那样的环境，身体上早褪去了毛发的原始人真是难以立足。偏安于更高的山间谷地，刀耕火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中国人大规模开发南方的湿地森林还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事情，而在黄河低地砍伐森林，也不会早于夏商周三代。也是先从中游相对干燥的地方开始，先点状开采，再连片开发，逐渐向着下游湿地拓展的。

而在磁山人生活的时候，那时的华北大平原还是绿玉一样被原始植被包裹着的世界。如今这里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垦殖了，大片的玉米地外，村民们在土地的边角种了豆角和芝麻，芝麻的籽实像菱形的小灯笼，挂在茎秆上，美极了。我不由得好奇起原始人是如何想到驯化农作物的。秋天的荒野上，到处都是小籽粒的穗状果实，如果我是原始人，偶尔也可能冒出一个“撸一把，看籽能不能吃”的念头吧。问过几个小学生，他们都知道小米是从狗尾草驯化来的，狗尾草可是华北到处都见得到的“荒草”，孩子们最爱用它毛茸茸的草头玩游戏，原始人或许也是被它的样子吸引，然后尝了尝，进而试着种植的吧。另外，我国北方驯化的粟、黍和稷，皆是旱作农作物，虽然耐瘠薄土地，但产量都很小，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华北方文明最初的黄土属性。

在邯郸城，我去看了赵王城遗址公园。赵王城位于邯郸城的西南角，如果不是近年来城市的扩张，那里和城市是挨不上边的。王城建在太行山山麓伸向平原的岗地上，高岗如同螃蟹伸出来的大鳌，从山体伸出来，再横向环抱，赵王城就在这横向的高岗上，比周围的平原高出二三十米的样子。从城门到城外建设的遗址博物馆是一条长长的下坡道，给人的感觉仿佛山与城之间有一条河谷似的。

住在高地上饮水恐怕是个问题，但那时候的中国人早学会了打井，城市排水也较为普遍存在了，赵王城就发掘出了水井遗址，还有城市排水的陶制水槽。

沿着太行山再向前，来到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商人选择的都城城址风水似乎就没有战国时的赵国，一个王朝下面的诸侯国的选址那么好。殷商城是建于平地上，但也不是绝对的平原，而是山前坡地。安阳河穿城而过，这条河流古称洹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戊子贞，其烄于洹泉”的字名，这说明洹河见之于文字记载，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在安阳，我特意留意了安阳站、安阳高铁站、京港澳高速、京广高铁，乃至南水北调运河的位置，佐证了侯仁之先生关于南北大通道的看法。铁路是最早的现代化交通工具，通常铁路就建在明清古城的边上，北京的前门火车站如此，安阳火车站也是如此。后来随着国人工程能力的提升，穿越平原上的湿地不在话下，高速公路离太行山更远了，及至修建高铁更重要的是保证速度，直线行驶，高铁线路更远离了山脚，在大平原上驰骋。而南水北调则需要在上千公里的距离内保持均匀的坡降，还是得靠近山体，所以在所有这四条南北生命线中，南水北调工程是最靠近山体的。

中国最早的水井发现于河姆渡文化，水井出现的时间距今约5700年。不过也有河南的考古学者称在驻马店发现了距今近9000年的水井，是贾湖遗址周边发掘中的成果。《水经注》说：“神农既诞，九井自穿。”《世本》说：“黄帝见百物，始穿井。”《吕氏春秋·勿躬篇》说：“伯益作井。”从考古发现看，把井的发明者说成是传说时代的炎帝、黄帝和伯益似乎有一定道理，又似乎要更古远一些。

不过，显然水井的批量出现是在三皇五帝中华文明集中爆发的时代。太行山后，山西省汾河谷地的陶寺遗址，考古学者所推断的尧的都城发现了深度达到13～15米的古井，距今4000年。那还是石器和骨器做工具的时代，挖这样深的井，尽管黄土高原的土质相对易挖，也算得上是国家级别的工程了。

能够向地下取水，人类就摆脱了单纯的对河流的依赖，地下水源要比河流水源相对稳定，古人的生产生活乃至规模化的人员聚集才有了可能。

到了殷商时期，青铜器体形硕大，做工精美绝伦，金属制的工具也普遍使用了，挖井自然不在话下。如果说陶寺时期舜禹禅让还带有阶层平等、社会大同的原始社会色彩，殷商时代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了阶级严重分化的奴隶制的“文明”社会状态，殷墟遗址中随处可见的陪葬坑，显现出那个社会的不平等和残酷的一面。商王武丁和妇好的爱情被现代人寄予了美好的想象，可妇好墓里居然有16个人被活活殉葬，其中还有孩子。商人重占卜，重祭祀，也重视往生的生活，考古学者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的墓穴往往在9米、10米的深处，正好是这里打井的深度，也就是地下水的水平面的深度，商人很可能对地下水冒出的深度感到神奇，以为那里可以连接到另外一个世界。

安阳城的不远处，更宽阔的漳河从太行山中流出来，蜿蜒流淌到中原大地上。我路过漳河的时候万里无云，已经好多天没下过雨了，河流平静地流淌着，如果赶上大雨水位暴涨又会是另一番景象。解放后河流出山普遍修建了水库，汛期洪水得到了管束，但印象里山洪暴发的时候，还是曾把太行山深处的林州红旗渠边上的道路给淹没了。若没有水库大坝拦挡住，不难想象山洪出山的万马奔腾。

殷墟遗址实际上就是处在了河流的冲积扇上，从文字博物馆到殷墟遗址博物馆的几公里间，从东到西向着太行山走，我明显能感觉到在上一个缓坡，查了一下海拔，高程上相差了约有10米。

冲积扇的形成是因为河流刚出山，摆脱了山体的束缚，水流有了向四处漫溢的倾向。流速慢了，水流夹带的泥沙也就沉淀了下来，山口边上于是形成了扇面状的从厚到薄的堆积。山里的树木落叶，土壤里被冲刷走的腐殖质乃至山上岩石溶解的矿物质，通过河流被带到了平原上，堆积最多的地方正是冲积扇，冲积扇因此也有了“农耕金三角”的美誉。古人在这里开荒种地，因为土壤肥力强往往有好的收成，这也就成了农耕的黄金地块。不过因为洪水频发，河流在冲积扇上频繁改道，冲积扇上的农耕看起来也像是一场赌博，遇到水流从开垦的土地上漫过，一年的辛苦全泡汤了。当然，现代社会我们学会了束缚河流的流向，可因为河流不再流过，肥沃的土壤也不会沉积下来。

古埃及文明的农耕，利用的就是尼罗河下游洪水一年一泛滥，在泛滥的间隙种植农作物。可在我们中国，因为雨热同期，庄稼生长的季节也正好是夏天的汛期，中国人与天气的博弈就显得复杂多了。由此不难推断，当先民们聚集在冲积扇上生活，他们已经具有了比较发达的社会组织，有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殉葬制度就是这种能力的一种佐证，没有富余的劳动力，商人怎么可能追求往生的精神生活。商人多迁

商人的迁移也是著名的。盘庚迁殷是中国历史上一起著名的迁都事件，而在殷商历史上，这样的迁都进行了很多次。《尚书》记载商人“不常厥邑”，《史记》记载先商从契到汤共八迁，商代600余年从汤到桀共五迁，前八后五，一共十三迁。商人为什么频繁迁移？要知道，在畜力时代长途跋涉是很不容易的，更不用说管理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和统治集团频繁迁移了。《圣经》中摩西受上帝之命率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古埃及，前往一块富饶之地迦南，经历40多年的艰难跋涉。这段远征被大书特书，可见古人远行的艰难。

对商人的频繁迁都，史学家也是莫衷一是，各种说法并存。有游牧说、游农说，有河患说，有内斗说，还有去奢从简说等等。那么，以假想中3000年前黄河下游周边的地理环境，又能如何解释呢？

漳河有自己的冲击扇，黄河也有，并且是范围更广、形态更为复杂的冲积扇。据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马玉凤等的研究，黄河冲积扇大致以郑州—兰考一线为轴，扇面向东北和东南方向倾斜，地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和安徽五省，其分布范围西起洛阳孟津的宁嘴村，西北沿太行山麓与漳河冲积扇交替，西南沿伏牛山山麓与淮河上游相接，向东延伸到鲁西的湖洼地带。因为冲积扇体形过大，它几乎与黄河入海在平原上形成的三角洲直接相接了。

殷墟所在的安阳，正好处在了漳河和黄河冲积扇交接的地方，而通常冲积扇的边缘，坡度降到了底，边缘之外会有湖泊出现，在黄河还没有被束缚于加高的大堤之前，在山东与河南之间是存在着一连串的湖泊的，即使现在从聊城到济宁再到徐州一带也是湖泊成串分布。

黄河下游土壤肥沃，湖泊密布，放在今天自然是农牧相宜，可在古代，在冲积扇上种田、在河湖沼泽之间开辟土地拓展疆土，是需要逐步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这或许就是商人不断迁徙的原因吧。眺望山东丘陵

站在太行山上向东望，我特别想得到一双千里眼的加持。穿过茫茫沃野河湖沼泽，对面是以泰山为主峰的山东丘陵地带。那里的山并不高，面向黄河的更多的是缓山丘陵，大汶河发源于此，是华北地区少有的自东向西流淌的河流，这里孕育出了新石器末期最为先进的文化类型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以精美的黑陶为代表。关于龙山文化比仰韶文化更晚近，还是因为千里之外的殷墟考古上的发现。上世纪30年代，在哈佛学考古的梁思永先生学成归国参加了殷墟后岗的考古发掘，很快发现了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从地层上证明了中国的历史由史前到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都相当发达，此前人们分不清孰先孰后，后岗三叠层发现后，总算有了头绪。这也意味着发源于中原黄河中游黄土地的仰韶文化和发源于黄河下游山东丘陵的龙山文化，有着传承和联系，在那个时候，人们是可以跨越漫漫湿地沼泽的。

但时间再向前推，沿海地理环境较为相近的地区，相互之间的交流则要早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交流，沿海北至红山文化，南至良渚文化，形成了一个弯月形的玉器带。另一个现象是，我在磁山文化里见到的三足钵，沿海同期考古中也有发现，不过三点决定一面，三足是稳定且最简单的结构，这也无需多联想，但渤海的器物与江浙沿海似乎有着更多的联系。还有一个现象也能体现沿海文化的联系，龙山人有着奇特的凿齿习俗，出土的骨骸中有的切齿被拔除了，龙山的拔齿现象还不明显，大汶口文化更为普遍，而与大汶口同时代的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都有此习俗，福建沿海遗存中也有发现，而黄河中游却没有发现。

在山西博物馆，我还看到了一个上古时期钱币展览，展览着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货币贝壳，年代是四五千年前。那时候贝壳从沿海流通到中原，一定是极其艰辛的，否则也不会珍贵到做一般等价物。新石器时代，古人通过海洋在沿海之间的联络似乎要易于披荆斩棘跨过黄河下游湖泊沼泽的联络。

有了这样的地理背景，再看殷人的一次次迁徙，这是中国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在黄河下游区域，要在这里站稳脚跟，自然需要不断地试探，找到和环境匹配的生存方式。

在黄河下游有很多地名带有“丘”字，如商丘、任丘、沈丘、封丘等，如果看古地图，带“丘”字的地名更多，“丘”和“陵”两个字都是高地的意思，有学者认为，商丘就是商所在地。古人生活在黄河下游，最紧要的避险是躲避洪水，丘地或许就是他们进入大平原的一个个跳板。如今在山东西部大平原上还散布着众多的堌堆，这是远古人类堆土而成的高台，专为避水而用。菏泽域内有150多个堌堆，以“堌堆”命名的村庄就有上百个。堌堆上经常发掘出新石器时代从大汶口到龙山文化的堆积层。秦汉以后黄河稳定了，先民们又在高台上埋藏坟墓，那上面是考古的热土。黄河泛滥

30年前，我大学刚毕业，去找分配在开封建设局的同学闲游，住在他结婚单位分配的宿舍里。那是一个二层小楼，还是木地板，走在上面吱吱嘎嘎响。那可绝不是现代公寓水泥地面上再铺一层装修用的木地板，而是实实在在的木板做的楼层板，想必那是民国时代的建筑了。我们的古人在没有钢筋水泥之前，是没能力建高楼的，楼板也只能使用木板，免不了走上去晃晃悠悠的。

后来我的同学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努力恢复大宋汴梁城的荣光，让《东京梦华录》里的繁盛重现。清明上河园美轮美奂，宋都古城大美壮观，可在我的记忆深处，仍是那个吱吱嘎嘎的小楼，或许那才更接近宋朝人真实的生活吧。

开封有一座著名的铁塔，颜色呈铁红色，故而称铁塔，其实是琉璃砖塔。55米高，可谓是古代建筑的奇迹，钻进塔里逐级向上，就能发现古人建高塔的秘密，塔内几乎是实心儿的，留出一条非常窄的向上攀爬的通道。如此堆砖而上，只重高度而不顾及其他功能，倒是可以建得比较高。当然，像应县木塔那样结构复杂的木塔，更是建筑奇迹。

这座塔已经有三层被埋在了黄土里。黄河悬河开封段，河床距市区地面有10米高，这里是黄河整个河段内外差距最大，也是最危险的，自从公元1049年（北宋皇祐元年）开建，900多年中，铁塔已经遭遇了15次水患。

河流下游的堆积再正常不过，整个华北平原都是河流堆积而来。但自从黄河被束缚于一条通道，泥沙也只能沉降于此，堆积的不平衡性尤其显现出来。否则，如果均匀堆积，黄河不会如此之高悬，周边城市也不会如此被频繁洗礼。

开封“城摞城”。位于黄河冲积扇“龙骨”上，又是“龙骨”前端地带的开封，上世纪80年代考古意外发现，在龙亭一带地下3～12米处上下叠摞着六座城池，其中三座国都、两座省城、一座中原重镇。明代周王府遗址以下8米深处是北宋皇宫遗址，赵匡胤当皇帝时上朝的大庆殿。

不过，对考古队当时的发现一直质疑不断，“城摞城”未免太戏剧性了。要更严谨地观察这里黄河的决溢，直观的画面其实远在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博物馆组建时从开封挖了一个古汴河剖面展出，这件长25.7米、高8米的巨幅展品，站在它面前，你会被如此大面积的深层土地震撼得喘不过气来。通济渠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首期工程，唐宋时成为汴河，因为运河在开封与黄河交汇，遂成就了这座历史上著名的都城。

巨大的河道剖面中，土壤像树木的年轮一样，一层一层地呈现出来，或粗糙或细腻的土层中夹杂着不少石块、瓦砾、瓷片、动物骨骼。自下而上，这些来自隋、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的沉积物，是运河河道不断沉积留下的时间“密码”。为了把这段河道剖面从河南开封运到江苏的扬州，博物馆费了很大的功夫，先把剖面分割成一个个方形小块便于运输，到了博物馆内再按照编号拼接出来。这件展品堪称是大运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黄河从洛阳出山，空间从此开阔，但难免仍受到秦岭余脉伏牛山与太行山的束缚，诸如嵩山等相对低矮的小山也是能够管束住河流的，只是到了郑州桃花峪才彻底流淌在大平原上。桃花峪也因此成了黄河中游和下游的分界点。自洛阳北面的孟津渡口到开封，黄河河床高程陡降80米，滚滚浊水虽然没有山谷里奔腾猛烈，在大平原上也足够冲堤毁坝了，黄河历史上的溃坝多发生在开封到兰考的河段。以至于这里成了加固堤防的主阵地，河堤因此愈发高耸。

30年前，我从开封城一直徒步走到了大堤上，一路上坡，又从大堤一路下坡到了黄河岸边，那时候黄河几乎枯竭，30年后则又是一池大水，黄河生态治理天翻地覆，真是让人莫名感叹。

大约是20年前的夏天，我参与了郑州商城的报道，到少室山看汉阙，巩义看宋陵，新郑看韩国的都城、车马坑和出土的青铜器，方圆百里的地方，上到商周下到宋代，历史绵延不绝，并且都是重量级的城市。可后来郑州就从上古的都城没落为清末的郑县，存在感越来越小，还是靠京汉铁路翻身，从开封手上夺回了中原大省首府的位置。原因何在？

之所以京汉铁路从郑州过黄河，而不走当时的河南巡抚驻地开封，原因就在于开封的黄河是地上悬河，且土地沙质化，不利于建跨河大桥。郑州正好在山脚，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那条沿着太行山一直向南的、沟通整个国家南北的大道。当古人用畜力和双脚丈量这片土地的时候，郑州处于交通节点，当水路交通在沟通南北中地位凸显，开封城晋身为枢纽。后来火车和汽车把陆路交通带回了这片大陆，郑州又回到了中心。

郑州商城有3600年的历史，可现在只剩下夯土的城墙。因为我写过苏州的园林，故被分配写郑州的城市景观。于是犯了难，那时候的郑州是一个浸润着苏式建筑和苏式审美的工业城市，街道笔直，高大的法国梧桐无处不在，城市是如此整齐划一，弄得人不知从何写起。于是我一遍一遍地刷街道，苦思冥想，还是没能完成任务。苏州，那座屹立了2500年的城市，因为城市多次蝶变，换上了明清园林的“衣裳”而内容丰富，郑州尽管有3600年的历史，却让人不知从何看起。

20年过去了，郑州、洛阳和开封，这三座黄河岸边一字排开的中原城市，30层的高楼大厦取代了苏式四五层的小楼，马路拓展得更宽，法国梧桐再也显不出高大，真是瞬间换了人间。可还是无从感知，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面孔。除了夯土的城墙，3600年前还有什么是和现在一样的呢？

于是我把头抬起来，看向天空。“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2021年郑州“7·20”暴雨进入了视线。尽管天气时有波动，五六千年前还是一个暖期，但3000年前的天气应该和现在相仿，那时候或许也经常发生暴风雨吧。“7·20”暴雨，考古界最关注的是对郑州商城的损害，特大暴雨后郑州商城遗址总体安全，但东城垣、南城垣多处出现滑坡。

这次旅行我关注的焦点是远古时代古人的生活，这里有和磁山文化几乎同期的裴李岗遗址，有后来的商朝大城，还有战国时期韩国的都城，那时的古人是否也曾遭逢过暴雨洪水的洗礼？高压水枪般的风雨

我们中国疆域的形状像一只昂首而立的雄鸡，站立在世界的东方，一唱天下白，这是平面化投影到地图上的形状。面对一张地形图，那种有凹凸的，相对于水平比例尺甚至放大了高程的立体地形图，你就会被另一种形态震撼。这个国家在地形上是如此独一无二，世界上最高的山在我们这里，最深的海沟在我们的外海不远处，最高最大的一片高原也在我们这儿，我们有着陡直的高山大川，宽广的平原谷地，世界上最复杂的地貌类型聚集在此。

相对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印度半岛的古印度文明，作为四大文明之一的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是最为复杂而独特的。

地形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可以简化为三大台阶，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面积2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国土面积的1/4。在它的东面和北面，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环形拱伺着，平均海拔1000米到2000米，这是第二级台阶。第三级台阶则是东部沿海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三大平原的海拔绝大多数都在50米以下，第三台阶上，还有诸如江南丘陵等大片丘陵地，海拔也基本在500米以下。我们是一个高原、山地、丘陵为主的国家，不平坦的土地占据了国土面积2/3以上，平原和盆地面积相对狭小，中国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相对而言，世界平原总面积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4。

中国的地形颇有几个世界之最，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地球上最深的峡谷，全长504.6公里，最深处6009米，平均深度2268米，是不容置疑的世界第一大峡谷。这自然是和青藏高原，这个世界上最高最大最年轻的高原的形成有关系，高山与神谷，陆地上最大的落差、最壮观的峡谷景色在此形成。与之类似，我们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海拔最低的盆地，围绕着青藏高原形成了一系列的世界之最。在两只手指可以数清楚的世界之最中，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这虽然很难称为好事，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围绕着这个奇迹，中华文明的很多独特性由此产生。

那么，根据三大台阶和高山大壑的地理特征，我们该如何解释华夏文明的起源？解释王权国家的形成？

2021年7月那场暴发于河南郑州、鹤壁、安阳和新乡等地的暴雨，一小时200毫米的降水，雨水如瓢泼，积水瞬间过米，庄稼尽毁坏，让我们感受到了极端天气的威力。并且积水多日之后才彻底退去。不难想象，这场暴雨如果发生在史前，刚刚学会农耕的原始智人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那么，如此“暴力”的降水从哪里来呢？它们来自于太平洋上的热带气旋，俗称台风，是海洋上蒸腾水汽的大汇合。因为旋转，水汽具有极强的动能。热带气旋通常沿着太平洋上的副热带高压运动，高压与气旋之间形成了一个吹水槽，水槽对着哪里，哪里就有源源不断的水汽供应。而郑州、新乡和鹤壁等城市正处于中国第二级和第三级台阶之间，城市的西边是伏牛山和太行山的莽莽大山，高山阻断了水汽的通路，雨水于是从天而降。无独有偶，上世纪70年代河南驻马店的一次致命的溃坝事件，也是源于同样的造雨机制，是在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影响下发生的，那次包括板桥水库在内的62座水库溃决。

台风往往带来极端降雨，据记载，1972年7月底“7203”号台风曾进入京津地区，造成燕山南麓及北京北部地区降下大暴雨，最强的暴雨中心燕山南麓的枣树林，3天过程降水量达到518.3毫米。1996年8月初，“9608”号台风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形成特大暴雨，滹沱河、滏阳河、漳河流域发生洪水，9座大型水库溢洪，300多座中小型水库库满溢流，4个滞洪区被迫启动。

这里记述的四次暴雨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发生在华北平原的山前地区。2012年的北京“7·21”特大暴雨让人记忆犹新，那次暴雨其实也和北京两面环山的地形有关系。山体加剧了湿热空气的爬升，空气中的水汽加速凝结。

华北平原上暴雨之频发、之猛烈，是其他古文明产生的区域无法比拟的。全球热带海洋上每年生成约80～100个台风。其中约36%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这里是全球生成台风最多的海区。平均每年有7个台风登陆我国，世界第一。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也经常遭到飓风的袭击，但那里人口稀少，并没有远古文明产生。

古代的天气状况，只隔了几千年的时间，应该与今日没有很大差别。设想那时候的人类，刚刚由采集渔猎向耕种定居的状态转变。那时候的他们生活的地盘不会是如今的大平原上，那时的平原还是沼泽密布，林密草深，他们还没能力开垦平原淤泥的土地。他们只能从山坡上一点点地向下迁移，寻找水和土、干与湿的恰当的结合点。这些早期的定居点，自然多分布在中国第二级与第三级台阶的结合点上，可这里，隔上一段时间便会遭受来自太平洋上“高压水枪”的扫射。

当然也有如良渚那样的文明，先民适应了江南河道纵横的水泽环境，建设了巨大的水上城池。但据考古发现，在良渚文明后期有颇为明显的淤泥层分布，提示着文明的消失或与大洪水有关。中原人口爆炸时

晋人皇甫谧爱好著述，历史地理中的很多数字都要寻根到他那里，他在《帝王世纪》里写道：“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也就是说，夏代人口1300多万了。但根据在哪里？

社科院出版的《商代史》推算夏朝的人口应有270万。推算方法是这样的：1800个方国（城市），每个方国平均人口1500人，计算出夏朝总人口270万人。这270万人，以现在的眼光看，仅仅是一个县的人口，可在当时，已经是人类空前繁荣的大时代，此时的中国人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区区270万的人口恐怕是没有办法在下游筑堤，大规模治理黄河的。商代有了文字，历史有了牢靠的记载，治理黄河的时代其实就可以找到凭据了。黄河逐渐成为地上悬河，普遍的看法是从战国开始，那时候铁质工具开始普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实现了飞跃。

最初，治河筑堤还是战争的需要，战国七雄中的齐、魏、赵三国，有一段国界以黄河为界。齐在东南，地势较低，为了防备河水灌齐，在离河道不远处建起了黄河长堤。魏、赵两国虽然地势比齐略高，但由于齐国筑起了长堤，黄河泛滥，就开始在自己的境内，在离黄河不远处建造了长堤。

而河边的民众，他们向河滩要耕地，一点点加高堤坝，黄河大堤越来越长。黄河每年要从黄土高原带出16亿吨的泥沙，泥沙沉积河床每年会升高约10厘米，开封附近的黄河河道高出市区7～8米，有的地方高出了10米，如果再算上开封城多次被洪水淹没地面抬高，黄河的淤积就更多了。由此不难判定，黄河下游至少有一两千年的河堤加固历史。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周定王五年（前602），黄河发生了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改道，再一次大的改道就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了，这期间有470年黄河没有大的改道，足见人类在此期间已经开始了下游的治理。

人类大规模向华北平原迁徙，应该也发生在战国时代。我国的人口，也是到战国时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飞跃。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估计，那时七国人口已达3000万，范文澜的估计是2000万。无论如何，当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又由于铁器、牛耕在农业上的广泛使用，农田的大量开垦，经济大发展，春秋时期原散于各国之间的“隙地”，陆续得到开发。大小城邑和新的居民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所谓“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

魏都大梁、宋都睢阳、楚都陈及寿春均因鸿沟水系的开凿，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而被定为国都。中国的水利大开发，黄河下游平原的人口爆炸，正是从战国开始。 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