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珠式盆地，民族融合的台阶

我是从忻州到太原，一路向南进入汾河谷地的。山西汾渭大裂谷上的串珠式盆地，最北是大同盆地，向南依次是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盆地的规模都不大，如大同盆地面积5100平方公里、忻定盆地2200平方公里、太原盆地5000平方公里、临汾盆地5000平方公里、运城盆地3000平方公里。

不厌其烦地罗列盆地的面积，其实是想强调一个事实，这些盆地在全国的盆地中，规模都是比较小的。作为对比的是，全国四大盆地之末尾的四川盆地，面积24万平方公里，临汾、运城盆地对面的关中平原面积3.6万平方公里，一个比山西的六个盆地加起来还要大。不过相对于汉中盆地和南阳盆地，三五千平方公里的规模也算不得太小，那些在中国古代有着显赫名声的地方，也不过如此。

24万平方公里建一个国绰绰有余，诸葛亮给刘备出的偏安之策就是夺取益州建蜀国。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又数次从汉中出发北伐，但这些地方很难作为割据势力的根据地。地方狭窄，不足以养兵拒敌。故而盆地的大小，隐隐决定了它在历史中的作用。

除了看面积，高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参照，汾渭大裂谷上的盆地，从内蒙古高原一路延伸到中国中部腹地，高度上均匀下降，如同下台阶。大同盆地海拔1000～1100米，忻定盆地则是800～1000米，太原盆地是海拔700～800米，临汾盆地海拔400～600米。我们知道通常每升高1000米，大气温度会下降6摄氏度，再加上串珠式盆地从北向南延伸，越北越高，越南越低，山西南北的气候、农作物乃至当地人的风俗习惯都因气候而大有不同。

内蒙古高原伸向中原腹地的其他通路，则是完全不同的地理景象。山西以东太行山与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处，山体巍峨，道路陡直，八达岭长城隔开了农耕和游牧，北京和张家口口外，两边生活迥异，人民在狭小的关口交易互市，缺乏融合平台。山西西面的黄土高原，即使南至延安，海拔还在千米以上，到了关中平原的边缘才由山体将平原与高原分割开，农耕和游牧民族的交流也缺乏平坦的缓冲地带。

山西串珠盆地无疑起到了台阶的作用。甚至在华夏文明的起源时期，一级级的台阶还帮助农耕和游牧民族互相适应对方的生活，相互交流，碰撞出文明的火花。只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游走中，试图寻找一些民族交流融合的影子。可惜，故事先要从互相提防讲起。

汾河水穿城而过，是太原这个两山夹一谷的城市最显著的风景。太原城外上有大留村，刚出山的汾河河道骤然变宽，水流散漫开来，孩子们在满布鹅卵石的河床上戏水。汾河水流进太原城，水流被分成了两股，一股被堤坝拦住蓄起了水，另一股缓缓流过。水流颇浅，河道长满了水草，很难和黄河第二大支流画上等号。

从忻州所在的忻定盆地到太原，经过小五台和官帽山之间石岭关垭口。石岭关自古就是太原的最后一道外围防线，唐初突厥骑兵南下、宋初契丹军队救援北汉以及金兵南侵，都曾在此激战，明代修建的关城和阎锡山修建的碉堡群至今尚存。

随后一路下坡，那感觉就如同从高原上一路下到谷底，俯瞰到了楼宇密集的城市。如今的太原城，就如同一个高楼大厦的建筑绑在一起的楔子，插在了汾河的出山口上。当然，从建筑的年代看，之所以把这个出山口塞满了，还是因为近年来城市扩张得太快。从历史上看，太原城几次迁移，春秋到唐代的城池都是在现代城市以南很远的地方。宋太宗赵光义久攻晋阳城不下，恼羞成怒，先是火烧又是水淹以断其王气，后来再建城看似只好向北方选址。

至于为什么选在了狭小的出山口上，其实是可以合理推断出来的，宋代以后，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框架内，山西在经济、政治上的作用明显下降了，更多的职能是以边关的面目出现，故而晋阳城的目的就是守住关口——北移像楔子一样直接钉在出山口上，是其边塞功能的最直接的体现了。

《孙子兵法·地形篇》里有一条，“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通俗地说，便是两山夹一谷的地形，要努力先占据，且要占满，完全堵住；如果敌军先占领隘口，且重兵据守，则不要进击，如果敌人没有重兵据守，则迅速占领它。北汉地瘠人少，却能坚持到五代十国的最后，除了城高池阔，其地势上正所谓隘地，是易守难攻之地。

宋太宗为什么对晋阳城恨之入骨？他曾三次攻打而不得。而北汉，这个夹在宋与契丹之间的地方割据小势力，连他哥哥宋太祖都很忌惮，太祖之所以制定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北汉易守难攻，军队强悍，又与宋的北方劲敌契丹成掎角之势，是一个非常难啃的硬骨头。

历史上南方王朝征伐北方鲜有成功的，就因为中国地势北高南低，北方民风强悍。赵匡胤陈桥兵变从后周得国，后周皇帝柴荣军事上比赵匡胤厉害得多，他的统一方针是先北伐收回燕云十六州，可惜半途暴病。历史不容假设，后来赵匡胤正欲北伐，也“斧声烛影”暴亡。统一的任务留给了其弟赵光义这个能力平平的帝王，于是使出全力也不过灭了北汉，再向北却无功而返。25年的战争打下来，燕云十六州夺不回来，北方门户洞开，只好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

如果说“澶渊之盟”开启了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的和平相处未免夸张。汉代就有和亲的传统，但“澶渊之盟”后，每年供给岁币，宋辽两国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辽国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辽国也多有友好举动。

赵光义火烧加水淹，彻底废弃了晋阳城之后，当地的行政功能却不能撤销，治所先是搬到了榆次，太原东面太行山下的城市，可榆次偏于一隅，并非阻碍北敌犯境必经之路。最后不得不在现在太原的位置上建城，城池更靠北，处于橄榄形盆地的尖端，用很少的兵力就能阻住大军犯境。

解放前的太原城还有很多丁字形的路口，后来因为交通不便才一个个打通改成十字形。据传，赵光义尽毁晋阳城后，重建城池时听从了大臣的建议建丁字街，目的是钉死这里的龙脉。隋末李渊兴兵于此打下了大唐江山，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五代政权后唐李克用、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皆在此壮大，再南下黄河沿岸的洛阳、开封建都称帝，刘知远还是太原人，就连女皇武则天也是太原边的文水人，称这里是龙兴之地再恰当不过。

更合理的解释则是太原城各个方向的城门错开，路口呈丁字是为了防御敌人入城。丁字路口，进攻方需要不停地折转，看不到防守一方，守城兵士乘机截击。

第三种解释则是，这里风沙大，丁字形路口阻断风沙。在太原盆地的南缘平遥古城，这里的道路也非完全的井字形结构，有错位的现象，但不明显。使我惊奇的是，这里房屋的格局，临街的山墙异常高耸，且面向街道的墙上皆不开窗户，房顶只有一个向着院落的斜坡。这是“平遥古城十大怪”之一“房子半边盖”。房屋单坡内落水，使人联想到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但从一个侧面足见雨水的珍贵，临街不开窗，使人联想到的除了不露财，也和当地风沙大有关系。

见识了平遥古城高大的青砖院落，被这里古人的富裕所折服，可在城外向农人打听农作物的收成，得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结果。原来这里土地瘠薄，雨水稀少，晋商是因为太穷了才走出山西在全国开票号的，通天的富贵是被太原盆地的“穷山恶水”逼出来的。“穷山恶水”？盛夏中的我是没有感受的，这里气温凉爽，再向南走，温度就是三十七八度了，是炎炎夏日中最难熬的气候了。

太原盆地算得上是避暑胜地，可对种庄稼就非理想之所。相距不过上百公里，太原盆地的气温要比临汾盆地低上五六度，那里庄稼一年长两茬，这里只能种一茬，前些年还种小麦，现在因为酿酒酿醋利润更高，干脆就种上了更耐寒的高粱等作物。

五代时期，后周开国皇帝郭威还是后汉皇帝刘知远手下大将的时候，对主公说过这样一番话，“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所谓河东指的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区，这里有山川之险，且“风俗尚武，士多战马”，哪儿来的战马，要知道因为中原缺高品质战马，隋炀帝征吐谷浑的时候，听说青海湖有一种龙马，竟然征集了2000匹母马，企图借种。山西北部地势高气候寒凉，正是牧马的好地方。

五代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出了三位山西沙陀人开国皇帝，也是奇迹。沙陀族本为西突厥族的一部分，居住在新疆一带，由唐一代一步步向东迁移，他们有的在唐末的乱世中崛起，受到唐朝皇帝的封赏，还被赐以李姓，有的草莽出身，一步步以军功晋身。每到乱世，山西表里山河、山川险固的特点就发挥出来，枭雄并起。有趣的是，五代的沙坨人早已不认为自己是蛮夷，反而以中国人自居，称契丹人为蛮子。

在山西的串珠是盆地中，北部的盆地处于农牧交界带，宜农宜牧。南部的盆地则是典型的农耕地带。春秋时期诸侯国中最强盛的晋国主要是在南部的盆地上开疆拓土的，如今旅游博主以晋祠为背景大讲晋国如何称霸，大讲三家分晋，其实是不了解那一段历史。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晋国的开国国君唐叔虞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的弟弟，儿时叔虞与成王玩耍，成王把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对叔虞说要封他，两小儿戏言，旁边的史官却说君无戏言。于是把叔虞分封在唐地，后来此地才改为晋。晋国的都城翼在夏都安邑附近，北又有戎狄，晋国既要防范夏遗民造反，又得提防北方的骑马民族，责任重大。

晋国的霸业始于流亡了19年、62岁才成了国君的晋文公重耳。晋文公鼓励垦殖、改进农具发展生产，还降低关税吸引邻国商人贸易，短短十余年时间就把晋国建设成了强盛之邦，又协助周襄王平定其弟的叛乱。襄王赐予四地，晋国南部疆域遂扩展至今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一带，晋文公于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强盛，其实是建立在土地制度的转型上，那时候诸侯开始鼓励农民垦殖土地，农民因占有了土地而富足，也逐渐获得了政治势力，生产力开始爆发。

重耳流亡19年，归国后大赏功臣，分封了那些追随他的人，也为晋国的分裂埋下了祸患。200年后三家分晋，春秋时代正式落幕。若非一分为三，以晋国的地势和国力，由谁来统一中国也未可知。三家分晋后韩、赵、魏三国逐渐把都城迁移出了三晋大地，且都成为战国七雄，再次说明了山西乃潜龙之渊，能在山西崛起到了中原就怀有了雄霸一方的实力。赵国将都城迁到了太行山脚下的邯郸，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汉族主动向胡人学习的最著名的典故了。

使我稍有不解的是，马镫的发明是在汉朝，没有马镫的加持骑兵在马上坐不稳，坐不牢固，是很难近战的。在颠簸的战马上骑射命中率似乎也比不上立地射箭。赵武灵王为什么要学胡人？其实学的并不只是射箭，还包括胡人简便的装束，骑兵的机动性。战国时期的对战异常残酷，将军们驾驭战车，士兵跟随围护，连战马也披上铠甲。胡服骑射开启另一种风气，以机动性、灵活性对抗重装甲，是一种进步的尝试。

山西在民族融合上的另一个壮举则是在700年后的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北魏的都城原在大同，孝文帝以南伐之名迁都洛阳，并且全面改除鲜卑旧俗——以汉服替代鲜卑衣妆，以汉语替代鲜卑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全改成洛阳，连皇族的姓氏也改为元姓。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谓不彻底，连法律都参照南朝的法律，反对者一律被镇压，还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

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加快了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缓解了尖锐的民族矛盾。但对于巩固北魏的政权似乎效果不大，很快，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继之以北周和北齐。

孝文帝改革徒有其表，似乎还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为分裂埋下隐患。之前，其嫡祖母冯太后的改革，才具有更多实质，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封建王朝一直是男权社会，北魏偏偏出现了一位好色的冯太后，她虽好色治理国家却有一套，那个时代天下大乱，游牧民族占领中原，在农耕地区却仍用胡法治理，士兵将官没俸禄全靠抢劫生活。中原大地十室九空，土地荒芜。冯太后适时推出均田政策，增加了官府税收，再给百官以俸禄，官员不可自酬，贪赃重者即处死。自此民生恢复，北魏大有一统江南江北的气象。后来的隋唐政治，很多政策沿用的是冯太后的改革。如果孝文帝不那么激进，历史或许要改写。

游牧民族南下、民族融合似乎都发生在乱世，太平犬胜过乱世人的时代。可不管怎样，在一个过渡性的环境里，民族间互相了解、学习对方的生产技能和生活习性，进而在文明的交汇点上生长出新的能力和知识，都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力量。这样的接触远胜于两个完全陌生的族类，在陌生的环境里突然遇见仓皇失措以致冲突。文明是潜移默化的成长，冲突与敌视则萌生于鲁莽的不期而遇中。结语

山西真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在北方，人们走到哪里都能听懂对方说法，唯一听不懂的是山西话。晋语是中国北方的唯一一个非官话方言，和南方方言更为接近。北宋后中国北方的语音语调开始了明显变化，唯独山西独守古音。山西还拥有着国内最多的古建筑，所谓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独特的地势令山西偏安于北方的乱世之中。但无论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是五代十国的国家大分裂期间，山西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有史料记载下来的民族融合，其实对理解山西串珠式盆地的意义都不大。凡是记录于典籍的，都是文明社会已发生的，而文明出现前的阶梯之于先民们的启发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如同古埃及文明的起源，那里是干旱的撒哈拉沙漠腹地，本不适于人类生存，可尼罗河流经热带草原，那里一年分干湿两季，河水一年一泛滥，给尼罗河下游的河谷带来了富饶的土壤。草木一年一荣枯，这个简单的信号太明确了，给古埃及人以启发，那里出现了依托洪水的原始农业，又因为每年要丈量划分土地，更高级的文明产生了。

对于生活在山西诸盆地的古人呢，或许也一样，出行不必很远就可农耕或放牧，完全不同的生活，一定对先民的头脑有着强烈的刺激，进而激发出文明的种子。华夏大地原始先民的种种传说中，就不乏华夏正宗与戎狄蛮夷的争斗和交往，那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 黄河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