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七步的房间

小时候反复记诵的文天祥《正气歌》，前面有这么一段：“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

那时从未注意到，这间牢房正衬托作者笔下“正气”的必要，因为“……当此夏日，诸气萃然”，囚室之中，充斥着“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这些恶气，是雨潦、涂泥、薪爨、仓腐、汗垢、圊溷、毁尸、腐鼠……这些可怕玩意儿的叠加。那时候，更想不到去查询一下，“广八尺，深四寻”的建筑是个什么样的规制。按宋元时一尺合今31.68厘米，一寻八尺，相当于文天祥身在一个大坑里，也就两米多宽，但却深达八九米。历代讨论这一不朽诗篇的人，并未指出这个数据是修辞夸张，还是符合当时建筑的实际。

或许也可以认为，深是建筑的“进深”，但这不符合中国古代建筑面广和进深的一般关系。不管怎么说，古代监狱因此变得具体、形象了。确实，多半是个“坑”，辅以地面上的围墙和顶棚，这样的牢房与今天不大一样。敦煌盛唐第45窟、第23窟北壁绘法华经变，里面的监狱都是一座方院，里面含有一个圆形的结构，是个半地下的土坑。汉代李尤写的《鞫城铭》中也提到“圆鞫方墙”。文天祥在大都的囚室，极有可能，坑上面还是普通建筑的式样，因为有白间（开窗）。

鞫城实质是个地牢，未必都有文天祥诗中的那般深邃，外面的土墙，额外又加了防护措施。挖掘土穴是减法，自然、省力的形式大都是圆形的，在中国史前居住遗址的发掘中，以上已经得到广泛的印证；与此同时，夯筑方形围墙是“加法”，做直线，肯定比圆形的更便捷。土牢大多数都是圆方配，所以周代起“圜土”就是监狱的代名词，“圜”其实是内圆外方，甲骨文中的“圜”字写法，也正是如此。

不仅是监狱，圆和方的关系，也伴随了一般意义上的建筑/城市的起源。1923年，《流沙坠简》初版的“序言”收入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作者增添了这样一句话：“古‘牢’‘楼’同音，《士丧礼》‘牢中’，郑注：‘牢读为楼’。”王国维以续相如使西域事，证实了古代圈禁牛马的“牢”和风光无限的“楼”同音——它们一个往下，一个往上，会不会有实质性的关系呢？有待考据。

无论如何，这已经足够启人想象了。在汉代，两种不同性质的建筑形式早已分道扬镳，但是上古的“非常建筑”（监狱）和“寻常建筑”（住家），可能有一定共同的地方：最初，不管是人和牲畜，方便安顿的简单建筑形式，都是一个挖成圆形的土坑，里面排水、排气、走烟不利，它的“内容”，自然床几，圊溷（厕所）一气；后来，地面上建起了更高大的直墙，四四方方的房间观念出现了，除了住得更舒适，好处之一，是方形彼此可以方便地排列组合，土地利用率更高——还有特定的礼仪属性。后世的城市，小到簟席的形状，大到院落、广场，均是按照这种正交的逻辑建起来的。城市规划成熟之后，城市里渐渐很少土坑（牢）这类的建筑了，如果，方形的院落或者盖子里面还有不讲究的圆形深坑（牢）存在，那多半是为了防止犯人和牲畜逃逸/走失。

关人等同牛马的“牢”，和现代监狱显然不同。比如，古罗马人并不建造大规模的城市监狱，按照他们的法律观念，监狱不是为了惩罚已经判刑的人，而是为了短暂羁押尚未走完法律程序的重罪犯。在今天的罗马市中心，你还可以看到据说是罗马王国的国王马西斯（Ancus Marcius，约公元前640～前616在位）所建造的地下牢房。据说，它是罗马（现存）唯一的古代监狱，因此吸引了很多旅游者的视线，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但是狭小的地牢确实没法住太多人，共和国时期，很多人被立即处决或是流放，根本没有时间“享受”。

只是后来法律程序越走越长，监狱里开始人满为患了。《艾凡赫》的作者，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英国作家斯各特看到，比起罗马人的地牢，英国并没有显著的进步，还是一个大“坑”，“……这牢房的地面比外面的土地低矮得多，甚至比那城濠还要低，因而非常潮湿。只有一两个小小的窗孔可以透光，窗孔是开在高高的、囚人举起手来也够不到的地方。从那窗孔里透进来的一点天光，非常微弱，即使在中午时分，也是若有若无；向晚时城堡的其他部分天还没黑下来，这里早就变成乌黑的了”。

最可怕的地方，是基于现代“自由刑”观念的刑罚制度那时并不存在，甚至连门面也不装，牢房不仅剥夺你的自由，同时也要你的命：“从前用以锁住犯人防止他们越狱的镣铐和链索，还空挂在土牢的墙上，已经生了锈。在一副脚镣的铁圈里还剩下两根灰白色的骨头，大概是人的腿骨，可见那个囚犯不仅是瘦死在牢里，且是被折磨成骷髅的。”

即使又过了100年，在契科夫的《萨哈林旅行记》中，当时俄国的监狱还相当落后，它们同样不是什么使人洗心革面的训诫所，糟糕的建筑附带身心折磨的“福利”。雨天，苦役犯下工回监狱过夜时，衣服往往淋得湿透，满脚都是泥水，洗澡都是奢侈的，就别指望有什么配套的洗衣房了，虱子、臭虫、腐坏的食物，“……使得囚室里的空气又臭又酸，又湿又闷，水蒸气达到饱和的程度。寒冬的早晨，窗户里面冻结着一层冰，室内昏暗无光；空气里的硫化氢、阿摩尼亚和各种其他化合物同水蒸气混合在一起，结果是，用看守的话说，‘熏得头痛’”。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之所以监狱会在建筑史上留下名声，是因为这种状况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于建筑通风系统的改革。监狱和医院的设计原则几乎一模一样，初衷就是如此，尽管科学家们准确认识空气成分还是稍微滞后的事情，建筑师意识到可以利用蓬勃发展的能源机械改善糟糕的室内环境。1842年，英国伦敦建设了潘多万模范监狱（Pentonville Model Prison），呼应于这个时期建筑设施的普遍进步。潘多万监狱的剖面图显示，半地下的底层（英国的“一层”从底层上方算起）的设备间里，烧煤产生的热量加热上方的监室，然后热量从房间与外壁间的夹层上升到更高的楼层去，直达建筑最上方的风井。建筑本身就是一部大风扇，冷空气下降，热空气上升，如此循环不已。

这样的潘多万，不再是那吵吵嚷嚷、极易暴发瘟疫和骚乱的牛马棚了。集体牢房和现代监狱是不一样的概念，那些只是临时拘禁的嫌疑人，也可能是明天就掉了脑袋的死刑犯，和真正服刑“改造”以利自新的囚徒，必须各自有各自的空间。技术进步只是让这一切变得可能，现代狱政还必须有强大的文化土壤。和对待传染病的态度一样，卫生的、安宁的建筑环境，可以祛除内心深处的毒素，防止这种精神病毒在未经任何区隔的监狱空间中传播。

在这方面，独立之后的美国早已先行一步。19世纪还在赶上世界潮流的北美，这可能是他们不多地倒过来影响了旧世界的领域。美国臭名昭著的新新惩教所（Sing Sing Penitentiary）就是这样成了英国监狱的样板。距离南方的纽约市约50公里，踞于水深岸阔的哈德逊河边，这个监狱看上去就让人望而生畏。它较早引入的静默系统（silent system）是比监狱本身更可怕的东西。

惩教、改造都是中世纪就有的术语，相信学习、治疗和惩罚是一体多面，这种想法的根子，深埋在修道院、神学院里，但只是因为有了先进的机器，这种思想才迸发出惊人的能量，无论“模范监狱”还是“模范医院”“模范学校”都是一种现代发明。自从改革运动以来，多少英国贤达都盼着能彻底地改造（治愈）他们认为有罪的人，监狱在这方面当然比医院、学校更有希望达到他们的理想。监狱的主要推手，杰布爵士（Sir Joshua Jebb，1793～1863）就也设计过不少同样著名的医院。曾经存在过的另一种监狱类型，是生活化的，狱友彼此也有交流。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的牢房，是个长方的房间，“九俄尺长，七俄尺宽”也就是6米5米见方的样子，不算太小，有两扇窗子，有炉灶。另外，监狱毕竟要有感化的功能，“发黑的圣像”旁插着蜡烛，下边还挂着蜡菊，虽然灰尘破败，但和日常空间或多或少有着联系。现在杰布爵士相信，为了治愈罪犯的灵魂，罪犯们不该再有团伙密谋的机会，为了单独囚禁或者只容2～3个人的监室没必要太大，既然要“科学”，室内礼拜也不是必需的了。

哲学家福柯所讨论过的著名的圆形建筑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事实上，潘多万监狱的平面还不是真正的“全景”监狱，它是星形的，或者是放射状的。这是一个由高墙围合起来的，接近半圆形的多边结构，从大门进去后，你会到达一个连接着四组长条形监室建筑的建筑中心。放射状的平面中，一模一样的监室连接着同一个末端。对比一下先前的设计就可以知道，这种空间的核心是方便监管人员的出入，却切断了囚犯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视线交流，每个房间除了对着墙，只能看到少部分狱友的窗户。除了这种前所未见的平面，还有静悄悄的声学效果，一个人在这种环境待久了会被逼疯。

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设想的更为极端的“全景”监狱有着更戏剧化的呈现，圆形的土楼般的监房，统统冲着里面，管理者可以方便地看到所有房间里的情况，但是哪怕隔壁的囚犯们也难以互相交流——尽管这种空间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实际上很少采用，仅仅潘多万就够受了。建筑理论家罗宾·埃文斯说道，首先，单独囚禁的必要性是基于自我反思的前提；其次，建筑的设计者认为囚犯彼此串通会带来精神上的“传染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独处产生的无名感，会让人丧失社会性的视觉，恐惧外界，再无法反抗前两者。

可能，因为过于非人性了，真正的单身牢房还是相对稀少的。监狱的空间就是训诫本身，“模范监狱”的示范效果，稍晚时代的巴尔扎克已经观察到了，不管它们是新建、改造，基本原则差不太多。“中间照例开着一扇便门，全部钉着钉子……看上去像独眼妖赛克罗普斯，因为门上有一个洞眼，狱卒先在洞上认清了外面的人才开门。沿着底层的门西有一条走廊，廊下一排房间，高高的窗上装着漏斗形的木板，从里边的院子取光……”仅有一个洞眼的建筑，就像给罪犯戴上面具，是一种古老的中世纪的惩罚。

现代狱政的改革中也有福柯观察到的矛盾，一种现代文明的症状。把犯人分离开，貌似是方便“科学”管理了，在希望提高效率的同时，又煞费苦心地减少协同的机会，也带来了一旦失控时发生大规模骚乱和互相影响的可能，就如同传染病院把病人集中起来，也提高了交叉感染的风险一样。捷克的共产主义者，《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伏契克，他的监室“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比起古代的犯人或者玛丝洛娃，他的空间少得可怜，表面上看起来，条件却改善了不少，起码有正常的行军床，有置物搁板和简陋的陶制碗盆，而且起居稍加机械化了，有潘多万难以想象的暖气管，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伏契克平静地略过他被毒打的细节，他注意到更大的祸患：“……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架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到打开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直挺挺地站着。”

19世纪和20世纪的很多暴政，包括纳粹对伏契克施与的一切，都是以热心“进步”的名义，设计监狱的人未见得参与了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们中间，毕竟有既勾画学校蓝图也感兴趣监狱立面的托马斯·杰斐逊，同一时期，人们为费城县立监狱应该是哥特式样还是埃及风格煞费苦心。当代世界之中，似乎很少再有这样的建筑师——“本事务所正在设计一所出色的监狱？”倒是改造监狱的例子时有耳闻。香港的“大馆”，也就是位于香港岛中心的前中央警署、中央裁判法院及域多利监狱，改造成了一座现代文娱设施。按照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说法，他们面对的“不必定来自一个可歌可泣的历史时期”，它只是一种沉默的、不大方便言说的过去。

伏契克写道，在仅有七步斗室的庞克拉茨监狱，这段松木地板上走过的路程至关重要，不是空间很大，而是积少成多。“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 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