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运行逻辑在变化

美联储的鹰派加息，源自2021年中旬突然爆发的美国高通胀。有很多声音认为，在这之前，美联储低估了美国通胀的形势，前期耽误了太多时间，导致后期只有采用激进加息，哪怕会冲击到全球市场，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那么，作为制定美国货币政策的专业机构，美联储为何会出现误判？这一轮的通货膨胀跟以往有什么不同，为何会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全球经济会从此进入新一轮的衰退吗？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他在过去10年中一直参与《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黄皮书中的美国经济部分的撰写。

孙杰表示，这一轮美国通胀和随之而来的美联储加息，是几十年一遇的。这背后是世界经济运行逻辑有了结构性的变化，并且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的苗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埋下了。未来，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收缩甚至是长期停滞，哪怕是技术进步，也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以来，随着美联储多次加息，美元指数连创新高。在你看来，为何美元指数会连创新高？只是因为美联储要扼制通货膨胀吗？

孙杰：美元升值最直接的因素还是和利率相关的。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是全球资金一个重要目的地，它的金融市场也是最大的，是全球所有金融投资的目标。而资本流入流出，受美国的利率影响是非常大的，利率越高，收益越高，因此所有国家的资金都更往美国跑，是这样一个循环。

今年开始，美联储的加息力度非常惊人。3月以来，美联储连续6次加息，其中4次激进加息75个基点，累计幅度高达375个基点，将联邦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4%。这和格林斯潘时代（艾伦·格林斯潘，1987～2006年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每次大多缓慢地加息25个基点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是鸽派加息，每次加息前还要跟市场充分沟通，防止给金融市场造成很大冲击，而如今的加息是鹰派的，速度快，幅度大，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极大冲击。

为什么利率会加得这么快？这和美联储对美国通胀形势的判断有关。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跟货币超发有很大关系，但这一轮美国的通胀则可能有不同。学界有很多研究讨论，通常认为这一次的通胀源自供应链因素更多，一个是新冠肺炎疫情，另一个是乌克兰危机，两起事件直接使得全球市场供应链受阻，导致供给不足，供需关系紧张，加之美国之前就施行了多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各种几十年都难得遇到的因素凑齐到一块，所以就有了这一轮大通胀。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源自供应链的因素对通胀的贡献大概有50%，而此前货币政策的连续宽松只占三分之一。

这跟过去的通胀逻辑是很不一样的。2021年通胀刚起来的时候，美联储并没有太重视，认为通胀可能年底就会缓和，供应链问题在年底之前会解决。但进入2022年，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一下就冲击了大宗商品市场，通胀开始飙升，持续时间和力度都远超预期。美联储后来也说，供应链的问题比他们之前设想的延续时间要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要有所动作，这就有了迅猛加息。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之前施行了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按照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货币扩张对内体现为通胀，对外体现货币汇率的贬值，但现实是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反而在升值。这是为什么？

孙杰：确实，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15年了，绝大部分时间美联储都施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宽松了十多年都没有通胀，美元却还在升值。欧洲的情况类似，最早一直是紧缩，后来也跟着美国搞量化宽松，通胀率始终很低。这都是跟过去很不一样的问题，是摆在学者面前的前沿挑战：是不是货币数量论失效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没有顾虑地宽松货币去刺激消费和宏观经济了？

这些变化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一，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主要关注的是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这一块，但现在随着全球经济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和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其实是比较稳定的。这种情况下，多发货币没有直接推升CPI，却造成了资本市场的“泡沫”。其二，如今的生产方式有了很大改变，生产链条环节拉得很长，有很多中间商品的交易，对货币需求应该是在上升的，但是你去看数据统计，却会发现它的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乘数都在下降，这就使得实际货币余额并没有那么高，即使是连续的量化宽松。

一个例子是，经济学理论和美国过往的历史数据都显示，宽松政策下的Ｍ０（流通中的现金）会增长，此后因企业贷款增加，首先导致Ｍ１（Ｍ０+企业活期存款）的增长，然后带动Ｍ２增长（Ｍ１+居民储蓄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增长，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可以从数据发现，美国的Ｍ０大幅度增加，而Ｍ１、Ｍ２的增长却非常有限。

这里的一种可能性是，企业进行扩大生产、再投资的意愿在下降，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在下降。比如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从特朗普到拜登来了两轮纾困政策，投入几万亿美元，把钱直接打到居民个人账户，最后也没有造成过高通胀。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疫情来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按理说应该下降，但政府转移支付跟着上去了，使得实际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并没有太多下降，但是消费却下降了，结果导致了储蓄率上升。现在各国都在讲要刺激需求、刺激消费，其实从经济学基本常识来讲，消费和利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消费函数只跟收入和预期挂钩，收入上升了，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乐观了，居民才愿意消费，甚至没钱也愿意贷款消费。而疫情当中，人们对未来预期悲观，即使给钱他也不花，所以没有推升消费，一时之间也没有带来通货膨胀。

当然，美国在全球市场的地位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在很多年了，美元还是全球的硬通货，对全球游资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美元是一种避险货币（Safe-haven currency），这往往导致哪怕危机源于美国，或者美国越危机，全球资本就越要选择持有美元去避险，这样促成了美元的升值。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10月CPI同比上涨7.7%，低于市场预期的7.9%，较前值的8.2%大幅回落。根据你的判断，这是否意味着美元未来升值空间不大了，已经到顶了？

孙杰：如果光看CPI的话，确实从顶部下来不少，出现了明显下降，但美元升值主要是由利率来决定的。所以未来美元的走向还是要以利率为基础，结合美国经济走势的基本面去分析。外界一般看CPI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但各国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更多看的是核心CPI，就是剔除了能源、食品、国际市场价格影响之后的物价指数，这样能更好地代表国内经济形势是否过热。各国的核心CPI的结构也不一样，比如日本，它的消费结构里生鲜产品比较多，所以日本的核心CPI就会剔除生鲜食品等等。

美联储的决策也是这样，它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决策体系。之前业内都会讨论猜测，美联储的决策依据和门槛是什么，后来在2012年美联储做过一个特别声明，表示他们更关心是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而不是CPI。PCE是指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会考虑价格波动对消费者替代行为的影响。由于消费者总是用价格低的去替代价格高的消费品，所以PCE一般来说比CPI低。现在PCE的最新数据还没有出来，从8月、9月份的情况看并没有那么乐观，核心PCE还是在上升的，当然上升势头也没有之前那么猛了。

但如果按照刚才所讲的，这一轮通胀中供应链的因素大概占50%，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供应链如今在逐步恢复和好转，通货膨胀也应该得到缓解。如果这样，从理论上来讲，加息就会放缓，美元可能也到顶了，但最终还是得看核心PCE，看美联储的决策依据。传统指标的“钝化”：世界经济的底层逻辑变了

三联生活周刊：有很多声音认为，美联储误判了美国的通胀形势。你认为呢？为何美联储会出现误判，这是否意味着世界经济运行的某些逻辑有了变化？如你所言，之前美联储施行了多年宽松，也没有形成较好的经济刺激效果。

孙杰：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宏观经济增长、科技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包括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间的实力对比变化等因素，都会带来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会造成传统经济理论、经济变量之间传导机制的变化，这是一定的，也是永远在与时俱进的变化中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一次美联储这么鹰派地加息，还得追溯到沃尔克时期（保罗·沃尔克，1979～1987年期间担任美联储主席），主要原因就在于上世纪70～80年的石油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衰退。而现在，石油的价格波动也很频繁，幅度相当大，但并没有给世界经济带来特别大的影响，这就说明世界经济结构跟当时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世界经济还是以制造业为主，而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所以受影响程度肯定会不一样。

到了耶伦时代（珍妮特·耶伦，2014～201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我们发现，美联储官员讲话的时候开始频繁提及劳动生产率了。我当时还很纳闷，美联储主要管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主要看通胀，这么重视劳动生产率是什么原因？他们后来又开始讲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扁平化问题，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

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经济学专业名词，是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根据1861～1957年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关系，总结出的经济规律和模型。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曲线主要描述了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当失业率降低时，经济处于繁荣扩展阶段，通胀率较高；当失业率提高，经济面临衰退，通胀率较低，更甚为负数，而不论是失业还是通胀，都随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这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广泛验证和认同，并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很多国家会通过扩张政策引起一定通胀，去刺激经济。

但现在，这一模型受到了挑战，菲利普斯曲线开始变得扁平化：通胀率并不会引起失业率的明显波动，甚至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引起有效需求和通胀的变化，难以对经济活动产生适度的刺激作用。美联储当时讲了很多原因，比如为什么通胀率上不去，其中有中国深深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因素，比如失业率为什么低，就有现在的人们受教育年限长、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这些结构性指标都在钝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种趋势就变得越来越明显，需求与价格水平，进而是价格与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被弱化了，或者说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通胀压力，而其他的结构性因素对失业率和通胀的影响上升了，甚至成为主导因素。

实际上美联储也是看到了这些变化，它关注劳动生产率，就是在关注劳动成本，进而是自然利率（指产出缺口为零、通胀缺口为零的均衡状态下的实际利率水平）。它也绝不仅仅只是关注通胀，而是包含了背后的原因和各种因素，要考虑的东西非常复杂。当然美联储里面作决策的也是人，即使是看到了经济运行逻辑的变化，也会出现错误，这是难免的。我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每年在对财政作评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线评估，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后，那一年他们就没作基线预测。为什么？他们是认为，疫情是一个纯粹的外生因素，已经超出了经济运行逻辑，他们没法作预测。当然，还有很多造成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可能一度没有得到重视，因而按照传统逻辑进行政策决策和判断就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我想强调的就是，美联储肯定有误判，至于误判程度还有待讨论。经济逻辑是一方面，外部因素又是另一方面，比如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世界经济中的“黑天鹅”是经济学家没法预测的，而“灰犀牛”又常常被忽视和遗忘。如今全球经济是一体化的，各国都是高度捆绑的，这样导致这两大因素造成的外部冲击和影响，会比之前大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黑天鹅”的存在，是否是本轮美元升值跟之前一个很大的不同？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元它也有两轮的升值周期，但都没有波及这么大。

孙杰：沃尔克时期的鹰派加息，确实是很大程度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越南战争的冲击等等。但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这些因素都有一个缓冲和渐进的过程，可以给美联储很多时间作准备，包括越南战争的冲击也给美国造成了长期的通胀压力，这些都是有预期的。

而反观这次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疫情也是在很短时间内就扩散到了全球，相当于是短时间内就有两个“黑天鹅”突然爆发，这些大家都是没有预期的，没办法预测和准备，所以导致波及的广度、深度都很大。判断出现失误也可以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的美元强势，但这一轮感觉它带来的冲击很大，包括对英国这样的欧洲发达国家。为什么？

孙杰：美元升值的确有很大的溢出效应，但在发达国家对美元升值的反应还是跟他们自身的规模、结构、应对政策有关系的。

这次美元升值对英国影响非常大，但英国是比较典型的应对政策失利的。面对美元升值和高通胀，前首相特拉斯提出一个450亿英镑的预算案，想要大规模减税去刺激经济，但市场会觉得，减税会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于是预测减税案将导致财政赤字大规模上升，进而是英国政府发行国债，导致债券价格下降，结果就是机构争先抛售，英镑大幅贬值。这就是问题所在，美国加息后，全球都在加息，以防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但你的经济形势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现在就需要加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日本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元升值对日本打击很大，因为它要大量进口以美元计价的能源和资源，所以国内成本急剧上升。而日本的经济形势在过去“失去的20年”里一直没有太多动力和活力，所以日本一直在刺激经济，它不断地施行所谓的质化量化宽松，不断地增加财政支出，进而又是不断地为财政融资，就要控制国债利率上升。美日之间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脱钩”或者说不协调，最后就导致日元大幅度地贬值。

英国和日本是两种极端的情况，欧洲处在二者的中间。欧洲在加息，但幅度没有美国那么大，所以欧元也在贬值。现在欧央行也把加息提速了，欧元又开始回升一点，但前景也不容乐观。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之间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都比较高，彼此之间的影响也就比较大。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会有一种危机不可避免的感觉？尤其是全球经济如今深度捆绑，美元这种溢出效应，其实没法应对的。

孙杰：应该是这样，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时候，像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蒙代尔这样的经济学家对全球经济可以彼此隔离的判断都过于乐观了。

弗里德曼是典型的货币主义者，相信纯粹的自由市场，所以他那时候的理论就是相信浮动汇率，并且浮动汇率能够隔离其他货币的溢出效应。蒙代尔也认为浮动汇率能够隔离这种溢出效应，他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即认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流动与固定汇率，这三者不可能同时达成。只有放弃固定汇率，才可以保证政策独立性。但是近年的理论研究证明，仅仅在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就存在“两难选择”，政策溢出不可避免，浮动汇率也不能隔离外部冲击。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经济体都实行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但并没有隔离冲击，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也因此依然是热点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冲击对发达国家来说几乎是没法避免的，除非你是把市场完全割裂开来，但这样也丢失了全球市场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好处了，得不偿失。

三联生活周刊：从纯理论来讲，美元升值有利于其他国家出口。但过往历史上每一轮美元强势升值，都会引发全球市场震动，甚至引发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这是为什么？这一次你感觉哪些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尤其大？

孙杰：美元升值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的挑战，应该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汇率浮动合法化就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始于美元贬值，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直到沃尔克任美联储主席后采取货币紧缩，推动美元在1985年升值到历史最高水平。但随着美元逐步升值，导致了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这是第一轮美元升值导致的新兴经济体危机。那之后，在美元1995年到1997年期间升值之后，亚洲金融危机也爆发了。你可以看到，每一次美元升值都可以造成新兴市场的危机。

其中一个主因就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底子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借债和资本流入来支撑经济发展，一旦遇上“黑天鹅”，受影响就会很大。这方面，亚洲的新兴市场会比较典型，因为亚洲的金融市场有一些天然的问题。亚洲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着要把亚洲的金融市场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亚洲金融市场并不发达，主要是靠区外融资，这就导致一种学界所言的“货币原罪”的问题：亚洲经济发展很快，有很多储蓄，但亚洲本身又没有一个很好的金融市场去匹配这些储蓄，这就导致亚洲的资金都流到了发达国家，反而是自身发展需要融资的时候又需要依赖外部资金。很多亚洲国家在发展中吸引了很多外资，借了很多外债。如果是固定汇率、汇率稳定或者本币升值的时候，这还好，但是当美元升值，问题就来了。

美元升值周期就意味着非美货币，特别是新兴市场货币的贬值。贬值虽然有利于出口，但是却会带来资本外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往往要经过一段时滞才能显示出来，而贬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却是即时的，而且在幅度和力度上是超调的。因为美元升值了，就意味着新兴经济体以本币标价的外债本息上升，资产回报率被拉低，盈利能力变弱，杠杆率上升，债务压力提高，信用风险上升，加速货币贬值，最后就是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了。

我们做过相关研究，根据不同指标来测算新兴市场谁面临的风险最大，结果就发现那些基础薄弱、过于依赖外资的经济体风险程度最高。像斯里兰卡在我们的测算里风险就是比较高的，这次美元升值周期中就出现了危机。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对新兴经济体来说，这是无解的？因为要发展就得需要外资，有资本流入就有风险。

孙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原罪”问题。虽然这么多次危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做努力防范，但本地金融市场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这个问题就依然没有解决。

不过现在包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机构也在变化。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IMF的观点就是秉承“华盛顿共识”，奉行绝对的市场经济，相信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但是现在，IMF也认可在一些情况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可以适当地进行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以防止资本外流，来应对这种危机。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办法，以前IMF是绝对不会的，结果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都不会好过。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声音认为，全球经济将进入新一轮衰退或滞胀。你怎么看？

孙杰：美元升值导致全球各国竞争性加息，肯定对全球经济有一个收缩效应。美国经济增长现在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降了，进入技术性衰退。有很多声音就判断，2023年的时候美国经济会出现问题，进入衰退周期。

至于全球经济，全局性增长放缓是肯定的，至于会不会陷入衰退或者滞胀，还得看后续发展，现在还不好作判断。但正如刚才所说，世界经济有两大主题不可忽视，“黑天鹅”和“灰犀牛”。“黑天鹅”是我们无法预测的外部冲击，而“灰犀牛”则是存在了很久，大家都能预期到，但又常常忽视了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长期低速增长，陷入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没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周期。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传统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而生产率提高又是靠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加速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加速，这是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开启的经济学核心命题。如果没有技术进步，那么就没有增长，居民消费无法提高，企业没有增长预期，投资意愿下降，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小。

长期滞胀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自然利率开始下降，甚至为负。如果自然利率为负，这就很可怕了，任何一个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最低就到0了，自然利率为负就意味着任何的货币宽松政策，执行起来都是紧缩，大家会更难从紧缩中走出来。现在全球经济就是这样，本来就在下行，又来紧缩，所以就可能陷入长期低增长甚至停滞的常态。这种常态不是周期性的，所谓周期就是有上行有下行的，而低增长甚至停滞则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除非有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带来新的需求。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不一定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比如从“二战”以来，全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简直日新月异，但如果以20年为一个周期，你会发现在过去的60年中，不论是全球经济还是美国经济，年度平均增长率都是逐渐下行的。

为什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和互联网革命，并不带来生产力的提高。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就表明，美国1970年后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不到1920～1970年间平均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就会发现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于蒸汽机、电力和机械技术的进步使得经济活动的生产侧成为直接受益者，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基于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创新虽然也会提高生产率，但更主要的是消费侧成为直接受益者。这里的不同在于，前者直接促进实体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但尚无证据表明后者给实体经济带来的效率提升是高于前者的。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前者以生产效率提升为目的，是save time（节省时间），而后者更多的主要表现为消费者福利的提升，甚至是kill time（消磨时间）。虽然同样是技术进步，但对经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评价本轮美元升值中人民币的表现？面对海外竞争性加息和潜在后果，我国宏观政策及金融市场如何应对？

孙杰：我们实际上还是在降息，并没有随着国际大流去加息。我们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肯定还是首先要适应国内经济形势的需要去制定。当然随着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属性的提升，也要考虑利率政策和币值波动对国际市场的影响。

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很大，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都没有中国这么大，如果我们贸然跟风，也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包括这一次日本和欧盟也是，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也没有特别激进加息，在加息的利弊之间做了一个权衡。

早在2009年时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提出了一个“超主权货币”的概念，强调应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不过现在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

在这一轮强美元中，人民币也贬值了很多，现在回来了一点，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低的时候到了7.26。这就说明了我们并没有干涉和操纵汇率，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但跟英镑、日元比，人民币的波动还是相对稳定的，承受住了相应冲击。

三联生活周刊：历史上看，美元大幅波动往往会使全球货币体系陷入一段动荡期。这一轮美元升值，美元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弊端更加凸显。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会迎来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孙杰：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说过一句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这句话既暴露了美国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不负责任的心态，也精辟地概括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弊端。从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先例，美元加息引起了全球市场震荡乃至金融危机。包括对欧洲在内的发达国家，可以说对这个问题意见很大。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仅仅存续了不到30年的时间，但在这30年间，世界经济从“二战”的废墟上得以重建，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导致它崩溃后直到现在的几十年里，我们始终无法摆脱它的窠臼。目前全球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依然是一个美元本位的体系，我们迄今还没有拿出有效的替代方案。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谈了很多年了，最后都不了了之。我感觉，这可能不是20～30年能完成的事，当年美元取代英镑就用了足足70年，而且这是美国GDP超过英国后的70年。当前的全球经济离不开国际货币作结算，但是又处于一个无体系的时代，更退不回黄金本位，所以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各界也想了很多方式，包括用多种货币共同充当国际货币等等，最理想的就是周小川所言的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但是这个难度太大了。比如你让IMF去发行一种超主权国际货币，首先就要打破现存的网络外部性，还得做到分配的绝对公正，各国还能接受，这还只是理想情况，现实中要落地很难。当然IMF近些年也在这方面不断探索，扩大SDR的发行和分配，但是距离成为国际货币还很远很远。

美元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确实有很多弊端。现在各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做着相应努力，比如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很多国家在弄能替代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结算系统。美元主导的SWIFT系统有很多弊端，这种伤害越多，变革的可能性就越大，各国都在行动。当然这肯定也不会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未来也免不了可能会再重演这一次的这个情况。应该说这不是第一次，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 世界经济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