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回流，重振美国经济的药方？

苏珊妮·伯格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德奇研究所的首任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成员。自上世纪80年代起，她先后参与、主持3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制造业跨学科研究项目。

史兆威是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系的管理实践教授，也是《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Producing Prosperity，2012）的两位作者之一。货币霸权的副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美元历史性的升值给全球经济体和国际贸易造成冲击，但站在美国的视角，这一轮美元升值是好事吗？

苏珊妮·伯格：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强势的美元意味着进口产品相对便宜。但同时，进口产品在美国家庭预算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在全球范围内，美国都属于对进口依赖程度较低的国家。因此，美元升值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可能不构成明显的直接影响。

自2021年以来，对美国人生活产生最大影响的是通货膨胀。比如，在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篮子中，上涨最快的类别就是能源，无论是汽油还是用于取暖的燃料油涨幅都很大，而美国是一个需要开私家车长距离通勤的国家（注：根据Statista网站2021年的统计数据，汽车是76%的美国人唯一的出行工具）。总之，通胀给美国家庭造成普遍的支出压力，也因此成为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最核心的辩题。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在美国国内，强势美元并不具有什么正确性，事实上，高利率对执政者来说往往是件糟糕的事，无论他来自于哪个党派。当美联储为了对抗通胀而提高利率，各行各业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想买房的家庭很难申请到新的抵押贷款，它当然不会是受民众欢迎的政策。但新冠疫情之后，通胀率上升得如此之快，提高利率又似乎是必要的。

史兆威：美国现在处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相比其他也在经历通胀的国家，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殊地位使美国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少。举例来说，欧洲目前面临着货币贬值，那里能源成本的上升远比美国严重，因为全世界的石油是以美元结算的。除非从俄罗斯买，那样可以享受到“折扣价格”。虽然欧洲的政府正在控制能源价格，也为这个冬天准备了足够的天然气库存，但明年冬天用什么还没有着落。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现在接近美国的5倍，那么如果你从事的是能源密集型产业，比如铝、玻璃制造、钢铁或者化学品生产，就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远比美国同行的问题大得多。

但对美国制造业来说，美元升值同时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这让美国商品的出口价格更没有竞争力了。一方面，美国政府受益于美元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习惯使用这一政策工具，比如，用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另一方面，过高的美元让美国制造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种副作用是无法避免的，是市场机制本身在发挥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有种流行的看法是，美国不需要自己生产商品，因为美元就是美国竞争力最强的产品。美元水平和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是怎样相互作用的？

苏珊妮·伯格：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一度陷入和现在有些相似的滞胀。为了扼制高通胀，联邦储备银行提高了基准利率，导致美元多年保持在高位，给美国制造业造成很负面的影响。而当时日本的工业发展很快，美国国内因此开始讨论竞争策略。在80年代末期，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会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教经济学，现在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说，他再也不想听到“竞争力”这个词了，他认为在美国谈论制造业的生产竞争力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只要我们想，我们甚至可以把棉质衬衫卖到斯里兰卡去，我们可以把任何东西卖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把美元调整到相应的水平。不过，就在这时，工程学院的院长突然站起来指着克鲁格曼教授说：“我一直就觉得经济学从根本上存在某些问题，现在我终于知道是什么了。”

史兆威：和很多人一样，我认为美元被严重高估了。从80年代至今，美元很少处于能真实反映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差的水平上，这也导致美国生产的商品相对其他国家来说非常昂贵。“二战”后，美国曾是全世界制造业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时，美国经济生产总额和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相当。虽然美国现在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它相对其他国家的规模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一，而美元币值并没有反映出这种“残酷”的现实。

贸易平衡或许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粗略标准，因为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贸易平衡会得到改善，但也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由于全球供应链的结构很复杂，国家之间的净出口额往往需要更仔细的分析。但总体上，美国的贸易赤字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很大，而且在不断增加。这主要是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造成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行业等服务业产品的出口增长，也不足以抵消制造业的收缩。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一直希望国际贸易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如果我们真的能发展出一个多货币的架构，那么美元的价值可能会回到更真实的水平。

三联生活周刊：在人们的印象里，重振制造业在美国成为热门议题，或许是从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开始的。但你对制造业的关注显然远早于那时，最初为何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美国政策制定者当时对制造业的认识是怎样的？

苏珊妮·伯格：我是政治学学者，早年的研究聚焦于欧洲工业化转型中的农民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经济危机期间，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保罗·格雷（Paul Grey）指派工程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老师共同完成一项研究，分析美国生产力增长缓慢和工业停滞的原因，我是那个小组的一员。我们写了一本题为《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的书，后来被看作是有关美国经济的公开讨论中的一个里程碑。2010年，另一位校长又启动了一个名为“创新经济生产力”的小组，这一次我们想回答的是，为什么大量的美国创新企业，无法将新产品规模化并推向市场？为了维护创新型经济，我们应该在哪里生产，进行哪种生产？

从奥巴马政府时代到今天，与制造业回归相关的政治经济考量已经彻底转变。在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期间，大多数专家，尤其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仍然是，制造业就像农业一样，注定会收缩成美国经济非常小的一部分。美国在1900年时仍有大约40%的人口从事农业，这样才足以生产养活所有人口的食物，而今天，农业部门雇用了不到美国2%的人口。以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萨默斯现在仍是领先的学者和总统的经济顾问——预测，制造业会不断萎缩，而且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不值得关注的现象。

但也有一些专家看到，制造业与农业完全不一样。第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美国农业生产存在大量盈余，而制造业面对的是高赤字。其次，如果有一件事是美国非常擅长的，那就是创新。通过调研，我们相信创新与制造业密不可分——如果制造业消失了，创新也会消失。但在2010年前后，这被认为是一个几乎荒谬的想法。

当时，美国最赚钱的公司是苹果公司，它在美国设计产品、在美国分销产品，但所有制造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在鸿海集团的富士康工厂。高通、思科、戴尔公司也是这样。我们当时假设，如果它们的效益这么好，或许所有企业都该采用这个模式。但故事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苹果的高级设计师、研究人员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待在中国的工厂。事实上，无论在苹果这样的寡头公司还是美国本土的小型工厂，创造了最多价值的活动都是服务和物品的组合，它们是无法切割开的。

最终，我们发表的研究确实对华盛顿的政策产生了影响，我们曾和奥巴马总统会面，向他解释我们的想法。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对制造业的大量关注开始恢复，联邦政府还成立了名为制造创新研究所的新项目（注：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现在全美大概有20个属于这个项目的研究所，每一个都专注于一种技术，例如，设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所专注的是功能面料。

当然，新冠大流行真正强烈地激发了关于制造业的认识。人们认识到，诸如口罩、防护服、半导体芯片这样的产品是多么关键，最好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或者我们确知可以依赖的国家生产。

史兆威：这几年的确有很多美国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但这个思想的转变很慢。说来有趣，今年一些在华盛顿工作的人来找我交流时，会惊讶地说，“你13年前就发表论文探讨制造业的问题了”。其实，我从2005年加入哈佛商学院就在提了。

到哈佛商学院教授运营管理之前，我在工业界工作了28年，其中有18年在计算机行业，10年在消费电子行业。我参与开发过很多领域的产品，在那个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制造业和创新之间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丰田、日立、索尼等日本公司首先让世界看到，在打磨制造工艺的过程中存在多少创新的可能。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那是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的时期，也是在那时，我发现在美国做产品开发和制造越来越困难。当时，我正在柯达公司工作，恰逢胶片摄影开始过渡到数码摄影，但因为美国消费电子行业的很多生产基地早已转移，比如，美国的电视组装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就转到了人工成本更低的日本、韩国。但当时间来到90年代末，这意味着数码相机需要的电子传感器、可充电电池的制造能力，在美国也找不到了。

美国早先去工业化所基于的假设是，发达经济体即使在制造业萎缩的情况下也能继续繁荣增长，因为服务业和其他知识型部门会填补制造的缺口。换句话说，制造业一点都不重要。但就像我们在《制造繁荣》中所写的，去工业化是一个注定失败的大型经济实验。我们提出了“产业公地”的概念，就是为了说明创新是建立在工业环境、供应商、技术工人等一系列能力的基础上，当产业公地随着产业链的外移被侵蚀，建立在知识和创新基础上的服务业也会损失增长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美国制造业试图重新本土化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什么？

苏珊妮·伯格：劳动力问题会是美国制造业复苏的关键。去年，我们又开始了一项叫“未来的工作”（Work of the Future）的研究，又是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我所在的小组采访了大约50家位于马萨诸塞州、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中小型的制造公司（注：雇员少于50人为小型企业，少于250人为中型企业）。在美国，大约90%的制造企业都是这种规模，它们雇用了40%的工人。

在我们准备这项研究期间，尤其是2017年，当时人们热衷讨论的是，机器人将很快替代所有工作，也是在这一年，人们预测自动驾驶汽车将在一年内上路。如果你是个年轻人，你可能不会想做一个随时会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作。于是，我们每进入一个车间，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过去的5年里，你们采购了什么新设备？过去负责这道工序的人去了哪里？”结果，我们在俄亥俄州调研的所有工厂里只发现了一个机器人。制造厂并非想要摆脱工人，恰恰相反，他们想雇用更多的人。

我们接着发现，许多工厂出现劳动力短缺，是因为不愿意支付足够多的工资，如果工资足够体面，招工就没什么问题。在波士顿一家制造试管的公司，我问CEO：“你的工人需要额外的培训才能胜任工作吗？”他说：“不，我雇用的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工作起来完全没问题，但他们都缺少职业精神，会为了每小时多一美元而离开我这里，为别人工作。”于是我问他付给工人多少钱，他说每小时10美元。要知道，每小时10美元是最低的工资标准，如果有人愿意付每小时11美元，那就提高了不少。

过去许多人认为，因为制造业的工作是脏的、困难的、危险的，所以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但实际并非如此。美国的年轻人和汽车打交道，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年轻人从前不想进入制造业的原因更多在于，他们的父母认为，10年之内会有大约500万个制造业岗位被剥夺，而且制造工人的工资显著下降了，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投身一个工作机会大量流失、工资不高的行业呢？

值得指出的是，制造业工资的下降与工会的日渐衰弱也有关。战后时期，也就是50年代到60年代，有相当多的制造工人属于工会，而今天，只有6%的工人属于工会。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认为这是制造业停滞不前的有力解释之一。

史兆威：人们现在开始意识到，制造业的重新本土化意味着成本的提高。要提供“高薪、有工会的良好工作”，就必须将生产力提高到足以克服成本差异的水平，使消费者愿意为本土生产的产品花更多钱，不然这种回流就是不可能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说，拜登总统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反而可能加剧通胀，除非我们能调整美元币值，或者其他货币兑美元价值提升。但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任何国家要控制本国汇率都是很难的。中国仍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管理汇率，是因为实行了广泛的资本控制，但大多数政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比如，欧元现在的水平和20年前差不多，但是在2014年左右的历史高点，欧元兑美元汇率接近1.4∶1，当时欧元区国家担心货币升值会威胁制造业的存活。而最近，欧洲工业竞争力受到的威胁来自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所以欧盟在加速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但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欧洲制造业的成本会攀升，有人说这可能导致欧洲的产业空心化。总之，我们早已处在一个很难管理汇率的时代，大宗货品是全球定价的，制造企业面临的是全球性竞争……这是一个相互依赖程度远超想象的世界。在作用于短期的货币政策和需要长期规划的实体经济之间，没有轻松的解决方案。

三联生活周刊：拜登总统今年8月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和《科学芯片法案》，会如美国媒体所说，前所未有地激励制造业回流吗？

苏珊妮·伯格：我认为美国制造业复兴的强劲趋势很可能保持，政府最近宣布的巨大投资会为制造业带来很大改变。不过，虽然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很好的机遇，能否实现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现在更多的美国制造商开始意识到，必须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了。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创造良好的工作、提供体面的工资，让人们享有职业流动性，制造业的岗位就会吸引人。我在许多美国中小型制造企业看到，人们还在用祖父在40年代买的铣床。我们需要把当下的先进制造技术引入这些工厂。当生产力提高，企业就能支付更高的工资。

每当有人质疑美国制造业的前景，我就会说，看看德国，那里有20%的劳动力仍在从事制造业，长期保持着贸易顺差。德国制造业的繁荣并非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上，10年前我们进行调研时，德国工人的时薪比美国工人高66%。总之，德国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从经济上来讲，一个发达工业国家发展制造业不存在什么不可能。多和其他国家比较，我们就会理解，制造业不会像农业那样自然而然地萎缩，它的发展轨迹是由政治选择决定的，可以因我们的行动改变。

史兆威：我不确定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激励，但它的确已为美国引来很多新投资。比如10月初，美光（Micron）公司宣布要在纽约州建厂，未来20年投入1000亿美元。《金融时报》上最近的一篇文章提到，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担心，由于这些激励措施，原本流向欧洲的投资会转移到美国。

我想指出的另一点是，总是有人以为会在一年之内就目睹美国制造业的重新崛起，但变化需要至少5年甚至10年才能显现。就像中国大陆的制造业从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真正的发展，那是因为香港和台湾的工厂在80年代就开始向大陆转移，逐渐完成了供应链的本土化，美国正在部分经历相似的过程。一个个小的变化积累起来，才能促成宏观层面的实质性变化，而这些小的变化的确在迸发。 世界经济美元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