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总是比现实更真实一点

口述 | 欧根·鲁格（Eugen Ruge）

作者欧根·鲁格1954年出生于俄罗斯北乌拉尔山区，4岁踏上民主德国的土地，就读于洪堡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波茨坦地球物理学中心研究所工作，写过纪录片和剧本，在柏林艺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柏林墙倒塌前一年，他移居西德，两德统一后回到东柏林写作和生活。2009年，《光芒渐逝的年代》荣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和德国图书奖。

三年前，我先于小说看到它改编的同名电影，主演之一是我很喜欢的演员布鲁诺·冈茨。电影里，信仰共产主义的父亲库尔特对刚在地铁站小摊上吃完饭的儿子亚历山大说，非洲的孩子还在挨饿。然而，理想与信仰的逐渐失落、代际的差异、社会组织的无形解体，最终被浓缩在一幢东柏林小楼里举办的生日家宴中。在这特殊的一天，四代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之间有难以弥合的罅隙；历史从这些罅隙中闯入、渗透、弥散，毫无滞重，充满谐谑与幽默。最终，冷餐桌断裂：这是一个自然的隐喻。

欧根·鲁格处理的是一段沉重和复杂的历史。文学淡化了历史与道德批判的尖锐棱角，人性的凸显让枯燥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讨论退居于对话中。正如鲁格所追问的：“这世道真那么善（或那么恶）吗？人物真那么可笑（或正经）吗？有关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上帝德国女总理美国税法或德国外交政策这样那样的看法，真那么荒谬（或正确）吗？”从一个活在世上的、不断在变化着的人的角度看，不存在既定立场，也不存在最高审判者——这正是小说的魅力。鲁格用七种不同的视角写了七个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原型是他的祖父辈和父辈。他进入这些虚构人物的内心，试图同情和理解笔下的那些人物，而不仅是赞同或否定他们，这种写作的情感与方式时常让我想起契诃夫。在小说中，我们可以从“客观”与“真实”的唯一性和绝对性中得到豁免，在不可捉摸的模糊里获得一种鲜活的灵动。小说意味着活生生的人与生活，对它的评判无妨带有偏见和倾向性，对人物的褒贬与谴责亦无碍。在这篇欧根·鲁格的口述中，他谈了谈历史、生活现实与这部小说的关系。

我父亲以前在劳改营待过，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从德国出逃去往苏联。那段时期苏联笼罩着巨大的恐怖。战争开始时，德国人在苏联被拘留，在法国和英国也会，但是苏联的情况要可怕得多。战后，一开始还不允许离开劳改营，渐渐可以离开了。1953年，他见到了我的母亲。在那时“解冻时期”逐渐开始，解冻后，许多劳改营里或被驱逐出境的德国人和共产主义者得以返回德国。我父亲和他的俄罗斯妻子回到了德国。当时我才两岁大，什么也说不了、左右不了，只是随他们一起旅行。

我的童年很受庇护，周围的人和环境都很友好。我们住在巴别斯贝格（Babelsberg）。巴别斯贝格实际上是柏林的郊区，位于波茨坦和柏林之间。东西德的边界正好将巴别斯贝格与柏林隔开，边界围栏就在我的学校前面，你可以把成绩不好的笔记本扔到栅栏另一边去。边境上的巴别斯贝格特别安静，有许多古老的大别墅，许多家庭现在都住在那里。在我的记忆中，那里有很多建筑空地，还有战争留下的废墟。那时很穷，但对孩子们来说很有趣，也很刺激。你可以爬小木屋，还能收获土豆。这一切我都写在了书中。

传记的事实通常是准确的，但并非所有内容都是准确的。小说的原型与现实很相似。我对我的祖父母了解得并不透彻，他们一直对敏感的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我不知道他们作为共产主义流亡者在墨西哥经历了什么，我们从未谈论过他们是如何回来的。小说中对他们回德国路程的全部描述都是基于事实和研究而编造的。我查看了档案，想象这一切可能是什么样子。它是虚构的，但我想说原型正是一种再创造。书中的这些人只有部分是真实的，对他们，我也不知道一些缺失的细节，他们与现实中的亲人有一些小的差异。例如，库尔特在小说中是“我”的父亲，他有一个哥哥，哥哥在这部小说中死掉了，是在劳改营中被谋杀的。现实却是，我父亲的哥哥活了下来。我发现改写现实很重要，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许多劳改营的人在困难时期没有生存下来。两兄弟被送到劳改营，最后都从劳改营回来，这几乎是不真实的——这是现实，但这是不真实的。文学总是比现实更真实一点。

我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被培养成了共产党员，实际上终生都是共产党员。他想要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可以说，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支点，直到他的生命结束时，他的愿望依旧未变。他对我非常开放，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的家庭中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不像我的祖父母。我们的核心家庭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或教条。我们看过西方电视节目，读过禁书，我父亲甚至为我买过那些书。他从不隐瞒他在苏联的遭遇，而是公开谈论这段时期。直到后来改革来临时，我和父亲之间的分歧才显露了出来。毕竟，我的父亲怀念民主德国，对他来说，糟糕的民主德国也比资本主义的西方更好。对我来说，我并不怀念民主德国，在改革的一年前我自己跑到了西德，我不爱民主德国，今天仍然不爱它。但我不得不说，当我也了解了资本主义后，我更明白为什么父亲一生都对西方和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德国统一后，我们之间曾有过很大的分歧，但如今我要说，我们之间更多的是相一致的东西。

民主德国留给我的记忆是局促，人们在报纸和媒体上几乎没有太多发表意见的空间。控制与自我审查使得它的氛围就像一个幼儿园，你会在最细微的事情上被控制。我试图在小说中复制这样一个聚会，以显示这种逼仄感。

历史的艰难过去有时成为一种禁忌，或是谎言，或是对受害者的巨大沉默。威廉，也就是祖父，是这样一个沉默的标志。不知怎么的，他总是把头发打理得像模像样，仿佛费了一番周章，但是人们却总是会觉得，你能从他嘴里听到的总是别人的生活，而没有关于他自己的。

有一个故事我没有在小说里讲，是我祖父母在莫斯科的故事。小时候，当俄罗斯外祖母来访，大人们会突然互相说起俄语来。我很惊讶为什么我的德国祖母也会说俄语，原来他们在俄罗斯待了四五年。这是我祖母经历过的最艰难但也最重要的故事，她勉强活了下来，却从未向我或任何人谈论过这件事。这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故事，她一直把它留给自己，她也永远迷失在这个故事中。我在莫斯科的档案馆找到了一些档案，但我只能虚构我祖母的故事。我有意识地把这段故事从那本书中的框架中抽离出来，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成为第二本书。我的祖父母象征性地证明了，对艰难过去的沉默和言说的禁忌意味着什么。当我还是孩子，学校里的老师不知何故会对一件事说不知道或保持沉默，它成为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我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产生了一种难以挽救的感觉。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此缓慢，似乎不会有大的突破，巨大的失望也开始弥漫。或许在30年或40年后的某个时候，它能够达到西方现在的水平，这在历史上是很短的时间，但对个人而言，却是半辈子，甚至一辈子。我想，难道我要一直沉沦在这样的社会中吗？书中的亚历山大与我不同，他是在柏林墙刚倒塌时离开的，这会更有戏剧性一些。我是在柏林墙倒塌一年前去的西边。最初来到西边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切事情都变得很容易。我走在街上，能够真切地看到这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实力。当时我无法写任何关于民主德国的文章，我一直想写，但你真的无法谈论一个你认为已不存在的国家。我感到自己很无力，感到它没有未来。荒谬的是，当它完全消失，在记忆中回想起来时，我感到自己又可以写了。

然而，柏林墙倒塌的几年后，我又先搬回了原来的东柏林，西柏林和东柏林自然有点差异，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有所不同。那时我已在西方生活了七年，从1988年直到1995年。起初我不想回到民主德国，我对它的愤怒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如今，我们时常说今天的生活是不可行的，是难以维系的，是不合乎预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那个民主德国就是好的；它运转得并不好，它无法成为今天德国的替代性选择。然而，我对我们今天的许多事情也持批评态度。但我并不怀旧，一点也不怀旧。早前，人类社会有一种旧信仰已经没落，新信仰还未找到的“中间状态”，时至今日，这样的一种“中间状态”其实仍未改变。在当时，苏联和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虽然已不复存在，但许多人觉得资本主义也有成千上万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和社会不公正。如今人们感到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数字化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已吞噬了我们，一切都在催促我们匆忙地度过一生。今天我们面临的同样是一个没有信仰和没有乌托邦的世界。

我不同意这个社会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我非常批判地看待这一点，可以说，这将我和我的父亲重新联系在一起。西方社会已经变成了另一个社会。当我去西方时，德国仍然还是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具有非常和平主义的取向。如今，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激进，这与自由贸易、欧洲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自由贸易区等问题有关。资本主义不仅破坏了环境和气候，也无法让人们幸福，而且存在着巨大的不公正。

我父亲是2006年去世的。奇怪的是，他个人并不痛苦。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想象力都失败了，他已感觉到那不会是一个新的乌托邦，但他为什么不痛苦呢？我想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或多或少都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是的，他已经适应了。也许是因为他曾度过了更加难以置信的困难时期。他从未感到过痛苦，他一直享受生活。在小说里，亚历山大认为他父亲一生著作等身，却是毫无意义的废纸堆。这并非我对我父亲的观点。亚历山大与我非常相似，但他是虚构的人物，为了让冲突变得清晰，这是一种夸张。我的父亲有一本关于自己的自传，是他在德国统一后写的，关于他在苏联那些年的生活，名叫《应许之地》。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是一本会流传下去很长一段时间的书。它更像一份报告，而不是一部小说。在那段事关生与死的动荡时期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重要事件，实际上，这些事件只能以报告的形式出现。那之后的时期，主题不再关于生死，冲突不再那么明显，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加隐蔽，所以需要小说来描绘它们。我的小说就是写的这段时期。

我写的是《应许之地》之后的事，他也因此以这种方式影响了我的写作。

在电影的最后，冷餐会上摆满食物的桌子意外地塌了。我并没有真正试图构造一个隐喻，但后来我看到，某些东西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隐喻。当我写作时，我记得我的祖母是一个复杂的人，有她的想法。她知道，如果家中有一张抽拉式桌子，要有人能够把它展开，能做这件事情的人肯定是亚历山大，也就是“我”，但“我”已经去了西方。是这种复杂性启发了我，使用这个抽拉式的桌子，但是任它断裂，而不是将其展开。对于文学作家来说，有意识地主动地去构造一个隐喻是行不通的。一个作家有这样的本能，在你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写什么的情况下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好的，以及应该出于怎样合理的原因。事实证明，抽拉式桌子的断裂的确是对民主德国的一种隐喻。

（感谢马梓源对本文德语采访翻译的校对工作） 光芒渐逝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