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麦哲伦海峡

1519年8月10日，由麦哲伦率领的摩鹿加舰队从塞维利亚出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抵达了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入海口圣卢卡·德·巴拉梅达。船队并没有立即扬帆出海，而是选择在这座港口城市休整了一个多月，因为麦哲伦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首先就是继续补充给养，因为他不知道舰队需要在海上不间断地航行多久，准备得越充分越好。当时的西班牙远洋船队主要靠饼干和红酒度日，前者其实就是用火烤过的死面饼，虽然极其难吃，但易于保存，是船队的基本口粮。后者则为船队提供了饮用水，因为酒精有杀菌作用，比普通淡水的储存时间更久一些。船队还带了少量的腌肉和腌鱼干，以及各种酱料。新鲜水果和蔬菜数量极少，因为它们无法保存。单从热量上看，这些食物够大家吃一年半，足够支撑到香料群岛了，但食物种类的搭配非常不合理，严重缺乏蛋白质和纤维素，而且含盐量过高，在现代人看来它们全都是垃圾食品。不过，当年的水手们缺乏最基本的卫生学和营养学知识，也不知道如何保存新鲜食材，只能靠这些垃圾食品为生。

舰队还装载了2万多只铃铛，900面小镜子和400把小刀，用于和沿途可能遇到的土著交换食物和其他贵重物品。这些小玩意儿在欧洲非常便宜，但土著们很喜欢，一只铃铛就能换回好几只鸡。在大部分现代人看来，土著们明显吃亏了，但另一些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则认为，这种交易大都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双方各取所需，谈不上谁亏谁赚。比如土著们非常喜欢欧洲人带去的小刀，甚至愿意用等量的黄金来交换，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掌握炼铁技术，坚硬而又锋利的铁制小刀要比柔软的黄金首饰有用多了。这种看法貌似很有道理，但却忽视了自由市场必须具备的另一种属性，那就是自由竞争。欧洲殖民者和当地土著之间发生的物品交换缺乏自由竞争的机制，所以一定是掌握了更多知识和更强武力的欧洲人占便宜。

除了补充各种物资之外，麦哲伦还想再训练一下这批船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从塞维利亚的大街上临时招募来的，缺乏基本的航海技能。其实当年西班牙的职业水手人数不算太少，但远洋贸易正值高峰期，优质海员太抢手了，于是麦哲伦只能扩大范围，招募了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自由民，组成了一支国际舰队。

塞维利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外国游民呢？原因和中世纪欧洲暴发的一场瘟疫有关。那场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杀死了将近一半的欧洲人，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此前的欧洲普遍实行封建制度，贫穷的农民们被迫成为某个封建领主的雇农，困在庄园里无法自由流动。黑死病导致欧洲农村人口大量死亡，田地荒芜，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们虽然因此而流离失所，但却发现劳动力的价格上涨了很多，再也不愁找不到工作了，于是他们便开始四处流动，相对自由地挑选挣钱多的工作。而侥幸活下来的地主们则被迫开始研发新的农业技术，或者改种田为放牧，农民们即使回到家乡也找不到工作了。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疫情之后的欧洲变得非常自由。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场大瘟疫相当于一次系统重启，让欧洲摆脱了旧观念的束缚，这才是大航海时代开始于欧洲的真正原因。

横扫欧洲的这股自由之风不但表现在人员的流动上，也表现在思想的交流上。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极大地降低了书籍的售价，方便了知识的传播。16世纪初期的欧洲图书市场上除了《圣经》之外，就属游记最好卖。两本最畅销的游记分别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和英国人约翰·曼德维尔写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这两本书都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在欧洲各国出版，成为那个时代欧洲人的精神图腾。包括哥伦布和麦哲伦在内的绝大部分探险家都是这些游记的忠实读者，就连摩鹿加舰队里的很多普通船员都会在行李箱里带上一本这样的旅行书。

正是因为这些书籍激起了普通老百姓对于新世界的好奇心，使得“探索未知”这件事本身成为环球航行的动力之一。

麦哲伦还有一件事需要操心，那就是如何处理好西班牙水手和葡萄牙水手之间的矛盾。因为找不到足够多的西班牙水手，麦哲伦招募了一大批来自葡萄牙的船员加入了舰队。这两个国家一直视对方为竞争对手，双方敌意很深，冲突不断。再加上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派了几名间谍偷偷潜入塞维利亚搞破坏，这就更加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麦哲伦一开始采取了忍让的态度，部分原因在于他的西班牙语说得不好，很多时候需要通过翻译和西班牙人交流，他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也都是请人代笔的。好在查理一世站在他这一边，这让他在处理冲突时有了一些底气。可一旦船队离开了塞维利亚，他便失去了靠山，必须立刻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于是麦哲伦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公布了一系列严苛的规章制度，要求大家必须轮流值班，夜里也不例外。他还要求另外4艘船在航行过程中必须永远和他担任船长的旗舰特立尼达号保持信号联络，而且每天傍晚都必须想办法靠近旗舰，然后4位船长出来面见麦哲伦，听取关于第二天的计划。

这些规定让西班牙籍船员非常不满，尤其是圣安东尼奥号的船长、主教丰塞卡的私生子卡塔赫纳、维多利亚号的船长路易斯·德·门多萨（Luis de Mendoza）和康赛普西翁号的船长加斯帕尔·德·凯赛达（Gaspar de Quesada）更是如此。这3人都是丰塞卡安插进来的亲信，他们从一开始就讨厌麦哲伦，不愿服从葡萄牙人的号令。

其实在大航海时代，各国王室雇佣外籍船长的行为非常普遍。除了前文提到过的哥伦布和韦斯普奇之外，还有一位名叫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的意大利人也很有名。他在英国国王亨利七世的资助下于1497年和1498年两度探访美洲大陆的东北部，为英国殖民北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没有他的话，很可能就没有现在的美国和加拿大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欧洲人的国家概念比现在淡漠，只是因为远洋航海是一项危险性很高的技术活，很多时候只有外国人愿意干，也只有外国人才能干得好。

还有一件事最适合由外国人来做，那就是作记录，因为只有那些和宗主国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才能做到不偏不倚。麦哲伦很幸运地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此人来自维琴察（Vicenza）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就十分好学，同时又喜欢冒险，视马可·波罗为偶像。当他听说了麦哲伦的计划后，便立刻毛遂自荐要求加入舰队。麦哲伦看中了这位年轻人的勤勉态度，同意让他以书记官的身份加入了摩鹿加舰队。事后证明这很可能是麦哲伦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因为皮加费塔不但是最后那18个活着回到塞维利亚的人之一，而且他忠实地记录下了整个旅程中发生的几乎所有的事情，他带回来的这本日记成了历史学家们研究麦哲伦环球旅行的最可靠的原始资料。

做完这几项准备工作之后，麦哲伦一声令下，摩鹿加舰队于1519年9月20日扬帆起航，正式开始了环球之旅。从这天起，关于麦哲伦的故事便大都来自皮加费塔的那本日记了，本文中的大部分内容同样如此。

必须指出，因为各种原因，皮加费塔的日记也并不是百分百可靠的。比如，根据皮加费塔的记录，摩鹿加舰队出发时一共有237名船员，但历史学家们都认为他漏掉了20多名杂工和小厮，实际人数约为260人左右。这些小厮和杂工相当于船上的奴隶，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由他们来完成的。

离开港口后的头几天还算顺利，摩鹿加舰队只用了6天时间就到达了加纳利群岛，并靠岸补充给养。直到此时，大部分船员仍然以为他们要绕过好望角去到香料岛，并不知道麦哲伦打算向西绕过南美洲。不过两条路线的前半段是相同的，麦哲伦没有必要向大家摊牌。

上岛之后没几天，麦哲伦听说葡萄牙国王打算派舰队来追杀他，便决定立即离开加纳利群岛。为了躲开可能出现的追兵，麦哲伦决定紧贴着非洲的海岸线一路向南航行。但这条航线相当危险，很容易触礁。卡塔赫纳公开质疑了麦哲伦的决定，但麦哲伦拒绝为自己的计划做出解释，只是要求其他人无条件服从命令。他这么做也许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没想到效果正好相反，因为船队很快就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在海上颠簸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脱困。船员们在惊涛骇浪中吃尽了苦头，大家怨声载道，怀疑麦哲伦是个葡萄牙间谍，目的是破坏这次行动。

好不容易脱离了危险海域，舰队内部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危机。维多利亚号的船主安东尼奥·萨拉蒙（Antonio Salamon）和船上的小厮发生同性恋行为，被人抓了个正着。虽然这样的事情在远洋船队里相当普遍，大部分船长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按照当时的西班牙法律，同性恋行为属于死罪。麦哲伦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对这种行为相当反感，决定对萨拉蒙进行军事审判，并判处死刑。舰队的几位西班牙船长对这个判罚相当不满，卡塔赫纳带头造反，试图把指挥权从麦哲伦手里夺过来。但麦哲伦早有准备，一声令下，3名早已埋伏在门外的葡萄牙人手持佩剑冲入船舱，制服了卡塔赫纳，另外两名西班牙舰长立刻怂了，答应麦哲伦不再谋反。麦哲伦也心软了，没有立即处死卡塔赫纳，只是解除了他的指挥权，由麦哲伦的表亲阿尔瓦罗·德·梅斯基塔（Alvaro de Mesquita）担任圣安东尼奥号的新船长。不过麦哲伦心里很清楚，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他必须时刻提防这3位西班牙船长可能发起的叛乱。

危机过后，舰队在赤道无风带徘徊了3个星期，终于等来了东北信风。麦哲伦立刻指挥舰队掉头向西，于1519年12月13日如愿到达了里约热内卢。葡萄牙探险队早在1499年就发现了巴西，但却找不到任何可利用的价值，几乎将其放弃。直到十多年后葡萄牙人才发现当地盛产一种颜色深红的巴西苏木（Bresel Wood），非常适合用来做家具或者乐器，这才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兴趣，这块地方也终于有了今天这个名字（Brazil）。

舰队靠岸后不久就下起了大雨，一群近乎赤身裸体的土著从树林里跑出来欢迎他们。原来当地已经有两个多月没下雨了，土著们把这群欧洲人当成了上天派来的使者，为他们带来了宝贵的雨水。船员们一开始对土著心存芥蒂，因为很多游记都把他们描绘成食人族。没想到这群土著对他们十分友好，女人们甚至公开求欢，只需一只铃铛或者一把小刀就能和她们睡觉，这让这群禁欲了几个月的水手们兴奋不已。这样的事情在大航海时代是公开的秘密，也是不少欧洲海员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加入远洋舰队的原因之一。虽然后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欧洲人的性剥削，但其实地球上大部分原住民的性观念都和基督教盛行的欧洲很不一样，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待这类事情。

新旧两个世界的亲密接触看似其乐融融，却让传染病找到了新的宿主。欧洲人为南美带去了天花、麻疹和伤寒，这些来自家禽家畜的传染病最终杀死了大约95%的南美原住民，是欧洲人如此轻易地征服美洲的重要原因。而南美原住民则把梅毒传给了欧洲海员，这种主要依靠性行为传播的传染病很快就在旧大陆传播开来，同样杀死了很多人。

如果说自由贸易交换的是各自的优势，那么传染病交换的则是各自的生活方式。前者做得好可以实现资源互补的效果，后者一旦失控就会变成威力强大的生物武器。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平，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新冠病毒就是很好的例子。

麦哲伦没有加入这场性狂欢，而是忙着和当地土著做交易，换回了大量新鲜食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督促船员们对帆船进行了大修，因为他知道这5艘船都是二手旧船，如果不好好保养的话是无法完成环球航行的。

皮加费塔也没有放纵自己，而是利用这段时间认真研究了当地土著的风土人情，以及热带雨林的自然风光。这些土著大概率是瓜拉尼人（Guarani），这个部落曾经广泛分布于南美洲的低纬度地区。皮加费塔的这些记录非常珍贵，对后来的学者们研究哥伦布之前的美洲人类社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是摩鹿加舰队第一次和土著发生亲密接触，结果让双方都很满意。麦哲伦自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邀请当地人参观了弥撒仪式。根据皮加费塔的记述，当地土著们都被船员们虔诚的举动感动了，纷纷模仿船员们的举动，跪在地上向上帝忏悔。于是皮加费塔得出结论，认为说服这些人皈依基督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不过，随着旅行的深入，皮加费塔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有多么荒唐了，而麦哲伦最终也因为传教过于执着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皮加费塔的日记里还记录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舰队里有一位名叫若昂·洛佩斯·卡瓦略（João Lopes Carvalho）的葡萄牙水手曾经在巴西待过4年，负责看管一处伐木场。这次故地重游，居然和他当年的旧情人重逢了，而且这位土著女性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当年已经7岁了。喜出望外的卡瓦略请求麦哲伦将母子俩带上船，但麦哲伦坚持原则，不允许任何女人登船，卡瓦略只好把情人留下，只带着自己的儿子上了船。

在里约热内卢滞留期间，麦哲伦把所有船员召集到一起，命令一名水手当着大家的面掐死了萨拉蒙。麦哲伦试图用这个杀一儆百的办法树立自己的威信，强迫大家服从命令，但如此残忍的场景却让大部分西班牙水手更加怨恨他了。按照今天的标准，麦哲伦就是个暴君。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麦哲伦有可能是对的，因为他领导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要想完成环球航行的壮举，就必须对这个松散的团队实行军事化铁腕统治。

这个案例再次证明，如果一项任务的目标和范围都很明确的话，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才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经过两个星期的修整之后，摩鹿加舰队于1519年12月27日从里约热内卢起航，正式开始寻找那个传说中的海峡。麦哲伦心里十分清楚，如果找不到海峡，他这辈子就完蛋了。从拉普拉塔河到圣胡利安港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位于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的南岸，几年前我去阿根廷出差时曾经试图坐船去位于河对岸的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看看，没想到我乘坐的那艘快船居然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因为这条河实在是太宽了。

从地图上看，拉普拉塔河很像是一只大喇叭，其长度仅有290公里，但入海口的最宽处居然有220公里，难怪当一支葡萄牙探险队于1513年首次航行到河口时，船员们还以为他们发现了南美大陆的最南端。但他们转而向西航行了没多久便意识到这里不是非洲的好望角，但却误以为这是一个海峡。可惜当时天气不好，探险队遇到了强劲的西北风，没走多远就被迫返航了。回到葡萄牙后，探险队把这个海峡标记在了地图上，麦哲伦正是因为看到了这张机密地图才相信自己可以从这里穿过南美大陆，直达香料群岛。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哥伦布、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是被错误信息误导而踏上征途的，但他们最终却都获得了成功。人类的历史就是被一次又一次这样的“错误”所改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必害怕犯错，而要鼓励少数人去勇敢地探索未知。

1520年1月10日，摩鹿加舰队顺利到达了拉普拉塔河口。麦哲伦发现这里的水位太浅，便决定先派最轻的圣地亚哥号进入海峡。因为担心船员缺乏经验，麦哲伦甚至罕见地离开了自己的旗舰，亲自随圣地亚哥号前往勘察。沿途他不断测量水深，并品尝海水，发现深度不但没有增加，海水的含盐量反而越来越低了。几次试下来，麦哲伦终于痛苦地意识到，他从葡萄牙偷出来的那张地图是错的，这里只是一个河口，不是海峡。

假如麦哲伦今天才航行到拉普拉塔河口，他肯定立刻就知道这不是海峡了，因为这里的海水是浑浊的黄色，显然是一条大河的出海口。但是，当年的南美洲人口稀少，广袤的潘帕斯草原还没有被开发成大片大片的农田，水土保持得相当好，拉普拉塔河水的泥沙含量不高，需要仔细甄别才能看出差别。

希望破灭之后，麦哲伦面临着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如果掉头返航，他不但名誉扫地，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但如果继续往南走，他不但不能保证一定会找到一条海峡，而且整支舰队都有可能葬身于汹涌的波涛之中，因为1月份正值南半球的盛夏，越往后天气越冷，海上风暴也就越可怕。

舰队的3位西班牙籍船长要求麦哲伦立即返航，船员们也终于意识到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也不愿再往南走了。直到此时，麦哲伦花了几个月时间建立起来的权威终于起了作用，他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命令舰队继续向南。大家虽然心里不愿意，也只能服从命令。

对于不懂航海技术的现代人来说，沿着海岸线前行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帆船不如机动船那么容易控制，再加上麦哲伦对南美沿海地区的水下情况一无所知，担心船只触礁或者搁浅，不敢靠海岸线太近。有时舰队甚至会被狂风吹到完全看不到陆地的外海，大家只能等风停了再掉头回来重新搜索。再加上舰队只敢在白天航行，晚上必须找地方抛锚休息，行进速度大打折扣。

离开拉普拉塔河口之后，摩鹿加舰队又发现了好几个看上去很有希望的海湾，但最后证明全都是死胡同，船员们的士气越来越低落。3月初的时候，舰队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帆船被吹得东摇西晃，锚缆和帆绳一根接一根地被风吹断，形势危在旦夕。突然有船员报告说他看见了圣艾尔摩之火（St. Elmo’s Fire），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舰队。这是暴风雨天气特有的一种空气放电现象，桅杆顶端会因为氧气和氮气的离子化而发出紫色的微光。麦哲伦抓住机会，宣称这是上帝在显灵。这个说法给船员们提供了急需的精神力量，大家鼓足勇气和风暴搏斗，终于转危为安。

信仰的激励作用虽然很大，但身体毕竟是诚实的。这场风暴让麦哲伦见识了南大西洋的厉害，于是当舰队于3月31日驶入一个港湾时，麦哲伦决定不再继续往前走了，而是在这个安静的港湾里过冬，明年春天再继续南行。

2022年9月初，我专程前来拜访这个被麦哲伦命名为圣胡利安港（Puerto San Julian）的地方，立刻意识到这里太适合作为避风港了。港湾的形状很像一只葫芦，通往大海的出口非常窄小，海浪进不来，港口周围有山，可以阻挡寒风，附近有小溪，可以方便地取得淡水。根据皮加费塔的描述，当年港湾里经常有大鱼跃出水面，岸边还能看到一群群呆头呆脑的“鸭子”（显然是企鹅），船员们不用担心饿肚子了。可惜我在这里既没有看到鱼，也没有看到企鹅，它们都被后来的居民们杀光了。

圣胡利安港位于巴塔哥尼亚（Patagonia）荒原的中部，是阿根廷本土距离马尔维纳斯群岛最近的地方。如果不算原住民的话，这里最早的居民是一群来自马岛（英国人称之为福克兰群岛）的英国牧羊人，他们把圣胡利安港变成了一个英式的小村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子里种了很多花花草草。马岛战争期间，阿根廷空军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战争结束后不少人留了下来，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拥有6000多常住人口的小镇，居民主要以放牧、打鱼和采矿为生。

虽然靠近大海，但圣胡利安港的纬度高达49度，还是相当寒冷的。摩鹿加舰队到达时正值初秋，气温一天比一天低，船员们又开始抱怨起来了。他们怀念那个气候温暖的里约热内卢，怀念那里热情似火的土著女人，希望舰队立即回巴西过冬，或者干脆打道回府。但麦哲伦不顾船长和水手们的反对，坚持要求大家留下来过冬，等春天到来时继续向南搜寻海峡。为了节约粮食，麦哲伦还下令从第二天开始减少饼干和红酒的配给，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第二天是4月1日，正好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大家照例要在一起做弥撒。麦哲伦暗藏武器去参加仪式，结果只有维多利亚号的船长门多萨一人前来。一番言语试探后，麦哲伦认定3位西班牙船长正试图谋反，门多萨是来探他口风的。面对危机的麦哲伦没有表现出一丝异样，他知道自己在人数上不占优势，必须要让对手放松警惕才有机会取胜。

当天深夜，3位西班牙船长伙同30多名携带武器的西班牙船员偷偷登上了圣安东尼奥号，制服了新任船长梅斯基塔。圣安东尼奥号的船主胡安·德·埃洛里亚加（Juan de Elorriaga）试图反抗，被康赛普西翁号的船长凯赛达连刺4刀，倒在血泊之中。就这样，叛乱分子控制了舰队当中吨位最大的圣安东尼奥号，将其交给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Juan Sebastian Elcano）指挥。此人来自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是康赛普西翁号的船主，有着非常丰富的航海经验，他在这个麦哲伦故事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是后话。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麦哲伦似乎必败无疑。叛乱分子控制了圣安东尼奥号、康赛普西翁号和维多利亚号这3艘主力舰，只有旗舰特立尼达号依然掌握在麦哲伦手里。而那艘吨位最小的侦查船圣地亚哥号的西班牙船长胡安·罗德里格斯·赛拉诺（Juan Rodriguez Serrano）决定保持中立，没有加入叛乱的队伍。叛乱分子嫌这艘船太小，暂时没工夫理会，最终他们为这个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即便把圣地亚哥号算到麦哲伦这一边，双方的实力对比仍然是2∶3，叛乱分子占优，而且大部分西班牙籍船员也站在叛乱分子那一边，麦哲伦毫无胜算。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运气救了麦哲伦一命。凯赛达派出的一艘负责传递信息的大划艇在夜里迷失了方向，被特立尼达号上的船员擒获。麦哲伦决定利用这艘划艇突袭维多利亚号，因为他判断这艘船上持中立态度的船员人数最多，最容易被争取过来。第二天，麦哲伦选出5名精干的心腹，身藏利刃登上这艘大划艇，划向维多利亚号。粗心大意的船长门多萨没有把麦哲伦放在眼里，任由这5人上了船。摩鹿加舰队的纠察长冈萨洛·戈麦斯·德·埃斯皮诺萨（Gonzalo Gómez de Espinosa）趁其不备掏出匕首插进了门多萨的咽喉，另一名同行者立刻补上一刀将其杀死。眼见船长被杀，其他船员果然如麦哲伦估计的那样立刻倒戈投降了。

一瞬间，双方的实力对比变成了3∶2，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麦哲伦倾斜。

还有一个巧合让麦哲伦占据了有利地位，那就是他的旗舰特立尼达号正好停在了靠近出口的地方。于是他命令圣地亚哥号和维多利亚号分别停靠在特立尼达号的两边，3艘船合力封住了港湾的出口，防止叛乱船逃跑。当天晚上，麦哲伦又派出自己的一名心腹趁着夜色偷偷靠近康赛普西翁号，切断了它的锚缆，这艘船被退潮时的潮水带向出口，掉入了麦哲伦事先布置好的陷阱之中，顺利地被麦哲伦俘获。

经此一役，双方的实力对比变成了4∶1，麦哲伦占据了绝对优势。圣安东尼奥号眼见大势已去，逃也逃不掉，只好缴械投降了。就这样，一场足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兵变被麦哲伦用自己的果敢和智慧（外加一点点运气）化解了，整个叛乱过程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即告结束。

麦哲伦知道自己能够获胜实属侥幸，他必须严惩叛乱者，让船员们知道背叛他的代价远比海上风暴还要严酷得多。首先，他当着大家的面将门多萨的尸体肢解了。这是当年西班牙最严酷的刑罚，通常是用4匹马来完成的。这地方没有马，麦哲伦便用船上的绞盘代替。之后，他又命令水手将门多萨的残肢用盐腌制了起来，然后挂在岸上示众，好让大家每天都能看到，记住叛乱的后果。

其次，麦哲伦让自己的表亲梅斯基塔担任法官，主持了一次世俗审判，判处两名参与叛乱的重要成员犯了“叛国罪”，分别处以“吊坠刑”（Strappado）和“木马刑”（Wooden Horse）。前者就是把犯人吊在半空，双脚挂着重物，逐渐将犯人的关节拉断。后者就是把犯人头朝下绑在一张木马上，用纱布将犯人的口鼻盖住，然后往犯人嘴里灌水，让他无法呼吸。这些都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惯用的酷刑，被麦哲伦用到了西班牙叛乱者身上。

第三，麦哲伦赦免了40名直接参与叛乱的船员的死罪，改判服苦役，因为他知道舰队人手有限，这次远征任务不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这40人当中就包括那位巴斯克籍船主埃尔卡诺，事后证明他才是此次环球航行最大的获益者。

最后，麦哲伦判处了3名主犯死刑。其中凯赛达是和他的仆人一道被判死刑的，但麦哲伦给了那位仆人一个选择：要么跟他主人一起死，要么亲手杀了主人。其实第二种选择的残酷程度比第一种更甚，因为这违反了中世纪欧洲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死后是要下地狱的。但这位怕死的仆人还是选择了后者，当着大家的面用刀砍下了凯赛达的头。

另外两位主犯分别是卡塔赫纳和一位随船牧师，前者是西班牙皇帝钦点的舰队二把手，又是丰塞卡主教的私生子，麦哲伦不太敢杀，后者是一位神职人员，同样不方便当场砍头。于是麦哲伦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先将两人囚禁起来，等到舰队出发之时再将两人放逐在一个小沙洲上，只给两人留下一点饼干和葡萄酒，让其自生自灭。圣胡利安港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沙洲非常小，涨潮时几乎全部沉在水下，而港湾里的海水非常寒冷，没有船的话是不可能游出来的。

这个博物馆就建在岸边，主体部分是一个维多利亚号的1∶1模型。这是我此行见到的第二个维多利亚号模型，可惜当时正在大修，没能登船参观。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夏天时这里每天都会接待好几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因为圣胡利安港不但是麦哲伦环球航行途中最关键的地点之一，而且还是达尔文环球航行时的一个落脚点。达尔文在这附近考察时发现了一只巨兽的骨骼化石，后来被证明是美洲羊驼的近亲美洲长颈驼（Macrauchenia），这个发现是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证据之一。

我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正好碰到一群当地人也来参观，大家兴致勃勃地在维多利亚号模型的前面合影留念。从面相上看，这群人明显是美洲原住民的后代，工作人员证实了我的猜测：“他们就是麦哲伦当年遇到的那个印第安部落的后代，不过这些人恐怕不知道麦哲伦对他们的祖先做了些什么。”

根据皮加费塔的记录，摩鹿加舰队在圣胡利安港过冬期间曾经有几个印第安人前来拜访，他们身披动物毛皮，脚上穿着用美洲羊驼的蹄子制成的靴子，使得每个人看上去都非常高大，脚也显得比正常人大很多，所以皮加费塔称他们为巨人，并在日记里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了他们的生活习俗。麦哲伦则称这群印第安人为“巴塔哥尼人”（Pathagoni），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是“大脚”的意思，这就是巴塔哥尼亚这个名字的由来。

根据考古学家的考证，麦哲伦遇到的这群土著就是当年广泛分布于巴塔哥尼亚地区的特维尔彻印第安人（Tehuelche Indians），双方的这次会面对于每一方来说都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白人的缘故，这群印第安人对待摩鹿加舰队的态度和里约热内卢的土著非常不同，双方相处得并不愉快。麦哲伦命令手下抓住了几个印第安人，准备把他们作为礼物献给西班牙国王。结果双方因为这件事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一名船员被毒箭射中，当场死亡。

这些事情全被皮加费塔详细记录了下来，说明他并不觉得这件事有任何不妥之处。但皮加费塔只在日记中极其简要地描述了那场叛乱，因为他被麦哲伦的个人魅力所征服，成了他的忠实粉丝，拒绝将任何不利于麦哲伦的事情写进日记里。关于这场叛乱的具体细节大都来自幸存的船员，以及叛乱者自己的陈述。

虽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还死了一名船员，但麦哲伦的心情未受影响。他打败了叛乱者，杀死了3个存心给他找麻烦的西班牙籍船长，清除了摩鹿加舰队里的异己分子。现在他大权独揽，终于可以放手一搏了。

这个冬天，麦哲伦并没有闲着。他命令手下利用这段时间把5艘船好好修理了一番，补上了所有的漏洞。大部分工作都是由那40名叛乱水手完成的，他们整日戴着脚链，像监狱犯人那样不停地劳动，每个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补漏洞之前需要将储存在舱底的食品全都搬出来，麦哲伦惊讶地发现西班牙商人们做了手脚，卖给他的食品数量只有账面上的三分之一。虽然船员们一直在忙着打猎，但肉类不易储存，撑不了多久。要想安全到达香料岛，必须尽快出发，于是麦哲伦命令圣地亚哥号先去探探路。为了防止船员逃跑，麦哲伦只给圣地亚哥号提供了少量食物，好让他们断了回家的念头。

圣地亚哥号出发后不久就又发现了一个海峡，但走进去一看才知道这只是一个河口。我开车去这个被命名为圣克鲁斯河（Santa Cruz）的河口看了看，发现这里比圣胡利安港的条件好多了，不但周围的山峰更高，而且因为有条大河的缘故，淡水资源也更丰富。但这里的居民人数比圣胡利安港要少得多，看来阿根廷人挑住址也是很注重名气的。

离开圣克鲁斯河之后不久，圣地亚哥号遇到了强烈的风暴，船被岸边的岩石撞碎，很快就解体了。好在船员们全都活了下来，大家决定沿着海岸线往回走，并用圣地亚哥号的残骸制造了一个小木筏，成功地渡过了圣克鲁斯河。之后大家又在冰天雪地的巴塔哥尼亚荒原上徒步了150公里，终于活着回到了圣胡利安港，和大部队会合。

对于麦哲伦来说，损失一艘船固然很糟糕，但由此引发的负面情绪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为了防止受尽苦难的圣地亚哥号船员造反，他把这群人分散到了其他4艘船上，并让经受了考验的船长赛拉诺改任康赛普西翁号的船长。麦哲伦还任命自己的小舅子杜阿尔特·巴博萨（Duarte Barbosa）担任维多利亚号的船长，这样一来，摩鹿加舰队剩下的4位船长当中就有3位都是葡萄牙人了。麦哲伦没有意识到，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不但让西班牙水手很不满，就连葡萄牙水手也都心存芥蒂，叛乱的隐患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与日俱增。

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1985年1月10日，有人在退潮时的圣克鲁斯河入海口发现了一块木头，经鉴定，这正是当年圣地亚哥号留下的残骸。我在圣胡利安港的一家小博物馆里见到了这块木头，看上去像一具马鞍，表面有些发黑，上面还有两个用钉子打出来的洞。有意思的是，圣地亚哥号是摩鹿加舰队损失的第一艘船，却是唯一留下了一点点真迹的船，其余4艘船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1520年8月24日，麦哲伦迫不及待地下令起航，摩鹿加舰队再次驶入浩瀚的大西洋，继续往南寻找海峡。卡塔赫纳和那个叛乱牧师跪在沙滩上哭求麦哲伦宽恕，但即使他们把嗓子喊哑了也不可能让麦哲伦改变主意。经过这一年多的磨难，他的心已如钢铁般坚硬了。

舰队刚一出海就遇到了狂风，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航行到圣克鲁斯河口。此时正值南半球的早春，天气仍然非常寒冷。麦哲伦极不情愿地决定再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一来等待天气转暖，二来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多准备些食物。船员们还把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圣地亚哥号残骸统统收集了起来，毕竟他们身处荒蛮之地，任何来自文明社会的物品都是有价值的。

因为天气始终没有好转，这一等就是6个星期。麦哲伦不知道的是，此地距离那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神秘海峡的入口只有不到300公里的距离了，他白白浪费了40多天的时间和宝贵的口粮。

1520年10月18日，麦哲伦终于再次下令起航。舰队很快遇上了北风，以极快的速度南下。3天之后，也就是1520年10月21日这天，舰队发现前方有一个向外凸起的海岬，岸边布满了鲸骨，貌似是鲸的迁徙路线。绕过海岬之后，眼前出现了一个宽阔的海湾，看起来和之前遇到过的海湾差不多，但随着航道逐渐变窄，水流却越来越湍急，而且深度不减，海水的盐度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麦哲伦终于意识到，这里很可能不是此前遇到的那些死胡同，而是他梦寐以求的海峡，胜利终于在望了。

值得一提的是，海峡入口处的纬度高达53度，比好望角多出了将近20度。也就是说，假如南美洲和非洲的位置互换一下，那么葡萄牙人很可能发现不了印度航道，而勇于向西走的西班牙人反而更有可能最先到达亚洲。这是机遇决定命运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历史学家口中的“地理决定论”在很多时候确实是有道理的。

麦哲伦命令舰队顺着航道向西航行，湍急的洋流和多变的风向迫使船队降低了航速，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不过这正好让皮加费塔有时间仔细观察两岸的形貌。在他的笔下，海峡里雾气弥漫，两岸山峰高耸，山顶的积雪常年不化，但因为当时正好是南半球的夏季，半山腰的积雪化成了很多条瀑布，从露出地面的花岗岩层倾泻而下，流入峡湾之中。舰队还遇到了很多面坚固的冰墙，最高可达500英尺（约15米），有些冰墙裂开了，里面是鲜艳的蓝色。无数冰柱从冰墙上碎裂下来，如精美的雕塑一般漂浮在海面上。

皮加费塔笔下的冰墙现在被称为冰川，漂在海面上的冰柱就是现在的冰山。可当我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麦哲伦海峡的入口处时，这两样东西一个都没见到，甚至连山顶的积雪都融化了，目力所及之处唯一白色的东西就是漫山遍野的塑料垃圾。我也没有看到鲸骨、企鹅或者海象，却在浅水区看到了大量褐色海藻在疯狂地生长，这是海水富营养化的标志，说明附近有人在排放工业或者生活污水。这地方的风很大，树都刮倒了，就连草都长得十分矮小。好在草原的面积非常大，足以养活成群的绵羊和美洲羊驼。我还看到了几只野兔和一只狐狸，它们看上去全都比其他地方的品种厚实很多，因为身上的皮毛太厚了。可我看了下温度计，当天中午的气温超过了10℃，我走了一会儿就开始出汗，不知道这些动物能否适应这突如其来的高温。

为什么今天的麦哲伦海峡和麦哲伦第一次看到的那个海峡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我在海峡最东端的岬角处找到了答案。这个地方是我这次环球旅行中最难到达的地点，因为整个岬角都被保护了起来，只有一条布满碎石和水坑的土路可以通向海边。当地的租车行没有越野车，我只能开着一辆丰田小轿车硬着头皮往里闯。路上一个人都没见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辆大货车从我身边开过。我以平均30公里的时速颠簸了3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开到了这条土路的尽头。我惊讶地发现如此荒凉的地方居然建有一座炼油厂，原来整个海湾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海上油田，目力所及之处可以看到好几个海上油井。从海底抽上来的石油被就近送到这家炼油厂里，加工成汽油和柴油等各种化石燃料和化工产品，为阿根廷赚取宝贵的外汇。化石能源过度开采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在地球的两极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其升温幅度要比低纬度地区高好几倍，这就是为什么麦哲伦海峡的样貌在短短的500年时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某种角度讲，麦哲伦海峡的变化正是麦哲伦本人造成的，因为他发现的这条海峡开创了人类的全球化时代，这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加速过程，而气候变化就是这一系列加速过程的必然结果。

从地图上看，麦哲伦海峡全都属于智利，这条海峡因此而成为智利通往大西洋的唯一通道。智利和阿根廷两国的分界线就在岬角的顶端，一段铁丝网将两国分开，智利那一侧也建有一座炼油厂，看来这两个国家对海湾里的石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两国边境本来是可以开车通过的，但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租来的车不能自由穿越边境了，我只好先坐长途大巴越过边境线，再在智利重新租了一辆车，这才得以沿着麦哲伦海峡的北岸继续向西开。

海峡的东段相当宽阔，航行起来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大约50公里之后航道突然变窄，最宽处只有两公里。麦哲伦命令几名船员划着一条大划艇前去探路，确定没问题之后才指挥舰队穿了过去。就在穿越这条狭窄航道的过程中，船员们发现在海峡的左侧出现了几缕狼烟，但却看不到一个人。麦哲伦不想浪费时间，没有派人上岸探查，只是将海峡左侧的那块陆地命名为“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又航行了大约50公里之后，舰队再次进入了一个港湾。此时前方航道突然转向南方，并出现了两条岔路。麦哲伦拿不定主意走哪条，便命令圣安东尼奥号前去探索左边那条航道，康赛普西翁号去探索右边那条航道，并约定两舰4天后回来向他汇报。这个命令遭到了圣安东尼奥号的领航员埃斯特万·戈麦斯（Estevao Gomez）的激烈反对，他认为既然已经找到了海峡，舰队应该马上返航，准备充分了再回来。

这个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暗含私心，因为戈麦斯和麦哲伦一样，都是背叛了祖国的前葡萄牙水手。他本人也是一个技术高超的航海家，曾经试图说服西班牙国王资助他一支探险队。但麦哲伦横空出世，抢了他的风头，所以他一直心怀不满，总想找机会取代麦哲伦的位置。

麦哲伦断然拒绝了戈麦斯的建议，两艘船按原计划出发了。结果康赛普西翁号按时回来了，圣安东尼奥号却失踪了。麦哲伦在海湾里寻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这才意识到这艘船很可能趁着夜色从原路退出了麦哲伦海峡，跑回欧洲去了。他猜得没错，戈麦斯和他的同伙用武力制服了圣安东尼奥号的新任船长梅斯基塔，夺走了这艘船的指挥权，驾船叛逃了。

麦哲伦知道圣安东尼奥号上的西班牙水手们一定会在西班牙国王那里说他的坏话，但此时的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西走。更糟糕的是，圣安东尼奥号是舰队里吨位最大的船，大部分粮食和饮水都存放在这艘船上，剩下的3艘船上存放的粮食最多只够大家吃三个月的。但此时的麦哲伦再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地球的大小，认为过了海峡之后只需再航行600海里就可以到达香料群岛了，但实际距离几乎是这个数字的30倍。

1520年11月28日，也就是麦哲伦发现海峡入口之后的第38天，摩鹿加舰队成功地穿过了海峡，船员们第一次见到了浩瀚的太平洋。这条海峡总长度570公里，今天的邮轮只需一天即可通过。但考虑到麦哲伦驾驶的是无动力帆船，而且海峡气候多变，航道复杂，暗礁密布，岔路众多，麦哲伦通过麦哲伦海峡的壮举堪称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当年恐怕只有少数几位船长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次穿越。

穿过海峡的当天，舰队开炮庆祝，船员们欢呼雀跃，只有麦哲伦喜极而泣。他终于实现了哥伦布没有完成的任务，成功穿越了美洲大陆。此刻的他仿佛看到荣誉和财富就在不远处的香料群岛冲他招手，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整个环球之旅这才刚刚完成一半，剩下的旅程才是最艰辛的。

这趟麦哲伦海峡之旅也是我此次环球采访旅行过程中最艰辛的一次，海峡北岸的那条高速公路差点要了我的命。这条路全长近300公里，沿途只有一座加油站，我去加油时却发现加油站关门了，等了3个小时还没人来，我不得不冒着半路没油的风险向蓬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进发。因为路上车很少，一旦没油，很可能连救援车都叫不到。好在我运气不错，在只剩下40公里油程的时候开到了目的地。

蓬塔阿雷纳斯建在麦哲伦海峡的北岸，常住人口接近15万，是美洲大陆的南极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我在巴塔哥尼亚见惯了荒无人烟的旷野，突然见到这么多人感觉很不习惯。考虑到智利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好不容易有这么一大块平地，尽可能多住些人也就可以理解了。这座城市最早是由来自东欧的淘金者和牧羊人建立起来的，市区建筑很有欧洲风范，居民们的衣着也很欧化，我居然看到很多穿着短裙的女中学生，不知道是因为气候变化真的如此严重了还是当地人真的不怕冷。

蓬塔阿雷纳斯市郊有一座私人航海博物馆，不但有维多利亚号的1∶1模型，还有达尔文乘坐的小猎犬号的1∶1模型。这是我此行看到的第三艘维多利亚号复制品，也是制作最精良的一个，无论是甲板上的水平指南针还是船舱内的粮食仓库全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我无法想象这样一艘仅有27米长的帆船居然能载着40多名船员绕了地球一周，更无法想象40多个大男人挤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生活了近3年，古人对艰苦环境的忍耐力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

我订的旅馆房间虽小，但有温暖的热水、方便的抽水马桶和舒适的大床，比500年前的欧洲王宫差不了多少。老板听了我的故事后告诉我，加油站之所以不开门，是因为当天是秘鲁的修宪公投日，不投票的人要罚钱，所以那座建在偏远地区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肯定是进城投票去了。

第二天投票结果出炉，62%的人反对修宪，新宪法胎死腹中。这份新宪法是智利现任总统加布里埃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主持起草的，试图取代上世纪80年代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掌权时期制订的旧宪法。新宪法的两大主题是赋予原住民更多的权利，以及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后者占到了新宪法条目总数的四分之一，所以有人将这部新宪法称为环保宪法。如果这部宪法能通过的话，智利将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环境权”的国家，智利的环境资源将成为全民共同财产，任何私人企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能擅自开发。

但是，显然智利人民认为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才是大多数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据说博里奇总统正在起草一个弱化的新版本，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再次举行修宪公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麦哲伦航海